台湾对郑南榕的评价相当冲突，讚弹都很激烈。
两年前参观台北郑南榕纪念馆时，对这个人有过很複杂的印象。他是第一个喊出台湾独立的人，被认为是台独的渊薮所在。但民进党在拿走了纪念馆里收藏的原版党章后，对他敬而远之。加上国民党对郑南榕的冷淡，更显得这个人为各方各派所拒斥。
郑南榕创办《自由时代周刊》，为了应对书报封禁，註册了无数个类似的刊号，一个封禁再用另一个。最后一次，他被当局提审，拒绝被逮捕，推出其他人，将自己关在编辑部里自焚而死。在他出殡典礼上，一个跟随郑南榕多年的人也以同样方式自焚。
台湾对郑南榕的评价相当冲突，讚弹都很激烈。纪念馆里的陈设说明没有涉及这方面，而是更多地拓展郑南榕的思想深度。纪念馆所在地就是编辑部当年的旧居，难见自焚的办公室原样保存——这好像显示出郑南榕一直无声存在，像黑暗一样，又带着力度。
撇开郑南榕在台湾史上的评定不谈，他的一生经历了四次角色转换：评论者、行动者、牺牲者与死难者。他以笔疾呼，写作的规模和影响力巨大；他行走台湾，宣扬自由精神，参与党外行动，是十足的行动派；他认为时机之下必须献身，然后被遗忘，成为真正的死难者。
牺牲者与死难者并不是一回事，牺牲是相对於时机而言，死难者是相对於记忆来说.牺牲者在经历了遗忘的洗礼之后，湮没无闻，才变成通常意义上的死难者。与纪念馆隔街相望的着名中学的学生不知有郑南榕，很直接地说明牺牲者与死难者的角色差异。
在大陆的语境里，长期存在着一种以行动者为傲，轻视评论者的习气。郑南榕给人的启示是，行动者远远不是终点所在，行动者并不必然比评论者俱有更高等级的评价资格。因为在行动者之上，还存在两种角色，静伏着两种历程。这不只是时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行动者本身的局限也很明显，在现有的环境下，行动者早已经很快地抵达了他们的限度。尽管不敢肯定牺牲的时机是否到来，但行动者并不能无视他们头上的天花板，以及那些足以束缚行动者的戒律。郑南榕抵死一拼，尽管他遭到了遗忘与消解，但他突破了限度。
行动者限度就是行动者的身份焦虑.在化解这个焦虑上，行动者採取了两种办法，一是逃离行动场域，二是将原地踏步视作韧性。前者是放弃对其余角色的选择，后者则是拖延选择，总之是将牺牲者的时机转换为选择的技术动作，以此保持道德感。
这不是为言论者辩护，也不是要责备行动者，也绝对不是要怂恿什么人去牺牲。只是想稍微提醒一下，但凡要造成历史变革的转折阶段，非有牺牲者不能推动，非有死难者不能为人心及历史的阴暗面做註解。行动者在理论上可行，在限度处徘徊，不能将另类的蜷曲视为骄傲。
从评论者—行动者—牺牲者是个逐渐析出的过程，人数只会越来越稀少。但也正因为这种稀少，更显得重要，同时，也更容易被遗忘掉，并将时代巨轮下的选择延误当作是理所当然。当然，行动者有时以为推迟了选择，但别的力量会介入，替他们做出选择。
还记得郑南榕纪念馆的老义工讲述纪念馆主人的身后遭遇，语调平和，完全不愤怒，完全不是在强调郑南榕有多么不可或缺，也避免直接论断郑南榕最后选择的意义或无意义.这有点像谭嗣同，但郑南榕追求的东西实现了，死难者与死难者也还是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