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失踪的其中四位年轻女权份子。
在欢乐的3月7日“女生节”，5名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被抓，因爲她们计划于三八节在公交车上派发反性骚扰贴纸。
她们是：郑楚然，3月6日深夜在广州家中被带走，软禁于宾馆近24小时后，3月7日被带往北京刑事拘留，理由是“寻衅滋事”；武嵘嵘，3月7日在杭州机场被北京警方带走，她最后打出的一通电话中，她在哭着喊疼；李麦子，占领男厕发起人，3月6日深夜在北京家中被撬门带走，之后音讯全无；韦婷婷，主要从事女权和LGBT倡导，3月6日被带走，音讯全无；王曼，反贫困机构负责人、女权行动者，也是被带走然后失联。
数名重要行动者同时被带走，势必会对今后的女权行动产生很大影响。如果说仅仅是要去公交车上派发一个贴士就被抓的话，那不管是对后续的参与者，还是对倡导行动本身，都是很大的打击。以后愿意参与行动的人，可能会有更大的压力和风险考虑，街头行动或许会陷于一个比较沉寂的状况。
但值得欣喜的，在5名女权行动者被抓捕之后，全国各地的公民社会力量，女权原有的和跨领域的，都进入了被动员参与救援的范围。数日之内国际媒体和国际机构的报道和呼吁不断，在国内各式各样的联署要求释放也此起彼伏。由此可见，女权行动没有因爲恐惧而停止，而是自觉地在继续，那么关于女权行动的思考也就开啓了新的一章。
对于行动者而言，这次事件必将带来对环境和形势的重新评估。一方面，形势的严峻比她们过去想像的更加严重，另一方面这会催生不一样的策略，或者说不一样的行动方式和行动准备。最有可能的，女权行动，甚至中国公益青年的行动，都将会向更专业、更安全和更有目的性和性价比的方向转变。
对维稳的执行者，他们将发现他们的维稳对象与受训练时的想像的大不相同。他们将面对的是跟自己的女儿或孙女一样大年龄的小姑娘们，而不是他们想像当中的暴徒、一小撮，或者有一定年纪的人，尤其是男人。这种荒谬的场景恐怕会让他们有所感触。
维稳时代的滑稽和荒诞就体现在这里。抗争者是没有“典型”的，无处不在的。抗争者的来源不断扩大，抗争者不断产生、联合、受打击、痛苦、悲愤，然后专业化激进化……其实也预示着整个维稳模式已经走到了比较极限的阶段。
这一次的女权行动者集体被抓捕，恰恰反映出女权的努力和能量不是许多围观者诟病的“小资”、“作秀”。她们实质上起到了对这个社会的推动作用，使得这个公民社会保持活跃，因此才让保守力量感到不适、产生警惕，进而出手打击。
由此可以看到，在当前社会，并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议题。所有的社会议题，它最后都必将指向社会的活跃和民主。这样的背景的决定着，女权行动者不可能仅仅是“女权斗士”，而将绝对是“人权斗士”加“民主斗士”加“女权斗士”。
从这个时刻开始，女权行动必然会融入进一个更大的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当中，又成爲其中有差异、不能被消解统一的一部分，也就是同方向但有异质特征的一部分。
那么必然的要求就是，第一，女权行动者要有这样的意识，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男权社会和男权思维，而是一个被男权思维和父权思维强化了的国家暴力机器，这对抗风险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要求将会提高不止一个量级。
第二，如果女权运动必然要成爲大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的话，两者将怎样联结和共处呢？可能是守望相助吗？还是各干各的？还是有可能相互挤压，甚至是背叛？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可能是已经要开始思考的问题。
从这次事件之后，中国的妇女节才真正开始从女生节和女神节中回归。有压迫才有反抗，当提倡和追求妇女权利的人都要被逮捕的时候、当她们的姐妹没有退缩恐惧而是不遗馀力地爲她们呼告的时候，女权抗争时代才真正开始，以抗争爲传统的妇女节宣告了在中国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