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昨天全文刊于《东方早报》的文章，写得较急，有许多问题没办法谈透。希望将来能写本书谈一谈我对此次地震灾难的反思。这两天看许多的反思帖，朱大可的《是谁杀了我们的孩子？》、阿丁的《丁汇报最后一次》、王老板《如何贪污牛博善款》，都是极可一读的好文章。昨晚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申铧女史的采访，听说教育部发言王旭明又准备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事迹，就忍不住差点在电话中骂了起来。大意是，我们不需要英雄，我们需要的是活着，做一个有尊严的普通人。多检讨倒掉的7000多所学校，将来不死或者少死点人，比树立几个英雄重要一百倍。这么多灾难，他们却在那里搞表演几十年的催泪弹，真是无耻之尤。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哪有什么胜利可言，夺取哪门子的胜利？一党独大的政府已经僵化到无法在灾难面前，更换它的危机公关方式，使得危机公关更人性化（全国哀悼是少有的例外，这哀悼日可视为积蓄几十年对执政党不满的一次心理抚慰），还是用那老掉牙的愚蠢方式行事，这样的教愚部，你能指望他进行真正的公民教育和安全教育？把个体生命放在第一位？听到王旭明这种可鄙的搞法，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灾区人民需要的实际帮助和心理治疗，不需要什么狗屁英雄，也不需要把民众搞成愚民的所谓感动中国。谨此向听众和申铧女史表示歉意，对于这个人祸远多于天灾的中国，我实在不能更控制了。

2008年5月27日7：14分于成都

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居住成都，感同身受，颇受惊吓。与大批死难的四川父老乡亲相比，我是何其幸运，尚能存身于世。眼见我的同胞罹此大难，幽明殊途、阴阳悬隔，死生全是一刹那间的事，内心如煎似焚，不安与歉疚自从大灾难发生后，未从身上消失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追查历史，检讨现实，反省灾难，加以问责，以便今后我国减少这种灾难发生的频次，并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一：抚今追惜说校舍

现在都江堰聚源镇，旧属郫县。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曾当过郫县令（《晋书。山涛传》没有记载），创制了曾网靡一时的郫筒酒，直至有清一代依旧名头很响。《成都古今记》和《益部谈资》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你不信。稍知嵇康与山涛交情的人大抵都读过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而今之聚源镇大抵曾属山涛宰治过的地方，故取名谐音如此。山涛似乎没给聚源镇带来太多的名气，倒是这次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因地震而使校舍轰然倒塌所造成的学生大规模的死难，使其臭名远扬。

众所周知，日本是地震频发的国家，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伤亡，学校、医院是所有房屋中抗震标准最高的。当发生地震的时候，民众甚至可以到学校、医院里去避震。对于学校、医院这样公共性的房屋，人群集中的地方，要修得细致特别牢靠结实，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的共识。当然，稍微知道点历史的人，也会知道民国时的一些军阀也非常注重教育，把山西搞成比较好的模范省的阎锡山就不说了，就是四川省的军阀，他们也注重三件公益和公共的事：一是修路，便利民众，为货物流通转输提供基本条件，这是继承了中国久有的修桥铺路的传统；二是修公园，便是民众休憩娱乐，拓展一定的生活空间，这算是西风东渐的结果；三是注重教育，许多军阀都兴建有通过自己命名的学校，而该校的教育质量都因其照顾比一般学校要好。四川地方军阀如田舜尧、李家钰、陈离等无不如此。刘湘不仅办中学，而且重庆大学在他的支持下成立起来，在短期担任重庆校长后，赓即聘请留德学冶金的博士胡庶华先生担任重大校长，为重庆大学的良好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石。

而刘湘的堂叔刘文辉虽然常与刘湘因争夺地盘而打战，给民众带来了灾难。但也在兴办中学的同时，将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合并，成立国立四川大学，并于1932年但任首任校长，稍后即聘请留日的秀山人王兆荣执掌川大，随后又请著名学者任鸿隽来川主持校政，为四川大学的发展倾注了不少的心血，这在王东杰的《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一书里有较好的论述。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则在大邑县设立了整个川西坝子最好的文彩中学——也就是现在仍旧不错的安仁中学，这一点在笑蜀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也有较清晰的反应。彼时的四川军阀固然做了不少的错事乃至恶事，但他们也在做益事业，兴建学校的确做得比较好，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应该承认这是段不容抹杀的历史。

后来刘文辉任西康省主席，他对兴建学校依旧热心，而且规定凡是县政府（包括县党部）的建筑物好于学校者，一律枪毙。你可以说他不民主，有军阀作风，但对于传承文明、开创未来的学校的注重，却是身体力行、溢于言表，因此四川与西康彼时的学校建筑总体好于政府的建筑。四川中江籍作家曾伯炎先生则说，其中江的学校建筑也好于彼时县政府，而县政府所在地则较破烂，是清朝的旧址旧建筑；而流沙河先生则回忆，他小时所见的中小学的建筑，均好于他家乡金堂县政府，县政府是明朝旧址，而建筑也是清朝留下的旧建筑，显得陈旧不入人眼。其中的金堂中学建筑之好，可以说是彼时金堂县的建筑标志。而现在则是相反，每一个地方最好的建筑必是政府的楼堂管所，这是不应该有的秩序颠倒。据不完全统计，垮塌的学校达7000多所，而政府办公楼垮塌则恐怕不及其零头，也不难看出，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只注重政府各机关大楼漂亮奢华之恶习的一斑。

汉龙小学因刘汉这样的企业家及其手下人员的有效监工，其所修的汉龙小学及其另外五所希望小学，无一因倒塌而造成人员伤亡。无独有偶，香港一家名叫“苗圃行动”的慈善机构修建了61所希望小学，也因质量过硬、监督有效而无一倒塌。处在同样的地震烈度之下，却有这样天壤之别的表现，就不能推脱那些倒塌的校舍承建者的责任。对于这样不负责任的豆腐渣工程，无论是拨款不够造成的，还是拥有者和兴建方的勾结猫腻，都应该逐一查实，给民众特别是死难者一个真正的交待，同时惩处那些偷工减料、贪污腐败的人，并且相应的制度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二：多难的宝地

四川是块宝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正所谓天府之国，但也是块多难之地。一来这地方人口多，资源虽然丰富，但相对需求较多的人群来说，总是处于稀缺状态。稀缺必然竞争激烈，竞争激烈难免开发过度。加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二十几年，没有相应的制度之保证，缺少人文素养的培养，官员们及当地政府片面追求GDP，因此岷江等地周边的过度开发，造成了极大恶果。

岷江作为长江上游比较大的支流，养育了众多的四川人，川西北和川中南等地可以说全仰赖岷江流域的资源的养育。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丰饶的岷江流域，根本就没有古蜀文明，也没有今天四川多彩的丰姿。岷江河谷地带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著名的甘（肃）、青（海）、（四）川的藏、羌文明走廊，是这次这地震中也是古蜀文明的核心地带。古蜀人翻越此次主震所在山脉九顶山前往海窝子，通过龙门山脉的边缘地带，即今天受灾很重的彭州海窝子和都江堰的紫坪铺，才开创了富庶的成都平原文明的历史。文明发祥地一般都在水草丰美、食盐相对充足的地方——与那些强调逐水草而居的学者稍异的是，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在其《羌族源流浅深》一书中更强调充足的食盐才是文明得于该地发祥的原因——岷江河谷及川西平原都能满足此种条件。文明发祥地当然创造了丰盛的文化，但也因其是文明的发祥地乃至文明的摇篮，人口繁衍较多，长期开发，造成的后遗症非常明显，使其资源的承担能力迅速下降。但我们似乎不从这些方面吸取教训，依旧对其进行不少掠夺性开发，从而给我们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恶果。

自古以来的开发和人口不断繁衍，特别是明末清初因张献忠屠蜀后，在康、雍、乾三朝短短的几十年内，大量的移民前来四川，以至在嘉庆年间，四川人口迅速上升至全国首位。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且由于勤劳的、善于迁徙的客家人有随身携带种子的习惯，于1733年左右引进旱地作物红薯，使得四川人的饮食习惯和结构与此前有所不同，同时也养活了大批的四川人。人口众多，必然有更多的对森林使用的需求，如建造房屋、如烧水做饭、冬天取暖的木炭等，都使得森林砍伐加剧。上加之旱地作物如红薯的种植，也需要开荒伐树，以取得更多的旱地，我在《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一书中专门写道岷江水量的下降，与森林的过度砍伐的关系，已经提出岷江流域若不加以有效的保护，那么将会造成四川的灾难。与此同时，我也准备写一本关于红薯的引进，改变四川生活、饮食习惯等诸多方面文化的专著《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以小见大，来审查其间的得失。如果我们今天在川西北一带乡下走动，我们会惊异于那里红薯的种植面积，而像西充、盐亭等地更是以苕国著称。到了近现代，岷江流域被破坏和过度开发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四九年开始，大规模的森林砍伐，通过岷江和大渡河水运的木柴多如牛毛，直至我1990年在阿坝州工作一年中，也还有森工局所组织的森林砍伐。森林过渡砍伐，到处乱修水电站和水库，开发小矿场，兴建各式各样污染性质的工厂特别是化工厂，加上官商勾结的利益驱动，使得整江岷江流域的破坏有增无减。

岷江流域生齿繁多，本身就负担过重，加上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在地震带上无度地兴建许多设施，如此次距离震中很近的紫坪铺水库的兴建，本来反对者也不少，但官方却强行上马，这不能不说此次地震的一个诱因。我认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该深刻反省整个岷江流域的过度开发和使用问题，不要加重和诱发天灾的频次。我们应该从这次灾难来重新反思整个岷江流域的城市建设和诸多项目规划，是否得当，再也不要让人定胜天这样的愚蠢思想主宰我们的生活，尊重自然固有的生态，并与其和谐共处才是上策。

三：四川人是天下的盐

《南方人物周刊》前年来成都做一个四川专辑，请流沙河、王怡及我等说看法，提意见，我与王怡共同为他们想了个专辑题目叫《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其反响之巨大超乎想像。在纷乱的世界上秉持自己的信念与操守，作光作盐，是基督徒的自勉之辞；而在四川人的世俗世界里，要赞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便说他活得“有盐有味”。饮食上讲，无盐无味，人便难以下咽，要存活下难便很艰难。同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消极或者没有抵御灾难的诸种承受能力，我们四川人也会说，像他这样活起，真是没盐没味的。遭此大难，我所见到的四川人的诸种表现，的确超乎想像，我们应该为此自豪。

我在成都生活25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成都人如此热情救助我们的同胞，使我深受感动。当天下午，余震不断，大家也处于忙乱恐慌状态，但献血捐物却是人潮涌动。而从下午到晚上，便有1200多辆出租车自发前往都江堰救灾及运输伤员，这真是空前的令人感动的壮举。与此同时，全国人民集聚巨大的热情，其爱心热潮，真令整个世界为之动容。与政府救助的同时，大批的民间救援组织和个人纷纷前往灾区救助民众，发放物资，帮助稳定他们的生活。我在家庭安顿好，余震渐消后，曾随罗永浩兄所主持的牛博网物资发放小组，前往安县定点运送灾民所急需的物资。大批的灾民的态度是安详的，不少人都认为，只要有人在，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活着的民众，一如既往地乐观勤勉，积极自救，并不处于被动的等靠要懒汉状态。我们所到川北各地，都看到在田土辛勤劳作的民众，一方面裁秧，另一方面抢收油菜仔儿和小麦，以便在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帮助下，度过受灾最为严峻的头一年。

再者，我还要特别表扬中国民间的公民意识的兴起，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在四川人于救灾过程，对于救灾物资与款项的监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成都网友将成都市区的救灾专用帐篷加以曝光，并且监督公务员如警察的行为；同时德阳罗江民众曝光当地有公务员将救灾物资拿给自己家人变卖；都江堰聚源小学和绵竹五福二小的家长，都认为校舍是豆腐渣工程，希望官方彻查，给他们一个交待，他们将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等等，都是难得的公民觉醒的例证。虽然这些做法，受到本地官方的一定打压，但认为官方和民间都应该热情鼓励此种监督行为，使救灾物资最大限度，高效准确地发放到民众手中，使灾民得到及时的救助。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加上各种民间慈善和救助组织的兴起，他们有效地补充了政府监管不到的地方，填补了政府救助不力的死角，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难所带来的进一步危害。

我不能说所有的民间机构都做得滴水不漏，但以我的观察牛博网做得可谓仔细认真，截至目前为止，其所使用的钱物都有明细帐，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真可谓是难得的民间救助和慈善机构的样榜。罗永浩、黄斌、王利、宋石男诸位领导者以及参与的志愿者，都是自己掏钱住店食宿，就连饮用水都是自费携带，使善款的每一分都用拯灾之上，而且没有任何麻烦灾民之处。牛博网将捐款明细，完全发到网上，便于大家监督检查。我认为中国这个社会所缺的东西当然甚多，但最缺乏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机构组织之间的信任，要使得灾难的互救有章可循，其透明公开公正的制度约束是当务之急。通过这次民间机构参与救灾活动，大家积累经验，我想必然会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公民空间的扩展，为整个社会的良好发展积聚宝贵的方法。

网上流行着一个段子，说一个四川人被外国救援队救出来后，看到很多外国人，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个狗日的地震硬是凶哦，我还以为自己被震到外国去了呢。”这个段子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段子，四川人是能创造出来的，这里面表现了四川人除了勤劳务实的禀性外，还从骨子里有面对灾难的幽默。这种旷达的情怀，是如此的有盐有味，必将使四川人在战胜灾难的过程发挥很好的心理治疗作用，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并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已经开始的重建家园的过程。展望未来，我们虽不可盲目乐观，但生活仍旧要继续，积极地面对人生是医治苦难的良药。

2008年5月25日晚八点四十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