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广昌在上海发迹，与最高权力的归属挂上了钩，此次出事，也令人联想最高权力斗争。
2015年12月10日下午，网络上突有传言，有人声称，在香港飞往上海的航班上，目睹郭广昌被带走。随后，财新传媒的自媒体证实，郭广昌确已失联，但尚未能证实，是被调查还是协助调查。郭广昌，现任复星集团董事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青联常委、上海浙江商会名誉会长，2015年10月24日，当选为浙商总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可谓官商两道通吃，当代中国响当当的企业家，近年来，复星集团涉猎广泛，加紧布局海外投资，被比作迷你版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郭广昌也蜚声国际，被外媒称为“中国自己的巴菲特”。
尽管被目为浙商的一员，甚至还是上海浙江商会的会长，但郭广昌的真正发迹，还是在他就读复旦大学的上海，2000年前后，“郭广昌在上海风生水起，进入了各种保险、医药健康、房地产、钢铁、矿业、零售、服务、金融等领域”，而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正由所谓上海帮统治，郭广昌的发迹，也因此与最高权力的归属与走向挂上了钩，相应的，郭广昌此次可能出事的新闻，也难免会与近年来持续的高层“打虎”相联系，甚至与最高权力斗争相联想。也就难怪，该消息迅速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与几天前突然去世的徐明一样，郭广昌也属于1992年后迅速崛起的一代商业枭雄。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陆迅速窜起了一帮商业新贵。这批人发迹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巨，令人瞠目结舌，或许，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现象，竟然有那么多的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那么多的财富。除去权贵中人不谈，郭广昌等崛起于草根的财富英雄，轨迹其实都很类似：在一开始，往往是依靠个人的能力或机缘，找到了商业机会或者第一桶金，然后，再通过与权力的交易和结合，迅速地实现规模化，多元化膨胀，最终，走向资本化运作，成为商业巨头。
这批人的横空出世，评价两极，部分人对此有本能的不适乃至反感，并将这些人的财富看作是某种不义之财，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也不能否认这些人的才华和努力，他们无不因为敏锐的嗅觉，独特的商业才华，才能最终崭露头角，其所创造的商业帝国，也确实曾为广大消费者带来真实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时代的骄子，并不为过。此外，也有部分自由化人士对他们寄予相当期待，市场化改革必然带来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其中最有力量的，无疑是企业家阶层，正如西方的法治、民主、宪政，离不开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的参与和领导，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也可以期待新兴企业家阶层的参与和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特色的渐进转型图景中，企业家阶层始终被看作是关键角色。
应该说，上述看法都有相应的事实对应，不过，在笔者的理解，上述看法都相对静态和单一，各得其一而难能全面。如何认识郭广昌这一代中国式资产阶级，离不开他们所赖以产生的特殊时代，那就是中国大陆发生在既有极权体制大体保持的前提下的特殊市场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体制控制着土地、金融、市场准入、科研资源、上市资格…等几乎一切，也因此，任何一个本土市场化主体要想获得发展，走上迅速发展和资本化的道路，都离不开和体制的各种交易和合作，而在1992后那个迅速展开的财富大潮中，这种交易和合作，几乎可以肯定会以私人化的腐败交易为底色，以致所有弄潮儿都难以回避灰色乃至黑色地带的存在，从而携带有人们常说的“原罪”，郭广昌这一代企业家，很难避免这一“原罪”。
此外，这一进程还形成了特殊的体制与企业，或者说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首先，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对于体制始终存在疏离之感，对于极权体制的控制和攫取也始终存在防范和反对，如冯仑所坦言的，企业家当然是偏右的。但在另一方面，极权市场化之下，体制控制着企业迅速发展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资源，那么，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之路，当然也就是与体制的持续深度交易和合作之路，经过了长达数十年的交易和合作之后，企业也就被编织进了体制的控制范围，而企业家本人无论是否存有“原罪”，只要考虑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对体制采取顺从和合作的态度。
其次，体制也从未放弃过对于企业家阶层的吸纳、控制和防范，一方面，体制运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荣衔，持续对成功企业家进行吸纳，另一方面，体制也通过两新党建等在内的各种管控措施，对于企业本身加强管控，此外，对于有志于公共事务的企业家另类，也从来不吝于打击，如王功权、信力建等人。最后，在私人层面，企业家与官员之间，从最底层到最高层，都有着无数的暗盘交易，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官商两界形成了持续而又紧密的利益关系。
在这种特殊而又复杂的关系之下，中国式资产阶级对于公共事务有着本能的冷漠，对于现行体制既不甘愿，但又无能摆脱，也因此，很难将当代中国资产阶级看作式转型的积极力量，而在我看来，认为中国企业家阶层会在宪政民主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可能只是一种刻舟求剑的误会。在西方历史上，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的成长，植根于其独特的封建传统，尤其是国王与领主之间的竞争，提供了发育的空间，国王为了对抗乃至驯服领主，更倾向于给城市颁发许可证，于是，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并最终壮大了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并促进了法治、民主、宪政的诞生。然而，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发端于既有的极权体制之下，并没有国王与领主之间权力的分立，也不会有独立城市这样发育的缝隙，从一开始，企业和企业家就处于体制的全面掌控之下，加上体制对于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企业和企业家并不会排斥体制，而是会主动接近体制，寻求和体制的合作，并被逐渐被编织进了市场新极权体制之中。
诞生于这样的极权市场化进程的中国式资产阶级，不可否认，也有自己赖以立身的市场贡献，但一来因为普遍存在的“原罪”，并没有可资号召的道德形象，甚至还因为携带“原罪”而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二来因为长期的交易与合作，当代中国资产阶级过往的成功之道，已经将他们牢牢地绑在了市场极权体制之中，这样的中国式资产阶级，无心、也无力推动朝向宪政民主的转型，也无能抵御来自体制的予取予求，可以预见，在日益强固的市场新极权体制面前，郭广昌们只能作为体制的不甘心的小合伙人，尽量追求个人的幸存，而不会有其他的选择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