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毛泽东关押和杀害林昭，因为他的独裁专制的歪理邪说被林昭驳斥得体无完肤。有人羡慕毛泽东的诗词才华，其实林昭的诗歌足以颠覆毛泽东的诗歌。毛泽东有七律《占领南京》，在文革中脍炙人口：“锺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林昭在狱中留下大量诗歌，并针对毛的《佔领南京》作了一首《血诗题衣》：“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这首诗让独裁者夜不能寐，故而发出杀害林昭的命令。
林昭的这首《血诗题衣》亦可用以概括康正果的《还原毛共》一书之主旨。许多中国人信奉“成王败寇”之史观，康正果偏偏要打破这一魔咒，让中国人“因真理得自由”。他坚信，在世俗的权力之上，有康德所说的与天上的星空相对应的“人内心的道德律”，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可遏止的对正义、自由和爱的渴求，以及对暴政、暴君、独裁、专制的痛恨。诞生过暴君的国家和民族并不可耻，只要他们彻底否定暴君并在制度设计上杜绝再度出现暴君的可能性。德国交出了希特勒，俄国交出了斯大林，柬埔寨交出了波尔布特，中国却仍然将毛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印在人民币上。
是可忍，孰不可忍，康正果在教学之馀，韦编三绝、奋笔疾书，以《还原毛共》一书引导国人迈出“非毛化”和“自由化”的重要一步，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本书既非为毛泽东立传，也非中共党史模式的编年叙事，而是将毛泽东其人其事及其文置于中共自成立到武装夺权成功的脉络中夹叙夹议，做出应有的历史审判，为必须伸张的转型正义提供一连串严正的证词。揭示出中共自打天下直至坐天下近百年来一贯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本质。”
不是妖魔化毛泽东，毛泽东本来就是妖魔
长期以来，海内外对毛的评价受限于“功过二分法”。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有一个传播甚广的观点，毛“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这代表着党内开明派在反思毛的问题上所能走出的最远距离。而海外华人学者及西方学者，则囿于所谓的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客观中立”原则，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採纳这种“功过二分法”来研究毛泽东，对“革命时代”的毛作出较为正面的评价。比如，台湾历史学者陈永发对张戎的《毛泽东传》提出批评，认为张戎“为了坐实毛泽东是邪恶的化身，忽略了「小心求证」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固然需要严加批判，但不能单靠妖魔化他个人来达到目的”，并指出：“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红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咀咒；他从小就有救国救民的主观愿望，有用世之心；在拥抱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相信阶级斗争是科学真理，是促成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但我认为，毛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解放，他带来的是更大的奴役；毛并不信仰任何主义，他信仰的惟有权力。德国学者不会去发掘希特勒身上存在所谓善良的一面，俄国学者也不会去发掘斯大林身上存在所谓善良的一面。对毛的评价也应如此。那种刻意的客观中立姿态，无助于认识毛之本质。故而，无论是张戎的《毛泽东传》，还是康正果的《还原毛共》，都不是妖魔化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本身就是妖魔。
康正果的这本着作，集中于论述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发迹史和罪恶史。批判毛成为现代帝王之后掀起的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恶行，除了少数迷狂的毛派和左派，大部分人不会有异议。但是，对毛从一无所有的“边缘知识分子”或“落魄知识分子”熬成中共最高领袖的那段历史，则为众人津津乐道。北洋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先后被颠覆，因而失去话语权；中共则以成功者的姿态将毛的步步攀升叙述成一种“历史的必然”，毛在夺权过程中的暴虐与杀戮全被“漂白”。于是，康正果在本书中从两个方面透视毛之本质，指出毛不是在中共夺取天下之后才“变坏”的，毛在夺取党内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早已蜕变成“一代魔王”。首先，毛所利用的“革命的主力”乃是中国乡村最恶劣的流氓阶层，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暴力的示范和渲染堪称空前绝后，“在把‘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改装成‘革命行动’的运作上，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可谓恶力昭着，危害至深，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劣化发展的趋势”。其次，康正果提出“革命者的物化”这一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本来是无比尊贵的人的生命，在“革命”这个宏大目标的面前变得无足轻重，杀人从孤立的谋杀行为变成有组织和有理论为之正名的“系统工程”。在这一套革命话语和革命思维之下，“革命者被从人珍惜自身生命和怜爱他人生命的本质中被分离出去、成为非人格化的存在、最终让掌握党权军权者当作工具去任意使用和无情消耗”。
中共是升级版的梁山。康正果引用王明在回忆录中关于中共七大排座次的场景的描述：毛当仁不让地居首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不敢入座，须由毛安排他们的排序，才能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康正果对这一场景作出意味深长的解读：“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毛泽东克服诸多险阻，终于当选为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经历这一从‘极卑之人’向‘极高之人’的诡变，毛泽东及其毛共基本上修炼成精。此修炼之实践活动就是打造‘反动修辞’，颠覆既有价值，把‘乌龟王八蛋’人物大量培养为积极分子，从而壮大起毛共的党棍队伍。同时侵蚀和驯化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利用知识分子幼稚的革命理想，将他们整治为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党奴。”所以，早在进入北京中南海之前，共产党就已经“毛泽东化”了，每一个党员都是“党奴”。康正果以“毛共”命名中共乃是画龙点睛之笔，中共直到今天也没有褪去“毛共”之烙印。
“毛子兵法”是厚黑学的最高峰
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指出，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就有一套通盘的战略，以孙子兵法为策略，一步步挑战乃至企图颠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妄图在二零四九年，即中共建国一百年之前，取代美国，称霸全世界。其实，在我看来，孙子兵法不足以概括中共之权谋策略，“毛子兵法”才是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的法宝。
某些批评毛泽东和中共的人士，仅仅将毛主义看成是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的翻版，认为只要除掉这种“外来邪教”，同时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就能焕然一新、民主自由。实际上，毛的精神资源既有来自苏俄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更有直接传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幽暗、最邪恶的那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朝堂之上冠冕堂皇的儒家伦理，是为“大传统”；更有流行于民间的演义小说和戏曲，是为“小传统”。支配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的文化资源，与其说是“大传统”，不如说是“小传统”。哪一个中国人，没有熟读《三国》、《水浒》？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当中，当然存在少数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跟普世价值接轨的部分，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在戏曲小说中，则更多是中国文化中阴暗恶毒部分的积淀，用民国初年的学者李宗吾的话来说就是“厚黑学”，它们才更深刻地左右着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毛就是厚黑学的酱缸浸泡出来的一条大蛆虫。与那些留苏的、对马列教条倒背如流的党内秀才不同，毛从未仔细研读过马列原典，他一生手不释卷的乃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各种演义小说。用学者周有光形象的说法，毛书架上的书，几乎没有竪着放的西方书籍，而全都是横着放的中国古典线装书。这些书籍不仅没有让毛的内心变得明亮而高贵，反倒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阴暗、猜忌、暴躁、冷酷。每当毛要掀起政治运动，便从这些典籍中汲取权术谋略。毛还指示手下通过阅读他指定的古书明白其意图，比如毛要求大老粗的军头许世友研读《红楼梦》。这对于许世友而言，可是比上战场还要痛苦的差事。毛那张硕大的木板床上，有一半的空间堆满这些古书（另一半空间则躺卧着供他宣淫的女子），他浸淫于其中，提炼出一整套“毛子兵法”，使之成为厚黑学之顶峰。
所以，对毛的批判不能放过毛所依托的黑暗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康正果与那些不加甄别地拥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之根本差异。康正果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洋词彙仅为其堂皇的表面，所包装的内核则来自粗野黑恶的本土资源。毛泽东从小熟读《水浒传》，书中的‘小说教’——好汉主义——对他影响至深。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一经毛诠释，就统统被导向草莽江湖上血腥报复的暴行。”在此意义上，毛更是传统中人，而非现代革命者。如果说毛主义是一块无边无际的、肮髒恶臭的沼泽地，直到今天仍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自得其乐地在其中折腾。毛主义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和深层文化结构，学者丁学良在为俄裔学者潘佐夫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所写的导读中指出，由此才能理解“为什麽中国大陆有些人士那么看重毛的核心遗产——对于努力奋斗、在当今和未来的中共政治浪潮裡图生存谋发展的人，还有什么诸子兵法比得上毛的战略战术，更能教会你致对手于死命的绝招，对敌人絶，对同志更绝？”
非毛化是民主化的第一步
被毛整治得痛不欲生的邓小平，在毛死后复出掌权，断然制止党内外批判毛泽东的思潮，仍然供奉毛的神主牌。习近平幼年时曾是毛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习家到了家破人亡的边缘，但习一上台就对毛顶礼膜拜；政协主席和党内第四号人物俞正声，其母亲和妹妹都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却仍然对毛五体投地；刘少奇的儿子、解放军上将刘源，不顾杀父之仇，带头称颂毛之丰功伟业。习近平、俞正声和刘源，为何不惜认贼作父，不遗馀力地“活化”毛的思想遗产呢？他们的这些做法，看似不可思议，实则符合中共党内的“潜规则”：没有毛，就没有共；要维持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就要捍卫毛的“太祖”地位。所以，康正果的这部着作，是要啓蒙大众，掀翻毛的神主牌。康正果分析毛早期的造反生涯、毛在国民党党内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毛如何将农民运动变成土匪劫掠、毛抗战中的卖国行径、毛推动的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以及内战中犯下的反人类罪，作者如同好莱坞大片中的身经百战、技术超群的拆弹专家，将环绕在毛头上的神光圈一点一点地拆除，然后再对其“黑暗之心”发出雷霆一击。
习近平执政之后，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民间争取到的在一定的公共空间内反毛或非毛的言论自由，再度被粗暴剥夺。若干批毛斗士遭到围攻乃至抓捕，比如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和老右派铁流，前者因在饭局上说毛的坏话而被停止出镜，后者虽年逾八旬仍然因印刷反右史料而被逮捕。但是，无论言论环境如何恶化，仍有民族的良心前赴后继地站出来对抗毛毒。比如，厦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艳红在其微信朋友圈发表批判毛泽东的言论，她说：“‘对毛的尊重、热爱，是对所有战死、斗死、冤死、饿死灵魂的侮辱’，如果我的这句话导致朋友圈中崇毛者的不快，请把我拉黑。毛粉是这个国家最顽固的污迹，是这个国家黑心的永久添加剂。面对他们，我感到深深的无助与悲凉，因为他们对时间淘汰不了，真相教育不了，历史接受不了，教育解决不了。因为他们，我不敢奢望正义，只能祈祷仁慈。他们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无法磨平的伤痕，是人类文明价值的绝佳反衬。”雷的言论很快就被删除了。
流亡美国的媒体人龙灿则在脸书上感叹说：“看到那么多被洗脑的人在庆祝毛僵尸诞生日，深感悲哀。那样的社会，即便是现政权垮了，也不过是重新来一遍一九四九年。一个严密封锁文明信息的社会，只会产生那样的群体，那是毫无办法的事情。……无论是权力人士还是底层苦逼到极点的草民，无论是身家万贯的商人还是读书破万卷的书生，有一种共同点就是，利益至上，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基因。至于手段，从来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权力人士迷信近水楼台先得月，苦逼人士期待又一轮打土豪分田地，商人迷信空手套白狼，读书人热衷习得文武技，货与帝王家。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表演，各种忸怩，各种面对权力的撒娇卖萌，打情骂俏堪称五千年来之极致。社会成了江湖，山头顿时紧俏。各种跑马圈地，各种扯虎皮做大旗，各种画饼、马甲和面具漫天飞舞。”
非毛化是中国民主化的开端。中国人仍然是毛泽东的奴隶，打开这道沉重枷锁的钥匙之一，就是康正果的《还原毛共》一书。当这本书可以在中国出版，在学校和图书馆中流传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人精神解放、心灵自由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