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曝光的巴拿马文件震撼了多国政坛，客观上也给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办案线索。在北京的资深调查记者、作家戴晴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电话专访时指出，巴拿马文件的披露是近十年来发生的这一最大事件，既揭开了中国权力高层一些家族成员，比如李鹏之女、中国电力一姐李小琳等权贵富豪，涉嫌违法避税藏富内幕的冰山一角，也使得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肃贪的诚意和决心面临严峻的历史性考验。
记者：李小琳夫妇在成立离岸公司时是在职的，而且李小琳现在也在体制内，属于高级的管理层，您对她的问题怎么看？
戴晴：如果要谈李小琳，就应该涉及到李鹏家。我觉得他们家里的三个孩子，李小鹏、李小琳和李小勇这三个人基本上就是家教非常坏。他们完全没有某些最早最早的红色家庭还有的一点点理想主义色彩。有些家庭就是有些忌讳，有一些对法律的畏惧。（李鹏）他们家基本上就是觉得国家就是他们的，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且干完了以后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就从李小琳她能在公共场合这样炫富，我觉得这样的人实在是，应该就是毛泽东时代、后毛时代、邓小平时代、后邓时代，这整个时代就是把他们给捧起来的，所以一点儿也不奇怪。如果“巴拿马文件”里面没有他们，反倒是（觉得）他们又有什么别的招啊，一定是在别的一些离岸的避税场合还有，是一定有他们的。
被指门风不正靠电捞钱
戴晴：在89年的时候李鹏还说我们家的孩子一个 “官倒”的都没有。大家都不太知道第三个孩子李小勇， 其实李小勇就是一个恶少，就是在这儿犯了事儿了，他爸爸妈妈赶快给他换个单位，这儿又犯了事儿了，赶快又给把他换到什么军队去。军队又犯了事儿了，赶快又把他换到国外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基础就是这样子，他能作出什么好的政绩来呢？
89年李鹏也敢这么说，居然就没有人敢去查他，没有人敢去查他这三个孩子。其实好多个案子北京人都知道，就是现在中国大家老说何日宪政大开张，这个宪政大开张，第一你要立法，第二要执法。中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执法，那写在纸面上的就是给别人看的，根本就不管，然后最后就是这些有钱有权的人来操纵一批人。
记者：李小琳做了这些事情应该是触犯了法律是吧？
戴晴：最具体的，我就不说党内的规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作为国家审计也是有问题的。我记得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三峡工程了。这个三峡工程几乎都是负面的。从这个航运，从这个地质，从这个环境，从这个移民，都是负面的，唯一的就是它能够发电，可是他们居然把这个发电机给它剥离出来，变成了“长江电力”，基本又是他们家的了。我们对这个比较关注。而李小琳包括我在网上看到的，她那个华润的男友想用钱了，“三峡”说给就给。而国家的处理办法就是把“三峡”当时执政的几个人给换个位置，你别在这儿做官了，你换个地儿做官。所以你说有没有党纪，有没有国法来制约他们，可能写在纸面上的都有，可能叫在口号上的都有，但是在实际做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套了。所以把他们这批人不但都保下来了，而且全部都宠坏了，宠成今天这个样子。
三峡工程疑有猫腻
记者：当时是说三峡大坝水电站建成后，全国电价会有一定降幅，会有国内民众受益，这个后来实现了没有？
戴晴：当然是绝对没有实现。他们的工程能够上马，因为那时候就是再一次提出三峡工程上马，已经是好多波了。民国的时候就有，到五十年代就有，到了八十年代又第三波第四波了。先是用一系列的谎话忽悠邓小平，然后接着用一系列谎话忽悠人大。人大已经不是忽悠的问题了。你说人大代表，都是水电专家吗？对不对？就把他们分批，让他们去考察，然后回来让他们都坚决拥护，然后人大内部也要开会，共产党员的人大代表要如何如何，然后忽悠人大，最后就做成三峡工程。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人大通过的，它的责任在人大，就把这个责任推掉了。
然后接着呢，本来他们认为是绝对没问题的，世界银行贷款、亚洲银行贷款，进出口银行贷款是没问题的，可是全世界的这些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实际上是被全世界的环境组织和人权组织监督得很厉害，它们不能再给三峡工程钱了。于是就有了李鹏那个叫做“总理办公会议”。这个办公会议上决定从全国所有的用电户头上增收电费，来支援这个三峡工程，于是就有了这个所谓的政治口号，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之下，伟大的三峡工程如何如何。不但没有用降电费的办法减少消费者的开销，而且消费者从增加电费里贡献给三峡工程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就是这个状况。
而三峡工程，特别是他那个长江电力的钱就，像他们里家的钱一样，谁想用就用，要调走就调走，几十个亿就这么调。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巴拿马文件”揭发出来的李小琳，包括什么谷开来，这些简直就是他们的冰山掀起了一个小角，更大的还没出来呢。
记者：您觉得李鹏家族，或者李小琳，他们在三峡工程或中国电力的其他方面，是从这中间拿走了很多国民财富吗？
戴晴：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所以我没有具体的数据。本来北京有一个做社会研究的非政府组织，叫做“传知行”。“传知行”接受了研究三峡工程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组织里边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所以他们第一件事就是三峡工程这些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三峡工程赔了钱是谁来赔，挣了钱归谁，从这些事情来作为一个突破口。于是他们就派出了他们的一个成员，就作为我是一个北京市民，每个月我是交电费的，我这个电费里边增加了五厘、七厘，这个是专门给三峡工程的，所以我是三峡工程的一个投资者，我就有权利知道三峡工程的钱是怎么用的。于是他就向财政部申请，请你给我一个数据，每年你怎么给三峡工程拨款？后来财政部就先是要他的（背景资料），就是说你啊，你干嘛啊，你有什么资历啊，你凭什么可以问这些问题啊。那么这个“传知行”的研究者他叫任星辉，他就把所有的他是什么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做，资料准备好给了财政部，财政部结果又研究了几个月，说我们决定不给你回答。那任新辉说，好，你凭什么不给我回答，按照中国的什么什么法律，比如说行政诉讼法什么的，说你不回答，我诉讼你。他就把财政部诉到了西城区法院。西城区法院又折腾了一下，说我们不受理。然后他说，你们凭什么不受理啊，我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受理？于是他又到北京市诉西城区法院，最后到了高法，都是不受理。
所以你看，我们要一本正经地由专业人士走法律途径，想把三峡工程的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你李家，你李小琳到底私挪了这个钱没有，你李鹏私挪了没有，你朱琳私挪了没有，想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有多困难。所以就是中国、中国人。
盼ICIJ调查推动中国反腐
戴晴： 现在“巴拿马文件”的披露是吧，本来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知道的细节还要多得多，但是一点，比如说XX啊，或者说提出疑问啊这些渠道都没有。所以这个文件今天在中国以这种方式压着，不予置评什么的，大家都觉得通过这个文件看到，我认为这是近十年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怀着非常迫切的心情希望执政当局能够正面地来对待它。这样从反腐或者什么来说，这是很好的打破一个缺口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助力啊！可是现在没有看到这一局面。那么我们在等着，就是在等着，比如说也许没准备好啊，也许有各派势力在博弈，等着最后能够把全世界的ICIJ调查记者作出这一结果，能够把中国正向地往前推动，助一把力，助民众一把力，希望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力量，盼望着这样子。
（据采访录音整理，未完待续）
戴晴：作家、调查记者。1960年考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专业，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军委总参三所任情报翻译。1982—1989年在《光明日報》做记者，主持《学者问答录》专栏，受访者包括很多学者，其中包括方励之、严家其、金观涛等持不同政见者。1989年对三峡水电站的环境影响、移民政策等公开提出异议。1989年六四事件后，戴晴因支持不同政见者，于同年7月14日被关进秦城监狱。次年1月21日释放后，又监视居住三个月。1992年， 获国际报业联合会自由金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