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乡村命案有什么内幕？

一起谋杀案导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3岁的幼童和72岁的长者，在中国CCTV可以是连续不停的滚动追踪报道，前提是它发生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上周，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中国云南省曲靖市的一个乡村，它不仅不会影响中国官方媒体”欢度国庆”，而且连少许的一些报道和社交媒体消息也遭到删除。

一些舆论报道说，媒体噤声说明此案颇费猜测，内幕并不简单。这种猜想认为这是常识：一个遥远乡村发生命案，跟北京动辄牵涉政坛内幕，引起城市动荡不一样，没有特殊的原因，不必严控报道。尽管很难把乡村命案和中南海内情直接挂钩，但是一些评论还是用来猜想宣传部门和中央高层的龃龉。

我想要指出，常识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中国乡村发生的悲惨事件，并非总能成为以城市读者为主要目标的媒体的热点，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当然，足够悲惨和足够离奇，本身已经是特殊原因，如7月的河北沽源特大杀人案和8月的甘肃杨改兰事件。但是，宣传部门想要控制这些报道，相对城市命案来说，要容易得多，未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现居德国

我想起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2008年6月，我在云南昆明市宜良县采访了一桩案件，当事人多年连续作案，先后杀害十余人，手段极其残忍。一个月之后，我又到四川泸定县采访一桩案件，一个年轻的警察持枪打死9个村民。这两起案件，足够骇人听闻，但几乎都没有媒体报道。我报道了前一桩案子，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后一桩案件在报道出版之前收到公安部的禁令。

大量悲惨的、残忍的、离奇的案件发生在中国乡村，被报道出来的是少数。在新媒体时代，传播更加容易，但是这样的基本状况没有得到改变。一些都市媒体也认为乡村负面报道相对安全，曾经作为资源深入发掘，甚至以猎奇的视角连续报道。但是，宣传部门可以任何理由轻而易举地禁止这些报道。毕竟，满足好奇心与满足知情权，是两个不同的需求。

城市命案对于媒体大多读者来说，更多地属于知情权需要。除非涉及高层内幕，如谷开来杀人案、令计划儿子车祸传闻等，媒体会尽最大努力进行报道，自媒体也会全面开花。如果一定要说有”内幕”，这就是了。

心理疾病还是社会问题？

相关的另外一个争论是，舆论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恶性案件？一些人认为，类似案件往往跟乡村贫困、教育资源匮乏、底层权利被剥夺或上访被打压等社会问题有关，面对这些悲剧，我们应该反思社会制度。反对者说，类似案件多缘于个人生存状态，比如心理扭曲、精神分裂或抑郁症等问题，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最常见的反驳是，民主国家美国也有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枪击事件。

每一个案件的确都有具体的原因，每个问题都有个体差异。但是，并没有什么心理或精神疾病独立于社会之外。哪怕是生理性质的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如果能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也未必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美国社会发生枪案，不是因为一党专制导致的权利荒漠，不等于中国不是这样。相似的案件，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在美国人们讨论枪支管控，在中国媒体反思政治体制，正是各归其因，并没有什么不公平。

再说，美国社会发生惨剧之后，也没有宣传部门或者媒体自我审查机制要求只说个体原因，关于枪支管控、青少年教育、宗教冲突及族群融合等问题的报道和讨论，也是对政治、政策、法律和文化的制度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