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勋璧。
 
 
 
 
创建了杂志《知音》集团的胡勋璧在接受两个多月的“双规”后，于日前重获自由。他的事涉及裸官问题，被认为“涉嫌严重违纪”调查，而今实现了“完璧归赵”，体现了双规这一党纪政纪处分正在悄然变化，也预示著执政党重建党/法关系的权力结构初见端倪。
 
按照以往的做法，“双规”很少能脱身，它往往是移送司法程序的开始。这是因为，纪委办案除非掌握确凿证据，否则一般不会动用双规；这也意味著一旦开动双规这个审查机器，官员基本上难以逃脱。而今，不止胡勋璧一例，证明了此种双规运行出现新动向。
 
这种新的动向，正在改变人们对双规的看法。简单来说，它不再是法律的一个前端程序，而是已经被重新安排到新的权力格局中，成为“双规+法治”这个新系统的中心。它不只是改变了自身的运行逻辑，也牵制法制，令后者为党纪所用，营造新的党纪阵势。
 
回溯这个建制的源头，可以在习近平对党纪与国法的关系论述中看到。他重新定义了关系，党纪是在法律的前面，先有纪律，再有法律。这个论述成为“双规”改换其运行思路的指导方针，也指引司法自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建设需要，经济犯罪的量刑调整就是大动作。
 
对经济犯罪的量刑调整，遵循了轻拿轻放、不判死刑的原则，贪污受贿的量刑起点调高到3万元，十年徒刑的量刑点从10万元调高到300万元，一般不适用死刑。这就意味著，相当一批在审的贪官可以被无罪释放，这与“双规”对官员的从轻发落是一致的。
 
量刑规定调整到位，加上双规的自行调整，两下终于实现了建制上的“对接”，自此而后，贪腐官员面临的不再是“双规”到司法的线性处理，而是进入党纪为中心的惩罚圈子。这种新的体系解除了重刑的压迫，取代以宽松的政治处理，其改变是深刻的。
 
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说要宽容犯错的官员，王岐山在落实讲话中，提出四种处理设计腐败官员的方式，移交司法的是“极极少数”，也能看出随著新的党纪运行体系初步建成，官不聊生的状况会有大幅度改善。党纪取代多数司法手段，将改写体制内的生态环境。
 
在经济下行的漫长趋势下，随著党纪提出更多要求，治党的松紧问题浮现出来。如果过于紧张，多数党员会有问题，党的形象与合法性会成为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执行宽松，又会损伤最高领导的面子。在这种取舍之下，法制上松绑，党纪上前驱就成为组合拳。
 
将党纪至于法治之前，可以用赎买政治生命的方式，来收买涉事官员的忠诚，从而扞卫执政党的内部基础。至于说，如此一来，官民在法律面前的地位失衡会更加严重，党纪大于国法的负面影响会埋下伏笔，但在当前的形势面前，利弊权衡是相当实际的。
 
这种官民两分法，彰显了孙立平所言的社会对立，也就是“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官员归党纪管，民众归法律管，法律当然是服从党的需要，所以，民众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党管。在这个新体系下，党与社会、司法、民众的主从关系不难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