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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一句。中共主政以后，该歌曲先后被定为“代国歌”和“国歌”。
十年文革浩劫期间，田汉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12月10日遭迫害致死于狱中），中国国歌由颂扬毛泽东的《东方红》取而代之。1976年9月9日毛晏驾，10月6日晚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华主政后，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确定新的国歌歌词，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删除。华失势后，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撤销“华氏国歌”，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将“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写进宪法。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军在沈阳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袭击中国东北军。由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在不到半年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民众自发组织义勇军，奋起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许多城乡兴起。为了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田汉为其创作主题歌“进行曲”，由聂耳谱曲。后来电影投资人朱庆澜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义勇军”三个字，《义勇军进行曲》正式诞生，1935年5月16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成唱片公开发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决意侵吞整个中国，建立大东亚帝国，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义勇军进行曲》行世以来，中华民族经历过两轮“最危险的时候”。第一次，是前面所说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军民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经过10年浴血奋战，最后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得以化险为夷。
第二次，是发生在中共执政16年以后的长达10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红色革命，因为是中共党魁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所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也是空前的。但不能说是绝后的，继承者会不会“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胜于蓝”，把“浩劫”搞得更加惨烈，更加反人类，现在很难断言，要有待时间和历史来验证。
毛泽东在建政之初，曾经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承诺建设一个“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人民共和国”。其执政史已经作出证明：所谓的新中国，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站起来了，全国各族人民都给他跪下了。他所建立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新时代的专制独裁王朝，所践行的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秦始皇的“政法”。毛声称“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泽东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现在的北大教授孔庆东自称是孔子的第73代直系传人，这就是说，距离“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时限，至少还要等20几代。按照“百年4代”的惯例推算，秦氏的帝王政体，在中国至少还要延续数百年，实现现代文明遥远得很矣！
事实上，毛泽东丝毫不讳言自己的集权专制的皇权统治。毛说过：“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大地》杂志2002年第15期）既然毛泽东宣称“我也是秦始皇”，那他就是九五至尊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怎么专制独裁皆理所当然，皆心安理得。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什么“让人民有发言权”，就是全凭他毛氏一个人的思想和话语独断乾坤。毛的话是被吹捧为“最高指示”，“放之四海皆准”，“一句等于一万句”，所有的不同声音，都是“反动派”、“反革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包括与他一起打江山的“绿林弟兄”或曰“开国元勋”也毫不手软，刘少奇、彭德怀可谓是典型和代表，都因为“妄议”了“毛皇帝”，都被活活整死。刘少奇咽气后，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秘密火化，骨灰盒上写的是假名字“刘卫黄”。
文革浩劫，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上，如同洪水猛兽、魑魅魍魉，每一提及，总免不了诚惶诚恐，不寒而栗。文革已是一种民族的恐惧的记忆和悲哀的烙印。全民被毛氏的“阶级斗争”、“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等歪理邪说蛊惑毒化，入脑入心入血入魂，没完没了地制造“阶级敌人”，昏天黑地地打、砸、抢，又是文斗，又是武斗，又是“群众专政”……万里河山无处不血腥。其对于人民生命的残害，对于传统文化的毁灭，对于国民经济的破坏，都是空前的和难以估量的。著名作家、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曾悲愤地指出：“在这10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一百个人的十年》序言）
对于文革的“反动性”，中共在毛归天之后不久就作出了权威的认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02～303，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往事——1966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陈云说：从1966年到他（毛泽东）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陈云评价毛泽东》，《渤海学刊》1993年第3期）李先念1977年12月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回眸文革之后的30多年，自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之后，中共相继接班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对于文革的态度，都是维持“否定”的观点。尽管对文革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系统的彻底清算和反思，叫嚣文革复辟的反动声音虽然始终没有消弭，有时甚至在一些地方甚至颇为张狂，但毕竟都是暗流涌动，未成气候。
但是，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后，形势急转，复辟文革的氛围骤然升温。习近平坐上党首的宝座刚满月，就迫不及待地公开表态：“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简称“两个不能否定”）（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讲话，2013年1月6日《人民日报》）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于情于理于中共《决议》于全民意愿，都无法讲通，明显的背道而驰。前者总共27年，其中1957年至1965年九年间，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社教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越斗越激烈，而且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馑全国饿死四千多万人。更何况，前者中包含十年文革浩劫！习近平前一个“不能否定”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要对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来个“否定之否定”，为之翻案，再来一次文革，以实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遗愿。毛归天30多年之后才开始造势，已经太迟。
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文革内乱祸起5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年份，国民期盼中共能够对文革浩劫，有所反思、反省和忏悔。事实呢，太让国民大失所望。
在今年“5.16”（文革《通知》颁发日）这一天，中共官方未有任何表示。一些官方电台设有固定栏目“历史上的今天”，所播的竟是演艺界明星的轶闻趣事，避口不提文革。
今年“七一”是中共建党95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隆重举行庆祝大会。习近平在会上做了1万2千字的长篇讲话，回顾总结中共建党史和执政史，居然一句闭口不谈中共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的精神。这样做，等于向世人宣示：文革不仅不能否定，而且要发扬光大。笔者在此插句感慨：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深受文革之害，其冤案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才得以平反昭雪。他的在天之灵知悉自己的儿子如此态度，岂能不愤怒痛斥：“不肖子孙！”
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此立场观点，给文革的残渣余孽以及各类“毛粉”、“毛毒”复辟文革的造势活动，是火上泼油，全国很快被文革的疯狂喧嚣和恐怖氛围所笼罩。“5.16”前夕，北京人民大会堂公然举办大型“红歌演唱会”，被称为“造神颂歌”和“文革战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演唱会的主旋律。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的公开信中指出：该演唱会“完全是一场文革文化再现”，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5月1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文革文化”在人民大会堂出现，非同小可，没有中共顶层应允，绝对办不成。它对全国起到了及其恶劣的示范作用，一些省市县纷纷效法，举办各类纪念文革50周年文艺演出活动，再现文革的“鬼喊狼嚎”场面。现在，连各地广场舞播放的音乐，也多是所谓的“文革红歌”——古老的中华，再一次被“造神歌”、“造反曲”浸淫戕害。
当下，是官方媒体进入江泽民时代以来，管控最苛严的时期，一切“质疑的声音”、“批评的声音”几乎被主流媒体全部排斥，只存在一种宣传、图解和颂扬最高领导人“重要讲话”的声音。最近，有几位评论编辑朋友给我来电、来信说，现在用稿严格实行“四不准”：批评党政官员的稿件不准发，评论负面事件的稿件不准发，质疑现行政策的稿件不准发，呼吁改善民生的稿件不准发。看来，这是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口径。在这样的舆论钳制之下，能够见诸报刊的除了颂扬和粉饰，还是颂扬和粉饰。如此，作为以监督批评为己任的新闻评论，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给他们回复就一句话：“永不再给报刊写评论！”
在严控官媒的同时，对各类自媒体是强化封堵。博客、微博删帖成为常态，“敏感词”大量设置，十分正常的文章也无法上传；有的发出来后，很快就被屏蔽，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和莫明其妙。手机微信空间，也是一片萧煞，即便不是触碰敏感话题的文图，也是“删你没商量”。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太难觅矣！十年浩劫期间，全国人民张嘴闭嘴都要诵念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只允许“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声。现在几近这种状态。再来一次文革的意识形态环境，已经成功营造，只需最高领导者一声令下：“向形形色色的党内外的‘异己分子’、‘敌对势力’开炮！”从上至下的遍及华夏的批斗大会便会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次运动与“毛文革”不同，其矛头将不再是“党内当权派”，而是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当然，部分未紧跟甚至站错队的官员，也不可能幸免。
在“文攻”的同时，还开始了“武攻”，文武兼施，两手都硬。譬如，位于广东汕头澄海区塔山风景区的民间自发筹建的文革博物馆，属于全国唯一的一座文革博物馆。馆内建有“安息园”，刘少奇像矗立其中，展示文革百种酷刑，石壁上刻有近万名文革死难者的名字。每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发布的日期）为文革死难者祭奠日，至2014年已进行了9年公祭活动，今年被官方强行叫停。日前，该博物馆以整修的名义被围封，石刻史料（包括石碑、牌坊、遇难者碑文等）被以水泥覆盖，多个展馆被改为他用。建文革博物馆，是中国文学泰斗巴金先生生前大声疾呼的。官方长期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民间好不容易自发筹建一个，却不予容留。这只能说明，中国主政者不准否定文革和复活文革的决心。
更为恶劣的事件是强占《炎黄春秋》杂志社。《炎黄春秋》是1991年7月由几位热心党史国史研究的老人自筹基金，依法申办的月刊。该杂志社副社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称：“这个杂志国家没有投钱，不是国企；党没有投钱，不是党产，就是大家一起凑的钱，纯粹是民企。”该刊创办25年来，深受广大读者拥爱，几乎都是自费订阅，发行量逐年猛增至，今年多达20万份。靠民众自费订阅的杂志能有如此巨大的发行量，在中国大陆可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与“主旋律”不合拍，特别是经常发表反思毛泽东极左路线危害和文革浩劫的文章，长期被官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在艰难中维持了25周年。今年7月13日遭其主管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以改组为名，突然袭击，强行夺取编辑、发行和财务等全部权力，并从8月起出版“伪《炎黄春秋》”。问题是，其主管单位没有这个权力。因为双方事先签有协议，协议规定：“保证炎黄春秋在人事、发稿、财务方面完全的自主权”。既然有此协议，其主管部门单方面擅毁协议，强行进驻，野蛮夺权，“鸠占鹊巢”，显然严重悖理违法，堪称文革“打砸抢”的翻版。对此非法侵权行为，炎黄春秋杂志社依法向当地法院起诉，却被驳回，不予受理。“打砸抢”行为竟然被法院庇护，哪里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讲？主管部门何以敢于肆无忌惮地违法侵权？法院又何以敢于罔法妄判？原因不言而喻，“路人皆知”——上头有“旨”。
《炎黄春秋》被强抢事件的影响，既恶劣又深远，已经大大超出了新闻出版业的范围。它对大陆的所有的非公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敲响了警钟，做出了令人惊悚的“潜示”——官方随时随地有权抢夺没收任何一家私营企业，甚至可以中央一声令下，再来个“对私改造”、“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同时吞噬全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是中共“前三十年”驾轻就熟悉的把戏。而且他们有无可争辩的“充足理由”——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此乃中国治国理政的宗旨，而且是写进宪法的。什么人的生命权、财产权，统统屌丝不算，你只能乖乖地如《炎黄春秋》一样被“强奸”和“霸占”。只要再来一次文革，毛泽东的这套“暴力豪夺”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传家宝定会用上，即便不“通吃”，也将择其“不顺眼”的先收拾掉。由此观之，近年来那些已经发财的老板纷纷歇业、“移民”，实乃远见明智之举，免得大祸骤降，家产砸锅，“竹篮打水一场空”，空悲切。
综上所述，中共最高领导人要承袭毛的帝位，非通过再来一次文革不可。“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办？中国著名作家梁晓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2011年9月13日《国际先驱导报》）此可谓是国民对文革再来一次极度恐怖的代表和缩影。“梁晓声们”有“移民”的条件，面广大的普通百姓如何是好？也不可能都去“自杀”。同胞们所能做作的，惟有拼命怒吼——“不要文革！”和竭力抵制——“拒绝参与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