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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发动对警察的心理攻势

　　“贴身肉搏”

　　和刘晓原一样，李劲松也是江西吉安人。和看上去行事操切的刘不一样的是，个子瘦小的李劲松总是春风满面，说话不疾不缓，一副文弱书生的态势。

　　如果细看忆通所官网上对这位主任律师洋洋万言的介绍，你会发现这位律师似乎来头不小，号称首批同时具有律师、注册会计师等“四师资格”的律师之一。

　　而在李和平看来，斯文表象下的李劲松最擅长的功夫就是“贴身肉搏”，而且“段位极高”，好比《雪山飞狐》里兴汉丐帮范帮主的二十三路龙爪擒拿手，一旦被他缠上了，“直如钻筋入骨，敲钉转脚”，很难脱身。

　　事实上，早在李劲松首度为杨佳案南下之前，他的“贴身肉搏”绝技，已然在此案上试演过数番。

　　一是在7月21日向京沪两地公检法机关递送实名举报，举报对象是担任杨佳一审辩护律师的上海名江律所主任律师谢有明，举报事由是“杨佳母亲王静梅正处在谢有明的非法拘禁绑架控制危险状态中”，理由是杨母下落不明，而谢有明持有杨母的授权委托书。

　　二是7月底参与了北京16名律师联署的控告信。控告上海市检察院二分院的三位检察官拒绝熊烈锁、孔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杨佳。

　　11月5日，在杨佳案已进入死刑复核程序后，被李劲松控告的检察官之一、上海检察院二分院公诉处长董明亮曾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的一次讲座里，公开回应这次指控。

　　董明亮是该校兼职硕士生导师，他坦承这次被北京16名律师联合投诉十分委屈，并感谢母校的这次讲座给了他一个澄清的机会。不让北京律师会见杨佳的原因，是杨佳坚决拒绝其父为其委托律师，“杨佳说除了父亲，谁都可以。所以我们必须尊重杨佳本人的意志。”

　　此番李劲松率众南下，贴身肉搏招法又层出不穷：

　　9月8日，北京瑞风律所的李方平律师去朝阳法院起诉杨佳母亲辖区的大屯派出所对杨母失踪案行政不作为；

　　9月14日，李劲松向上海市公安局张学兵局长投诉“上海市看守所一位公然宣称自己不懂法律的警察”；

　　9月19日，李劲松打110投诉上海市看守所警察拒绝律师会见杨佳；

　　10月12日，忆通所律师程海向上海市高级法院、上海市检察院投诉杨佳案二审主审法官徐伟。

　　这种技法甚至被上海律师学将过去。9月18日，陪同李劲松、李和平等一起去看守所会见杨佳遇阻的上海律师李天天，发动了一场对警察的心理攻势。

　　“我乘机想试着能不能策反一下他。我说陈警官，男人当警察其实都有想当英雄的情结，你一定是领导让你这样做的，你这么年轻精神，咋能不知道法律的规定呢？你让我们见见杨佳吧，领导坏的决定你可以装没听到，今天阳奉阴违一次有什么？律师法是人大常委通过的基本法，你们领导也敢随便违背，这样的领导值得你尊重吗？倒戈帮我们吧，帮我们就是帮正义，帮法律。想想你们死去的6个同行多可怜，看在中国几百万警察的安全的份上，今天就让我们见见杨佳吧……”

　　“骂人必须要有技巧。”李天天承认，此举也许犯了忌讳，但“州官都放火了，百姓还不能点灯吗？他们都已严重违法了，我们还不能骂一骂吗？”

　　李劲松笑称李天天经此一役，使命完成了，接下来她的任务就是在当地找一个能接替她的律师。在李劲松看来，所谓贴身肉搏，必须是要善用并用尽体制提供的合法性资源。

　　上海律师斯伟江在博客里感叹，这些北京来的律师们，个个都是活雷锋，个个都是行为艺术家。

　　这种行为艺术的最高潮，是李劲松代理杨福生状告上海律师翟建。

　　风口浪尖

　　作为杨佳案二审辩护律师之一，翟建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但他没有想到居然会被杨福生告上法庭。

　　杨福生的诉状指称翟建曾对媒体宣称杨福生感谢他的二审辩护，此言不实。记者调查表明，在争议的事实部分，其实双方都无异议，不过是各自解读不同而已。

　　但这次起诉法院并没有立案，无疾而终的兴讼背后，争议其实是翟建在二审法庭上的辩护是否尽职尽责，是否避重就轻。

　　11月3日，在检察官董明亮去华政开讲座的两天前，翟建也在准备当天晚上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一场讲座，内容也是杨佳案。在他的办公室里，翟建随手翻开他的新著《生死之辩》，序中云：“寻求中国法治进步的路径，肇始于两端：一为理想主义的立标，揭社会之病灶，行破旧立新之途；另一为现实主义的 改良，克旧制之弊，行渐进嬗变之道。”

　　翟建自认为自己显然是后者。“作为一名专业的刑辩律师，(我)对理想主义的宏大叙述不感兴趣，也无意对现行法律系统进行浪漫的批判，把对中国法治进步的希望寄于可操作的层面上，以个案的积累，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以)达到正义启蒙、法律进步之效。”序中这样写道。

　　为这本书作序的，是他的同学兼同事陆建承。在陆看来，翟建“如有担当，不会是法国大革命中街角的斗士，更像英国议会里喋喋不休的议员。”

　　翟建认为，现在如杨母确有精神病，证明他为杨佳做的辩护思路是对的。何况接案之时，他立即表态要赴京和李劲松、李和平等会面共商案情，遗憾的是此后大家错过了会面机会。但彼此方式方法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方式。“你们不就是希望我申请证人到庭，给政府一个难堪吗？我不想这么做！”

　　而被他觉得冒犯了的李劲松毫不讳言，自己对翟建本人无任何私怨，“打他就是为了打杨佳案背后司法体制的不公和不义，谁挡了我这个路，对不起，我就要打谁！”

　　杨福生则称翟建“应该受得起这个官司”，“你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负得起这个责任。”

　　李劲松的同事刘晓原直言不讳，并不主张状告翟建，理由是“这种做法并不利于律师职业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另一个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是杨佳案的一审辩护律师谢有明。对李劲松等北京律师的指控，和翟建不一样，谢始终没公开回应过。

　　翟建坦承北京律师这么做不够厚道：“谢这么做，当然有他的苦衷。你们明明知道他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说出杨母去向，要么承认授权委托书为假。”

　　谢所在的上海之江律所是一个不到10名专职律师的小所，在长安路一个老小区里的单元房里办公。之江所的王伟和律师表示，谢有明近段不在上海，出差去了，电话由他代为接听。一切情况弄不清楚。

　　“有些话用不着多说，应该大家都知道。杨佳母亲现在已经出现，就能说明问题了，那些被绑架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给被告辩护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是应尽的职责，无法避免。你们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应该客观公正。”王伟和说。

　　11月5日的讲座中，上海检察二分院公诉处长董明亮详细讲述了谢有明介入杨案的缘由。董认为，杨佳可能是香港警匪片看多了，所以被抓获时要求见律师，否则不说话，侦查方为了将审讯进行下去，不得不赶紧给杨请律师，“后来介入的闸北区检察官也跟着掺和，满足了杨佳的要求，引起了后面一系列的麻烦事。时任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轮值的律师是谢有明，于是阴差阳错介入此案，后来引起争议被骂得狗血淋头。”

　　董反思侦查过程，认为办案警察还是传统观念起作用，老担心“就是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其实杨佳案零口供也足可定案，“这种案件不开口更好”。董感叹这个案件的侦查员应该到大学补程序法的课。

　　在回答听众提出的杨佳母亲离奇失踪案疑问时，董明亮坦承，“我们办的是杨佳故意杀人案，杨佳母亲不在上海，也与本案无关，我们既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更没有权力关心杨佳母亲去了哪里。所以谁要问我们，我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

 

 

杨佳案的法律遗产

　　如果是我

　　做杨佳的辩护律师是个烫手的山芋，谁坐在这个位置上来都不会轻松，也注定了会是个挑战性极强的应对。翟建承认，这个潜台词背后，是谁接谁就会面临压力，受到干预。“言下之意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翟建打了无数刑事官司，每天不就是依据事实和法律跟司法机关打来打去吗？我没有受到压力，也不怕任何压力！”

　　和翟建相比，一起为杨佳二审出庭辩护的北京大成律所上海分所律师吉剑青则保持了惊人的低调。据翟建透露，吉剑青在法庭上发表的二审辩护词其实相当到位，比他的辩护词火药味还要浓得多。

　　吉向本刊记者承认，自己现在依然是杨佳在死刑复核阶段聘请的律师，但吉并不打算公开这份辩护词，他表示自己的职业习惯是不就承办的案件对媒体发表任何看法，“直白地说，免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这个来达到其自己的目的。”

　　但在斯伟江看来，上海分所的律师一样归上海注册登记，这种低调，无外是想回避压力而已。

　　如果上海律协当初指派你去为杨佳辩护呢？面对这个问题，斯伟江说也许会接受，“我会比翟建勇敢，但肯定比不上李劲松和李和平刘晓原等北京的律师们。”

　　而他的朋友，同是上海律师的张培鸿则认为自己不会贸然答应。他选择了为杨佳案中因发帖“诽谤”而被捕的苏州青年郏啸寅案提供法律援助，是因为深感这个案子里有关部门的作为“欺人太甚，忍无可忍”。

　　“作为刑事诉讼参与人，每个律师都会有自己的原则、风格和考量。一些网络文章很有气势，我看了也很悲哀。这种党同伐异、吹毛求疵、气急败坏的态度，跟警方对待杨、郏的态度极其相似，换他们来办理这个案子，结果会是怎样？”张如是感叹。

　　李天天的计划是准备将计就计，先应承下来，争取到和杨佳见面机会时再反戈一击，要求杨千万不要同意委托她以及上海的律师，一定要委托北京的律师。

　　她称迫于压力，已将几个博客上的文章全部删除，又忍不住偷偷恢复了几篇。“为杨佳争取正义，我宁愿坐牢，我是说过这个话，但我也知道其实我买不起这个单，我没有这个勇气，我也担心明年6月的律师注册。”

　　杨佳案的法律遗产

　　对比杨佳案本身，北京律师李和平更愿意检索杨佳案留下的法律遗产。他希望能开一个研讨会，讨论警察权力的边界、回避程序的细化、公民裁决团制度的建立等。

　　斯伟江则感叹在解决官民纠纷总是习惯于上访途径，“我们总喜欢用这种制度性的倾斜来帮助政府在法律的天平上强强联手(拆迁制度也是如此，环保制度也是)。这种不公平的法律制度，有时无疑会把事情激化，害的不光是老百姓，也是闸北警方那些无辜的民警。”

　　而在翟建看来，信息公开成为杨佳案最大的成果和教训，他表示自己平常并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但这次是例外。

　　李劲松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行为艺术当成“快乐普法”，他解释自己在观察杨佳案发生发展的过程，开始不过是一个个案，当他发现程序的普遍性违法时，意识到这个个案的公共性质，到最后，他决定全身心投入杨佳案，在“九•七会议”上，他甚至提出来，“我们不但要救杨佳，还要救法律和法治。”

　　刘晓原无暇总结这些理论问题，他要忙着和王静蓉一起去最高法院反映杨佳母亲在精神病院的紧急情况，稍有闲暇就要把最新进展和动态写进博客。这个在杨佳案中已经声名鹊起的“博客律师”，还是不得不通过上访程序去北京南站附近的高法信访站排队等待见法官。

　　杨福生现在一有时间就每天泡在网上。儿子出事后，这个年近六十的北京退休职工学会了用QQ，用耳麦远程聊天，甚至也在某门户网站悄悄开设了自己的博客。打字速度慢，他就尽量多转帖，转贴一切和杨佳案有关的帖子。

　　他最大的感受，是儿子这个案子让老百姓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也认识了很多律师朋友，懂得以法律为武器，来抵制贪官污吏。“我愿意发自肺腑的说一句感谢党中央，感谢这几年来的普法工作！还要继续普法继续斗争，只有这样，正义才能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