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为修建成都长途汽车站﹐我家居住的临江西路11号院落﹐被撤迁到离江边稍远的临江路。院落建好后门牌编为65号﹐原来大门后的门房﹐被改建到门后左侧﹐成为一间独立的小屋。这时﹐搬来了院主谢妈妈的亲戚吴爷爷。
吴爷爷高瘦的身材﹐穿一件那时已少见的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子﹔夏天﹐头戴一顶灰色的线帽﹐冬天﹐在线帽上再缠一张蓝布帕﹔一张丝瓜布似的脸上的高度近视眼镜似乎已无济于事﹐成了一种装饰品﹐吴爷爷看人或看书时都贴得太近﹐被我戏称为“闻人”或“闻书”。
吴爷爷搬来后﹐我与小伙伴们逮猫或下江游泳的时间开始减少﹐因为复建的院落光秃秃的﹐失去了原有的绿荫﹐因此需要重新种植。而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我们逮猫的躲藏点﹐和我们曾有过的偷摘青涩的苹果或花红果的乐趣﹐因此需要重新找回。
想一想﹐白天没有知了的鸣叫﹐夜晚听不到叫咕咕的吟唱﹐该有多枯燥。因此﹐放学后我自觉地成了吴爷爷的帮手。开始栽万年青形成通道﹐然后在几块空地上分别植上了苹果﹑橘子﹑枇杷﹑桃及桑树的幼苗。记得一个星期天﹐吴爷爷叫上我﹐拉起板板车到东郊的果园里拖回了一棵碗口粗的柑子树﹐种在谢妈妈住的正房前﹐寂静的院落里便渐渐地增添了许多生命的喧闹.
偶尔﹐我也窜进吴爷爷的小屋﹐听他讲那重複得发黄的故事。总是在他的老家资阳县乡下﹐他曾种过多么大的果园﹐又曾业余医好过多少病人。他会从枕头下翻出几本破旧的线装书给我看﹐然后摸着我的手说﹕“娃娃﹐你手掌上的脉象很旺﹐将来你会发达的。”那时﹐我一定会好奇地问﹕“吴爷爷﹐你咋个会算命呢﹖”
五九年下半年﹐城市里开始供应“高级点心”。同样的质量﹐不用粮票买﹐每个人民币0﹑50元﹐而用一两粮票买﹐每个人民币0﹑05元。天真无邪的我不理解这现象﹐因为我相信政府﹐而政府发的粮票背面印有说明﹕“粮票系无价证券﹐严禁买卖云云。”少年的好奇心驱使我在中学的政治课堂上向老师提出了我的疑问﹐老师没有回答我﹐但期末我的成绩单上政治品行这门是三分。评语是﹕“对党的粮食政策有怀疑。”那时代﹐这已经足以决定我一生多舛的命运.吴爷爷哟﹗你怎么没有算到﹖
城市里的公共食堂也散伙了﹐人们重新购回大炼钢铁时献出的铁锅铁铲﹐吴爷爷的小屋内也冒出了炊烟。但当时城镇居民的粮食定量不高﹐记得起初是每人每月27斤﹐后来最低降到19斤﹐这才真正决定了吴爷爷的命运.
六零年起﹐我与吴爷爷见面很少﹐因为我就读的师范学校规定住校﹐每周只返家一次﹐但有时却能遇见他的侄孙九九来叼扰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他煮了两斤米的乾饭﹐自己吃不饱还叫上我。我俩一阵风卷残云似的把它吃个乾净利落。吴爷爷还未尽兴﹐於是抓出一只他捉到的活耗子﹐血淋淋地烤在炉火上﹐我看着有点恶心﹐赶快逃出了他的小屋。
六一年下半年﹐我从下乡劳动的龙泉驿回到成都﹐再见到吴爷爷时﹐吴爷爷已经脱形。我去小屋内看他﹐吴爷爷蜷缩在床上﹐完全不理会我﹐母亲说吴爷爷饿疯癫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被母亲的惊叫声惊醒。冲出门一看﹐吴爷爷正用右手伸进我家熬稀饭的沙锅里面﹐抓滚烫的稀饭吃。我家没有厨房﹐蜂窝煤炉就摆在门口的屋檐下。惊惶中﹐我用手推了吴爷爷一把﹐吴爷爷向侧摔倒在我家的大口水缸上。虽然缸破水泻满地﹐吴爷爷幸而没有摔伤﹐只是右手掌和手腕上满是血泡。我赶紧扶他起来﹐吴爷爷却突然惊恐地呼叫﹕“蔡天一万岁﹗蔡天一万万岁﹗”﹐惹得全院老小都围过来观看。我即扶他回到小屋﹐吴爷爷仍不停地呼叫﹕“蔡天一万岁﹗蔡天一万万岁﹗”。淒厉的呼叫声回宕在他那黑暗的小屋内。
吴爷爷的女儿住在青石桥正街﹐离临江路不远.当天傍晚﹐谢妈妈就把她请来﹐接走了吴爷爷。不久﹐她还特地来陪了我家一口水缸﹐并说吴爷爷已经去世。
八三年﹐65号院落又被撤迁.建成楼房后﹐我家搬上了五楼。虽然楼房已接通了自来水﹐但我还是把吴家的水缸抬上了五楼。每当看见它﹐吴爷爷淒厉的呼叫声又回宕在我的脑海里﹐鞭笞我﹖警醒我﹖我那惊惶中的一推推倒了吴爷爷对我的关爱﹐使我愧疚一生。直到九七年我移居美国前﹐还特地请来九九﹐在那棵於世事的变迁中幸存下来的柑子树下面﹐我俩拍了一张照片﹐作为对吴爷爷的怀念﹐也留下一张绿色无言的见证。
安息吧﹗吴爷爷﹐请接受我迟到的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