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25度、东经123度的东中国海5个小岛构成总面积5.53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列屿、日美称尖阁诸岛）近半个世纪来，中华民国、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纠纷经过主角演变，现已是后两者剑拔弩张的现场。
是搁置这一主权纠纷，和平共谋最大利益，还是继续争端至爆发战火，可能依旧是政治道具与风向标。
日本外务省网页上用中文简体、繁体等12种文字宣扬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称约75年间，中国政府从未对日本实际控制尖阁诸岛提出过异议，在《旧金山和约》中，尖阁诸岛被确认为日本领土并被置于美国施政之下，而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及中国地图也都将其作为日本的领土。
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内阁决定把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随着清朝战败，清廷不得不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给日本，随后外强侵略、辛亥革命至中华民国诞生、二战、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政治运动等等内忧外患不断。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邵汉仪还说：“1895年日本内阁决定把尖阁诸岛编入冲绳时，并没对内外公告尖阁诸岛经纬度，以至于清廷和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不知道日本称的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台列屿。
例如1947年，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研究琉球地理范围时，制作的《日本占领后琉球（冲绳县）疆界图》中，关于尖阁诸岛的文字是‘何时被日本人并入冲绳县无记录可证’。”
属地证据
国际社会不是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但国际法上不承认用国内原因来申诉国际争端，沉默几十年的结果有默认嫌疑。不过，国际舆论仍具影响力。邵汉仪指出：“我们应该强调清代文献，例如清代以后的《使琉球录》等都明载钓鱼台与琉球之间的黑水沟（现称冲绳海槽）为‘中外之界’，因此钓鱼台位于清朝版图内。”
《使琉球录》是明、清朝皇帝册封琉球王的册封使们记录的出使航路，清代一些文献以此作记载国界的依据，多份清代文献记录了钓鱼列岛中的赤尾屿（日本称大正岛）与冲绳久米岛之间一道因海水颜色不同当时称作“黑沟洋”或“黑水沟”的天然海界，是中国与琉球国的分界，钓鱼岛在中国一方。
例如1756年（乾隆21年）清代册封使周煌写的《琉球国志略》存在“问沟之意，中外之界也”的文字；1808年（嘉庆13年）册封副使费锡章写的《一品集》中也有“黑沟洋中外分界处”的文字。
已故日本史学家井上清的论文里也提出过，根据1534年明朝嘉靖年间陈侃出使琉球时记录的《使琉球录》，井上指出“从福州到赤屿礁（赤尾屿）是中国领土”。
邵汉仪则认为，应着重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清朝或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可证明钓鱼屿在1895年前就是中国领土的记录。研究钓鱼岛主权问题近20年的邵汉仪说，他根据收集到的历史依据，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报刊积极投稿，论证日本称1895年前尖阁诸岛无主的错误。邵汉仪收集的历史证据也提供给2014年台湾外交部拍摄的“我们的岛屿–钓鱼台列屿”纪录片。
和平获益
不过邵汉仪也强调，向国际社会展示钓鱼台主权，是为了和平争取最大权益。他说：“传统东亚世界秩序下，明清两朝与琉球王国有数百年传统友谊，钓鱼台列屿成为中琉航线必经之座标，让出海者不迷失方向、为两国扮演亲善角色。十九世纪后，来自台湾、琉球、日本的渔民也充分享有钓鱼台周边渔场。
然而时至今日，钓鱼台却变成争论焦点，完全违背了历史上钓鱼台对于区域安全的贡献。”邵汉仪说，所以他赞成前台湾总统马英九2012年提出的《东海和平协议》。
马英九2012年执政时期向钓鱼岛主权纠纷各方提出《东海和平倡议》5点建议，包括自我控制，不升高对立行动；搁置争议，不放弃对话沟通；遵守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寻求共识，研定东中国海行为准则；建立机制，合作发东中国海资源。
《东海和平倡议》发表当天，当时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外相玄叶光一郎随即表示不接受《东海和平倡议》，但愿意考虑与台湾在尖阁诸岛周边合作。
2013年2月马英九再表示台湾不会在钓鱼台主权问题上让步，也不会与中国合作保钓。两个月后，日本与台湾在第17轮谈判中，达成了历时17年的《日台渔业协定》，台湾渔民恢复在钓鱼岛附近限定海域捕鱼，扩大了约4530平方公里渔场。“我们的岛屿–钓鱼台列屿”里，把此形容为“主权未让步、渔权大进步”。
至少在该纪录片里，台湾宜兰南方澳渔港收获着每年4月底至7月初在钓鱼岛海域捕获的金枪鱼、飞虎鱼等，渔民纷纷称赞《东海和平协议》。
中日之争
中国至今没回应马英九的倡议，中国船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逻不仅早已是常态，而且中国海监船还被日方发现搭载机关炮，去年该海域还出现过中国军舰。中日除了几乎每天船舰在该海域对峙外，两国军机也常在该海域上空对峙，局面已达剑拔弩张之势。
日本共同社前《中国观察》总编辑坂井臣之助分析说：“清廷把台湾作为‘化外之地’不重视，何况小小的尖阁诸岛；中华民国政府内忧外患，也不曾重视台湾和周边小岛，到台湾后，蒋介石（前中华民国总统）关心反攻大陆，无心兼顾尖阁诸岛；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者）同样不重视，中日建交时毛泽东急于与日美联合对抗苏联，所以周恩来（时任中国总理）说‘不想谈’尖阁诸岛问题，当然中国和台湾可能都知道即使告上国际法庭也不会赢，否则早就告了。
邓小平访日时建议搁置主权纠纷，可能既有当时改革开放需要日本资金、技术援助的优先目标，也同样相信中国难以赢得主张。邓小平以后的中国领导人都没威望，所以不得不在意社会风向，宁左勿右地操纵着内政、外交。但随着中国国力、军力增强，现在习近平政权可能已有夺取尖阁诸岛，甚至武力攻台的实力。”
坂井认为：“中国没回应马英九的《东海和平倡议》，是基于不能与台湾地位对等的原则。例如习近平从来不称‘马英九总统’，只称‘先生’或‘国民党主席’也是基于这种原则。”
争辩搁置
日本外务省网页上宣扬尖阁诸岛主权中，对搁置主权问题说：“我国的立场是一贯的，即从来没有与中国之间就尖阁诸岛‘搁置’问题达成一致的事实，这一点在已公开的外交记录上也很明确。
另外1992年，中国制定领海法，将尖阁诸岛称为中国领土；2008年以后，派遣公务船到尖阁诸岛沿岸，并多次侵犯领海等，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这些行为都与中国自身提出的存在‘搁置’共识的主张相矛盾。”
中国则称2012年以来的中日主权争端，源自日本政府购岛才改变了搁置现状。但在日本，几乎没人怀疑当时日本政府购岛，是及时阻止了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宣称购岛并建设，且已公开筹得14亿日元（约1260万美元）的行动势必挑起重大的中日领土争端。
据多个日本传媒后来披露，野田政权事先还知会了当时的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并获得理解，不料后来中国推翻这一默契。
不过，对包括外务省在内的日本政府坚称“尖阁诸岛不存在主权纠纷”，不少关注中日关系或关心尖阁诸岛问题的日本研究者也不以为然，认为声张主权是一回事，但不应否认存在主权纠纷，因为纠纷不仅明明白白存在，而且已到随时可能爆发冲突的危机。
否认存在纠纷就意味着无需谈判，不谈判就没法回避或降低冲突危机，这与日本政府谋求与中国构筑海、空紧急联络机制的方针相矛盾。
以理服人
在日本，现在几乎听不到像井上清那样能发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承认尖阁诸岛原来是中国领土的观点。这既与近年日本社会右倾有关、与研究者们渐趋偏重国际法有关，也与中国始终没能展示“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的有力佐证相关。
日本是重视法律的国家，法治也是国际社会是非观和秩序的依据。日本民众不断地从电视上认识中国反日、反美、反韩与抵制日货、菲货、韩货风潮的政治关系，不屑思考中国的主张。
最近抵制韩货运动中，中国一名女孩在超市捏碎乐天食品再放回货架上的视频在中国被爱国视，但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主持人对此说：“令人难以理解的商业破坏行为或轻度刑事犯罪”。争端是以行动恐吓还是以理服人来取胜，经过百年时代变迁，中国与国际是非观不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