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和非理性的毛泽东

宋永毅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一、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
二、从多疑到妄想：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与“文革”的演进
三、毛泽东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义的重要因素
【注释】

    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人们同时还受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自觉的、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现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热点。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而对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现象及其政治结果，至今还缺乏充分的讨论。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这首先是因为，作为“文革”中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泽东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灾难程度。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和程度内，人的情欲和性欲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人的情感和性欲，产生了血亲和婚姻等重要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端的政治领袖的影响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去看，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虽然毛有时会批评她，但总体来看，毛对江青的行动是相当放纵的。为何如此？是因为她受到毛的宠爱吗？事实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宠。

    1．江青为何在“文革”中能横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岁时，虽然风韵犹存，但她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已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这当然与毛泽东一贯在婚姻上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也与江青的妇女病不无关联。那时江青得了严重的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而不得不去苏联治疗。面对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关系方面对她的依恋。毛泽东碍于其“领袖”形象而不便离婚，但又想满足婚外性欲，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这种默认也自然伴随着丈夫对其名义上的妻子的某种补偿。以毛氏夫妇的地位，在一切生活开支均可由国库支付的情况下，毛若对江作金钱上的补偿，并无实质性意义，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权力方面作出补偿型承诺。据陈小雅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演变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3]

    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讳言，予以配合。 [4]

    然而，毛不断拈花惹草的行为毕竟会伤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惧。为了化解这种恐惧，她自然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从而稳定自己与毛的“政治夫妻”关系。正是这种病态的恐惧和野心，使得江青从延安时期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性逐渐变成一个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妇，进而在“文革”中成为一个疯狂报复、暴戾恣睢的“冷宫怨后”。据王光美回忆，毛泽东在1950、1960年代非常喜欢请年轻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还派秘书专车接送。有一次，游完泳上来已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主席先用餐， 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虽然王光美当场陪笑、平复了江青的情绪，但江青的猜忌无疑导致了她在“文革”中对王光美的“两个女人间的战争”。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国后的夫妻性关系和谐、江青没有因上述病态的恐惧和渴望所造成的阴暗心理和疯狂个性，“文革”时期某些领域内她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至少可能有所减轻。毋庸违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后的可悲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身后那位寻花问柳的风流丈夫的情欲有关。

    2．从“窃听事件”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毛泽东预谋和发动“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动中共上层对毛的“窃听事件”,而所谓的“窃听”则与毛的私生活情节被泄漏有关。据国内官方媒体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上的办公室里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专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员。后者得意地告诉前者，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此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6]官方媒体的这则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事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与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青年女性，乃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所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时的话语和声音。当毛的这位“女友”向毛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即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以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的是，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于是引发了一场令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此事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了责任，录音员当了替罪羊[7]。但毛心里仍然怀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那“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看来，毛把此事判断为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了。[8]毛的医生李志绥在回忆这一事件时写道：“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9]结果，“窃听事件”使毛身边最贴身工作人员的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

    一直在事件现场的李志绥认为，这一“窃听事件”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录音带上，很可能在将来构成对毛的权力的潜在威胁，因此使得毛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联想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担心这是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反对他的准备行动之一。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终于在“文革”中爆发出来。[10]以“文革”的名义，毛泽东实现了他隐忍多年的报复“窃听事件”的企图。“文革”一开始，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随即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写道：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杨尚昆和彭真都与“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

    3．“文革”的发端：毛泽东对“李慧娘”一剧的反感从何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题材。[14]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4．毛泽东是如何无意之中打破了精心维持的军队高层政治平衡？

    “文革”开始后，毛身边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5]毛的这种对女性的权力征服欲体现了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就常把被征服的部落或国家的后妃纳为自己的女奴或嫔妃，而且认为，占有了这些女人的身体，才能保证她们的忠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以致于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16]。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使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17]

    毛不仅使用“女友”充当他的政治工具，这些“女友”有时也能满足毛的政治需要。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毛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18]但是，“文革”中毛的“女友”们有时也会出于自己所属派别的利益，向毛报告一些片面的消息，或提出一些特殊的政治性要求，而毛在情欲的支配下，有时会答应她们的要求，结果反而破坏了毛自己建立的权力制衡。1967年震动全国的“5·13事件”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武斗的双方是“演出派”（即“老三军派”）和“冲派”（即“新三军派”），双方为如何组织演出而大打出手。前者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空军、海军、总后勤部机关及其所属文体单位、院校等群众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在空军保吴法宪，在海军保李作鹏，在总后保邱会作，人数较少。而后者是所谓的“造反派”，人数较多，他们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来）的支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派。当时，周恩来坚决要求两派联合演出，目的是维持军内的林彪嫡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和由毛自己掌控的肖华、杨成武这一派之间必要的政治平衡。[19]这样的平衡其实也体现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集团之间的平衡。可是，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本人无意间打破了。

    事情起自1967年4月，毛在中南海的卧室里见了空政文工团女演员、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刘属于保吴法宪的少数派，她向毛哭诉，“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毛于是对刘和另外两个女友表了态：“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啰。”毛不但让他的“女友们”直接去找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叶群，还派了毛的秘书徐业夫去找叶群，让叶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当然立即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样刘一下子变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是5天10天。[20]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对叶群与刘素媛等人的会面有如下记载：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了毛家湾。叶群接待后，把我叫了去，说：“张秘书，我去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演员，你跟我去做一下纪录。……叶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小看他们，那是通天的！’”在接见中，因为叶群深知她们和毛的特殊关系，便首先问她们：“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刘素媛回答说：“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于是，叶群便积极地建议她们：“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结果，“叶群的主意确实发挥了作用。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5月13日，她们在礼堂举行试验演出，由于这一演出是背着军内各单位文艺团体居于多数的对立面群众组织搞的，结果遭到了这些组织的冲击”。[21]这次演出违背了周恩来和肖华关于两派要联合演出的指示，肖华便劝他们不要坚持演出；然而，因为有毛对这些“通天女友”们的承诺，林彪就公开表示支持演出。结果激发了双方的武斗。事后，林彪又利用这一事件，通过叶群的幕后操纵，掀起了打倒肖华的政治风暴。但是幕后的促成者，却仍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女友们。根据“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记载，对打倒肖华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就是毛通过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的“私人通道”向叶群、吴法宪等人传达的。[22]6月9日，林彪又带上他的嫡系人马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一派的演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老三军派”的威风。从此，林彪等人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老三军派”），从“中央文革”手里夺过了对军队单位“文革”的指导权，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们马上在6月初组建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李作鹏的副手）组成的“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即后来林彪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23]“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在“九大”上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泽东认识到，一个尾大不掉的林彪军人集团已经对他的绝对权力形成了威胁，军队系统内政治平衡格局被完全打破时，为时已晚，毛只能设法动“大手术”来解决了。毛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和林彪闹翻后，对军队的那几个“女友”的角色已有所觉察，刘和她那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被允许进入中南海。由于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权倾一时，毛甚至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24]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放荡淫逸的君主一样，毛有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权色交易”付出政治代价。

    5．江青奉命打击叶剑英，毛泽东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权者，尤其是军队干部，纷纷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开后门”，安排入学、参军。这股歪风邪气成为全国民怨沸腾的一个焦点。1974年初，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原本意图是，帮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更多的国务院和军委的掌控权。1月24日、25日，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连续召开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又在《人民日报》和地方报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开后门”学员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有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一份申请退学报告”等。[25]当时江青等人抓住这一问题，向确实有腐败问题的叶剑英等人开刀，既能赢得民心，又可在军内扩充势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对军队大权重新洗牌。面对这样的压力，叶剑英在1月30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自己的“严重错误”的“检讨”。

    但是，在“走后门”问题上，毛泽东却出面帮叶剑英的忙，妨碍了江青等人打击叶剑英、插手军队事务的盘算。毛在2月15日给叶的复信中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26]毛的说法显然又是强词夺理，故意曲解。江青、迟群所批判的是“走后门”这种方式，并没有给“前门”或“后门”进来的人定性。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后来成了“开后门”之风的护身符，对全国性的党风腐败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 ……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27]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不得不“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与这些“女友”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3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3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28]据范回忆，这类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中共资深干部沈容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29]

    显然，毛自己因为有“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所以他无法抓“元老派”“开后门”的把柄、藉此整倒他们。像当年为“女友”任凭林彪排挤听命于毛的肖华、杨成武一样，这一次是为“女友”而“放”叶剑英“一马”。当然，在这件事上退让，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想打击叶剑英。两年后，他还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叶剑英“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30]然而，这时候才剥夺叶剑英的军权，为时已晚。叶已经赢得了在军内苦心经营两年的时间，他“病退”前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根本无法压制或者忽视。毛死后不久，他生前竭尽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叶剑英势力的手里。毛若再世，当悔之莫及。

     6．“毛办”“负责人”：“陪睡丫头”张玉凤

    谈到毛在“文革”时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与其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据李志绥回忆，1970年毛与林彪发生摩擦，结果导致来自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失宠，此后张玉凤正式调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过其风烛残年的最后6年时光里，张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此柜里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材料反映了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家人，获得了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以致于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几年前张玉凤的一则回忆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提出了毛之后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了记录。该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2]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前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来更象是毛当着张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图心，否则她为什么不当面拒绝毛将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从1970年到毛去世，张对毛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张实际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对她的依赖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实上从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个徒具虚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张玉凤的真实地位，对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层政治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讨论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3]由于毛晚年根本不愿见江青，江青曾不断地对张“巴结”、“献殷勤”，即便如此，张和江的关系仍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妇”和“小妾”的争宠夺利关系极难缓和；另一方面，张也是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与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结果曾一度被毛赶出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姓女士，此人后来去香港后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4]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未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在回忆中提到，毛泽东和她（指张玉凤）慎重地谈过与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5]另据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6]“文革”中毛对江青最严厉的批评（即批评“四人帮”）正是发生在此次冲突之后。不难猜测，张玉凤在毛严厉批评江青一事上很可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也时常离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唐、王两人当时比较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与江青有私人矛盾，于是就利用毛的联络员的身份，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当然，王海容同时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余英时教授总结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时，使用了“在榻上乱天下”的比喻。此语有两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38]确实，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会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与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为什么无聊的事，毛与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导致心肌严重梗塞。当时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此事大大地缩短了毛的寿命。[39]毛生前虽然“妾嫔”成群，但死后尸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以自杀终结生命。对于“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二、从多疑到妄想：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与“文革”的演进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多疑的特征。由于他们在自己夺取和维持权力的道路上运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以己推人，他们自然会随时防范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无上的权力。然而，多疑在某些情况下会发展成妄想症的精神病态。例如，当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便可能发生。另外，步入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可能发生器质性病变，使本来未必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明显加剧。他们会不断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采用极端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

    1．毛泽东的妄想症状及其与政治形势起伏的关系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 [40]笔者依据李的回忆，将毛的若干妄想症特点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对比，按时间顺序列表供读者参考。

    在精神病学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用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以动摇他的信念。妄想症又称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对某真实事件的曲解，进而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纠结的妄想系统。临床研究显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见的有夸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在这一症状形成的过程中，情感对思维进程有明显的影响，病人妄想的内容往往与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郁病人往往产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产生夸大妄想。

    从表中所列的毛泽东的恐惧妄想中可以看到：首先，这是一种“被害妄想”；其次，许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如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藏人”（后来发现不过是一只野猫）；再次，他在政治方面受挫的心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他的疑惧/妄想。医生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患“神经衰弱”而导致严重失眠，“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41]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而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只会促使他在漫长的旷夜中加深各种无来由的猜忌和妄想。

    2．毛泽东对“政变”的恐惧：理解“文革”期间政治演进的一条线索

    了解到毛晚年可能有妄想型精神病症状，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文革”中一手制造那么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错、假案。毛的“被害妄想”与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有直接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政变”的动向或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被害妄想”像一场不可摆脱的噩梦贯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死亡为止。究其原因，或许可以说，恰恰是毛自己为了打倒刘少奇，先组织文人秘密地造“舆论”，继而调动军队，以政变的方式，用莫须有的罪名，推倒了党内第二号人物，打击了一大批各级干部，因此毛潜意识里往往会担心别人也对自己搞所谓“反革命政变”。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个著名的关于“反政变”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42]林彪所说的使毛恐惧了几个月的“政变”者，指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指责这几个人试图“政变”，确实毫无根据，而这4位毛的追随者也从未有过如此想法。然而，毛的妄想居然引发了整个中共上层的互相猜疑指责。在5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陈毅、周恩来等人也毫无根据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黄袍加身”，以至于朱德嘲讽着反诘道：“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43]显然，这又是一出天方夜谈。

    不久，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责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要搞“二月兵变”。有关这一荒唐的指控，1980年的中共文件是这样描述的：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借房子。7月上旬，北京大学有人贴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是要搞兵变。康生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不经任何调查，就在7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蛊惑人心，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经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时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有余认为这是谣传，康生就指控孙“替彭真辩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立场”，要罢他的官。还有一些人为此受牵连，挨批斗。[44]

    这种根据几张莫名其妙的大字报所作的指控，本来就是完全的捕风捉影。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却就此改变，对贺龙从“保”到“弃”，将贺龙“隔离审查”，直至迫害致死。不少学者认为，促使毛下决心打倒贺龙，不只是“二月兵变”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还因为毛担心贺龙与苏联军方可能的“勾结”。[45]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的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私下向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贺龙当场反驳，并立刻报告了周和毛。尽管贺龙以其行动向毛表示了忠心，但毛却一直疑云未消，最后终于在“文革”中将贺龙投入黑牢。贺龙不是毛的嫡系，却一直对毛忠心耿耿，甘作“家臣”。在延安时期，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时，遭到政治局成员的反对。但时任军中要职的贺龙挺身而出，为毛保驾，他用土匪腔说道：“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一时颇得毛的欢心。然而，从毛对贺的多疑寡信、刻薄少恩，最终把贺作为假想的敌人加以消灭，似乎越是想接近毛、越是积极向毛表示忠心的人，却容易引起毛的疑惧/妄想。从“被害妄想”症的临床表现看，这是常见现象，患者的疑惧/妄想常常从他最接近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开始。

    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命运，或许会有新的理解。罗瑞卿一直是人所皆知的毛的忠臣，他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对毛的安全保卫可谓鞠躬尽瘁，几乎达到了由罗自己亲自担任“私人保镖”的程度。毛可能原先准备让他将来代替体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但阴差阳错的是，刘少奇在1965年5月接见一个外国客人时先把这个安排说了出来：“每个人都要准备自己的接班人，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46]刘的这一讲话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毛泽东看了这一文件便产生了对罗的猜疑。心胸狭窄的毛不但无法容忍他的亲信被自己正准备打倒的政治对手提名为国防部长人选，而且进一步怀疑刘、罗之间可能有类似“政变”之类的阴谋。于是，罗瑞卿就突然被关押了起来。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几个人曾连续地亲手杀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储君。而毛泽东就偏偏这样做了。从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里，他连续杀死或逼死了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都是他先后钦定的“接班人”。刘、林不但隶属于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经对毛不遗余力地大肆吹捧而获得信任。刘少奇曾帮助毛在“延安整风”中击败了毛在党内最强大的对手王明，又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得以发动“文革”，则完全得益于林彪倡导的对毛的个人迷信和林的“保驾护航”。然而，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对这两人的疑惧/妄想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

    例如，1966年5月18日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是他揣摸毛的本意并得到毛批准后的发言。林彪在讲话中提到，毛为了防止政变，几个月来“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一陈述亦属实情。当时，毛林关系正处于炽热的政治“蜜月期”，官方媒体则将林彪称为毛的“亲密战友”。可是，林彪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此讲话后仅1个月，毛竟然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47]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明显地，毛非常怀疑林彪大谈政变的动机。5年后，林彪死了，为了证实毛对林彪的先见之明，毛的这封信被公布了出来。然而，这封信不也同时揭露了毛多疑的特征吗？在毛、林的政治“蜜月期”里，毛尚且如此怀疑林彪，那么，毛什么时候真正信任过任何掌握党政军大权的部属呢？

    有趣的是，按中共的官方说法，林彪及其死党（其实是他的儿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确实策划了暗杀毛的政变。即便此说属实，那么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毛的日益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一步步逼出来的。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开始公开冲突。双方的争执焦点似乎是“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据今天多位学者的分析，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毛并没有说一定“不设国家主席”，林也从没有说他要当“国家主席”。[48]可是，研究者们通常止于此地，而忽略了对毛泽东的妄想心理的线索追踪。毛在这次会议上发现，自己的“家臣”陈伯达（原任毛的秘书，后由毛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竟然与林彪意见一致，并为林摇旗呐喊，连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都曾一度站到了林彪一边，这立刻引起了毛的疑惧。因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家臣”的“不忠”，由此又可能联想到林彪拉拢“家臣”和“大内总管”，是否图谋不轨。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便被说成是“在庐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49]毛的妄想症在庐山会议后日益严重，据李志绥回忆，毛甚至把周恩来派来的3个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医生，硬说成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特务。随后，毛的关于林彪要搞“政变”的妄想似乎越来越强烈，他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林彪的反常做法。例如，他作为党的主席，公开破坏党的纪律，在1971年8月至9月的南巡中，到处拉拢地方军政大员，攻击党的副主席林彪，同时积极准备再发动一场类似打倒刘少奇那样的宫廷政变。如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他的亲信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言：毛“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50]如果说，年轻气盛的林立果等人产生了政变的想法，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毛的“林彪欲政变”的“妄想症”逼出来的铤而走险之举。

    3．毛泽东偏执型人格的政治后果

    在毛泽东一生的最后20年里，他的多疑已发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1959年，他把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冲突，与彭的乳名“彭得华”联系起来，据此认为彭有危害毛的野心。毛在决定整倒彭德怀的哪一夜，“吃3次安眠药仍然没睡觉”，他对自己身边的卫士田云玉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51]再如，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曾向人打听说∶“李医生（李志绥）的儿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绥是不是有野心？”[52]对这种现象，精神病学诊断可能会指为偏执型人格障碍。

    按照医学标准，偏执型人格障碍有如下表现：

    （1）广泛猜疑，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或伤害，过分警惕防卫。

    （2）将周围事物解释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阴谋”，并可成为超价值观念。

    （3）易产生病态嫉妒。

    （4）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5）好嫉恨别人，对他人过错不能宽容。

    （6）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

    （7）忽视或不相信与患者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观证据。因而很难以说理或事实来改变患者的想法。

    患者的症状至少要符合上述项目中的3项，方可诊断为偏执型人格障碍。具偏执型人格的人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偏执行为持否认态度。[53]

    毛泽东晚年的性格特征几乎符合偏执型人格的上述所有病症表现。心理学研究揭示，老年人的性格特点常常是其青壮年时期性格的加强和发展。青年人和中年人对自己心理和行为上的弱点，有时能自我控制，所以这些弱点未必会向极端倾向发展。但是，到了老年之后，人的自控力变弱，原来比较隐蔽的性格特征随时可能暴露出来。毛自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又是一个激动型的诗人。他本来就容易受非理性的唯意志和失控的激情所支配，到了他的晚年，这些性格特点便发展成为偏执的病态。

    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和他的“敌人们”的冲突之起源和发展，常常会发现，这些冲突的骤然升级，往往涉及一些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事引发的意气之争。在许多场合，毛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偏执型人格的第6个特点，即“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毛在“文革”中反复表示：他与刘少奇的重大理论分歧爆发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54]当时，毛与刘就“四清”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看法，刘在毛讲话时插了话。据与会者回忆：他们只是各说各的，没有任何直接的冲突。会议闭幕前，邓小平出于照顾毛的身体，建议他可以不参加闭幕式。不料毛不仅勃然大怒，还拿出了《宪法》和《党章》，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剥夺了他的“言论自由”；毛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55] 按照毛的说法，就是在这次冲突之后他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现在看来，毛当时的反应完全与偏执型人格的第一个特点相符，“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毛原本同意刘少奇建议的派工作组进入大学的作法。但在这次会上，毛却出尔反尔，不仅否认自己曾赞成派工作组，而且攻击刘少奇通过工作组“镇压”“文革”。毛当众指责挖苦刘少奇：“你在北京专政嘛，专的好！”毛还语带威胁地说：“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这时，刘忍无可忍地表示：“无非是下台，有5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引者注）”。[56]本来，毛对刘的指责就属于食言自肥、无端寻衅，一旦刘少奇稍稍表示了不满，毛在偏执型人格的支配下，不但不肯认错，而且雷霆震怒。于是毛进一步扩大事态，他马上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与刘的个人争论归结为与一个假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同时，毛又改变大会议程，改组政治局，将林彪确立为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偏执型人格的第四个特点，即“过分自负，若有挫折或失败则归咎于人，总认为自己正确”。

    从精神病病症的角度来解读毛泽东晚年的多疑和残忍，绝非标新立异或危言耸听。实际上，在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中共上层集团中，有病态人格和精神病病症的人绝不止毛一个人。例如，江青早在1959年就被多名专家诊断为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57]；康生“建国后一段时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而且患了很重的精神病。当时康生的病情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 [58] 至于“副统帅”林彪，多名医生（包括他的保健医生）都诊断他精神有问题。“文革”初期李志绥去为他检查身体，一看到他就认定“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59]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病夫治国》。在该书序言里他们写道：“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像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60]中国那场疯狂混乱的“文革”的领导者们，他们的病态不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吗？

三、毛泽东的政治幻想：左右毛主义的重要因素

    缺乏想象力的领袖人物很难开拓新的局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但沉溺于幻想中的领袖可能把国家作为巨大的实验室，使整个民族陷入灾难之中。不幸的是，毛泽东正属于后者。很多晚年毛泽东的研究者在解释他的错误时，常常把缘由归结为毛的“理想主义”。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理想不同于幻想，不符合客观实际和社会规律的理想只能是空想和幻想。幻想是人抓住现存或历史上某些事物的某些方面，对它们进行观念的加工，用观念的联系代替事物之间客观的、真实的联系，把这些个别的方面加以夸大而虚构出来的东西。毛泽东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空想主义和幻想主义有关。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中毛试图通过“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荒唐的口号来“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反映了他在经济建设中游离现实、陷入梦幻的空想主义，那么，他发动“文革”时，企图通过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不断革命”和“斗私批修”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建成一个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社会，则突出地表现了幻想对其政治实践的影响。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在人类的正常生活中，幻想具有缺失补偿的积极作用，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现象。但是，当一个人把幻想一味当作现实，便可能被视为一种精神病症。在晚年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他常常沉溺于幻想之中。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8年，毛泽东到上海。市委负责人为毛安排文娱活动，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演出时，“毛泽东是很容易入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看台上的演员。……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金山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的恐慌。他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 戏剧闭幕后，“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但是，在闭幕后接见演员时，“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61] 这一观剧细节显示，毛很容易进入戏中的虚拟世界，不仅动情大哭，还拍案而起，以致掉了裤子，大失仪态。如果说这些举止还可被理解为“进入角色”，那么，他对“反面人物”法海的仇恨，乃至于对扮演法海的演员的不理睬，便只能用他不能正常地从幻想状态中解脱出来加以解释了。

    如果说，毛在观剧时表现出来的幻想型行为还只涉及生活模式，那么他在政治行为和政治认知上的习惯性幻想，则可能构成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走向的关键性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习惯性幻想可能无意识地支配着他的认知和行为，使他的行动偏离理性轨道。现代心理学认为：无意是对某种对象不自觉的、不由自主的反映的认识，相当于“下意识”。[62]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毛泽东的政治行动常常很明显地受潜意识和政治幻想的支配。下面试作分析。

    1．毛的“人民”情结和“帝王”幻境

    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深深的“人民”情结。一方面，毛以为，“人民”永远渴望着他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把人民视为可任意摆布的子民。因此，他有理由随时代替人民决定他们的利益，而“人民”会因为对他的依赖而紧紧跟随。当党的宣传机器把他从“人民的大救星”抬高到“万岁、万万岁”时，这种“人民”情结也脱离了理性认知，转化为毛的潜意识。他不再相信，人民可能期待别的选择；即便现实揭示出相反的情形，他的这种潜意识也不再改变，而是宁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语境中。从更深层次来看，毛的“人民”情结其实不过是他的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的外化和包装而已。由于毛不便使用“帝王”话语，因此，他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利益”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驭民企图；同样地，他也随时需要人民的“山呼万岁”来确认自己“君临天下”的感觉。1966年他先后8次接见上千万各地赴京的“红卫兵”，不仅仅是为了煽动这些幼稚的年青人为他“冲锋陷阵”，也是为了体验和感受对他个人的崇拜和盲从。当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激动若狂、山呼万岁的百万“红卫兵”时，当天安门城楼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时，毛的那种以“人民的天然代表”为包装的“帝王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从50年代开始，从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里可以看出，人民在毛的政治生涯中只不过是实现其政治幻想的工具，他从来不以民生为念，又时时想操纵民众为自己的政治幻想服务。50年代后半期，在一次毛与李锐的谈话中，李锐听到毛说出了心中的真实想法：“他公开说，我们现在就是搞愚民政策，我们现在就是训政时期”。[63]由此看来，“人民”和“人民利益”不过是毛的“愚民政策”的一个巧妙的道德籍口而已。

     毛泽东一向申明并坚信，他发动的“文革”是符合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利益的。1966年6月，正值“文革”风云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在韶山写了“七律·有所思”，以诗言志，表达了自己发动“文革”的心迹。他写道：“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64]高华对此诗作了精彩的阐释：“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65]7月8日，毛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到：“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66]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当狂热的民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时，毛回应道：“人民万岁！”[67]8月18日，毛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与林彪谈话时又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显然，毛认为，要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就需要由自己来发动“这个运动”加以推动。尽管他高呼“人民万岁”的那一刻或许是真诚的，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被感动了的，但同时他也坚信，对他高呼“万岁”的“人民”只能由他来代表、由他领导并任由他来“运动”。

    与刘少奇、彭德怀相比，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特征是，当自己的政策给人民带来严重的恶果时，毛不愿意、也不敢面对真相，而是时常退缩到幻想中去，自欺也欺人。例如，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上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前，回访了故乡韶山。在那里，他亲耳听到了乡亲们对“大跃进”的抱怨，目睹了“公共食堂”的惨状，也听到了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对“大跃进”已经出现的恶果的汇报。面对这种极为困难、悲哀的局面，毛泽东却掉头沉浸在自己的政治幻想中，吟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59年6月28日，“到韶山”）和“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1959年7月1日，“登庐山”）。这不是什么“诗人的浪漫”，而是政治领袖用幻想来自慰。紧接着，全国发生了“三年大饥馑”，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毛泽东听到了大量有关大饥荒的实情报告，不得不表示自己不再吃肉，以体现与民共苦，但与此同时，他再次用幻想中的“红霞万朵百重衣”和“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答友人”）等诗句，来虚构一幅歌舞升平的图景以自欺欺人。与当时全国民众极其悲惨的处境以及从肺腑中发出的悲怆求救的呼唤相比，与彭德怀在湖南民间考察后写下的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相比，毛的这种幻想是何等的不以民生为念，已毋需多言。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从50年代起，毛在许多方面经常本能地、无意识地欺骗自己，也试图欺骗党内各级干部和民众，同时创造并维护着他个人需要的自我愉悦的幻景。

    到了毛的最后岁月，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发动的“文革”遭到了全国上下多数人的抵制和否定。他曾经对身边的亲信表示：“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68]显然，他明白自己的“英明伟大”早晚会被颠覆。然而，他却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个“人民领袖”的失败；相反，他顽强地死死抓住“君临天下”的最后感觉。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毛已经是病入膏肓、苟延残喘之身，但他在《人民日报》上高调发表了自己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前一首词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语句，夸张地表现了毛的唯意志论和“万物皆控于我”的意识；而后一首中“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之类词句，充分显示了毛的那种凌驾于神州之上的自负和狂妄。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写过“沁园春·雪”，词语之间，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帝王情结”，跃然纸上。到了毛将死之即，他的这种心态毫无改变，尽管失败在即，他依然幻想着自己能“鲲鹏展翅”式地在政治上随意挥洒。更准确地说，毛此刻只能在文学幻境里体验自己的“伟大”和“历史地位”了。他生前看过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难忘的战斗”，当银幕上出现了解放军入城，市民和学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的镜头时，毛老泪纵横。[69]这可以被看作是毛对自己当年的“成功”深深的依恋；也可以被理解为毛对自己晚年的失败和“君临天下”的即将逝去心犹不甘。

    2．“公社”情结：毛的政治幻想

    毛泽东还有一个深深植根于头脑中的政治幻想，即“公社”情结。“大跃进”时期它表现为毛鼓吹的“人民公社”，其模式觅自《张鲁传》。“文革”时期，它又改头换面地变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包装的“巴黎公社”。

    毛对“巴黎公社”的钟情可追溯到1926年，这一年3月18日他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演讲，题目便是“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70]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又用“巴黎公社”为理论武器整过彭德怀。[71]“文革”之初的1966年7月和8月，他把北大聂元梓等7人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72]，“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73] 。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也这样写道：“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74]1966年11月，在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时，“副统帅”林彪代表毛讲话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75]1967年1月31日，《红旗》杂志在1月夺权的高潮中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76]

    其实，被毛高度赞誉的聂元梓等人揭发北大校长陆平的那张大字报，与巴黎公社式国家机构重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当年，刘少奇下台前对此也百思而不解，他对伍修权说过：“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77]比较习惯于理性思考的刘少奇可能至死也未明白，毛的“公社”情结并非理性认知，而只是政治幻想，岂能以理论之？毛当时拉过“巴黎公社”这面旗帜，不过是为了给自己鼓动全国“造反”、“夺权”提供一些马克思主义包装的理论依据和道德基础罢了。那么，毛当时是否真就“巴黎公社”模式深思熟虑了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与其说毛确认“巴黎公社”模式是取代当时的党政权力结构的最佳选择，还不如说，有关“文革”要走“巴黎公社”道路的说法，不过是折射出毛潜意识里的“公社”情结。

    毛在“文革”早期提出“巴黎公社”道路之后，中国还真出现了仿照毛的说法而建立的中国式“巴黎公社”。1967年2月5日，上海市“造反派”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建立了新政权组织，特地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是张春桥揣摸毛关于“巴黎公社”的说法而安排的名称和形式。“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称：目前由各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群众代表，与驻军负责人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最终目标是，“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78]看起来，“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阐述的“崭新权力形式”的构想，正符合毛泽东反复宣称的反官僚主义、追求政治平等、恢复巴黎公社伟大理想的“文革”目标。然而，它却意外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评：“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甚至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说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79]

    将毛对虚幻的“巴黎公社”道路的高度赞扬和对现实的中国式“巴黎公社”的刻意贬低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原来他对巴黎公社全民选举的民主新政体的憧憬，不过是他无意识中的幻境。当上海的“造反派”天真地按照幻境构筑新政体时，毛却从中看到了这种制度试验对自己的“天下”的威胁。事实上，毛的“公社”情结不过是叶公好龙式的幻想，他还没糊涂到把自己的权力建构在无法确实操控的海市蜃楼之上。毛发动“文革”的本意，无非是要清除党内异己，确保大权独揽。尽管他曾把幻想中的“巴黎公社”道路拿来作为挥舞的旗帜，但却不愿意真正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把他的权力体系变成虚渺的存在。所以，毛果断地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 革命委员会”的产生，要在“大联合”、“三结合”的基础上由上级批准，这与“文革”前的任命制并无区别。于是，一场号称以“改变官僚体制”为目的之“文化大革命”，最后仍然回归到党的集权专制。这个在“文革”中形成的新官僚体制，甚至比“文革”前的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法西斯化。与此同时，所谓“巴黎公社的原则”也变成了故纸堆里的垃圾。

    3．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为表现

    心理分析认为，意识与潜意识或无意识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活动常常在它们中间寻求平衡。潜意识或无意识是意识的深层部分，包括原始冲动、本能以及各种欲望，由于社会标准不容，它们往往得不到满足，被压抑到无意识中。每当人的意识以及欲望受到挫折时，人就可能下意识地启动“自我防御机制”，以保护自己。这样的“自我防御机制”包括转移／替代，合理化／文饰，反向（以相反的行为表现），歪曲，幻想，推诿，补偿，升华等等。由于这种自我保护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便带有自欺欺人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上关于毛的政治幻想的心理根源和行为表现就有了一些心理学方法的新解释。

    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他显然自视为高于“秦皇、汉武”的“千古一帝”。但在当今世界，他已无法公开称帝。因此对毛来说，他只能经常性地通过“压抑”把“帝王情结”藏到无意识中去。另一方面，他也不时会启动“转移／替代”（用另一个目标替代原来的目标）机制，即采用冠冕堂皇的“人民”这一集合名词来替代他的帝王情结。毛经常下意识地运用的另一种机制是“合理化／文饰”的手法。比如，他自命为“人民利益”的唯一代表，从而将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毛在“文革”初期对“巴黎公社”的鼓吹，也充分表现了他把自己不合理的做法通过某种自欺性程序变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心理过程。而当他否定“上海人民公社”这一“巴黎公社”道路的实践时，他使用的是“自我防御机制”中典型的“反向”行为，即他的“自我”为了控制或防御某些不被允许的冲动而有意识地作出相反的举动，因此他不顾自己当初对“巴黎公社”道路的美誉，而毫不留情地贬低“巴黎公社”的不适用，又嘲笑全面选举的幼稚。

    进一步来看，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铲除一大批党内异己的“文革”运动，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责难，毛的一系列行为模式基本上符合心理学所说的“自我防御机制”。首先，他把自己与刘少奇之间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深深地掩藏到无意识层次里；其次，他用另一个“光明正大”的目标，来替代说不出口的真正目的，“继续革命”就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再次，他用充满道德感召力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诉求，试图把冷酷的充满私人目的的高层权力斗争合理化。

    毛泽东1955年在嘲笑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时说过：“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80]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认识，把这句话理解成毛泽东“文革”时期非理性心态的写照，大概是十分恰当的。

【注释】
[1] 有关本文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定义，可参考下列中英文著作：Richard
[2] Wolin. 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 the Intellectual Romance with Fascism : From Nietzsche to Ppostmodernism.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hn Dunn. The Cunning of Unreason : Making Ssense of Politics, New York : Basic Books, 2000; Jonathan Baron. Rati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吴宁《社会历史中的非理性》，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夏军《非理性的世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年。
[3] 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1. p.175.
[4]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第508-509页。
[5] 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情事》。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第337-338页。
[6]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7] 巴人，“毛泽东震怒－－震动高层的‘窃听事件’”，《北京日报》，2007年6月19日。
[8] 最后的处理自然是对那位来自农村的姓刘的录音员最重。据李志绥回忆，刘某被立即送去陕西劳改。据北京的知情者告知：直至“文革”结束，此人都未被“解放”。
[9] 同注[3] ，第354-355页。
[10] 同注[3] ，第354-355页。
[11] 同注[3] ，第354-355页。
[12] 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 同注[3] ，第388-389页。
[14] 梁壁辉,“驳‘有鬼无害’论”,　载《文汇报》1963年5月6日。
[15]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
[16] 郭金荣，《毛泽东的黄昏岁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第161-164页，第195-198页。
[17] 同注[3] ，第343页。
[18] 《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香港：《开放》杂志社，1997年，第29页。
[19] 丁抒，“毛泽东和他的女译电员”，载香港：《开放》杂志，2000年4月号。
[20] “文革”开始后，由于原来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经毛泽东的批准，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肖华组成的“三人小组”，处理军委日常事务。这对于林彪集团，事实上是一种制衡。
[21] 同注[3] ，第464页。
[22] 张云生，《毛家湾纪事：林彪秘书回忆录》。香港：存真社，1988年，第87-88页。
[23] 黑雁南，《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1988年，209-210页。
[24]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 672-677页。
[25] 同注[3] ，第508页。
[26] 《人民日报》，1974年1月18日。
[27]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28] 《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内幕》。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653-654页。
[29] 范达人，《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第19-20页、39-40页。
[30] 沈容，《红色记忆》。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206-207页。该书作者在网络上发表她全书摘录时的标题是“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
[31] 见中共中央1976年2月2日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文件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当时叶剑英并未请病假，而是毛泽东“钦定”他“生病”，从而夺了他的军权。
[32] 同注[17]，第46页。
[33]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5年8月号。张玉凤的这一回忆现在越来越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真实的。
[34] 同注[17]。另外见郭金荣的《毛泽东的黄昏岁月》，第119-120页。
[35] 凌锋，“有关张玉凤的补遗”，载《闲话毛伯伯》。香港：《当代》月刊出版社，1993年，第80-81页。
[36] 同注[15]，第185-187页。
[37] 见“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中发
[1976] 24号，1976年12月10日。
[38] 同注[3]，第561页。
[39] 余英时，“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载《反叛的御医：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和他未完成的回忆录》，第84-87页。
[40] 同注[3]，第588页。
[41] 同注[3]，第221页。
[42] 同注[3]，第105页。
[43]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
[44]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朱德纪要”, 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
[45]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1980年10月16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
[46] 类似见解可见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94-95页；亦见张戎、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 449页。
[47] 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载《华夏文摘赠刊》第314期（2002年11月18日）；又见舒云的《林彪画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535页。
[4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1-72页。
[49] 王年一、何蜀，“重议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原载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第2001年第1期
[50] 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第402页。
[51]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1972年1月13日，中发[1972] 4号。
[52] 权延赤，《红墙内外》。呼尔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53] 同注[17]，第237页。
[54]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该标准1989年第一次公布，全书的电子版可见：http://zgxl.net/xlzl/cjxljb/ccmd2r.htm。
[55] 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
[56] 郭家宽编，《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第77页。
[57]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页。
[58] 同注[3]，第246-248页。
[59] 王凡、东平，“五进中南海：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载《传奇·传记文选选刊》，2006年第6期。
[60] 同注[3]，第436页。
[61] [法国] 皮埃尔·阿考斯,[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著，郭宏安译，《病夫治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62]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 1991年，第48-50页。
[63] 冒从虎、冒乃健编，《潜意识 直觉 信仰》。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0-71页。
[64] “李锐先生访谈录”，2007年10月1日，原载《议报》第32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6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55页。
[66] 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炎黄春秋》，2004年第１期。
[67] 同注[46]。
[68] 《人民日报》，1966年7月26日。
[69] 同注[17]。
[70]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51页。
[71] 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72] 毛泽东，“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48页。
[73] “毛泽东对中央负责人的讲话”（1966年7月），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
[74]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 8月 4日），出处同上。
[75] 出处同上。
[76]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 年11月 3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
[77] 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
[78] 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长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5页。
[79]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原载1967年2月7日《解放日报》。
[80]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第667-672页。
[8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