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偏重宣传效果
如何定义贫困人口是重大人权问题。由于涉及较为复杂的经济分析过程,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少有人权行动人士以及人权理论专家关注此问题。依据中共国家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来看,数据公布的选择性非常强。
今年二月末公布的上年情况,只披露了农村贫困人口而不涉及城市。与此同时,官方着力于宣传效果而不进行宏观描述。比如,在公报刊出的二十多天前,新华社发表新闻长稿,讲述习近平探访贫困村,「翻台账、察看村居改造设计图、走村入户」,云云。
今年二月末公布的上年情况,只披露了农村贫困人口而不涉及城市。与此同时,官方着力于宣传效果而不进行宏观描述。比如,在公报刊出的二十多天前,新华社发表新闻长稿,讲述习近平探访贫困村,「翻台账、察看村居改造设计图、走村入户」,云云。
黄奇帆的披露意义重大
将新华社报道(标题)提到的全国七千万贫困人口数据,对照国家统计局公报说到的成绩(二〇一六年农村贫困人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人,比上年减少一千二百四十万),可以大体推算出:城市(镇,下同)贫困人口为两千六百六十五万。这个推算在基本算法上没问题,但给人的感觉肯定是难以接受。中国如此迅速的城市化过程,只出现了不到三千万的城市贫困人口?——这还没考虑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城市本身就存在贫困阶层的情况,其如棚户区的居民连私家卫生间都没有,必须“有计划”地上公厕。如果以“习近平数据”为参照,不仅两千六百余万城市贫困人口的推算性结果不合常理,而且,会带出一个重要人权概念,是为「广义贫困人口」。
全国人大财经委会副主任黄奇帆在五月下旬的一次经济形势演讲中,引述道:习近平主席曾在二〇一四年说「大城市总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买不起房」,因此,要靠政府力量解决这些人的住房问题。在较为学术化的角度,我将黄奇帆引述的习近平说法定义为「习近平数据」。狭义地说,「习近平数据」代表大城市有百分之二十的广义贫困人口。
全国人大财经委会副主任黄奇帆在五月下旬的一次经济形势演讲中,引述道:习近平主席曾在二〇一四年说「大城市总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买不起房」,因此,要靠政府力量解决这些人的住房问题。在较为学术化的角度,我将黄奇帆引述的习近平说法定义为「习近平数据」。狭义地说,「习近平数据」代表大城市有百分之二十的广义贫困人口。
大城市广义贫困人口在统计学意义上,当然包括二〇一六年国家统计局不愿正式披露的那两千六百余万。初步看一下,四个直辖市(最标准大城市)二〇一六年底人口合计八千四百万,以平均百分之三十在郊县住(重庆较高,上海较低),那么,核心区域有五千九百万人;五千九百万中的百分之二十是一千二百万。至此,不难发现:国家统计局已经是「人权杀手」,它在统计数据上回避城市贫困人口项,旨在掩盖中国人权的巨大恶性事实。
三线城市情况不容忽视
若在四大直辖市共存在一千二百万贫困人口,那么,全国城市贫困人口只有两千六百余万完全不可能。应当严肃地指出:宣传体系虽然非准确说出七千万贫困人口数据,它的「人权杀手」作用比国家统计局更厉害。因为它力求用形象说法代替基础数据,好像一位高级领导人到什么地方一掀锅、一问候,那里的贫困就立刻消失了。
扩展广义贫困人口统计范围,但仍限于作为「习近平数据」地理基点的「大城市」,那么,第二阶梯上是五个计划单列副省级城市(深大青厦宁)加上广州。这个六个城市的人口总计是五千一百万,依据非核心城区人口为百分之四十估计,那么,核心城区人口为三千一百万,广义贫困人口应为六百万。仍在技术性计算方面往下推,非计划单列的副省级城市(剔除广州)人口合计(南京、武汉、沈阳、西安、成都、济南、杭州、哈尔滨、长春)有八千二百万,以非核心区比例为百分之五十计,那么,广义贫困人口为八百二十万。
递减到三线城市,其本城人口一般是区域内的百分之十。加计辖内四线城市及镇级非农业人口,城市人口约占百分之三十。但是,在三线城市范围内区分核心区与非核心区无意义,因此,依据官方公开数据进行总计(二百八十八个三线城市),约有十点八七亿(统计误差约为百分之五)人口。
去年农村贫困人口增加
以百分之三十估计二百八十八个三线城市辖内城市人口,约为三千二百六十一万。这时,「习近平数据」的地理基点(大城市)已不存在。由于三四线城市收入水平远低于大城市,广义贫困人口比例约为百分之五十。简化以上描述,三线城市辖内的广义贫困人口约为一千六百万。
至此,将以上系列计算汇总,中国广义贫困人口是四千二百万。这个保守数据大于本文第二个小标题下的非准确估算(两千六百万),高出一千六百万。这个层面的广义贫困户人口未包括农村。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农村贫困人口数(四千二百万,约数),但其统计的政治性太高,即曰:主观性误差率一定高于城市方面,即便保守地按城市误差率(百分之六十二,等于一千六百万比上两千六百万)算,那么,农村广义贫困人口是七千万人。如果「死扣字眼」,等于去年一年农村根本没能减少贫困人口,相反,还在二〇一五年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千四百万。
应当做技术性说明的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广义贫困,以城市人口中买不起基本住房者的规模为数据截取位置;第二层意义的广义贫困,技术化地推算了农村的情况,但未依据更准确的截取位置,其如拿不出五万元结婚彩礼等。
结语:全系结果是一点二八亿
本文只给出一个保守的估算思路,尽管里面使用了大量专业方法。这个估算思路对国际观察中国人权的意义在于:其一,应当有涉及宏观经济数据的基本观测方式;其二,将过分强调发展权而压制一般人权导致的社会后果纳入分析视野。
最后,技术性分析不能留下空白区域,或者说,应当关注大城市非核心区域人口中的广义贫困。以「习近平数据」与三四线城市同质数据相均衡,中间位是百分之三十五,可计算出大城市非核心区广义贫困人口为一千六百万。如此,全系性的中国广义贫困人口应当是一点二八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