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作者因刘晓波头七被旅游（网络图片）
一
晓波逝去已过百天。这一百天来，无时无刻不想为他写点东西，提起笔却又无话可说。世间没有天堂，在血写的现实下，语言是如此的无力，既不能让逝者的灵魂稍感安慰，亦不能让生者醒觉奋起。
然而，终归还是要说些什么。
他的声音，他的名字已在这片国土上成为敏感词而消失，他的肉体亦被消失，不说些什么，如何面对他生命的牺牲与祭奠。
二
与晓波的相识，缘于网络。
在中国互联网的早期，我创办的《民主与自由》网站以被当局封杀48次成为一个网络传奇。晓波是《民主与自由》网站的忠实网友，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自从互联网进入大陆中国以来，独立于官方立场的民间网站便应运而生。在民间网站中，尽量避免敏感时政问题、专打擦边球的自律者多，而坚守信息自由立场的勇者寡。在极少数敢于突破言论封锁的民间网站中，野渡主持的《民主与自由》无疑是大胆而坚韧的民间网站之一。”
在他1999年出狱到2003年成为笔会会长之间的那几年，他在北京是很寂寞的，作为知名异议人士，在当时肃杀的政治氛围下，他一直被主流的体制知识分子圈所排斥，社交不多，所以有大量时间泡在网络上，而我所创办的《民主与自由》以刊发敏感时政新闻和敏感人士的言论而成为他最喜浏览的网站，他注册了一个叫“水皮虾米”（水之皮，即是波；虾米，刘霞闺名霞妹的谐音）的网名在《民主与自由》上发帖以及和网友交流。在网站屡封屡建中，我与晓波渐渐熟悉，并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常想起与晓波一起共渡过的相隔千里以电脑一线相连的每个夜晚。
那时候，他喜欢写完文章后通过skype朗读一次给我或者达功听，在朗读时他感到语句有问题就停下来立刻修改，接着再继续朗读，那时候他一点也不结巴。因此我是他很多文章的第一“听者”。
那时候，我们都喜爱足球，而他一提起喜欢的巴塞罗那球队和梅西，就滔滔不绝。每个有球赛的周末，我们就开着聊天软件，边看电视直播边在电脑上聊天评头品足。
那时候，他闲适时喜欢说起他所经历的人和事，说起王朔对他的帮助，说起王小波的往事，臧否人物。
那时候，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的际遇。当我被打压时，他第一时间撰写了文章《民间网站守望者野渡》声援；当我需要资金购房以摆脱被当局驱赶的困境时，他出面多方筹措，使我得以安顿；当我家人住院时，他第一时间致电慰问；即使在他失去自由前，他还担心着我的生计，交代其他朋友尽可能想办法给我找更多提高收入的途径。
我常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冬日。当我按响他的门铃时，他迫不及待地从楼上三步并作两步赶下来开门，然后伸出双手拥抱的场景。想起那个晚上我们在他家客厅畅聊至凌晨六点，直到我迷迷糊糊地在沙发上入睡，醒来时看到他已细心给我盖上了棉被，准备好了饭菜，那一刻直到现在的温暖。
在他被捕前几天，我们还在聊着入冬后的北京太冷，他计划和刘霞南下广东避寒。我已经在安排着他到来时的行程。
没想到，那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行程。
他走了，我失了一个朋友，一个老师，一个兄长。
这种痛，是灵魂的抽搐。
三
在晓波患癌消息传来前几天，和晓波的一些朋友相聚，因为计算着他已经系狱八年，离获得自由的时间已不足三年，我们还热切讨论着他出来后，面对今时今日政治天花板越降越低的中国，他应如何才能弥补失去的十一年时间，观察和适应上这对异议者更残酷的时代。但没想到比他失去自由更残酷的事情已降临到他头上。
八年间，无数次在梦中还见到他，而希望同样与梦一样不绝，觉着还有三年，就可以再听到他熟悉的结巴声音，听着熟悉的国骂口头禅，一如昨日，在电脑的skype上，谈论着巴萨队那水银泻地的华丽攻击，谈论着中国民间空间的生长。八年了，我们所喜爱的梅西仍然是球场上的国王，但风霜悄然染上的发鬓已在宣告他的时代渐渐迈向终结；八年了，期待渐进、温和推动社会转型的中国民间早已梦碎铁幕。岁月就这样无情地改变着世间，改变着人心。
四
这八年的时间，中国从后极权时代走向了新极权，江胡时代挣扎成长起来的自由空间被全面清场的铁拳碾碎。八年前，无数人为民间空间的增长而激动，渴望更多的自由，期盼着社会的渐进转型，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代表着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希望与梦想。但事实上，以对《零八宪章》的围剿和对晓波的判刑已然显示着这个政权的刚性和强硬，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恐怖时代的到来，但是《零八宪章》那么大范围的传播和影响却只抓捕晓波一人，及其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沉浸在喜悦的自由阵营忽视了极权狰狞的獠牙已越来越近。
以对晓波和《零八宪章》群体的围剿为标志，重新加强社会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极权主义成为政权唯一的姿态。限制了社会自我组织与发育，控制社会个体对政权的挑战，迫害人权成为常态，而晓波夫妇所付出的代价是受难者中所受最残酷的。他们夫妇的遭遇是这中国正在向黑暗沉沦的铁证。
而这一切，是在狱中信息完全被堵塞的晓波所不知道的，他甚至不知道他所挚爱的妻子所经受的磨难，这完全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极权时他在狱中的遭遇大相径庭。那时的他可以和所炽热相爱着的刘霞在狱中结婚，而在新极权治下的今天，他却只能被癌症，妻子被抑郁症，生而不自由，死亦不能自由。
五
但他的灵魂是自由的。所有在晓波生命后期认识他的人都惊讶于他的温和、宽容、谦卑，与八十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坛黑马截然相反。这宽容的精神来自于生命的沉淀，来自于刘霞爱情的温润，更是对自由的不懈追求的必然。
前期的激进与后期的宽容在他身上奇妙地合为一体，这是长河劈山开路然后融入海洋的浩瀚胸怀，而没有激烈为自由而抗争过的宽容则只不过是死水一潭。
所以，他不但是言说者，更是行动者，这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里是绝无仅有的。他以文章入木三分地揭露“盛世中国”皮囊下的荒谬与可笑，他从不认为党国有一丝一毫改良的可能性，相反，他认为“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是民间主体性的首创者，为此他不但以笔为旗，鼓励抗争，更身体力行，创办和发展笔会，不是为了办成作家的“Party”,而是要构建民间政治反对的人际网络，事实上在中国互联网早期的网络异议表达运动里，由他发起的各种网络签名乃至《零八宪章》的签署，这个民间政治反对的人际网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六
在他被捕前一个月，我们俩聊起共同的一个朋友刘路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的事。
他问我如何看，我说：“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是我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国家，我的信念一直是：这是我的祖国，我要让它自由。”
然后我反问他会如何选择出国的事。他说他要出国，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实现了民主自由，他才会带着刘霞周游列国去，好好弥补这么多年对她的亏欠。
他选择了这条荆棘路，他对得起这个国，朋友，同道，道义，但是他唯一亏欠的就是刘霞。
他得到诺奖后，每每媒体传来他以出国换来自由的报道，我总是嗤之以鼻，因为我清楚他那天所对我说的话语背后选择的坚定。
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他要求和刘霞一起出国治病。他的一生，不是在狱中就是走在向狱中的路上，他为这个对不起他的国家做的已太多太多。他最后只想以违背他信念的努力，来为他亏欠的至爱换取不再受苦的自由。
七
他为自由而战三十年，为生命自由、国家自由向死而生的奋战，必成为中国自由战士弥足珍贵的精神源泉，他思想的光影比生命更绵长。
作为朋友，我铭记着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音乐会上Sivert Hoyem所唱的《路上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road ），想着所有与他有关的记忆，泪水流敞在脸上，流敞在所有的日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