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指着和尚骂秃驴”，中共政权及时识破批胡鞍钢者居心叵测》中已经分析过，从时间顺序上讲，胡鞍钢炮制的“中国赶超美国论”根本就是在习近平的“三个自信”，更是日后扩大成的“四个自信”出台之前，所以事实上“三个自信”也好，“四个自信“也好，说到底都是源自胡鞍钢早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即已经取得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习近平登基之后胡鞍钢以”国师“自居也是实事求是。所以，“党媒被勒令禁批胡鞍钢“的最直接原因，说穿了就是批胡鞍钢就等于是批习近平，批判胡鞍钢的”论调“就等于是在批判习近平”新思想“的核心支柱”中国梦“和从三到四、颠三倒四的”自信“，是指着和尚骂秃驴。
既然不准批胡鞍钢，那批薄熙来应该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吧？于是，海内外媒体又把关注焦点放到了辽宁地方官媒“东北网”几日前刊登的批薄文章《热闹与伪装》上。
该文的作者署名“倚池阑愁”，文章中写道：第一次听说薄 熙来是在广播里。那是1999年，我随部队在天津执行任务，为期半年。有些日子，同宿舍的战友晚上睡觉前会打开收音机，收听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某个频道每晚连播的《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这篇由某著名作家捉刀的报告文学，讲述了薄 熙来在大连的一系列“显著政绩”，譬如大搞绿化种下“熙来草”，发展交通建起轻轨，等等。文中的薄 熙来，顶着各种压力阻力，把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城市建设，打造“渤海明珠”“北方香港”“浪漫之都”，使大连迅速成为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俨然是一个锐意创新的改革家和实干家，散发着政治明星特有的光芒。
这篇报告文学令我一直觉得有点怪异——那些年，除了央级媒体对孔繁森的报道，我还没见过有媒体如此宣传一位在任的市长。当时有几位在大连工作的战友议论说，这位薄市长一贯爱出风头，可能是升官心切，在给自己造舆论吧！
后来的几年，这位当初的薄市长果然步步高升，从辽宁省长到商务部长再到重庆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高歌猛进的一路上政事家事都引人注目，不失“爱出风头”的本色，正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直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大戏落幕之后，老婆杀人逼走当初的得力干将，以至东窗事发，终于“眼看他楼坍了”。
反观薄 熙来主政过的地方，总是会留下一番热闹好看。“熙来草”、轻轨、服装节、足球、唱红打黑……着实博人眼球，也着实给人一种“能干事”的印象，但却又让人觉得不那么可靠，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譬如斥巨资铺设的轻轨，从大连市中心一直延伸到金石滩旅游区，看似方便快捷，却无法缓解城市堵车之痛，直到十几年后大连市不得不再拿出巨额资金修建地铁，以解燃眉之急——倘若当年直接把修轻轨的钱用作修地铁，又何必后来全城拥堵为地铁工程让路？而据说当年在轻轨与地铁之间，正是薄毅然决然选择了前者，因为“高大上”。
懂得如何取悦他的市民，也许正是薄的聪明之处：喜欢玩，就修一条通往旅游区的轻轨，即使这笔投资无法做到效益最大化；喜欢穿，就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办服装节，即使本地一些服装厂沦为代工后无力发展自己的品牌;喜欢红歌与广场舞，就搞个唱红打黑，即使他本人的红与黑并不那么清清楚楚泾渭分明……
一切为了政绩，为了面子，为了收买人心，为了飞黄腾达，薄不会承认这些，但尾巴早晚是要露出来的。热闹之后，留下的后遗症与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各种隐藏着的重担也终由不明就里的百姓于不知不觉间承担。当年靠权力扶植起来的企业风光不再，以私利为纽带缔结的联盟也土崩瓦解，曾经的得力干将摇身一变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权力的游戏者终被游戏终结，闹剧的制造者终在闹剧中退场，妄想成为英雄的伪装者终被撕下面具。
随着薄 熙来从东窗事发到锒铛入狱，他掀起的热闹，已被证明是彻彻底底的伪装，他的思维模式与办事方式，也必将在被唾弃中化为历史的尘埃。
笔者也是因为海外数家中文媒体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才给以关注，未等读完就强烈感觉到这位作者分明是在含沙射影、借薄讽习，指桑骂槐、指鸡骂犬， 拐弯抹角、借题发挥，旁敲侧击、意在言外，总之是在指着和尚骂秃驴，明批薄熙来，暗讽习近平。
从中国境内的公开网站上查找了一下，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好几家中国内地网站上都有网友转帖此文，称赞这位作者“实在是高级黑”，“够水平的高级黑”……。
内地网友认定此文是“高级黑”之后也只敢会心一笑，评论内容也只敢在“高级黑”三个字之后用省略号表示“你懂得”。海外的中文网友当然就可以“畅所欲言”了。“文学城”以《官媒再次痛批薄熙来：竟然取悦民心！》为题转载此文后，引来众多网友跟帖。网友“二舅的跟帖是： 应该是有人在指桑骂槐，明里骂薄，暗中损习。这俩货都背景相似，都是靠老子上位，也都不是啥好东西。估计将来的下场应该也差不多，殊途同归，监狱就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网友“西门桥也认为该文是 “指桑骂槐”。“官媒是借着批薄熙来，实际是批习近平，习近平根本控制不了全党全国的每一个人。到处都在给习近平使暗绊！”
网友“KM2016”也认为“文章有高级黑的嫌疑。”
网友“Armweak” 发表评论说：“倒是觉得作者明批薄熙来，实际上是在批习包子。你若把薄熙来三个字换成习包子，再隐去那些地名，当今习包子做的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空城之主”的跟帖附和道：“是的。薄熙来那些旧事，不提别人倒也忘了。这时候再说一遍，无非是为抗衡习近平。“
网友“mirror1 “发表评论说：”如果把主语换一下，和现在简直没有什么不同。（薄熙来）起码还没有想到做袁二。
网友“阿米高”跟帖说：“此文要存下来，下次肃清大撒币余毒的时候可以用，需要改动的地方不多。”
笔者数年前曾在本专栏发表《周永康起根儿就是坏人》一文，文中提到关于共产党政权组织人事机制的“负筛选”之说，据说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首创，的确是十分形象。早在薄熙来刚刚倒台的时候，中国大陆知名政治异见人士牟传珩先生即撰文说：完全失去权力监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中共干部用人机制不断推出薄熙来们负筛选的遮丑布。
笔者记得多年前海外民运还较有影响的时段里，丁学良先生的“负筛选”之说是直接批判中共组织制度的，但在2012年习近平登基前不久，丁学良先生把他的批判矛头对准了早已经解体的前苏共，《负筛选的人事制度——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之二》一文被《南方周末》刊登之后，引起众多中国大陆境内媒体和网友的高度兴趣。
丁学良先生在文章中说，在苏联考察，强烈认识到苏联体系性失败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它人事制度上的负筛选。199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讲了负筛选的众多案例。两年后我读到，苏联学者反省他们的人事制度，得出的是同一个结论，他们用的词叫“逆自然淘汰”。
一个组织或机构无论大小，无论其性质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什么人能进来，进来后安排什么职务，怎么将人淘汰出去，这是人事制度的基本环节。我有个前辈朋友孔先生，在海外做过二十多年管人事的大学副校长。他说中文的“人事制度”这四个字绝顶聪明——没人就做不成事；选错用错了人，一定会把事搞烂。
苏共和苏联政府是一个超级大组织。对于人员是正向筛选还是逆向筛选，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组织的整体效能乃至生命力。
我在这方面学习研究达到的认识是：执政不久，苏共的负筛选人事体制逐步形成。它建立后，虽然有少数领导人想扭转，却大势所趋，没能改变方向。结局便是，这个世界上最老的执政共产党解体时，没多少人出来救，大多数成员都要把它当作“脏衣服”扔掉。
几十年里形成的负筛选人事制度，导致体制中很少有理想主义者和独立见解的能人。有理想主义、真能干的人，都被排斥在外，因为他们被视为具有威胁性。
苏联的人事制度把极为丰沛的人才资源筛选出局，只让三四流的人员管理一个庞然大国，日新月异的局面自然是出不来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