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历史，我不了解，没有发言权；国共合作的历史，我也不甚了了，同样不敢妄议。不过我在中共的阳光普照下生活了数十年，约占中共建政70年的80%强，虽说未经历过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等运动，但却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捌玖陆肆、市场经济、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中国梦、新时代等诸多时期。就是说，我对中共虽算不上全面了解，但部分了解还是没有问题的。故此，在读了李伟东先生《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祭及战略检讨》以后，我也愿意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和李先生主要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误不同，我主要谈中共的谎言和骗术。
一
我们自小就被灌输，中共带领大家的奋斗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彻底扫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障碍；一开始先搞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昂首阔步进入无剥削、无压迫，大家一律平等，物质高度丰富，按需分配这样一种梦想中的无阶级社会。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呢？主要手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狠抓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就是说，一定要把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窃取的政权，从它们手中用暴力流血的方式夺过来，然后再对它们及其残余势力实施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最广大的劳苦大众，要对过去的剥削阶级实施强制改造和镇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亦即：这部分曾经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阶级，如今也得反过来让劳动人民骑在头上任由其复仇，此所谓“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要让过去的剥削阶级永世不得翻身。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剥夺他们的自由、平等、言论、选举、人格等权利，让他们始终低头认罪，永远成为政治贱民和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是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先决条件。否则，如若让剥削阶级搞复辟，反攻倒算，那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如何能顺利实现呢？
以上这些是我们从小接受的红色教育，它无疑代表了中共的“初心”。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也撰文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中共各个历史时期制订的党章中去找到这份“初心”的根据，那里面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我们上学期间才十来岁，自然什么也不懂，老师怎么讲就怎么听，有时也免不了心驰神往。数十年以后的今天，再回过来审视这套共产幽灵的理论，整个就是一通乌托邦的邪说和美妙动人的谎言，几乎没有一条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二
对这个所谓的“初心”提出质疑，其实是很容易的。比如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全国的公共资源都归自己这个阶级所有和支配，此时的“无产阶级”还是原来的无产阶级吗？而曾经的有产阶级(地主资本家等资产阶级)由于被无条件剥夺了各种财产和权利，此时实际已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还是原来的那个有产阶级吗？依我看，后者才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既如此，那么请问，此时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划分还合理吗？
当然你可以辩白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每个个体并不占有私有财产，所以他们还是无产阶级。然而，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实是，掌握公共资源支配权的无产阶级干部(即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或“先锋队”)，却可以通过各种明里暗里的手段化公为私；更不要说他们还享受着各类特权、特供和其它一些特殊待遇和福利。这个时候，普通百姓当然还是无产阶级，但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或“先锋队”还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吗？
事实上，此时的无产阶级队伍至少已分化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少数掌握公权力的“先锋队”或“公仆”，另一部分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前一部分掌握公权力的“先锋队”，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公共设施和资源，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与各种利益的分配权，他们实际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有产者。而后一部分的人民群众，自然还是一无所有；他们与那些被剥夺了财产和权利的曾经的有产阶级一道，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前者仅仅在政治地位上略高于后者而已。
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时如何来界定掌握公权力的“先锋队”的阶级属性？说它是无产阶级，它分明掌控着全国的所有资源和经济命脉，以及享受着各种特权特供，权力大无边，自然也少不了以权谋私和化公为私等的罪恶勾当。而说它是有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它分明又代表着确系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先锋队”这种代表权是谁赋予的？如果没有人赋予“先锋队”这种代表权，而仅是他们一厢情愿自封的，那他们的阶级属性还能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无产阶级”吗？
因此，也难怪毛泽东当初总是要号召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并声言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了。我认为毛说的没错，当时中共的“先锋队”们，实际上确已成了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
可问题是，假如毛泽东指出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是一针见血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毛自己是属于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
我相信，就当时他所掌握的权力和其私有财产来讲，所有中共的“先锋队”或“公仆”们，没有哪个能及得上他老人家。为他出行花费巨资所修的行宫(如滴水洞)等，我们姑且不提，单就他的稿费而言是否十分可观呢？
你可以为他辩护说，稿费是他老人家的合法收入。问题是，第一，他的“红宝书”都是靠行政指令推销下去的，并非市场行为。第二，禁止言论和出版自由，知识分子很少还在写作，就是写，也发不出去；比如沈从文先生就放弃写作而去研究服饰。这么一个八亿人的大国，就只有毛一个人在思想、在出书，整个出版行业被“红宝书”垄断了半壁江山。此时毛拿这么多的稿费正常吗？
我这么说是想指出，此时的毛不仅是个典型的有产阶级(大资本家)，而且其收入来源还算不上完全正当和合法。即是说，毛是一个凭借权力集聚资源的大资产阶级分子。这样一个大资产阶级分子带领的“先锋队”(“走资派”)，如何能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呢？中共能否解决这种逻辑和情理上的悖谬？
讲到这里，又要引出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一直被中共有意无意忽略的权力来源问题。
我们姑且承认，江山是中共打下的，他们的政权是从有产阶级的国民党手里夺得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依靠暴力革命抢夺来的政权，从形式上看是否正当合法，我们可以不去管它。我们要问的是，中共夺取了政权以后，除了进一步巩固政权以外，是否还要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即是说，就算一开始“打江山、坐江山”是正当的，那它的正当性按理也只能满足于一时；它是否能满足于永久，则颇可怀疑。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别的不说，单就你这个“先锋队”的阶级属性问题，就已经成了你继续执政下去的现实障碍。因为你这个“先锋队”已经成了有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公有制实际已成了官有制(党有制)，这时的你，还能代表无产阶级对曾经的有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吗？依照你这个“先锋队”的阶级斗争和报仇雪恨理论，此时真正的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和被剥夺了各种权利的曾经的有产阶级)，应该再发动起来推翻你这个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先锋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如果你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先锋队”不想再被真正的无产阶级推翻，那你就必须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它是检验政权正当性、合法性不可回避的一步。古代王权或皇权凭借“君权神授”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民主国家，政府权力靠的是公民选举来确认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无产阶级“先锋队”掌握了政权，靠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算你一开始暴力夺取江山是不得不采用的方式，那你获得天下以后，难道还能一直以此表明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吗？至少挑选未来的接班人，你不能再沿用“马上得之”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吧？所以，此时启动民主选举，让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来投票选出自己认为信得过的执政者，当是最明智的选择。
可毛泽东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这么做。虽然他认为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哪怕他实际已是这个“先锋队”里财富最多、资格最老的大资本家。他坚信自己始终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必须“为民请命”、“为民作主”，并要把这个“先锋队”里被他认为已经异化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个都整倒。
其实，毛思想与专制帝王的想法一脉相承，江山是他打下来的，他“坐江山、保江山”是绝对正当的。故此，必须把所有危及自己执政根基的不利因素统统清除掉。这就是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由来。马克思是他的初心，即民众的大联合，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而秦始皇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手段就是铲除异己，巩固政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目的就是由党天下归于家天下。
实际上，此时的中共“先锋队”(马克思政党组织)，已经成了老大(秦始皇)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工具。老大想怎么做，只要把自己的意愿包装成中共“先锋队”的意志，以此来宣示自己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随后便可顺理成章地搞掉异己或对手。毛没有一丝一毫的法律意识，他心里只有政策。所谓政策，实际就是他一时一地的主观好恶和诗人般的即兴想象。毛就讲过，他虽然主持过1954年宪法的起草，但当时宪法有几条几款，他根本就不记得。他认为，治国不能依靠法律，而是要依靠政策。他的政策首先就是要充当人民的代言人，为民作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老百姓着想，都是要铲除形形式式的牛鬼蛇神，确保江山万代红。至于老百姓的肚子是否填得饱，是否有最基本的权利，那都不在话下。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作为党内财富最巨的大资本家，代表一贫如洗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来整倒另外的那些小走资派，是多么荒诞和自相矛盾。
毛泽东虽然也讲过民主，但那是他处于弱势地位时玩的口号，一旦自己处于强势地位，那他就不待见民主了。如果真要搞民主，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当家作主，那置他毛泽东的独尊地位于何地？实际上，他和这个世界里所有处于强势地位的君王一样，全然不喜欢民主。哪怕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心里其实也不喜欢民主而喜欢独裁，他们只是碍于制度而不得不遵守民主的规则罢了。民主天生只能是弱势者的追求。
中共建政70年，一直延续毛泽东的路数，不喜欢民主乃至敌视民主，自然也从来不去考虑权力的来源问题。倒是为着巩固政权，竭力排斥异己和打压所有对自己的执政安全构成不利的潜在因素，直至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政权必须牢牢坚持一党专政，老大要一手遮天，绝不允许出现异己力量和竞争对手。而且其正当性和合法性资源越是近于耗尽和枯竭，越是要末路狂奔，越是要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势。由于民主自由等是削弱和监督专制极权最有效的制度设计，故一党专政的中共将其视作是对自身权力稳固的最大威胁，也就不奇怪了。
中共死保政权出于何种考量？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很可笑，但我还是要这么问。因为中共的“初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要救民于水火的，是要解放全人类的；中共自己也宣称不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即要实现共产主义。可是现在老百姓提出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诉求，为什么又要遭到中共无所不至的打压呢？换言之，既然你宣称“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一切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利益，可为什么你做的又与宣传的完全相反，即说一套做一套呢？此种反常行为自然也可以从中共处于弱势时高喊民主自由，而到了强势时又特别敌视民主自由的分裂举动里得到印证。
指出这点，是想提这么一个问题：中共的“初心”，是否起初就掺了假？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先锋队”是否一开始就如古代专制皇权的改朝换代一样，君臣主导打江山，老百姓不过是替他们卖命的工具？区别仅在于，古代打江山的君臣可以直接宣示自己的目标就是建立家天下和官天下；而中共不敢这么直白，因为皇帝已不存在了，他们动员平民子弟“抛头颅、晒热血”的目标是实现乌托邦的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通俗地讲，天下是大家的，中共的干部仅是大家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试想，数千年暗无天日的家天下和官天下，现在一下要变成大家的，当官的反过来要做老百姓的仆人，这对大多是文盲的平民子弟来说，有多么大的诱惑力！他们能不豁出命去拼死一搏吗？
如果中共的“初心”原本就掺了假，那么后来他们这个“先锋队”专为自身谋利益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也就顺理成章了。想想也是，如果死保这个政权对自身并无多大好处，守它则甚？死守，是因为它能给自己这个“先锋队”的成员，尤其是党内大佬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和荣华富贵。如此，他们才有巨大的动力去死保这个政权。
我想，这也属人之常情，完全符合一般人的认知，中共自然也不例外。可问题是，中共从来不愿公开承认这点，他们非要把自己打扮成大善大德、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不可。过去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现在又换了新说法，所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民主”、“人民领袖爱人民”之类。中共总是要以圣人自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可实际情况呢？回答是：正好相反，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巨贪国蠹；而老百姓，都是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和言论自由都没有，天生一张嘴两大生理功能，吃饭和讲话都成了大问题。换句话说，中共从“初心”开始直至现在，都是用谎言在忽悠天下苍生的。
明白了这点，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真正目的就昭然若揭了。说穿了，中共保政权就是保党天下和家天下，就是保权贵利益，保权贵地位，保权贵江山万代红。至于真是无产阶级的穷苦百姓，永远只能是韭菜，被他们一茬又一茬地割下去，而且必须规规矩矩、服服帖帖，不允许有任何怨言；哪怕你完全清楚他们是在用谎言糊弄自己，你也一定要配合他们把这出戏演下去。
这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统治术。就是说，中共要比他们宣称必须坚决推翻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所有剥削阶级的邪恶还要邪恶。因为这些以前的剥削阶级虽然也会使用一点骗术，但并非全部是骗术，其间也会夹带部分真诚。而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尤其当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成为普世价值以后，现今的“剥削阶级”再要行骗，已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毕竟老百姓有了民主自由以后，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随时监督政府的一言一行。然而中共治下，你敢监督政府？中共的邪恶就在于，它不仅自始至终在欺骗老百姓，而且当你明知它在欺骗，你还不敢揭穿它，为了自保，你还非得感恩和配合它不可！
三
有人会说，中共的“初心”里边，也包括民主或曾经包括民主。对此，我可以说，中共早先确实提到过民主这件事，比如笑蜀先生编选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中，中共领袖及其喉舌就连篇累牍谈到过民主、自由、平等、宪政之类西方价值观。但正如上面所讲，当时中共与国民党相比，明显处于弱势；为了赢得话语权和一席之地，中共必须以民主这个武器来跟强势的国民党叫板。就是说，对中共而言，民主此时只是一种手段而并非目的。
国民党代表政府，它的地位正当合法且非常强势，它不待见民主也在情理之中。舆论认为蒋介石搞专制独裁，那也是事实。中国数千年的王权专制史，有个一成不变的传统或曰规矩，那就是天下一统，王权或皇权至上，唯我独尊，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不愿中共跟自己分享权力，实属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他做的并不比别的独裁者做的更出格。因此，中共要想为自己赢得正当合法的地位而不是被斥为共匪，除了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之外，别的方式就只能通过议会或政协等公共平台以及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来高调宣示民主，以此博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及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民主虽然是舶来品，缺乏传统根基，但它当时已成为强势话语，并在社会中上层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以民主相号召，就能占据道德高地，给对手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一句话，你蒋介石若反对民主，不尊重民意，那就是专制独裁，企图一党独大，搞蒋家皇朝。与此同时，中共在其解放区，也搞了一些类似于民主的仿冒品，如土地改革、男女平等、基层选举、扫盲识字等。这在当时似乎颇具吸引力和号召力，因为国统区尚看不到类似的迹象，故也难怪一些进步的知识青年要投奔延安而去。
问题在于，中共的这些动作是否属于信仰和追求民主的真诚之举？应该承认，当时大家都看不清楚，它能迷惑很大一部分人也并不违背常情。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他们从中共的这些举措里看到了些许民主的希望，认为中共有可能代表了未来中国的方向。哪怕现在，还有少数知识分子如李伟东、荣剑等，都还认为中共当初喊的民主以及与国民党的谈判是比较真诚的。由此可见，当初较多的人被中共所迷惑也就无可厚非了。
然而，数十年以后再回过去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便会发现，中共当初搞的这些所谓的民主，很难说不是一种临时性的策略。就是说，中共鉴于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需要迎合社会各界的民主诉求，他们不能不做出某种姿态。其实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姿态并非本来意义上的民主，而只是“为民作主”而已。就是说，中共所谓的民主，都是表面的、肤浅的，是毛泽东等党内大佬依照当时的理解有意设定的。因为中共的“初心”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如果真要搞西式民主，让人民群众获得货真价实的民主、自由、自治等权利，那样置中共于何地？中共这支“先锋队”还如何代表无产阶级？实际上，此时解放区的老百姓不仅素质低下，毫无民主自由人权意识；而且他们也根本做不了主，只是依据中共的意志行事，近于被操弄的木偶一般。就是中共自己，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也都一知半解，根本缺乏深刻的认识，仅是鹦鹉学舌而已。再说，中共内部的整肃清洗和等级森严等帮规，也实与民主自由人权等水火不容，这样一种极权政党如何可能容纳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呢？比如毛泽东自己就著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不过有一点中共是清楚的，虽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很难见容于中共，但这类口号毕竟可以拿来向国民党施压，逼他们放弃一党专政，从而为自己赢得正当合法的参政权来炒作造势。毕竟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包含了近于民主的价值追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攻击你的软肋，你不能不有所顾忌。一句话，中共的民主游戏，并非出于真诚，而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或曰骗术而已。退一步讲，即便我们可以用善意来推测中共，认为他们主观上可能并非为了行骗，然而客观上他们还是落下了行骗之实。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奇怪，中共玩的这类游戏，与他们一以贯之忽悠社会大众的手法并无二致。以军事和地下斗争起家的中共，玩诈术和谋略是其看家的绝活，中共的大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哪个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在中共的观念里，他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个个都是正人君子，天生的道德模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来源，既非君权神授，也非民主选举，而是来源于整个“先锋队”道德品格前所未有的伟光正、高大上。尽管它不过是延续了儒家的圣人政治(德政)，毫无新意可言，事实上他们也知道都是用来骗人的；但中共还是要把这种儒家的圣人政治推向极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连他们自己骗着骗着都信以为真了。
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列举了共产党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没有任何私心，无所畏惧”、“他实事求是，在革命实践中检验一切理论和是非”、“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他能够毫不推辞地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任务，绝不把困难推给人家” 等五大修养以后，刘接着宣称：
“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我们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视死如归地、毫无犹豫地牺牲了他们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除了这种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所谓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这是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道德’……把道德观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基础上，公开地宣称我们的道德是为着保障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战斗利益，这只有共产党人能够做到……”
你看，这支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全体党员具有如此伟大崇高的道德操守，若由其来代表最广泛的劳苦大众，并由其带领大家来推翻剥削阶级及其走狗，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当仁不让的吗？在中共看来，他们这支“先锋队”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全体人民的大救星。这样的大救星是普度众生、超凡入圣的，是根本用不着民众来监督的，他们个个是道德圣徒，都有着百分之百的自觉道德意识，是不可能犯错的。假如没有他们这支“先锋队”来带领大家，那整个无产阶级队伍就将变成一盘散沙，穷苦百姓注定要被剥削阶级继续奴役而难以获得解救。
看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由得令我想起后来在毛泽东胡折腾发动大跃进导致饿死人的灾难面前，刘少奇采取的救灾措施之一的“保干部”之举。当时全国各地闹粮荒，到处都传饿死人的消息。刘少奇首先想到的不是保百姓，而是保党员干部。他的理由很简单，现在要党员干部站出来赈粮救灾，如果他们吃不饱喝不好，那让谁来奋战在第一线？党员干部保护不好，何谈保护百姓？据说他当时就断然“为民作主”，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召集党员干部到上面来开会培训，好饭好菜款待半个月，全部吃得红光满面，然后精力充沛地开赴前线赈济灾民。
我想刘少奇这种救灾举措很难说对日后中共的腐败不产生影响，谁能说近些年的清理低端人口、毁棺焚尸等丧尽天良的事不是它的延续？不知道少奇同志当时为什么就想不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那些大言不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夸夸其谈了。这事要发生在民主国家，老百姓肯定闹翻天。民众选出的并要靠纳税人供养的领导敢这么胡来，这种人还能让他呆在台上上蹿下跳？然而中共治下，我们的百姓虽然不断被饿死，却仍然认为这种做法是合情合理的。是啊，公仆不吃好喝好，如何全心全意为灾民服务啊？
这里，我倒是无意质疑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夸耀党员的道德修养是何等伟大高尚，何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及他的先保护党员干部的做法是何等荒唐恶拙；而是要质疑，中共控制了全国的资源，他们想要给谁活命就可以给谁活命，它是否有力地证明了中共推行的公有制剥夺民众的私有财产权，就是为了最终变成彻头彻尾的官有制？如果不是，灾难临头公有制的救灾资源本该大家有份，中共哪来权力先安排党员干部吃好喝好？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这份权力，因为江山是你中共打下的；那么我就有理由认为，贵党之所以要推行公有制，实际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偷换成官有制。本来，这些粮食都是老百姓生产的，按理，粮食的支配权应归老百姓自己所有，这也是民主自由自治的先决条件之一。可现在生产粮食的老百姓却被剥夺了支配权，而那些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官员却掌控了粮食的支配权，老百姓只能眼巴巴地被饿死，三千多万啊！你说，你这种共产党员的崇高修养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的伟大理想，连老百姓的死活都不顾，还如何能自圆其说？你曾经拿民主自由人权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请问，如今你的做法难道就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反动的，你中共的一党专政就一定是执持公义的？国民党的私有制是为剥削压榨的，你中共的公有制(官有制)就必定是乐善好施的？
以道德自居者必然成为道德的毁坏者，以救世主自诩并要为民作主者必然成为民主和民众利益的践踏者。我之所以说中共是天底下最邪恶的政权，是因为其“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古代专制王朝确实很邪恶，但其邪恶与中共比，还只能甘拜下风。 原因不难解释，虽然儒家的圣人政治是骗人的，但专制君臣本来就没想听它，他们“打江山、坐江山”就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属，老百姓仅是他们使唤和利用的工具。这一点他们从来都不想对世人隐瞒，相反，他们还高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以帝王和老爷自居，老百姓就是他们的奴隶或奴才。即是说，他们很邪恶，但他们还知道实话实说，并没打算骗人。中共就不同了，它的邪恶不在于邪恶本身，而在于它爱用谎言欺世盗名。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穷苦百姓，为了解放全人类。中共的干部不叫老爷，而叫公仆；老百姓不是奴隶，而是主人。换言之，中共仿佛是奴隶，老百姓倒是老爷。而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民主国家没有宣传部，因为他们只要真相，不要宣传。古代王朝设有吏部、兵部、户部、礼部，但不设宣传部；因为古代王朝本来就是家天下、官天下，普天之下都是他们的私产，他们没有必要向老百姓宣传“打江山、坐江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唯有中共，宣传部遍及党政军各级机关，现今甚至还渗透到海外，所谓的“大外宣”即是。这些可都是中共的要害部门，管宣传的头目一般都能青云直上。宣传部实际就是“谎言部”、“忽悠部”，都是得了戈培尔真传的。他们除了向老百姓宣传中共的“政治正确”，给老百姓洗脑，还要把老百姓的思想统一到他们所希望的轨道上来，比如要爱国爱党爱领袖，要坚决抵制民主自由等祸国殃民的煽颠等。为了“政治正确”，就得妖言惑众，即要把中共的邪恶和真相，用花言巧语包裹起来，以使民众相信中共是多么的伟光正、高大上，他们“为民作主”是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引领全世界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在总结陆肆的教训时曾说，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教育即宣传，在中共的语境里有“宣传教育”这么一个词汇，中国古代不会有，民主国家更不会有。邓的意思是说，宣传教育部门没把中共的“政治正确”宣传好，妖言惑众没做到家。你只要读一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会明白中共的宣传教育是怎么回事了。
如今出现的全民皆骗和全民皆愚，固然是中共“先锋队”带头行骗和愚民造成的，但中共文宣系统的宣传教育应该更加功不可没。中共建政70年，靠谎言治国，早已罪恶昭彰；如今再靠谎言维系政权已越来越难以为继。不过不要紧，除了谎言，还有越来越花样翻新的维稳手段以及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更有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暴力侍候。
再回到“为民作主”。为民作主，不是民主，它恰是对民主的反动。真正的民主，不应该由毛泽东和中共来“为民作主”，而应该由“民”来作毛泽东和中共的主。这里的“民”作主，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全民选举，由“民”来决定自己的领导人，民众不信任的领导，必须下台。
不过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民主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正是因为“人性恶”，才需要建立民主制度，亦即要由民众来选举和监督领导人。由于人性是靠不住的，所以才需要尽可能挑选好一点的领导人。不过，就是挑选了相对好的领导人，仍然靠不住；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才一定要随时监督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领导和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不管什么人和什么政府，一旦被赋予权力，就一定会奔向恶。但领导和政府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许多公共事务需要领导和政府来治理；所以明知它是恶的，还是不能不让其存在下去。只不过存在是有条件的，一定不可以放任它，而是必须约束它。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特质。
可中共的存在就不是这样。它的存在不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它的“初心”基于“人性善”，或者至少，中共这支“先锋队”是属于“人性善”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毛泽东的“老三篇”等著作中找到根据。正是因为中共自认“人性善”，故他们才相信自己能够“为民作主”。老百姓是群氓，素质低下，他们也不懂民主；所以必须由他们的代表——中共来代为行使权利。就是说，中共治下民众的权利都归了中共，民众其实什么权利也没有。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中共个个都是道德模范，个个都是天使，他们完全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由他们来“为民作主”，只能比民众自己作主来得更好更善。不仅如此，也正是由于中共个个都是道德圣人，故也就有条件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共的“初心”之所以崇高伟大，就是由其道德预设作为依托的。
然而问题是，如果人性真是善的，那还要建立民主制度干什么呢？领导个个是天使，个个是道德模范，个个都大公无私，再要拿民主制度来监督领导的所作所为岂非多此一举？毕竟民主制度是低效的，它是为了约束权力的任性才设计出了一套必不可少的程序来防其失范的，这也使得其运作成本增加并导致低效。假如中共“先锋队”里的每个成员都道德高尚，不可能产生任何私心杂念，那让他们代表人民群众以及“为民作主”，似也未尝不可；因为这样至少可省掉许多繁复的民主程序，办事效率也会迅速得到提升。
可历史和现实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人性是恶的，人性善是靠不住的。如果对人性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的防范，那么无论谁掌权，哪怕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共来掌权，都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天使的反面，变成魔鬼。因此，我们不能不十分遗憾地指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犯了致命的不可饶恕的大错。
众所周知，只要是人，就都有自私自利之心，这是人性恶的根源所在。可中共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偏要自夸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个个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圣徒。所以他们的“初心”里描绘的都是伟光正、高大上的宏伟蓝图，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等。即便“先锋队”里出了个把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中共也只是使用秘密或暗箱的方式清洗掉；而决不会用民主制度下公开透明的法律和舆论监督等方式将其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用秘密还是暗箱的方式，都是与谎言和冤假错案相伴而行的。可能正是因为这点，中共才天然地排斥公开透明的方式；而这也恰好是中共的道德预设和高大上的“初心”所需要的——遮丑的需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做法偏偏就是一种大邪大恶。即是说，中共明明是大邪大恶，可它却不愿正视，反而要继续宣称自己是多么的大善大德、大仁大义。正是在这点上，它与民主制度“人性恶”的认知背道而驰。民主制度由于洞穿了“人性恶”，才设计出一整套程序和机制去努力防范它；而中共的专制体制非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愿公开承认“人性恶”，并始终排斥外力的监督和批评，比如讲政治规矩、不准妄议中央等。这样也就导致一连串的失误接踵而至。在国内，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信于民，群体事件频发，维稳压力倍增。在国际，贸易战、香港等问题上误判连连，昏招迭出，以致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信义丧尽。
说到这里，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共如今的无官不贪、谎言盛行、毫无诚信，完全是因其“初心”的高大上和道德预设的超凡入圣所致。原因不言自明，越是道德高尚，越是虚伪冷酷；越是作恶多端，越是言行不一；越是谎话连篇，越是自吹自擂。可悲之处还在于，中共明知吹嘘伟光正、高大上等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但欺骗早就成了他们的生存之道、政治规矩和价值观，融进血液，深入骨髓，故积重难返，哪怕一句谎言要用十句、一百句更大的谎言来圆，还是不能不骗下去。正如索尔仁尼琴说的：“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因此，即便我们愿意承认中共曾经宣示过“民主”，那也只是将其视作拿民主当手段使的一种演戏而已。中共对内认可的“民主”就是“为民作主”。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必须由中共和毛泽东等来充当代言人，且这个代言人是无须经由被代言人授权的，民众同不同意根本不重要。民主民主，中共就是民之主宰。民众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大救星给的。所以饿死三千万，不过是大救星身上拔根毛，小菜一碟。
这就是中共所称民主的本质。有鉴于此，我们真的很难相信，当初中共对付国民党时高喊的民主一定是真诚的，而不是一场骗局。
四
1945年的重庆谈判，理性地看，国共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的。两党都是以暴力革命起家的，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迷信武力统一天下，这自然也是延续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传统，即“打江山、坐江山”的规矩。认为两党都不习惯和平谈判、妥协退让、包容双赢的政治操作，毋宁说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史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政治和谈的传统。漫长的改朝换代史，几乎没有一次是通过和谈解决的，每次都充满血腥。毛泽东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反人类、反和平、反文明，但他也的确道出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史都是靠武力解决政权交替这一事实。因此，这样一种传统惯性不可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共双方的政治选择。至少毛泽东对此坚信不疑。那么蒋介石呢，他能不受这种传统惯性的左右？
这还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方面还在于，国共双方所秉持的价值观，距离远得几乎不可以道里计。
通常认为，国民党的“初心”是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解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拿中国要做到同现在的列强处在平等地位，也就是图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民权主义，就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一个平等地位，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民生主义就是弄到人人在生计上、经济上平等。那么，这个样的三民主义，如果我们能实行，中国也可以跟到列强来进步，不久也可以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不管孙先生的解释如何地粗浅，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嗅到一丝民主的气息。
但中共的“初心”又如何呢？我们开头已经讲过，中共的“初心”是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初心”里的“人民当家作主”看起来也有点像“民主”的意思，但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中共的“民主”或“人民当家作主”，其实质是“为民作主”，它的主语是中共或干脆就是毛泽东。中共和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天使和道德模范，他们天然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孙中山先生说“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中共大约不是这么认为的。中共要的是“为民作主”，而不是由“民”来为中共作主。这是国共双方各自“初心”的显著区别之一。
诚然，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窑洞对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面对黄炎培先生就中共是否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而产生的难以释怀的疑虑，毛泽东信心满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先生希望中共能跳出历史的兴亡周期率，言外之意，国民党腐败透顶，已不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不过既然有国民党这个镜戒，中共应该有所吸取了吧？毛泽东显得非常自信，指明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应当承认，毛泽东的回答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问题是，他嘴里的“人民”，是有独立意识的现代“公民”，还是被中共驯化了的皇权下的“顺民”？他讲的“民主”，是公民社会的自由选举、自由议政，还是专制圣君的“为民作主”？他讲的“人民监督政府”，是指“公民”有言论自由权，还是指“顺民”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他说的“政府”，其行政是公开透明的、权力运作是在阳光下进行的，还是一应决策仍旧在暗箱下操作、遇事仍然遮遮掩掩？
尤其要指出的是，他认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里用了一个“让”字，十分刺眼。真正的民主，公民监督政府，本来是他们应有的权利，这不是“让”不“让”的问题。你“让”，他要监督；你“不让”，他也要监督。公民的监督权并不以权力的“让”与“不让”为转移。再说，如果公民行使监督权还要某个权力来“让”你这么做，你才可以这么做，那它还是本来意义上的监督吗？
它看上去好像只是老毛的一种语言习惯，比如他后来还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也同样使用了一个“让”字。但他这种语言习惯，显然不是一种无意之失，而是表明了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对民主的认识是存在误区的。可以说他嘴里的“民主”其实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并不是一回事，很可能只是“为民作主”。就是说，人民可否监督政府，要由他老毛来“作主”，由他来“让”你监督；他不“让”，你就不能监督。
至于那句“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也很成问题。民选的政府施政，只能是官员负责，民众是无需负责的。如果说民众要起来负责，那也只是为自己的权利负责。宪法赋予的权利，政府一旦侵犯，民众就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对自己的权利负责。民众监督政府，除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以外，另外就是防范权力越界和权力腐败，这说到底仍是为着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方面的认知老毛是否具备，恐怕多少有点令人怀疑吧。
因此，如果当初毛泽东连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或只是想随便开出空头支票，那能说他懂民主吗？他说“找到了新路”，真的是“新路”吗？我想，其时中共既然以道德圣人和大救星自居并要代表人民，那人民又如何可能“当家作主”和“监督政府”呢？
更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当时中共是在野党，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眼里，他们不过是共匪，连正当性和合法性都很成问题。即是说，他们并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与强势的国民党相比，显得十分弱小而又缺乏话语权。这种时候，中共要与国民党争地位和权力，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拿起“民主”的武器，尽管他们对“民主”尚无深刻认识。再者说，黄老先生本来就是民主人士，即便从投其所好的角度考虑，以“民主”相号召也是明智之举，何况中共还要与国民党争地位、争权力呢？
当时的现实是，虽然我们不否认国民党的“初心”里包含了一点民主的价值，但由于其很强势，似乎根本用不着讲民主；而中共的“初心”里尽管民主价值语焉不详，甚至与民主价值完全相左，但为现实所迫，也不能不实用主义地拿“民主”这个对方的软肋说事。而等到中共夺取了政权变得强势以后，他们就跟当初的国民党一样，如法炮制地置民主价值于不顾了。甚而至于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比国民党走得更远。原因大概就在于其“初心”本来就与民主价值难以兼容。
我们之所以认为国共谈判不可能成功，它除了中国数千年“打江山，坐江山”的武力传统不支持和谈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双方的价值观距离太远。这里的价值观当然也包括“初心”的不一样。
那么，双方的价值观及“初心”存在哪些方面的距离呢？
打个比方，国民党维护私有制，尊重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反对公有制；中共正好相反，他们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际是官有制)。国民党要推行资本主义，注重民生民有民享；中共反向而行，要推翻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国民党先由军政，再行训政，最后实行宪政，讲求民权平等；共产党则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国人划分成“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两大敌对阵营，并宣称前者要对后者进行无情斗争和坚决镇压，并要让后者永世不得翻身……
可以这么说，国共两党间的价值观和执政理念形如水火，根本不能兼容。这样两个“鸡同鸭讲”的政党进行谈判，你说，他们的共同基础何在？
比方说，美国实行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执政理念和价值观方面基本是一致的，仅在策略、方式、路径上稍有不同，它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无非是自由、平等、人权、尊严等。换言之，虽然两党施政方法稍有区别，但最终却能殊途同归。假如拿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与中国的国共两党相比较，你就会看出后者的国共两党是很难在一口大锅里吃饭和在一座议会大厅里议政的。
退一步说，就算1945年国共谈判能够成功，那组成所谓的联合政府，接下来的轮流执政，双方各自又如何操作？国民党先搞五年私有制，然后再让共产党来搞五年公有制？或者，国民党先搞五年资本主义，然后再由共产党来搞五年社会主义？抑或，国民党先搞五年资产阶级宪政，然后再给共产党来搞五年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中共曾提出先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阶段，但它毕竟只是暂时的(详见下文)。况且，“新民主主义”本身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它与国民党所秉持的价值观和“初心”同样扞格难容。
所以，认为国共双方的谈判存在成功的可能，仅仅因为当事者未能审时度势，致使功亏一篑，这个假设很难说不是个伪命题。实际上当时双方根本就不存在哪怕最低限度的谈判基础。此问题与双方的谈判诚意基本无关，却与双方的价值观和“初心”以及传统惯性密不可分。退一步说，就算双方确有诚意，或至少中共有诚意，那又能如何呢？它能将双方价值观和“初心”上存在的鸿沟填平吗？比如，现今的中美贸易战和香港问题之所以难解决，不就是因为双方的价值观距离太远吗？更何况，当时国共双方处在战时，谁有时间和内心耗下去啊？
李伟东先生四万言长文的建言献策部分，提出“穿越”，假定自己回到当时的现实场景中，充当蒋介石的策士，为老蒋出谋划策，应该如何如何谋篇布局云云，难免有点一厢情愿和主观臆断。再者说，即便真可以“穿越”，你也只能在宏观上假定一个大方向、大框架，如何可能在具体的操作细节上提得如此详备和丝丝入扣呢？
假如让我也如李先生那样搞“穿越”，那我要说，若想谈判成功，只存在一种可能：不是搞“联合政府”，而是要搞“联邦政府”。具体来讲，国共双方划江而治，各搞一摊，双方在各自的区域内完全自治。国民党搞自己的私有制、民主宪政和资本主义；共产党搞自己的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假如中共在属于自己的区域内想搞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文革、陆肆和禁言洗脑等，都可自便。不过有一点，不能禁止民众用脚投票，因为国共两个自治区域内同属中华民国，国民应有迁徙自由。就是说，决不能像南北朝鲜那样彼此隔绝，当然也不能像东德西德那样构筑柏林墙。
五
我们注意到，李文在“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议方案”中提出回归中共的“初心”，他说：
“共产党是因为拿出了当时看起来更民主的方案，才在国共内战中最后胜出的。就是说，因为民主才赢得了人心……实际上，毛泽东去世后，当年跟着他一起向国民党争民主的同志，想起了当年的承诺（为人民服务），所以把经济制度改了，差不多改回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才获得了空前的经济进步。那为什么不能改回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呢？……而共产党当年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方案，不仅可以战胜国民党，也可以很好地治理和建设国家，因为它暗合了中国政治经济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历史大趋势。看到共产党当年在议会里与国民党争论民主的场景，我觉得你们的父辈是懂民主的，会民主的……现在是彻底做好事的时候了——去兑现民主吧。”
基于此，李先生提出建议方案供大家参考：
1. 利用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资源，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定义为全面回归新民主主义。2. 适度放开党禁，不是放开自由组党，而是放开对已有的八个民主党派的思想和组织束缚，让他们成为共产党的友好诤党和监督行政及监督腐败的党。3. 回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4. 经过十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回归，如果实验顺利，共产党可以像毛泽东当年设想的那样改变自己的名称，建议用：中华共生党……
李先生认为，中共若要进行政治转型，比较明智的一步是先要回归中共的“初心”，即“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曾写过一篇《新民主主义论》，他在文章中这样说：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首先，我们要质疑的是，中共的“初心”是不是“新民主主义”？有关此点，我在本文的开头部分已经开宗明义，中共的“初心”是：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之提出“新民主主义”，是鉴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既不能走旧式民主革命的“资本主义”之路，又不能走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之路，它不过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说白了，就是权宜之计。权宜多长时间呢？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但肯定不会很久。最终中共要回归到自己的“初心”，即“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里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
正是由于毛泽东讲得如此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我们才有理由认为，“新民主主义”决不是中共的“初心”，它仅是一种暂时的“过渡形式”而已。
其次，既然“新民主主义”只是“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那么，改开后的“分田到户”等举措能说是回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吗？改开时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吗？“耕者有其田”是任何正常社会都应该有的经济制度，并非“新民主主义”所特有。恢复“耕者有其田”不是“改回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而是回归正常社会。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安徽小岗村农民为解决饥饿问题不得不抵制中共大锅饭的领导而干出的冒险之举，它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何干？再说，那时的“分田到户”也不彻底，因为它还不是“耕者”的私产。
当初连邓小平自己都说，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发达了，而与美国作对的国家都穷得一塌糊涂。他既然有此认识，何不虚心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何以要反过来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摸着石头过河？我想，除了为维护中共的一党之私，把十亿老百姓当作韭菜来收割，而若学习美国的制度却做不到这点之外，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邓小平的悖理之举也可以拿来反衬李先生“改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善意考量之同样悖理。你说，放着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的阳关大道不走，却偏要改回到连中共自己都弃之如敝屣的“新民主主义”之路，何以服人呢？
再次，就算“分田到户”等举措是“改回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那它能否因此得出，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改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断言“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难道经过百余年的血雨腥风和瞎折腾以后，我们追求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还只是改回到毛泽东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拙劣水平吗？我们不禁要问，此时谁是“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应如何理解？是不是“联合专制”？“民主集中制”，谁的民主？谁的集中？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里谈到“人民的自由”时这样说：“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依照毛泽东的说法，人民的这几项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余生也晚，未曾亲历，不敢妄加揣测。但自己毕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也生活了五六十年，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尊严”等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自己还是有所体验的。李先生的“改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直到现在，还让我心有余悸。
又次，适度放开党禁，却不可以自由组党，仅放开对已有的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的思想和组织束缚，让他们成为共产党的友好诤党和监督行政及监督腐败的党。“让他们办报（适度放开言论限制）对政府政策进行批评和建议。让人民有更多的渠道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以及建议。回到建政初年那种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局面，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
你看看，“适度开放党禁”，还不过是对原有的被中共控制的八个所谓的民主党“适度”解除限制，办报和言论也只是这八个民主党派的权利。老百姓要想监督政府也只能通过这八个民主党的报纸“适度”发声！且不说这八个被中共一直操控洗脑的所谓民主党是否还能代表民意，就是拿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以及“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这些标准来衡量，李先生“回归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建议也已经是大大缩水和倒退了。
这里，我们不妨再引证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联合政府”是真做还是假做中的“假做”一段话来回答李先生：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假做”是丑事，谁都会反对。可毛泽东为什么偏要担心这个谁都反对的丑事会发生呢？原因就在于国民党是执政党，处于强势地位；相对而言，共产党不仅在野，而且其合法性都还受到质疑，既弱小又憋屈。就是说，国民党会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来操控一切，使得“联合政府”、“国民大会”、“民主自由”等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成为徒有其表、掩人耳目的演戏。而中共由于弱势，难以左右局面，又没法监督强势的对方，所以也就不可能放心国民党会依照各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约定真心实意地履行承诺。假如中共此时十分强势而国民党倒很弱势，中共完全有能力掌控局面，那毛泽东还会如此疑神疑鬼吗？此时恐怕国民党要反过来疑神疑鬼了吧？
《论联合政府》里还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 。”对此，毛泽东予以否认。从这件事里也可看出，那些弱势者对“得势”的强势者，确实是存有戒心的。无论共产党成了弱势者还是国民党成了弱势者，或者别的党派成了弱势者，都会怀疑强势者搞暗箱操作、挂羊头卖狗肉等的把戏。哪怕西方民主国家，只要存在权力上的强势者，其余弱势者都会毫无例外地怀疑对方可能弄虚作假。也正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才渐渐形成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等价值观，并用一整套制度设计和监督手段来制约强势者，限制和削弱它的权力；同时尽一切所能来保护弱势者的权利，使得弱势者有足够的能力来抗衡强势者。
中国数千年以来一直延续专制人治的传统，对权力从来都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手段。那样，强势的权力要想胡搞，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既然如此，如今已经一党独大且十分强势的中共，仅有八个“有限开放党禁”的徒具虚名的民主党派，又如何可能成为“友好诤党”呢？这八个“友好诤党”哪来底气坚拒强势中共的威逼利诱而不是与之沆瀣一气呢？
这方面，同样也可以用中共在打下江山后迅即变脸，成为比国民党还要专制独裁的统治者这一点来证明一党独大的强势者必定难以驾驭并不断自我膨胀的规律性。究其因，乃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从来没有思考过对权力尤其是王权(皇权)进行监督和制约，更缺乏这方面的制度安排，专制权力总是能够为所欲为，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样一种丛林法则自然演进的结果。国民党的权力是如此，中共的权力更是如此。权力只要是强势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那么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别的什么党，他们的承诺和标榜哪怕再美妙动人，都将是不可信的。
因此，既然当初弱势的毛泽东都怀疑一党专政的强势者国民党可能“假做”；那么，如今更加弱势的我等小民百姓有什么理由相信比国民党还要专制独裁的中共，仅靠八个花瓶一般的“友好诤党”来“监督”，就会心甘情愿地“真做”呢？何况“假做”本来就是中共擅长的拿手好戏。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一党独大官有制的中共，是个暴利的垄断行业，进入这个体制的“先锋队”们，本来就是奔着利益而去的。若没有超出他们承受限度的内外压力的逼迫，他们如何可能放弃利益而去拥抱民主、自由、宪政、法治、人权等的普世价值呢？我看不出他们作出这种选择存在哪怕最低限度的理由，难道就因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感召力强大到难以抗拒？
李先生还称中共是懂民主的。对此，我要说，中共在自己弱势时或许懂一点“民主”，但一旦强势就会翻脸不认“民”。当然话也得说回来，中共弱势时高喊“民主”，其实也不过是用来笼络人心，跟国民党争夺话语权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那中共所谓的“民主”，至多也只是“为民作主”。曾经的解放区如此，建国后更是如此。君不见，后来的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一干平民出身的草根之所以能身居高位，其实与“民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它不过是毛式“民主”(“为民作主”)的招牌而已。后来据说陈永贵还曾当过日本鬼子的“伪保长”，有汉奸劣迹，弄得中共大佬们好不尴尬；可既然老毛“民主”过了，也就板上钉钉、没法改变了。此时老毛强势得早就“一览众山小”，谁还敢说一个“不”字？
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说民主是中共弱势时玩的游戏，强势者从来都不喜欢民主。中共和毛泽东的“民主”，就是他们自己作主；他们是民众的代言人，由他们来作主就是“民主”。因此，假如说中共弱势时曾高调宣示过“民主”，那也只是为了自己在跟国民党争斗时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故不能不制造一点“民主”的假象以取悦社会各界人士，从而赢得民心。这就叫“玩民主”。如今中共已今非昔比，它自己已经如当初的国民党一样一党独大，强势到可以目空一切；这样，曾经制造过的假象也就不需要了，“民主”便理所当然成了“民主集中制”，最后都得由毛泽东来“集中”或独裁。所以也难怪会出现汉奸当副总理这样的闹剧上演，且没法纠错了。
由于真正的民主是对付强势者和保护弱势者的利器，故强势者对其有近乎本能的抵触也就不足为怪，毛泽东的中共作为强势者自然也不例外。而弱势者之所以爱民主，不在于他们要与强势者分享权力，而在于他们要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这些问题只有民主政治才可能解决。但这恰恰是强势者不愿解决的，解决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的削弱和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讲，称民主是专制者的天敌一点也不为过；强势的专制者一听到民主权利的诉求，便如临大敌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此我认为，中国是否如李先生建议的那样，“改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或别的什么主义政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应有的权利能否落到实处。正如胡适先生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重要的是“多研究些问题”。现今中国政治的“问题”是什么？依我看，归根到底还是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的问题，以及权力的来源和如何监督制约权力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也正是所谓的马列政党最大的短板问题，根源就在于其信奉共产和专政学说。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你再怎么改回到什么漂亮的主义都不管用。权力还是抢夺、自封和私相授受，权力运作还是愈益暗箱化，权力一党独大的强势和傲慢仍然得不到限制和抨击，民众的民主自由等权利越来越缺失或难以保障；那样，专制者的“中国梦”就只能成为广大劳苦大众的噩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以及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雄文里，都曾夸下海口，谈了不少“主义”。请问，有哪一点哪一条管用了？毛刘两位党首白纸黑字许下的无数响彻寰宇的诺言，不要说他们在“得势”后不愿兑现，就是当初在解放区，难道就真的实现过？回答无疑是否定的。以毛刘的见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认同的普世价值，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改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无异于复制中共过去的错误认知和一贯有的骗局。
至于中共改名为“共生党”，似可视同戏言，不说也罢。
六
众所周知，中共一党独大，排斥异己。自打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以后，它就立刻抛弃了自己处在弱势地位时高喊的民主自由，而回归到曾经被它批倒批臭的“一党专政”、“专制独裁”等的老套路。不仅要搞“党禁”、“言禁”、“报禁”、“书禁”、“网禁”以及设置各种五花八门的禁区；而且还要加强思想改造、意识形态管控、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的洗脑教育。就是说，中共建政变得强势以后，迅即“华丽转身”，很快走向了民主自由的反面，甚至比当初的国民党还要来得专制独裁。原因很简单，国民党统治大陆时，至少还有中共在跟它唱反调，所以其在维持专制统治时，多少还有所顾忌，不能走得太远；而中共在夺得政权以后，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一党独大”，其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的派头令自由世界为之侧目。很快，几个所谓的民主党派最终也被收编成“花瓶”，因而此时再也没有别的党派和民间力量能牵制中共了。你说，一个完全失去外在力量制约和监督的政权，它不变得越来越邪恶，才真是一件怪事呢。所以从这点上讲，中共建政后变得比国民党更专制独裁，也确乎不难理解。
实事求是讲，当初中共之所以能从国民党手里夺得政权，高举民主大旗，不能不说是其主要的手段之一。可为什么一旦赢得天下，中共要立马翻脸，恩将仇报，不但抛弃民主这面曾经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旗帜，而且还将之视若寇仇，极尽打压之能事，取而代之的就是中共“初心”的无产阶级专政大棒，横扫千军如卷席呢？究其因，乃在于中共大佬们深知，既然民主能颠覆蒋家皇朝，那民主同样也能撼动中共的执政根基。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权，就必须清除和打压任何要求民主自由的声音。
我曾见到网上披露过陈云有关这方面的一个说法，大致是讲，人民决不可有民主和言论自由，因为国民党就是被我们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给整垮的，我们决不能再重复上一次国民党曾经上过的当了。换句话说，民主只能用来夺取政权，却不能用来巩固政权，巩固政权必须压制民主自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权贵专政”)。要不的话，大佬们这些年从老百姓那里忽悠来的财富就别想保住了。因此也难怪陈云和邓小平要在私底下达成共识，还是咱自己的后辈可靠。中共权贵为何要竭力抵制公布他们的财产？一是他们这些年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捞取的都是不义之财；二是这些不义之财若与他们宣称的“初心”放在一起公开亮相，那他们这种靠谎言维持的执政合法性正当性便会在顷刻间荡然无存。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所以必须竭力捂盖子，继续用更多的谎言来欺骗民众，哪怕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也要确保红色江山万年长。
据称，大老粗王震等党内大佬曾针对学生们的民主诉求叫喊道，谁若是要共产党的江山，就拿三千万人头来换！听口气，这三千万人头就是中共党有制或官有制的私产。其实三千万人头的主人大多是受共产主义学说欺骗而不惜卖命的平民子弟，就像大跃进中饿死的三千万也都是穷苦的平民百姓一样。而这些平民子弟的家属至今还照样是被中共奴役的“无产阶级”，其一无所获之状较之中共建政前并无多大改善，有的还大不如前。王震们呢，这些中共大佬一个个都捞得盆满钵满，早已成为了比他们曾经号召三千万平民子弟要推翻的资产阶级更大更凶的资产阶级。权贵资本主义这台绞肉机的幕后推手实际就是这些中共大佬们。由此可见，大佬们要维护这台专政绞肉机的愿望有何等强烈，又是何等的不择手段；哪怕公开与主流文明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对着干，与整个世界为敌也在所不惜。陆肆事件的爆发就依循着这样的专政逻辑。
实际上，中共这种专政逻辑，无论从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来看，民主自由等的价值观也必定是天然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皇权专制传统是一对孪生兄弟。这里的“无产阶级”，其实仅是个幌子，实际是指它的“先锋队”，或者干脆说，主要指党内大佬。两者的奇妙结合正好成为强势权力打压民主自由的有力工具。所以，中共的华丽转身，恩将仇报，实际并未违背其自身的专政逻辑，恰恰相反，它倒是与中共“初心”所宣示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和“无产阶级专政”(秦始皇)是一脉相承的，是符合其政治正确的。不过这里的“无产阶级”，已不是指那些劳苦大众，而是主要指那些党内大佬(秦始皇)。
任何时候，权力的强势都必定是民主自由的大敌，何况它们手里还有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民主所追求的，是民众的强势，权力的弱势，这样民众才有能力制约权力。如果反过来，权力强势，民众弱势，那权力就会成为洪水猛兽。中共的权力正是如此。所以，照我看，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首先要做的并不是追求民主自由本身，而是要努力寻求削弱权力强势的办法。只有在权力变得弱势时，追求民主自由才成为可能。
而如今的中共，其统治权力越来越强势，且近于无耻，民间力量被打压得已是奄奄一息。这种时候你跟它谈民主自由，要它顺应文明大势，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共根本不信奉民主自由，相反还视其为大敌。以民主自由为武器，对中共不可能构成多大压力。因为他们要维护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能够确保他们利益不受损害的政权。我们只有拿他们最想维护的利益和政权作为靶子进行施压，才可能有效。施压是必须的，关键是用什么武器，民主自由不应该成为武器，它只是目的而不能当作武器来使用。
这点上正好与当初中共以民主作为武器(手段)向国民党施压相反。中共不信奉民主自由，它打出这面旗帜只是假戏真做，是一种斗争策略；故我们才说民主是其弱势时玩的游戏。这点也可以从其建政后迅速变脸中得到证实。中共当初之所以拿民主作为手段，不是因为民主是其追求的目标，而是因为它是国民党三民主义追求的价值的一部分。你国民党既然信奉这些价值，为什么又要说一套做一套呢？这也算有的放矢，是另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我们现在当然不能再步中共阴谋的后尘，还是拿其曾经使用过的武器再反戈一击，尽管这也算一种策略。但中共“初心”的专政和共产理论，压根就不承认民主自由；所以拿这个攻击它，等于给它挠痒痒，中共根本不怕你拿这东西来施压。你想，一个撒谎都不脸红，甚至还要倒打一耙，反诬揭露真相者是造谣的政权，它还能怕这东西？
中共真正惧怕的是你动摇它的执政根基。动了执政根基，它一定跟你玩命。执政根基当然不是共产理论，共产理论就是大忽悠，他们自己也知道。前面已讲过，公有制实际就是官有制(比如国企)。只有确保中共权贵利益的官有制及其经济基础，最终发生了危机，他们才会感到末日来临。这方面的施压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归根结底一句话，面对强势的专制权力，你不能选择跟它讲道理，而是要选择寻求削弱和动摇它的方法。
这方面，台湾和香港民众的抗争也许是个可以参照的样本。
七
国民党跑到台湾后，依照传统惯性，还是延续导致在大陆失败的那一套专制高压统治，最终激起台湾本土民众的反抗。此时，从掌权的两蒋方面来说，似乎处于强势地位，所以肯定要打压和抓捕那些要求民主自由的本土人士。而从其情感根基来讲，两蒋毕竟属于外省统治者，与本土人士所处的乡土环境和人脉资源相比，他们其实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自从蒋经国遭到刺杀以后，他就常常自问一句话：“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言外之意，他也确乎认为自己不是台湾人，而真正的台湾人其实是非常恨他并要杀死他的。若真是如此，作为一个外省跑来的执政者，要想得到台湾本土人士的认可，应该如何做才是明智的安全的？是继续依靠强权来打压本土人士的民主自由诉求，还是顺应世界大势和文明潮流？
问题的症结在于，这里不是大陆而是台湾。要是原先在大陆，他们自己就是本土人士，大陆就是他们的家天下，他们的统治基础牢不可破，难以撼动。可如今是在台湾，他们这种统治基础无疑要相对薄弱一些，台湾这块土地很难说还是他们的家天下。实际上，此时连他们自己都认为不过是暂避海岛，寄人篱下，梁园虽好，岂是久恋之家？如此，这批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与台湾的本土人士在感情上有着难以弥合的鸿沟，至少短时间内难以融合。
假如这批外省来的统治者对本土人士实施宽松治理，宽松到比本土人士原本有的生活状态还要自由自在，或者至少不比原先的生活状态差；那么台湾本土人士也许还会认可两蒋的统治，双方的敌对气氛或许不会太过紧张。
然而现在却不是这样，自从两蒋入驻台湾后，便对全岛实施戒严，其专制高压政策比之在大陆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一来，原先差不多处于相对自治状态的台湾人，如何能容忍这批外省人的肆意妄为呢？所以发展到后来，于曾经有过的二二八事件的基础上，又爆发了“美丽岛事件”。毕竟台湾本土人占了绝大多数，台湾是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要求民主自由，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园，要求本土人参政议政，这本来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正当诉求。
在这种大趋势面前，蒋经国审时度势，顺应了台湾本土人士的正当意愿。其因恐怕在于，虽然以蒋家为代表的外省人把持了政府的权力，但这种强势与台湾本土人士相对弱势的力量对比只是暂时的；最终，这批外省人将变得越来越势单力薄，而本土人将变得越来越锋芒毕露，难以遏制。这种强弱易位的趋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可逆转。
蒋经国认清了这种不可逆的大趋势，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1987年6月，蒋经国与本省耆老面晤时说：“这里不久就是你们的。”7月15日，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7月27日，他进一步说：“我虽是中国人，但吃了40年的台湾米，也是台湾人啦。”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番发自肺腑的话十分有力地表明，这个外省来的统治者，最终也不能不与台湾本土人士达成和解，并自认是台湾人。这种身份认同是个惊天巨变，因为它不是台湾人自认中国人，而是中国人自认台湾人。
说到底，这是一种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外省统治者貌似很强势，一直打压本土弱势者的民主、自由、自治等的诉求；但随着外省统治者由强变弱时，他们也不能不低下傲慢的头颅 ，接受本土人的诉求，与本土人达成和解。
台湾的这段历史与如今香港面对的局面十分近似。曾经承诺香港人的民主自由自治，中共作为非本土的统治者，现在却要将其不断收紧甚至收回，你说，香港本土人士如何能答应呢？这里尤其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与台湾还是稍有不同。原先台湾本土的民主自由自治等的基础，其实比较薄弱；台湾本土人士表达这方面的诉求，基本上属于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最终由于他们由弱势日益变得强势，而外省统治者的国民党又由曾经的强势渐趋变弱；这样，本土人的诉求就因日结月累的抗争而逐渐获得了成功。如今的香港人似乎正沿着相反的路径在演化，他们原本有的民主自由自治状态，正在从有到无或从多到少地渐渐失去。
打个比方，我曾经问几个我们本地的农民兄弟，对农田补贴逐步减少有什么看法。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共产党能给点钱你就算不错了，它要是一点不给你，你就不过日子了吗？从这些农民兄弟的回答里可以看出，他们根本就没有哪怕最低限度的权利意识，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钱其实不是共产党的，而是纳税人的。说明白一点，这些钱实际就是他们自己上交的税款，政府只是将这些税款重新分配，再回过来适当补贴农民而已。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于他们认识不到这点，还一直以为是政府的恩赐，故他们始终不认为这是他们应享的权利。所以也难怪当政府不再“恩赐”时，他们只有认命而毫无怨言。然而，如果某件财物本来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突然间要被政府或某个外来者强行收走，此时他们会如何反应呢？我想即使这些毫无权利意识的农民兄弟，也是会拼死抵抗的，这就如同各类强征强拆必定要遭到大家的抵抗一样。原因就在于这些财物本来就是他们的私产而不是什么人的恩赐。
但抵抗是需要力量的，当政府或外来者的力量远远大于你时，你的抵抗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如果说台湾本土人士争取民主自由自治的运动需要自身力量不断地由弱变强的话，那么，香港本土人士捍卫自己的民主自由自治的权利，同样也需要让自身的力量由弱变得强起来。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当初处在台湾本土人士对立面的外省统治者，从总体趋势来看是由强变弱；而如今处在香港本土人士对立面的港府和中共却并非如此，这个对立面是庞然大物，既强势傲慢，又不讲诚信，且暴力血腥。这种时候，香港本土人士捍卫自身权利的行动会朝怎样的一种方向演化呢？这就需要考验香港人的智慧、意志和毅力了。
李先生的文章最后建议，大陆和台湾为完成统一大业，可组成“邦联”。我们知道，“联邦”是指“联盟国家”；“邦联”则是指“国家联盟”。“邦联”大约类似于“独联体”或“欧盟”之类国家间的联合组织，它和“联邦”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国共两党间的价值观距离太远，几近水火不容，所以不可能通过重庆谈判取得成功。现在台湾与大陆遇到几乎同样的问题，两方之间一个是民主政权，一个还是专制政权，价值观的距离不是缩小而是更拉大了。即便仅就制度架构而论，双方也截然不同，很难寻找到彼此的公约数。何况，台湾如今已实行多党轮替制，而大陆还是一党专政。无论“联邦”还是“邦联”，两地之间都缺乏哪怕最低限度的共同基础。换言之，假如1945年由于两党价值观距离太大以及各自都想吃掉对方，以致谈判不能不走向破裂的话；那么，面对如今台湾和大陆在价值观和一些别的方面距离拉得愈来愈大的情况下，要想坐下来和谈，不能不说更加困难。尤其是，1945年时民众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主导政治走向的主要是国共双方间的精英人士；而如今，尽管大陆民众仍然不具有发言权，但至少台湾民众已经有了很大的话语空间，他们对两岸的统一与否完全可以尽情发声，并有可能最终影响台湾高层的选择。这样，留给双方和平统一的机会，恐怕微乎其微。
建立“联邦”或组成“邦联”，都算是某种程度的统一。统一至少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前提条件：
一是双方价值观比较接近，即民主政权可与民主政权谈统一，民主政权不可与专制政权谈统一。二是文明必须统一野蛮，而不能让野蛮来统一文明；就像西德必须统一东德，而不是让东德来统一西德一样，这个次序决不能搞颠倒。三是多党制政权可谈统一，一党专制的政权不能谈统一；因为多党制的统治权力是相对弱势的，是能够被监督和制约的，而一党专政的统治权力是十分强势的，是不允许外力监督和制约的。换言之，具有包容力的政权可谈统一，反之则不可谈。
必须申明，我既非统派，也非独派，我更倾向于公民自决或顺其自然。亦即，无论是统一还是独立或是维持原状，都必须有利于双方民众的福祉以及尊重双方民众的意愿。如果选择统一，双方或某一方民众的福祉受损，那就不可行；如果选择独立，双方或某一方民众的福祉受损，那同样不可行；维持原状亦然。这是两岸作出政治选择的大前提，即必须有利于民众的福祉和尊重民众的意愿。
设置这个大前提的原因非常简单，依照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建立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和安全；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和安全，那国家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同理，两个政治实体的统一还是独立或是维持原状，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即要以民众的福祉(权利)和意愿(安全)为依归，任何有违民众福祉和意愿的政治选择，都不能被看作是正当的、合法的、合理的。
故“联邦”也好，“邦联”也罢，或诸如此类的建言献策和方案设计，都必须顺应两岸民众的意愿和增进两岸民众的福祉，而不是撇开这一大前提，为投合某个利益集团的意志，一厢情愿地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我想，这个大前提本身也是我们讨论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国民党由强势朝着弱势演化与中共由弱势朝着强势演化这两者的轨迹里可以看出，国共所秉持的价值观和“初心”，本来就预示着今天的结果。就是说，国民党的价值观和“初心”里有着某种民主自由的基因，只要条件成熟到一定程度，它就有可能往政治文明的方向演进。而中共所执持的专政和共产理论，要想最终弃恶向善则断无可能。
假如说中共早期还持有共产主义邪说的价值观的话，那么现今的中共连这种邪说的价值观都没有了。他们之所以要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口号，不在于他们还相信中共的“初心”，而在于不能不拿它来忽悠。说穿了，他们要维护的并不是这种乌托邦的邪恶价值观，而是要维护这种价值观背后巨大的官有制利益。只有维护这种官有制的利益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观。可以这么说，我们上面探讨过的国共两党间价值观的距离，早期主要是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相容；到了如今就不是这样了，这不一样主要是指中共现在已不再相信共产学说，而仅是以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招牌来强调政治正确，真正要维护的是意识形态背后的官有制利益这个价值观。如今的中共，虚伪邪恶已无以复加，怎么可能弃恶从善呢？
这样的判断，我们同样可以从眼下难以破局的中美贸易战、香港、新疆等问题上找到答案。比如贸易战，中共之所以在结构性改革上不愿让步哪怕半分，就在于结构性改革正好动了中共的命门，也就是动了官有制的暴利之源。香港问题更显而易见，中共自己承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自由自治、双普选等，现在都不愿认账，甚至连《中英联合声明》都单方面宣布是过了时的历史性文件。何以如此？就在于要防止香港的民主自由自治等价值渗透进大陆，如茂名的环保维权，能说与香港抗争无关吗？如果不下血本防止连锁反应，那就会对中共的独裁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必须不惜运用一切手段，包括以政府信誉为代价实施血腥镇压，乃至不排除制造新的陆肆。香港和新疆等地近期出现的无底线的暴政，正好为中共维护自身的官有制政权而毫不手软，给出了最活生生的注脚。
一言以蔽之，如果说国民党在台湾的民主转型充分验证了其价值观和“初心”本来就预示着最终有向善可能的话；那么，中共如今在贸易战、香港、新疆以及扶持国企、打压私企等的所作所为上，也恰好印证了其价值观和“初心”本来就预示其最终只能朝更恶的方向狂奔的宿命。因此，我们对中共政治转型的任何善良愿望都可能是不切实际和徒劳的，这其中也包括李先生的建言献策。
毋容置疑的事实是，台湾的民主自由自治，是在从无到有或从少到多的抗争中逐步取得成功的；而香港的民主自由自治，却是从有到无或从多到少地渐渐失去。我们通过观察两者逆向而行、渐行渐远的轨迹，可以看出台湾是不断走向善的，而中共是不断奔向恶的。这样两个价值观截然相反，并在不断逆向而行、背道而驰的政治实体，他们谈邦联、谈统一的共识何在？两者团结相容、和睦共处的基础何在？难道你还想用曾经屡试不爽的骗术，拿在香港已经一败涂地的一国两制，去忽悠民主自由的台湾同胞吗？
2019. 12.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