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八九—六四”与当代中国 （上）

 

 

（编辑说明：今年是八九天安门事件三十一周年，本网刊发此文，以为纪念，并望有更多讨论，文章观点只代表作者个人，特此说明。）

 

      “八九—六四”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多年来，已有多种相关的回忆、记录、分析文献问世，对认识此事件，保存历史记忆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尽管受中国当下政治状况的阻碍，相当的一些历史史实仍有待澄清，但我们大体上对该事件也有了远较过去更多的了解。不过，在笔者看来，似乎相关的理论探讨尚嫌薄弱，限制了对该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的更深入的探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意涵是需要不断地阐释，才能历久弥新。

 

不揣寡陋，笔者去岁“八九”三十周年时曾尝试撰文就此略加补充，但因各种杂务缠绕，未能成文。今年本拟利用在美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查阅相关资料，写成文字，却因疫情困居居所，无法利用图书馆资料，手边亦无参考书籍，计划又被搁置。临近纪念日，乃决定直陈观点，不做注释，用几天时间草成此文，可视为是一种不成熟的思考笔录，以期抛砖引玉，吸取更多他人的见解，他日修正完善，以便更清晰地认识那段历史与今日中国，探讨中国的未来。

 

  

    （篇目：   1. “八九” 与“六四”,  2. 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3.“八九运动”的产生  4. 过程与诉求，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6，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8，后果与影响 : 对当代中国的型塑，9.八九与中国的未来：重建正义与权利共识）

 

1， “八九” 与“六四”

     正如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五四”抗议紧密相连，但却不应被完全划等号一样，1989年春夏在北京发生的50多天的 “八九运动”也不该简单地以6月3日到4日夜在北京街道上及天安门附近发生的镇压事件来命名概括。前者是一场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以北京为主全国众多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自发的请愿、抗议运动，基调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后者是屠杀，官方动用军队在无任何暴乱迹象甚至一般的打砸行为、社会秩序大体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对手无寸铁、和平集会的学生与市民进行的武力镇压。“八九运动”或“天安门事件”包括“六四”，但“六四”不能囊括“八九”。这些年，因各种原因，人们的记忆更多被引导集中在“六四”当天所发生的事件，被一种“镇压—抗暴”的叙述所左右，而忽略“八九运动”的复杂组成。做这样的区分，不仅是要展现持续50多天历史的真实过程，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那历史事件中所包括的丰富的内涵及精神遗产。

 

 

2，理解重大历史事件 

        理解历史事件，一直是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历史上的“事件”一般会有如下特点：它会造成某种历史断裂，但其本身往往又是过往历史连续过程的一种产物，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镶嵌在某种历史逻辑之中，具有某种凸显的历史意涵。否则它一定会消失在那种带有重复性的种种现象中而不能获取历史事件的性质。如果中国的读者想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重新回顾一下近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些尽管官方曾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加以提升强调其重要性（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的……）事实上，因其不具某种历史断裂性及所带来的意义更迭，故也完全称不上历史事件。真正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因颠覆了某种既存的架构和历史延续性，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新的具有明显的不同特质的时期才得以成立。历史事件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偶然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种事物惯性延续的产物；一般来讲，断裂中一定会伴有偶然性，其产生的偶然性和演变过程的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往往又成为后来历史进程的某种重要的起始约束条件。

 

     “八九—六四”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它具有偶然性，但又镶嵌在整个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尽管具有某种连续性，我们确可将从1978年开始的几十年整体上视为一个时代。但我们确无法忽略1989年“六四”之间与之后的中国的重大差别，无论是精神气质、文化氛围、社会心理、政治力量的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八九”将中国当代改革历史隔成两个时期， 极大地形塑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历史。对此，许多人或缺乏明确的意识或有意忽视，但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依然生活在“后八九—六四“时代。忽略对“八九—六四”的理解，是无法真正认识当下的中国的。

 

 

3，“八九运动”的产生

     “八九运动”的产生就思想资源及时代氛围来讲，是以整个八十年代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作为背景的。文革的灾难，让民主与法制（或法治，那个时代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十分清楚，但相关指向是一致的）的话语成为主流，不仅在官方或民间都是如此。人的尊严与权利、自由再次成为人们认可的价值。过去时代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已经破灭，但那种精神结构依然在许多人心中存续，只是理想换了内容与方向。混杂了传统的天下兴亡的承担意识与萌芽中的现代公民责任感，众多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投身改革；后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更加勇敢浪漫，对未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更理想的憧憬。不断增长的个人权利上的渴望每每与现实制度、陈腐的意识形态说教发生冲撞。如果说对改革的最终目标朝野、社会并没有达成什么明晰的共识，但拒绝什么，不要什么，官方及社会各界精英却是明确的：不希望文革再现。

 

 经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改善的中美关系，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美建交，更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强化，进入蜜月期。莫斯科早已不再是灯塔，自我营造的革命圣城北京也已坍塌，华盛顿、东京、巴黎、伦敦……成为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新的生活方式的新坐标与参照；传播近代以来以自由为标志的主流文明的思想再次获取某种合法性。从菲律宾腐败的马科斯的仓皇出逃，到台湾解严、南韩的民主化、苏联的“新思维”改革，世界范围的第三波民主化大潮、自由化之浪一波接一波在世界涌动，通过电视广播新闻报导影响着一代渴望了解外界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

 

 初期的市场化尝试，私人企业的出现，南方沿海城市、特区给人提供的新的生活可能，都鼓舞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勇气。政治上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的激烈的较量，从结果上讲，赋予了改革一种动能，也给社会的再生提供了新的日渐扩展的缝隙。毛式极权体制开始出现裂化、转型，国家与社会的分化逐步加大，个体的空间日增。

 

    任何一个重大的抗议事件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既有的制度框架不能有效地应对已出现的问题，无法面对新的挑战，赋予新生的社会动能、社会需求以应有的空间，其爆发往往是政治发生某种僵固、滞化的结果。1989年前的中国，因胡耀邦的下台，尽管表面上由于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的提出，改革派力量依旧强大，但事实上已遭重挫。邓小平经“反击阶级自由化”一役去胡，自断一臂，露出恋权保位的真面目，不仅在民间中声望急剧下跌，遭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在党内也面临保守派强大的压力。改革派知识分子受到批判、胡耀邦下台与知识分子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遭遇，让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自后文革时代在对抗毛派分子时形成的联盟毁塌，蜜月彻底结束。各种腐败依托多种经济上的“双轨制”大肆蔓延。经济过热，未经严格论证，因邓小平的指示而仓促上马的价格改革惨遭失败，已经不断上涨的物价更是陡然攀升，引发社会强烈不满，社会对改革的支持度开始下滑，怀疑日增。“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给胡耀邦下台后逐渐占据党政各个关键部门的保守势力一个全面反扑的良机，赵紫阳等改革派被处处设障，时时制肘。政治改革方案中“党政分开”等措施的推出，各级党务官僚因怕失去权力，增加了对改革的怀疑、敌意，让保守派阵营有了更多官僚系统的奥援。改革派已难有新的改革创意，象以往那样掌握主动。中国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摆，而矛盾在日积。

 

    党内党外，一种对陈朽的制度、顽固的政治老人的不耐心理急剧蔓延，文革时代久被压抑的青春能量已迸放出来，需要宣泄的渠道，被改革开放刺激出的自由渴望要求更多空间。经过整整八十年代各次学运锻炼洗礼、散发着理想气息的学生们更少对权威的畏惧，开始成为政治场域里行动者。“八九运动”是后文革时代形成的那种批判精神催生的产物，是整个八十年代自由化大潮孕育的一个果实，是改革僵滞带来的后果，是激荡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展现。

 

       

        4，过程与诉求

   八九年的运动持续50多天，其间各种诉求以及官方的应对、行动者扮演的角色都发生过重要的变化。重温一下这些诉求的内容及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对运动有一个更清晰准确的认识。

 运动前期的诉求，基本上是以悼念胡耀邦及提出一些相应的改革诉求为主。4月19日王丹等归纳提出的七点要求很好地概括了这些前期诉求：

   1）重新评价胡耀邦，肯定其主张的民主、自由、宽容、和谐的观点。

   2）彻底否定“清楚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3）国家领导人及家属公开收入及财产，反对腐败。

4）允许民间办报，实行言论自由。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

6）取消北京市关于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

7）领导人为政策失误道歉，民主选举领导人。

 

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后，诉求开始变化。从西郊长途跋涉到天安门，在春寒中静坐一夜一天，忍着饥渴，不被允许参加胡耀邦遗体告别，连以下跪的方式都无法让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面接下学生的一纸请愿书，而当悲愤的学生折返西郊校园的过程中，又是迎面而来长长的载满受命进城准备对付学生的士兵的军车。……这一切极大地刺激了学生。学生开始罢课，进行自我组织并争取其合法性。

 

  依据邓小平的指示形成的“四二六”社论出台后，整个运动的诉求重心转为要求取消运动“动乱”的定性。尽管有成功的“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大游行，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所带来的和平终结抗议的希望，但因李鹏等保守派的破坏及邓小平对“动乱”定性的坚持，最终学生的诉求未得进展，进而激出5月13日大规模的广场绝食。绝食诉求只有两个：“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真诚平等对话”。5月19日官方宣布戒严后，这两个诉求基本落空。被“反对军管”“反对戒严”“李鹏下台”等诉求替代。

 

 

5， “八九运动”的组织、策略与领袖

   中共当局保守派在运动爆发后便认定运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六四”镇压后也曾长期以此作为说辞，对镇压进行辩护。但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迄今，笔者在多种场合与文章中就此问题谈及的一个看法是：“八九运动”之所以最终成为一民族的悲剧，恰恰是因为运动“没组织、没预谋、没计划”。如果运动具有良好的组织、很好的谋划，运动是绝对不会演变到那最后的结局。“八九运动”有所有社会学意义上讲的自发的大众运动的共同特征，并不特殊、例外。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提及的特点的话，那倒可能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肯定的现象——学生及市民能在那么多天，基本上是在没有组织约束协调下，在如此巨大的一个城市里保持理性、平和、克制，不发生打砸抢骚乱，对比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各类抗议，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抗议史上一个值得赞颂的奇迹，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如果说运动中有人有预谋的话，从现在各种资料来看，可能恰恰是指责学生有预谋的以李鹏为主将的中共上层保守势力。他们发现这可能是一个绝佳之机，有计划地激化了矛盾，利用了年迈的邓小平的私心、猜忌、好面子、固执的心理状况，诱导其采取强硬的政策，最终达到清除瓦解改革派的目的。

 

   这种“无计划、无组织、无预谋”的抗议状况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中共的极权体制：它消除一切非党控制的组织，扼杀一切非体制的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的产生。从极权体制的逻辑讲，这是必要的；但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讲，这又极其糟糕，会带来严重后果。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不断分化的社会，是需要各种不同的组织来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以便进行社会沟通、谈判，达成社会的和解与共识。而极权逻辑造成的悖论是：平日社会显得稳定平静，一旦被掩饰压制的矛盾浮出水面，爆发事变，需要进行某种社会协商、谈判时，权力又会突然发现它找不到所需要的具有足够权威、代表性的谈判对手，面对的是一个散化的不易协调、容易被激情挟裹的大众，它为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的选择空间变得狭小单一，往往就易走到采取代价高昂、大范围压制的极端解决方式上去。

 

绝食后李鹏与学生代表乌尔开希等在人民大会堂对话的一幕，很具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着李鹏气急败坏地询问乌尔开希“广场上你们谁说了算？”而乌尔开希答“广场上有任何一个绝食同学不走，我们都不能走”。 在无具有权威性的组织与领袖的大众运动中，往往少数激进的声音最能获取影响，挟裹大多数，赋予代表这种声音的人物一种正当性，而获取了这种正当性的人物又不容易摆脱让自己脱颖而出的情感、主张与做法，只能继续扮演其角色。这是在所有大众运动中都容易出现的现象。避免这种局面的一种有效途径，就是允许合法的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允许非体制性的公众代表人物以具有合法途径出现并获得足够的权威。前期不存在，一旦抗议发生，官方应该乐见有权威、声望的组织与人物出现，甚至帮助其出现而不是相反禁止打压，如此，才能在危机出现时官方与民间找到对话的代表，比较容易地找出理性的并被大众可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象中共那样将所谓“要把各种非法组织扼杀在萌芽状态”作为处理＂八九运动＂的经验教训，实可谓本末倒置，愚蠢至极，如此在未来一旦再出现类似的群众抗议时显然就可能重蹈覆辙。

 

“八九运动”抗议者中的学生领袖本就是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中一些过去组织过校园民主活动，参加过1989年以前的学生抗议，略多一些联络网络与活动经验；另外一些只是本次运动中才浮现，整体上年纪尚轻，他们对中国政治复杂性的认识、对运动以及组织的操作与掌控能力都欠缺应有的知识与经验。至于那些后来被中共定性为“三朝元老”（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八零年校区民主选举）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的民主派“黑手”们，事实上因中共对历史真相的封杀，也并不为大多数学生所熟知，被某些学生领袖所认可。虽然过去的声望与当时所积聚的资源与形成的组织形态，有助于该团队进行了一些重要协调工作，但就整体来讲，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相当的局限。至于其他的知识界领袖因各种历史的原因要么选择没有深度介入（如方励之先生，可能是鉴于他当时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刚被开除党籍者，担心给官方以有人操纵学生运动的把柄，不利运动）要么并不具有组织运动的能力，只具有一些象征性的资源，与学生略显疏离，故也无法组织协调学生。以陈一咨先生为代表的“三所一会”青年改革派也有所介入，因其毕竟属于官方系统，其道义上的选择值得敬佩，但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作为新兴的商界精英代表的万润南先生及所属的“四通公司”的一些努力，也同样未能获得什么重要的协调结果。坦白讲，“八九运动”中这些人士的介入，除了陈、王团队还取得了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这样一个松散的协调性组织的有限成果外，其他的协调努力与其说起到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话，更不如说是这些人士自身的一种道德见证，在一个大事件来临时他们所持的良知立场、对国家民族的真正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能放弃自己的位置与优渥的生活条件，锦绣前程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值得人们牢记并礼赞。

 

  从这些角度，我们再来检讨“八九运动“中的一些策略的制定与落实，就很容易理解其中一些问题，策略的制定难免不显得事出仓促，执行起来也是有各种问题与阻碍——且不讲运动策略本身是否恰当，即便是制定了最佳目标，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领导力，也很难落实，让运动能做到收发进退自如。至于从官方的角度讲，处理运动的策略选择从一开始就被一种权力斗争的逻辑所绑架，邓小平为自己的权力、以李鹏为主将的保守派出于各自的利益，选择了强硬的立场，使得本来按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赵紫阳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无法贯彻，最终导致悲剧。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以一种事后回溯的逻辑，许多人认为学生要求对话与民主是一种浪漫、幼稚的举措。我们或许永远可以从这种事后逻辑来评论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但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了解的话，这种提法与诉求是有时代背景的，也是官方当时的重要主张。或许许多人早已忘记，民主、协商、对话等，都是十三大报告、当时官方宣传中的一些重要关键词，是官方声明要提倡、推动建设的制度。学生们提出这些，即便是从官方的角度讲，也是合法合理的，而如果官方当时因势利导，良好地回应，利用这种热情，今日中国的民主建设当早已会是另一番局面。

 

此外，事后有些人认为运动来的不合时宜，或许静等数年，政治老人凋零，中国的事情就会顺利展开。这确实是一种可能，但也只是一种可能，问题是历史从来也有另外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一种可能。真正处于历史中的行动者多半也只是按照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面对的问题、自己的情感感受与认知，在某种条件下展开行动。如果对胡耀邦这样一个开明、人道的领导人，为改革开放、为那么多人平反冤假错案做出贡献，却被邓小平、保守派以学潮为借口逐出政治舞台而含冤去世了，学生竟无任何反应，冷漠待之，后人会不会又要为此感到遗憾、失望甚至是愤怒，要给与谴责呢？就这一点来讲，那个时代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公正所抱有的强烈的意识，依然是他们那一代的骄傲，那个时代的光彩，也是这个民族值得铭记的宝贵一页。不管那一代人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又怎样以他们现在的个人生活与追求为是，对父辈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们应该记得他们的父辈曾经为正义与自由所做出的担当、努力与牺牲，那是绝对不会在历史中消失的，会被将来的人们牢记并赞颂的。

 

 

6，　八九运动：动乱或革命

        在中共官方的文献里，过去一直将“八九运动”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事实上，无论从当时的信息收集到从事后的清查，官方也知道那不是事实，所以逐渐调整到一个比较中性的“一场风波”的说法。在西方的某些文献里，有的时候却相反，把运动从另一角度拔高，有些想当然地称之为一场争民主的“革命”（revolution） 甚至是学生的“反叛”(insurrection)。但事实上，八九运动是一场改革运动，一场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与民主权利的运动。

 

　不过也正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也确实是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因为，无论是从其主张，还是其达成这种诉求的政治抗争形式来讲，这场运动与传统中国历史上习惯性的以暴力达成政治诉求的方式都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是一场无论是诉求内容还是抗议形式，除去那些个别的“下跪”请求接受情愿书的行止外，整体上都是真正属于现代的运动。这种试图以和平的、改革的方式、循某种秩序渐进地完成政治的改进，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再造角度讲，完全是革命性的。虽然从某些行为、组织、语言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中共多年革命文化、革命斗争宣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运动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及行动，以甘地为楷模等，已极大地告别了那种革命文化。那是整个八十年代强调“宽容”“人道”文化观念上结出的果实。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六四”暴力镇压，以及过去多年的强力维稳压制，这种现代政治文化的发育过程被中断，假如有一天人们再次因不满走上街头抗议，会再有那样的理性、文明的举止吗？

 

　再以运动的诉求来看，尽管戒严后因激愤出现“打倒邓、李、杨”“推翻专制“等口号，运动早期如4月20日新华门前有个别学生因被武警殴打喊出”打倒共产党“，从整体看，整个运动的诉求都基本是平和理性的，并没有以立刻推翻现有体制为诉求，这恰显出抗议者的现实感与理性态度。至于以自残的方式大规模地进行数天的绝食（不仅当时，许多人步入中老年后都会为此付出健康上的代价），那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如此规模以和平发方式表达政治见解（不是为某一牵涉到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诉求）的行动。如果说，八九运动中有什么人希望稳定，不出“动乱”，那首先就是学生。因为如果出现动乱，那既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引发官方的镇压，对他们不利，也不是他们的初衷，所以他们才对官方的“动乱”定性那么反感。对他们来讲，最希望的是改革能继续，打破沉滞，继续向前深化，那是国家的希望，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改革已经获得阶段性的成果，学生赞同改革，也相信改革，但希望有更多的改革出台，完善改革，以消除腐败，给人民更多的自由。

 

　学生绝食后几天，中共几位领导人曾短暂到医院看被送去抢救的学生，电视上其中一位与胡启立所说的几句话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如果党中央明天宣布真正地反腐败，我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尽管我们也很难说该学生的言辞就代表绝大多数的绝食学生，但至少说明，那一代的学生是改革的获益者，相当多的人还是对中共继续推动改革抱有希望。中共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也是很难一概而论的。他们肯定是不喜欢厌恶那个掌控一切、压制自由的党，党的腐败官员，但对那些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戮力改革，积极进取的改革派代表的中共还是接受甚至是支持的；他们对那个计划经济、穷过渡造成灾难，人们毫无尊严与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已经破灭，但对创造一个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依旧抱有憧憬。所以，那些理性的运动诉求的提出，不仅是从力量对比的策略考量的结果，也相当大一部分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认知。

 

 因此，说学生制造动乱不仅逻辑上说不通，历史上也不是事实。如果是制造动乱，那抗议一定就不会是如此和平，从一开始早就会伴随各种打砸抢行为；假如是革命，也一定早就冲击大会堂，中南海了，而不会是学生组织各种纠察队维护天安门广场甚至保护大会堂，包括北京市的秩序。北京市政府别有用心地撤掉警力后，是依靠学生与市民的自我约束维系了整个北京市的秩序，当时有小偷都“罢偷＂之说，诺大一京城，甚少刑事案件。如果说真正有些烧砸的行为，那只是发生在军队开始进城屠杀后，而且基本指向也只是街道上的军事设施装备和某些政府部分。当着军队开枪杀人后，北京城里学生与市民除愤怒外，最常见的就是悲伤难过的眼泪，因为他们无论如何无法理解，如此长时间的和平请愿，努力维护秩序，竟换来的是“人民军队”的枪弹。

 

     历史的真实是，是李鹏等“极少数人试图制造混乱”，破坏稳定，火中取栗，达成目的。也正因此，心理学上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再次展现：恰恰是因对自己的一些不良举止、犯罪有难言的罪感，一些犯罪者才最易制造这些罪名嫁祸他人，以图为自己找到某种心理平衡，犯罪的正当性借口。我们无法知道李鹏等保守派人这些人是否有这样的心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只要攫取权力，其他的对他们都不重要。对习惯了极权与老人政治运作方式的元老们，心里就从未有过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意识。对他们来讲，任何不符合他们的看法的行为与言论，都是具有反叛性质的。八十年代中笔者在北大读研时有一位熟识的研究生朋友，其女友的父亲为一骨科名医，曾受邀去为薄一波疗伤，为答谢该医生高超的医技，薄设家宴款待，席间曾聊及八六年学潮官方的态度与措施，薄言：“共产党打学生，就是父亲打儿子，没什么不对的”。两年半后，这“父亲”就不仅打儿子，还杀起儿子了。在他（们）的眼里，或许也是没什么错的。＂八九＂诉求所揭示的理念与“六四”镇压的逻辑背后，是两种政治文化与观念的冲突。

 

 

7，邓小平、赵紫阳、李鹏与“八九—六四”

 

 

       从政治权力角度看，八九事件中有三个最主要的人物：邓小平、赵紫阳与李鹏。邓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八九的悲剧，相当大程度上是要由邓来负主要责任的；这个悲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邓小平为一己之私，保权所造成的。

 邓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人，精明务实，能力超众，举重若轻，经历丰富，有魄力，意志顽强，富远见及洞察力，是一个难得的大政治家、领袖人物。但其人的缺点也明显，心胸狭隘，有可能便睚眦必报。他因早年的经历，对外部世界有远较他的同代更深刻的体认，也因此更加开放；但因其革命经历，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中国积弱所遭受的不公，又一直对西方世界抱有怀疑。他因自己的努力，也应时运而生，在后毛时代推动或者更准确地讲鼓励了改革开放的展开，对中国脱离毛体制，中国人脱离贫困，有重大的贡献，但对中国依旧没有彻底挣脱毛体制，他又有首要的责任。他因毛而受害，但也因毛的青睐而得势；毛从没将其视为死敌，彻底放弃；他也投怀抱李，大权在握后为集团也为自己没有完全弃毛。他是体制的受害者，对体制的弊端有很深的体认，因此想改造体制；但他又是体制的得益者，权力的持有者，因此又是体制的坚定捍卫者。

他的内在性格与认识上的矛盾，在战争年代两军对垒的形势下容易得到解决，但在其成为主要决策者后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缺陷，是那时代政策的内在矛盾、冲突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发生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他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羁绊，但也是他的认识缺乏超越性，根据习惯判断问题的一个原因——就对八九运动的认知来讲，当年他暗中鼓动一些高干子弟参与1976年天安门四·五反“四人帮”运动（杨尚昆日记有此说），是否也是他暮年当天安门再次发生运动时影响他对事件判断的记忆？我们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不读书、好打牌的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承认自己“说不清楚” （这本身事实上就已经说清楚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定义不再成立），对是否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有过阶段性的犹疑（有多次关于这个问题“我反复想过”的描述），但对以“社会主义”招牌来掌控权力却极其敏感，毫不犹豫的坚持。这除了与他对他参与建立的政权有着本能的维护意愿外，老年掌权者那种对死亡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相互叠加，儿子因其失势遭斗终身残疾的可怕遭遇，都可能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决策判断。他确实因文革被打入底层的遭遇对民间疾苦有更多的感受，对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有很多期许，将改革开放视为达成这种目标的唯一途径，自己毕生的事业。为此，他可以坚定不移，但在与保权的坚定不移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他会选择后者，即便是对前者造成损害也在所不惜。他与保守派的妥协、牺牲胡、赵左膀右臂的举措，说到底只能从这个逻辑理解，而不能全然归于保守势力的压力。最终，他还是被他的认识局限在旧的世界与时代里，没有彻底领悟，那个他所坚持的改革开放所需要的自由，最终是要与他绝不分享权力这一点发生矛盾的。

      历史地看人物，推动脱离毛的路线，邓有大功；从镇压八九、清洗赵等改革势力，邓有大罪。他的声望成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败于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功勋成于改革开放，也可能因改革开放的不彻底，发生逆转，最终归于失败，而遭历史的谴责。多年来，笔者不断撰文提及一个观点：尽管从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造成的发展来讲，中国的改革算成功；但从历史的长远看，因不开放权力，不能回应社会提出的新的要求，只进行一种权力垄断下的市场改革，最终这种改革可能会失败甚至会引发灾难的。这种例子世界近代史比比皆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或许会让人们一时又再认可邓的路线，忘记屠杀，为邓欢呼；但当经济下滑，社会不公、不满发展到一个程度那天，人们会再记起当年的镇压及其久远的后果。“六四”镇压，为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权力可以对自己的人民大开杀戒，是邓留下的一个极其负面的遗产。

因为屠杀造成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精明的邓最后又做出一个以下“罪己诏”退位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并不是为自己的权私而杀人 ，为自己挽回些名声，为子孙留些后路。并以隔代指定的方式，确保政策的延续。尽管我们可以肯定，由此造成二十多年的权力有序更迭是一个进步，但是在付出如此惨痛的血的代价之后，在满足了一种愚妄的“恩从己出”的心理后，才决定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对他个人、对中国、对历史都是一个巨大遗憾——如果仅仅早两年，在胡耀邦赞同他退休时不因此恼羞成怒，将胡赶下台；在1989年不破坏基本的党的规章制度，下决心让赵来全权处理一切，那岂不成就他中国的华盛顿的千古伟人之地位？1992年风烛残年之际，邓拼将最后一把力气南巡，扭转那他自己造就对改革全面清算的被动局面，为自己再赢得些掌声，为改革再续命，但那之后的改革已经不再是八九前的改革，无论其造成怎样的繁华，已是一个扭曲的改革，我们正在和还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历史对邓的最终评价还没有做出，那取决于改革最终的结局，而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过对“六四”造成的后果的评估。  

 

 

     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主将之一，赵紫阳的悲剧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的悲剧的一个缩影。尽管后来贵为总理、总书记，气质上似乎与北京权贵圈子的氛围总有些隔膜。那也许是他长期在广东工作的结果，或许也是与作为富裕地主家庭聪慧的子弟，早年接受家庭的教育，以及在开封与武汉系统地接受的初高中教育的有关。相信这些也是在文革后，在改革开放时代，让他能迅速接受外界文明的原因。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八十年代初，他初进京城，出现在大会堂的电视镜头上时，给人的是一位身着白色衬衫，精明干练但依显有些土气的共产党地方大员、实干家的形象。仅仅几年后，他的姿态仪表谈吐，绅士风度，已不逊于任何一个那时代的西方政治家，也不是任何当时乃至于今天中共的政治家堪比。显然，那不是延安保育院，苏联和中国的十七年教育所能培育的。而这一切，也一定是促使他后来八九做出那种选择，且无怨无悔，坚拒检讨及高位诱惑，在一种即使不是说很糟糕但也绝对不算良好的环境中度完他十五年余生的精神动因。

  他是中共最后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他的权力来源来自邓的赏识、推荐、支持，但当他试图按照自己的认知、道义原则做他自己的选择时，他发现自己的无力。他毕竟是在中共运动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而对百姓的牵念，让他很难做出那种让他个人良心不安的所谓放手一搏的决择，那是无道德底线不以生灵涂炭为念的乱世枭雄的逻辑，真如此，他还会是那个四川搞改革“要吃粮，找紫阳”的政治家？他是出色的改革家，而不是造反者。很难说他和邓之间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历史演变从来都是伴随权力斗争，但我们无论如何要承认，从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不是动乱，学生是和平爱国的）、道义立场（不能镇压）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民主与法制）赵都是对的。他有失误、误判，早年也有过左倾的时候，八九时维持去朝鲜访问，低估了邓对他的敌意与镇压的决心，他也有为他的政治利益或是自保而违心批评胡耀邦的不很光彩的言论，但他后来能自责、对过去进行真诚的自我检省。他是失败者，但很难说他又不是胜利者：从他晚年的照片看，那是一个彻底恢复了人性、内心光明的人。他在软禁中不断地反思，思想得到升华；他失去自由，却心灵获得解放，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伟人。他关于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构建社会安定的思想将是那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遗产，穿越时空，获得久远的生命。而邓的一些观念，却注定要随时代随风遁去了。

　　　

 

　 “八九—六四”最大的赢家是李鹏。即便那些他身后的保守派元老们，在与邓、赵的博弈中，所获也是有限，尤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随着他们年纪日增，是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而李鹏，这位既无才无德、又没人格魅力的官僚气十足的人物，在任何开放的国家都毫无希望混迹政坛一天者，也不闻任何出色政绩，竟然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获取总理大位， 显然是那个转型初期的体制，元老政治仍然举足轻重、传统意识形态依旧还有重要影响时代的产物。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了八九的产生及进程的话，对与特权相连的腐败官倒、门阀政治的反感，对老人政治的厌恶与不耐肯定是最重要的。而李鹏恰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集这许多现象于一身的第一代太子代表。——１９８８年李鹏两会后记者招待会上那种语无伦次，机械重复的表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数度重复同样一句“我们现在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来回答不同记者的问题）给笔者留下极深印象，乃至没有耐心看完直播便离去。稍后一位看了几眼直播的朋友就李鹏的表现也曾摇头评议到“惨不忍睹”。因此，当八九期间人们看到他在电视上出现时那种反感甚至是愤怒，大概是后代历史学家很难想象，很难理解的了。也是为此，“六四”屠杀后，李鹏对此似有察觉，人们发现他很快换了一副眼镜，似乎要修饰他那被人们认定的粗鲁、蛮横、无能、机械的印象。

  但要清楚的是，直到今天，中共的体制都具有这种特点：在治国和应付外部世界上无才无能的人，却很可能精通权谋，在体制中如鱼得水，依靠父荫终获大位。整个八九期间，李鹏扮演了最重要的推波助澜，激化事态的角色，如4月25日迅速传达邓小平关于“动乱”的讲话，造成既成事实，充分展现了他的权谋长才。即便李鹏最后未能登上总书记的位置，但从历史看，他所代表的权贵通过“六四”屠杀，成功地保住了权益。李鹏自己的努力也得到最佳的回报：一直是中国二号人物，而儿子贵为省部长，女儿垄断中国的电力行业掌管成千上万亿的资产成为“电力一姐”，却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议“国家要给每个人建立道德档案”，以便人民“知耻”！——后八九时代，权贵的贪婪及其道德状态，如此可见一斑，李鹏一家是最好例证。这是李鹏八九所捍卫的、所要达成的一切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