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文化运动，其“文本”意义总是深嵌于社会之中，倘脱离其社会背景，无视其后果，便无法正确、深入分析它的意义。但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人们却总是习惯于把思想家的言论、话语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种习以为常的“唯文本”研究，恰恰将“文本”从社会脉络中挖出，使之成为与社会变动和发展完全无关、完全隔绝的“独白”。言说没有背景，思想没有来龙去脉，郢书燕说，自难避免。现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是“全盘反传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亦源于此种“唯文本”研究――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确实不乏这类激烈论述。其实，新文化运动建树多多，最直接的一个成果，便是1922年对中国教育影响殊深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为旧历壬戌年，因此史称“壬戌学制”。
新教育在近代中国并非无源之水，从洋务派创办种各“洋务学堂”起，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落地，渐渐生根。但这时只有零星的学校而无全国的学制，只到 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法令形式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但教育的宗旨当然是“忠君”与“尊孔”。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新法令废除了小学的尊孔读经，取消了“癸卯学制”中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新的教育宗旨。对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无论清末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的壬子学制，主要内容都是仿效、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
但是，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袁世凯及随后张勋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观念，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平民教育，批判孔教。新文化运动想以思想启蒙、文化创新入手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与国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注重“新青年”的养成。因缘际会，新思想在几年间便由少数人的观念在知识界、教育界蔚为大国。旧的教育理念和学制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1914年得到教育部正式承认的“中国教育联合会”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蒋梦麟任总编的《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19和1920年这两届年会中都讨论过学制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殊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Dewey，John）和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Monroe，Paul）先后来华，在全国各地演讲，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新的教改也有直接影响。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学制改革为主要议题，广东等10省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最后决议以广东方案为基础，征求全国意见。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提出新的学制改革方案提交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讨论。10月中旬，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会议的重要人物。会议开始，教育部特派员代读了教育总长汤尔和的简短致辞，然后就开始打官腔，完全不提及广东学制改革草案，实际希望联合会赞同教育部学制会议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方案，至少不要大改。对此，与会代表愤怒异常，大表不满，会议很难继续开下去。这时，胡适发表演讲，严厉批评教育部打官腔，完全不提广东方案，指出联合会也可以完全不理会教育部学制会议方案，直接讨论广东方案。但这样双方彼打官腔，无法对话、沟通，终究不成事体。他提醒大家说：“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最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千万不要再打官话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方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作一个总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胡适的观点，得到大部分会员的赞同，但有些激进者仍不满意。一位浙江的许姓代表仍上台大骂教育部：“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请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那里有革新的意味，全是保存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诸位听……”于是他在台上大骂总长汤尔和与次长马叙伦，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也只能坐在台上静听。（《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新教育》第5卷第5期）不知这是当时民主的反映还是政府权威的阙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痛骂教育部、教育总长和次长当然大快人心，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会下，各方密切磋商，寻找解决方案。最后，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专们拜访胡适，请他斡旋。在胡适的一再劝说下，他们表示教育部学制会议的原案可以修改，并要胡适提出折衷修正案。胡适起草新提案时，巧妙地以“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的方法，使“旧瓶装新酒”的新提案获得通过。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
“壬戌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实践证明，这种学制适应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特点，只到现在我国依然实行这一学制。
壬戌学制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条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新学制的实质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七条标准，是新文化运动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胡适是新学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其弹性，七条标准的第三、五条的精神就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自由。他强调，在推行新学制学校时，应容许旧学制学校的存在。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对当时城乡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当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强行取消。胡适的态度并非偶然，在新文化运动已进高潮的1918年初，他对一些乡村学校也不顾条件规范化、城市化办学非常不满，他这样写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老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这不是非常照顾、考虑、注重传统、习俗和地方特点吗？尤值一提的是，这篇名为《归国杂感》的文章，就发表于现在已被作为“激烈、整体、全盘反传统”、“机械照搬外国”最典型代表的《新青年》上。
1922年到1949年，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外患不断，几近亡国；内战不已，烽火连天；贿赂公行，贪污遍地，腐败不堪。然而，教育却是大雾弥天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人才辈出，盛极一时。许多学术、文化大师的成就，至今仍难企及。今天，人们仍不断追念、感怀那时的“老大学”甚至“老中学”，亦说明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设性”影响之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