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郑国恩(2)：谈中国“自作自受”

坎特19日表示他愿意访问中国，只要能看到“真实的中国”，而不是被请去做“宣传”。在当今世界，通过中国政府内部文件及其公开发表的文告研究中国的一个佼佼者是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

坎特与西方社会大众对新疆问题的认知

美国波士顿的篮球队凯尔特人队中锋坎特来自土耳其。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到来之际，他反复通过社交媒体和接受西方新闻媒体采访，为他心目中的受压迫受迫害的维吾尔人发声，并为此甘愿舍弃丰厚的商业赞助。坎特的言行被普遍认为显示了维吾尔人的困境以及对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虚假宣传的认知，已经在西方国家社会大众意识中扩散。

也为受中国当局打压的西藏人和香港人发声的坎特19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我要对姚明先生说一声感谢……我确实是想去中国亲眼看看一切。我想问姚明先生，此次访问中，我可以去劳教营看看吗？……我不需要在中国访问期间听人讲解。我不要宣传。我想实际看到真正的中国，向全世界展示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在姚明做出友好姿态邀请坎特访问中国之际，观察家们注意到，仅仅是在几年前，中国政府发言人和中国驻多国外交官还对外展示一种毫不妥协的战狼姿态，而那种战狼姿态显然是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令行事。

设在伦敦的人民法庭维吾尔法庭（ The Uyghur Tribunal）早些时候公布的中共当局的内部文件显示，习近平在2014年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要在新疆）下重手、出重拳，立足打早打小打苗头，挖根子、拔钉子、端窝点、打团 伙、追逃犯、揪幕后，追着打、压着打、挖着打，不给暴力恐怖分子任何喘息之机。不要怕敌对势力说三道四，也不要怕敌对势力抹黑新疆形象。暴力恐怖活动不打掉，天理不容！谁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都要坚决顶回去！”

北京当局在新疆问题上的改口

然而，随着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的关注的提升以及对中国当局大规模监禁维吾尔族人的批评的加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泄露给外界展示了中国当局在新疆实行的迫害和镇压的规模和烈度，中国当局不断修改相关的说法，从一开始坚决否认大规模监禁的存在，到后来声称对上百万人实行拘留不是大规模监禁，而是大规模职业培训，然后又声称培训学员已经全部完成学业毕业，来去自由。

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前篮球明星姚明以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的官方身份邀请中国的强烈批评者、凯尔特人队中锋坎特访问中国，一方面是北京当局为了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缓和，乃至消除国际间对中国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局就新疆问题的外交姿态发生改变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院估计有多达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人自2017年以来被关进法外的拘留营，但中国政府反复否认有践踏人权的行为。但随着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受害者的越来越多的证言出现，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和以践踏基本人权为特色的所谓维稳内部指令，其中包括来自习近平本人的指令的泄露，使中国政府的否认越来越难以维持。

郑国恩受到北京的特别对待

德国学者郑国恩多年来通过中国政府内部文件和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研究中国政府内部运作。

从北京政府为了使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变成少数民族而强迫维吾尔妇女节育绝育，到以维稳和去宗教极端化的名义对维吾尔族进行大规模抓捕监禁，到新疆监狱的大规模建设，郑国恩利用来自中国的资料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这种突出也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承认，这就是把他这个德国公民和民间学者列入中国政府制裁的黑名单。

先前接受维吾尔法庭委托对来中共内部的有关在新疆进行镇压的文件进行核实查证和分析的郑国恩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了他本人对中国的兴趣和研究中国的缘起。他说，随着中国当局对中国国内外学者的学术研究的收紧，他着重通过来自中国政府内部的材料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方法开始变得更为普及。

郑国恩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

如何看自己得到中国给予的惩戒或荣誉

问：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政府把你和其他8位欧洲人列入制裁黑名单，从而使你成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中国研究者之一。你最初是怎样开始研究中国、研究新疆的呢？

答：我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是因为中国变成了一个日益重要和正在崛起让大国。我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的时候，我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因为中国有图博人（即许多中国人所称的西藏人）这样的重要的少数民族。

我的博士学位研究的主题是少数族裔图博人的教育和族裔框架，其中包括族裔认同和就业的纠结。随着我对民族政策以及这些政策跟那些大的少数民族关系的系统性认识的发展，我就自然而然地能把我的认识框架应用于维吾尔族人。我在调查了解图博人问题的时候，开始研究分析中国政府的种种文件。我由此得已把这种研究方法也转来用于研究新疆问题。

宗教信仰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何关系

问：受中共紧密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说，你对新疆的研究有严重的或致命性的缺陷，因为你（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强烈的宗教偏见。你要如何为你的研究、为你自己辩护呢？

答：按照这种逻辑，那你就必须说任何拥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不能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这种说法是荒唐可笑的，这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种论辩。或许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提出这种论辩。但即使是无神论者也并不是立场中立。无神论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中立。（声言他人有宗教信仰因此不能进行不带偏见的研究）这种说法只是在回避事实。

以政府内部资料研究中国的研究方法

问： 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有一个阿德里安·曾兹（郑国恩）的词条，该词条说，“郑国恩从未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新疆，他所有的研究都是来自网路资料，这点（使他）备受质疑。” 中共的报纸《环球时报》则说，“阿德里安·曾兹，德国人……2007年曾以游客身份赴新疆活动。” 你没有机会去中国一直被用来散布对你的新疆研究的怀疑。

与此同时，中共政府几十年来通过不准许去中国做研究的方式来惩罚那些做了让中共不高兴的研究的外国学者。导致很多研究者回避有可能得罪中共的研究课题。国际间颇有一些中国问题学者抱怨说，中国实际上获得了中国研究许多课题的否决权，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当今中国研究的学术诚信。你如何看这种抱怨？

答：中国当局是自作自受。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实际上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西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但如今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研究西藏和新疆的学者，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的未来有赖于我这种研究方法。于是好几个学者在研究我的研究方法。

这只是因为通过网络获得政府文件差不多就是唯一的真正资料来源了。除此之外就是采访流亡者，如流亡的国外的图博人、维吾尔人。但你不能在中国境内采访这些人。因为研究者要么是不能进入中国，要么是在中国境内进行这样的访谈会使受访者陷入危境。

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希望限制这种敏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共当局甚至对中国自己的学者也是这样。先前中国的学者也做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我本人就阅读和引用中国学者所做的少数民族研究著作。那些著作有些是非常有趣的。但中国当局实际上已经阻断了所有的有意义的研究。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当局是自作自受。现在连新闻媒体也模仿我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研究中国政府的文件。

由于上述这种明显的和不幸的原因，我的研究方法广为流传、大受欢迎。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政府说了什么不容易马上改口或否认它自己的文件的真实性。要是有人找到了敏感的材料，中国政府就有了大问题。中国当局试图对新疆文件泄露之事保持沉默，以免招来更多的媒体关注。但新疆政府在文件泄露之后举行记者会，声称可能对我采取法律行动，理由是我进行了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