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之殇
谈论“自由”似乎奢侈而冒险。据说汉语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自由的阐述，人人都有自由的经验却未必都懂得自由的真谛，更少为自由而战、而歌、而献祭。不仅如此，即便人人都有着为所欲为、不受束缚的冲动，并想当然地以为“我要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就是自由；但我们中国人似乎多同意，为了大家，自己尤其是别人应该出让其自由，为了集体，别人应该奉献生命。“自由”在汉语世界是一个未经理解、省思的集体噩梦，一种对集体而言负面意义极大、破坏性极强的状态，自由在汉语语境里是跟无政府主义、一盘散沙、个人自私自利主义、洪水猛兽等贬义同价。经历现代转型的中国与革命相始终，在革命世纪里，自由是一个经常受打压的字眼，反对自由主义、反自由化，等等，以运动的形式让我们中国人驯化于人生社会的不自由状态。
在革命如神的年代，自由被解放一词置换了，解放又被革命运动置换了。革命建立起的全能社会，其社会及个人的不自由状态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一时之间尚可自足。那种“变异的革命”、“被背叛的革命”突然间把参与者们变成了大地上的植物。植物们的进化方向，在于对地心吸力有顺从，对阳光雨水有依赖。这大概可以解释全能社会里的驯服现象，以及或崇高或阴暗的心地。“社员都是向阳花”，当年流行的歌曲无意中暴露了人的植物性征。由此类推，如果我们的朋友、甚至年轻的新新人类们，他们的个人言行方式顺从了人性中阴暗、庸俗的一面，他们的生活仰赖于政治权威或社会权威，那么，他们就还没有度过其为花为草的植物阶段。
当然，人终究是动物而且是“万物之灵长”。动物的进化方向，始终在对抗地心吸力，而流动于水中、空中或地面。这种出入迁移的自由也是人类对奴隶社会、全能社会反抗的本能方式。明清猪仔、现代蛇人，乃至柏林墙的倒掉，深圳香港之间的海路，都说明人对自由的向往。安土重迁的农耕时代注定要被移民时代否定，进而扬弃；如诗的田园生活注定要经受都市生活的洗礼，因为人向往自由，自由人乃人之目的。
度过植物阶段的动物人，又因为动物庄园的某种治理策略，比如行贿、贪腐等方式，而使一部分动物人充分享有了动物的欲望、意志。这种享用、简单占有的生存，使动物人自以为抵达生命的极致，为了保护此等生命秩序，他们抵抗或逃避了人类自由；为了保护此种生存状态，他们主动地实施对时空的管制、隔离，对他人的奴役。
这种不自由的生命状态是如此吸引人心，也如此有违人的良心。人们为此千呼万唤出资本主义，或“补资本主义之课”（中共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界观点），以解构并重建动物庄园的治理模式。但资本来到世间，本身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势利更使它天然地理解权力的作威作福。因此，在它还没有一统人类的时候，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就遭到了思想家们的批评；即使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凯歌行进，并取得空前的文明成就之际，人类的良知之士仍痛惜于物质丰饶的社会所带来的灾难。回首最近三十年的大陆中国，我们看到由上而下进行的资本主义乱动，权枪钱私有化，钱买权官家化，等等，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壮大有所不同，它比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更疯狂、更罪恶。原初资本主义运动的精神集中体现在“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上，而我们当代的官家资本主义横行，却一再宣扬“致富、发展、稳定”，一再宣扬“好猫、戴表（三块代表）、河蟹（和谐社会）”。如果说中共官家以前不断需要以运动的形式来打击“自由”，今天的官家已经可以坐看乌合之众的子民自己动手打杀“自由”了。
而考察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秩序确实给予了人类个体相当的自由，却把人类整体置于另外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一种危机不断的生存之中。今天，当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率先爆发，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之时，关于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增长的无限可能性、市场调整一切，等等的神话确实黯淡无光。哈贝马斯观察到，推动公共利益的角色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国际秩序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在人类的整体命运日益突出，人类的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彼此命运休戚相关之时，人们容易将自身所体验的不自由状态归咎于他人的自由太多。经济危机带来的个人生计或生活水准下降，人性投机带来的社会灾难，使得不少人要求政府出面干预他人的自由。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太平狗强过乱世人，救亡压倒启蒙，集体大于个人，天理大于人欲，容忍、驯从高于自由。只不过，在今天，自由问题尤其显得紧张。汉语世界甚至怀着侥幸之心，再次将危机归咎于人类自由。悲观的人们不仅以为“自由”在汉语中“声名狼藉”，而且确实死掉了，没有多少人以为可惜。
资本主义的成就之一在于，在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和经济危机之后，它使得人类度过了短缺时代，进入丰饶富裕的状态。主权的弱化、知识的增长、经济供给能力的提高，等等，使得和平发展成为可能（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使得国家社会层面的正义成为可能（使社会最差者的效用最大化，即最小最大化原则），使得人人成为自由人成为可能。但是，度过短缺时代之后的人类还没能发展自身的自由观念，反而多停留在传统的自由观，或对自由的想当然理解之上。国际秩序固然重要，但推动公共利益的不仅是政府，也是自由人的自由。
这也是我要来谈论的一个事实，在我看来，当今世界遭遇的绝大部分问题跟自由相关，个人和整体对自由的态度决定了人类的现在和未来，物欲和灵性对自由的态度决定了生命的个体状态。
二。自由的终结
传统的自由观念着眼于人的社会性，着眼于人的政治权利。古典自由和现代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一度简单有效。对自由的想象，在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过程里，也相当有用。人们说，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人们说，自由虽然不等于为所欲为，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自己的意志活动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自由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康德说，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整个社会具有的乐观精神和积极态度，理解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惠特曼等人对人类的讴歌赞颂。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之昂扬、进取、青春美好。那种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本身，即成全了自由，成全了人性、生命和宇宙之美。
在这方面，只有专制人格、独裁国家和威权社会，才敢于公然敌视自由。只有恶者、罪者、小人、戏子才会强奸“费小姐”——自由，才会害怕自由，栽赃污辱自由；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认同了这种对自由的敌意。毛泽东作为小平头知识分子的集大成者，把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当作自由主义。自他之后，我们中国的官产学精英和民众，总是谈自由而色变；略有头脑者，也只是把自由跟经济、财富相结合，将自由算计化、数据化，似乎没有经济基础，就谈不上人的自由。这些对自由无深究者，只会把自由想当然地理解为无法无天、任意妄为，理解为对单位、社会和国家秩序的破坏者、颠覆者；这些不曾有独立意志、审美能力的思考者，只会把自由理解为混乱、喧闹、折腾；这些官家的帮凶帮忙帮闲等三帮分子，只会把自由理解成个人跟官家、国家之间的博弈、对抗，理解为彼此空间的此消彼长。但这种对自由的诬蔑，既阻挡不了自由本身在文明社会的成就，也阻止不了生命对自由的信仰。我们中国的大美学家高尔泰一生坎坷，他仍坚定地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因此，为自由辩护尽管是一个十分切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今天的人类自由。今天的人类文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给予了更多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如果说此前的人类只有少数人得享免于恐惧和匮乏，度过短缺经济时代之后的人类有更多的人过上了富足自在的生活；如果说此前的人类只有国王、皇帝、贵族、官家、商贾等少数阶层享有一定程度的权利和机会，那么，今天的人类有更多的阶层获得了生存的机会。而随着对自由状态的近似抵达，或生存状态的某一方面、某一阶段目标的完成，人们就以为个人和社会的“历史终结”了。人们甚至以为，自己不为挣钱、谋生发愁了，就是获得自由了。
这种天真的理解，使得自由的人们走向了对自由的背叛、终结了自由。那些度过温饱阶段、发达了的人们、阶层和国家，自以为自由而不知不觉地驻身于奴役、依附之中。他们有生活的能力和条件，却不再拥有自由。他们跟自然不再有亲切的感情，自然只是他们的工具或背景。他们不再有意识的自由，他们的日程紧张、秩序井然，想象力成为他们最稀缺的产品。他们不再有精神的自由，心灵的自由，他们自身成为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一种彼此大同小异的产品。他们不再有个性之美，情感之美……他们终结了青春时代的俊美风神，而成为面目不清、胖乎乎面团团、酒色财气脸长横肉的家伙，一种形似虫子的身躯和面容。他们终结了艺术、美好的情感，而将艺术和情感当作施与受、控制与附庸的波普，或SM，他们以为现代艺术就是一个个的概念，情感可以由金钱来量化，他们轻易地、不自知地伤害了他人的心灵、感情。他们终结了自由心灵的社会关怀、终极关怀，天人之际或古今之变于他们不过是“杞人忧天”，但这些终结了自由的发达者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发达者们甚至复制了他们追求自由时所厌恶的生存方式：醉生梦死；骄奢淫逸；朱门酒肉臭；食日费万钱，云无下箸处……这也是穷窘者难以理解发达者们冷漠的原因，传统社会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确实是穷窘者们“最后的吼声”，但今天的文明财富已经使足够的均衡成为可能。在穷窘者看来，发达者只要布施很少的一点资源，他们就可以获得生存的自由，这个世界就足够长久地大同；如歌中所唱，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就会有美好的人间。但在穷窘者看来，发达者的冷漠和绝情令人绝望；尽管传统的公益、慈善、施舍等事业仍代有成就，但穷窘者和发达者之间未能建立起交往沟通理性，彼此隔绝并轻视、敌意，更不用说资源的双向流动和合理配置。直到今天，那些掌握着权力资本、货币资本和符号资本的人们，仍不曾对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假借丝毫；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最好理由在于，自由不免费（FREEDOM IS NOT FREE）。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为两极分化问题所苦，即使资本主义提供了中产阶级的解决方案，人类文明仍难逃中心—边缘、上层—下流的矛盾乃至紧张冲突。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人类危机：金融海啸、温室效应、环境压力、医疗养老、恐怖主义、贫困或富贵病等等，都与这种两极分化有关。
从自由的角度分析，这种紧张的难以终极解决，并不在于人类社会对自由的重视程度不高，而在于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不到位，在于追求自由的人们对自由的背叛。不仅一般人对自由的了解，其实是非常糊涂、非常鲁莽、自以为是的了解；就是那些追求自由的人、信仰自由的人也最终背叛了自由，他们或者放弃了自由，或者限制了他人的自由。用中国人的惯用语，人阔则变脸，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用法国人的话，他人即地狱。
三。文明进化与人身自由
事实上，我们的文明进化或文明成就均与自由相关。自由是文明的动力。生命的本真即自由，生命生而自由。不自由的生命，只会在进化的阶梯上止步不前，停留在本能状态，如中国人所说，如猫狗一类的性命而已。甚至不进则退，退化为没有生气的物类，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不肖子孙。
自由的人类乃万物之灵长，成为文明的发动机，并迈过必然之宿命，而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是美的，这种自由之美乃是一种宇宙逻辑。一个人如果不自由，而以为其言行美好，那肯定是傻美、非真实的；一个社会如果形格势禁，而以为其生活美好、科学和谐，那也肯定是一种虚伪，甚至充满罪恶。同样，一个边缘化的浪子、受囚禁的仁人志士，仍拥有着对其时代举足轻重作用的优美、壮美风采，因为他的心灵进而生存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之美，是人的欲望尤其世俗欲望无能理解的；美的自由，也是人的理性无能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更深刻，“不自由，勿宁死！”而康德为我们人类立言说，自由是跟上帝、不朽同样重要的三件事，只有这三件事在人生宇宙的本体界。
自由是一种美的状态，这种美构成了宇宙间的和谐。因此，我们从人类社会自身来观察分析文明的进化方向，我们就得研究人类个体的自由程度，就得了解我们自身的和谐与否。这种自由程度，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们从社会性上确立了很多标准，如意志、空间、权利，等等。在西方的自由一词词源里，自由或指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或指一种被解除了束缚的机会，或指没有国王的状态。在启蒙运动中，自由就多用来指称把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到了近代，自由被认为是一种必须借助于法律保障才能存在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拥有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贡斯当认为，独立是自由的第一要义，所谓自由就是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权，是在制度化的政治生活的狭窄领域之外，给个人提供广阔的选择余地和广泛的选择机会。两次世界大战将文明内核概括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现代社会通过教育、出版、公开辩论等途径，向公民提供一个历史上其他时代完全不可想像的空间，而将国家强制抵挡在这个空间的边界之外。哈耶克给自由所下的定义就是：自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加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
但这些标准、自由状态总体来说是外在的，是人的社会关系或政治权利，是人的物性自由，或人的个体自由；甚至如前说，是匮乏时代思想家们的权宜之计，是对仁人志士或说追求自由的人们的命定的写照。这些自由既忽视了人的生命感受，又忽视了社会整体之中的和谐均衡。这些自由观或关于自由的描述并没有触及到人的身心关系、人的生命状态，也未能触及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更不用说天人关系。因为说到底，自由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自由是自由人的自知和知人之明；自由是自由人从自己的身体出发，进而对人生社会、宇宙自然的健全感知。因为说到底，国家社会同样是一个有机体，全球化是一个有机体；制度、地缘等等构成了这些有机体的身躯，机构尤其是生命个体则构成了这些有机体的头脑、心灵或气血。自由就是指这些推身及人、推己及人、推人及全体的生存，一种动态的和谐及平衡。
就是说，自由应该是以身体为度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语）。身体是自由的基础，自由是身体的终极，人身之美即自由之美。身体之美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不同的标准；但其共通之处在于，人类从未承认一个病态、亚健康的身心为美。因为一个病态的身体绝非自由，处于亚健康的心理难以自由。身体之美，由眼神、活力、生气、言行与外界的和谐关系等等构成，身体之美是精气神的统一，身体之美即精气神的和谐流动，一种灵性自由。
观察身心的自由，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身心的基本元素：精、气、神一类的均衡分布和和谐流动，是保证身心健康、充满活力的前提。轻盈而自由的身体不可能是沉重的、迟钝的、缓慢的。如果我们的身体之精气不能自由地流动，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病痛；人们常说，精疲力竭，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如果我们的精神弱了，我们就会昏昏欲睡；人们常说，伤神了，神不守舍，神经错乱，神思恍惚。
所有这些身心的基本元素无能和谐流动的结果，都带来我们身心的疾病、丑陋和虚耗。我们中国的医学更明确说，“气”乃人之精气，血脉之精髓。我们民间的说法则是，人活一口气。这一口气，若通和流畅则精气神极佳，若郁而不畅达则百病由此而生。如果在夜半时分，精气神集中于我们的大脑，我们就会失眠，而成为清夜扪心无自省、清议一无所得的虚无主义者。如果精气神集中于我们的生殖系统，我们就会成为阳亢者、性冷淡者、花痴或色鬼。精气神的流动是身体自由的前提，精气神的和谐自由是身体自由的表达。这种精气神的不能自由流动，必然带来身体部位的虚、亢。气虚者四肢乏力，脾虚者易得高压糖，肝脏分解代谢减慢及自由基的丧失导致高血脂，……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一个人的胖瘦、脸色、眼神、气力中观察其病情。
人类的这种身体病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能理解或享用自由，而放任身体对食色、时空、神的依附带来的。对食色的占有或享用可算是一种物性自由，对精气神的把握可算是一种灵性自由。自由即灵性自由与物性自由的平衡。对时间空间的依附则带来了幽闭症、荒漠症。重土安迁的生活是一种“马铃薯”（马克思语）式的自由，一种植物人的自由；游荡、往而不返的生活是一种“不近人情”（庄子语）的自由，一种动物人的自由。这两种生存分隔了天地、时空，只有人类的自由之子才可以平衡、贯通天地，并返回、加持我们的身体。这种贯通天地人三才的文明现象在传统中国被称作“王”，尼采也曾片面地理解过“王”，他激赏歌德时说，“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他未能全面理解自由与王者的关系：自由的本义即是没有国王的生存，或说无王而王、自主为王。因此，自由就是在这三才之间的平衡，中国人说过如何贯通天地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同样地，人的小康状态或说永远度过生计之苦的富贵状态，可算是一种个体自由；而社会上下两极的交流、和谐，两极分化的减小，跟宇宙自然的沟通，可算是一种整体自由。自由即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的平衡。……这些自由状态的任何失衡，都在彻底意义上带来了不自由状态，它们是掀起飓风的一只蝴蝶翅膀，是溃败千里长堤的一穴蚂蚁；这种不自由状态，不仅报复了社会整体、某个阶层，而且也报复了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
对现代人来说，这种身心的不自由状态，不仅带来了身体的疾病层出不穷，而且现代人也越来越失去了身体之美。我们要么大腹便便，要么骨感如柴，要么为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三高所苦无精打采……即使整容技术、医学发达到让我们成为明星脸、运动员的身材，并随时HIGH起来，但我们的傻美或伪美仍跟文明的美感相去甚远。
四。天下与自由之身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自由是宇宙生命力的和谐进化。在身体内部，这种自由之美就是灵性自由，是精、气、神的自由流动。没有这种灵性自由，我们的身体就处于被禁锢的状态，或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俗话说，没头脑的人如同行尸走肉，没有心灵的人如同木偶。事实正是如此，没有灵性自由，我们就没有意志力，病毒细菌极易入侵我们。我们就会成为疾病缠身者，或成为妄人，脑残者，人云亦云者。我们或是一时的种马，或者饕餮之徒，或是性冷淡者，阳萎症患者，厌食症患者。我们难以跟异性建立起良性的关系、分享生命的完善和进化，我们难以跟朋友分享人生的经验，成全人性的美好。
在身体外部，这种自由之美即是中外思想家们再三致意的生命权利，走路权（迁居自由）、说话权（言论出版自由）、交友权（结社集会自由）、吃饭权（免于贫困的自由），等等。如果没有这种物性自由，我们就处于奴隶的生存之中、处于类人孩的被管理镇制状态。如果拥有这一物性自由，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一自由，即以灵性自由来看待、校正、平衡物性自由，那么我们就只是暴发户的同义词。比如，被允许走路的人们就会在路上挤做一团：今天人类的交通拥堵，所谓一种丑陋之极的肠梗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无知也无能于走路的权利。而被允许说话的人们就只会大鸣大放大字报，将表达自由变成了众声喧哗，也是一种口水、噪音之类的丑恶表演。被允许吃饭的人则迅速从营养不良者变成了肥胖症患者，从一种形象丑陋跳到另一种丑陋形象之中。交友权也成为人们党同伐异的借口。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当人们的生存没有多少自由，人们难以自由迁居，并只能心向首都、人生事业归顺于首善之区时，一个国家或时代社会的精气就集中到了其身体的某个部位。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共同体的头部或面部。这个共同体的状态不会是均衡、匀称、优美、有力的，而是头重脚轻，东重西轻，南北相轻，甚至如毛泽东引用过的中国民谚：嘴尖皮厚腹中空。这个国家的病症人人都看得出来，比如高血压、面瘫，这个社会的现象人人也看得出来，如千疮百孔，四肢无力，从头到脚长满脓包。政治学术语称此不自由的共同体为专制国家、专制社会、专制时代。
专制国家的个体成员，无论上层精英，还是下层百姓，都不会获得身体的自由；即使在岗或下岗的政治家，也无能自由地说话、走路（比如胡锦涛先生，高而无众；比如江泽民先生，贵而无位），即使精英百姓，也不能自由地吃饭、信仰（比如学者，仰人鼻息；比如市民，等人施舍）。这个国家在生产和生活资料上再难给文明提供新的东西，在观念和精神上再难为人类文明服务。这个国家的生存状态，就只能是病夫治国、疯子当政、傻子弄权、骗子自负。这个国家的生活，就只是自导自演、光荣孤立，或募仿着生活。这个国家无论如何繁荣、热闹、黄金遍地、“流奶与蜜”，但艳若桃花，不过是红肿之际，美如乳酪，不过是溃烂之时。这样的国家是脆弱的。革命家如宋教仁们深谙个中道理，他因此提出的击其腹心方案，最终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所证实。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老子说，“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可以寄天下矣。”天下跟身体异质同构，没有对身体自由的重视，就不会珍爱天下；没有对身体自由的重视，就不会真正爱国。一个囚犯不会爱国，一个双规的官员不会爱国，一个一无所有有待救济的愤青不会爱国。爱国也只有在爱自由的前提下才有意义；现代国家乃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所以才值得人们去如爱家园乡土一样地捍卫、珍爱。否则，喧嚣一时的爱国主义或国家言说不过是三帮学者的捣浆糊，是政客的欺人之谈，是骗子对傻子的革命，是流氓的遮羞布。孔子绝意必固我四者，其旨相同。孔子更详细描述人生不同阶段的身体感知，而立、不惑、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以说明天下人的生命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传统中国如此深味自由者非止老孔等人，对天地人三才的身体性贯通、以便“王天下”乃是中国特有的易道逻辑。易道逻辑有着对自由本体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得中国文明深味变通自由之重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最普通的民众都明白自由的可贵，“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都知道爱自由的伦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人类的一次城市化是短缺时代的自由追求，“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人类的二次城市化则是丰饶时代的自由深化，即郊区化使人身可以亲近更多的土地、阳光、雨水……而畸形的城市化扼杀了人的自由，如中国的一次城市化即是官家化，治市民如治农民；二次城市化即是私有化，对郊区土地、山水的掠夺，将中国的自然变成虫子们的天下。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单向度地流入官产学上层，而不能回流回向，这个社会的两极分化会严重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理解，如果富贵起来的阶层以稳定的名义扼杀自由，尤其扼杀平民的自由，更不用说布施于平民大众，那么这个社会的失血或充血会严重到什么地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藏富于民、开智于民、还权于民，而是强化阶层意识，那么这个国家的精气神就会被堵塞、沉积、变异。这个国家不可能对国际社会有真正的贡献。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国家具有这样的功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这种自由国度真正可以使文明的进化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
如同爱，如果我们的身体不能跟异性创造美妙和谐的境界，我们就不是自由的，我们的生命非本真自然，我们只是鳏寡孤独者，是不能爱也不能被爱的绝物，是有待救援、需要温暖慰藉的病人。有机体的专制国家、社会和个人也是如此，他们自成独夫民贼，不能跟异端、异己者建立和谐的关系，不能尊重他人的自由，自身也不自由。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传统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不自由的表现，其中多是独语、译语、谬托知己式的个人见解，是抛开文明背景和价值参照下的“心得”。国人对他人文明的蔑视、敌意，对中国传统的总结，对中国模式的自言自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妄人无知的阿Q胜利。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大人先生、肉食者、成功人士多失去礼仪、性情、道理的今天，在他们多成为虫子寄生于平民大众的劳动成果之上的今天，在他们都忙于治疗抑郁症、精神紧张、身体三高症的今天，他们仍不知羞耻地要扼杀平民大众的自由，扼杀别人的生存自由反倒指责别人颠覆、煽动、无知，仍不知羞耻地要“为万世开太平”，要再度救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危难之中，要和谐世界……实在是反自由、反人类社会。这种蔑视生命的“反人”（萨特语）现象，即使我们最仁厚的易道逻辑，也情不能已：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以身为度。我们可以理解，当国家主权不能弱化，仍成为人类及其资源自由流动的壁垒时代，人类的各种危机难以最终消解。帝国如罗马总是以末日的形成结束了一轮危机，东方的帝国则多以地方造反的形式结束一轮循环。这种文明整体的非自由状态，使得从外星人的眼光看来，人类重病缠身。想象罗马末日的狂欢，而城里的奴隶、外省的人民仍为饥饿所苦，我们就明白，天下虚胖所将付出的代价。
五。以自由看待中国
一个国家的自由度越高，它的新陈代谢等功能也就越健全，它的活力、生机也就越突出。否则，这个国家的发展无论如何快速，如何立竿见影，那都是杀鸡取卵式的，是牺牲了自由，事倍功半、代价极高的。比如我们自豪的国家可以办几件大事，但这种举国体制却是消化不良的典型。我国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1％，但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仅相当于日本的10.3％、欧盟的16.8％、美国的28.6％。2003年，在全民消耗的17亿吨标准煤中，有4亿吨标准煤是白白浪费掉的。这类似于一个虚胖症患者每顿饭量惊人，却多是白吃了。据测算，中国大陆单位资源产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和日本的1／20.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的自由度是如何地低弱。
我们自称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我们似乎“风景这边独好”；但一个十数亿的东方大国，至今仍承受着春运的压力、假日经济的压力，平时仍上演着三两个人也会在十字路口挤做一团的闹剧，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走路、排队。我们仍在开会时混脸熟、混时间，在聚会时势利媚俗于一、二人的一言堂，附和那种成功精英的口吐真言或娱乐式做秀，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结社、集会。我们要么营养不良，要么营养过剩，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吃饭，仍停留在口腔期。我们从中山装到毛服，到唐装汉服西装的混杂，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穿衣。我们总是自炫聪明地贬低我们的朋友，咬牙切齿于我们的敌人，说明我们的国民仍不会交友。传统中国的自足自信是失掉了，我们也失掉了身份认同、吃穿住行的自信和认同。
以我们社会最自由的资本元素为例。在我们社会，即使横冲直撞的官家、眼球率极高的戏子、爱热闹的商人或文化人，都比不上资本的力量。但资本在我们社会的集中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三十年的改革，官产学标榜了一个世代的招商引资，在我们绝大多数地区，资本仍未填平富裕者与匮乏者之间的鸿沟。资本作为现代社会最活动最自由的元素之一，如同人身的气流、血脉，流遍肌体的全部并周而复始。但资本从未抵达至今“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的中国，从未抵达农耕、游牧状态的中国，很少抵达草泥族的中国，很少抵达极需要养份的文化中国。无怪乎一个美国的军事战略专家以旅游者身份到中国旅游，感叹大陆中国跟台湾地区相比，要落后三十年。
中国确实富裕了，但中国的富裕是脆弱的，中国的富是一种失教的暴发户状态，中国的胖是一种虚胖。中国倡导的时代主题：戴表、河蟹、稳定、不折腾一类，跟人类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背道而驰。中国社会从外在环境到个人形象，既丧失天真、自然，又无能自立，反而败坏、退化。这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活在今天不再有青春活力、有自由之美的原因。80年代的新一辈，今天多在身体上发福、臃肿了，或肥头大耳，或猥琐，如獐头鼠目，头发稀疏，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笑得程序，步履蹒跚。这些富贵起来的人们，再难向公众展示其身体之美，其自由之美。更不用说，先富带动大家一起富裕，跟民胞物与担当、同事。相反，他们成为虫子一样的寄生者，成为后半生耗尽同胞和人类资源的作威作福者、纵欲者。因为他们丧失了灵性自由，而把自己估作高价卖给了物欲，从而堵塞了身体精气神的和谐自由。
这也是度过了短缺经济之后的中国再难有正向活力的原因。中国的“自由基”分子，早已是自由的敌人，因为在中国，只有他们有所谓“横冲直撞”、“无法无天”的自由。那些说我们中国投资环境自由、信仰自由多元的官员；那些说我们中国言论、出版自由的商人；那些说我们中国政府伟光正，含泪帮凶、含情帮忙颂扬、含笑帮闲，规划未来并痛斥弱势者的愤懑、添乱、折腾的文人，都是这种邪恶的“自由基”分子，是我们中国人自由的敌人。他们如自由基在身体中所具有的破坏作用，而败坏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心态环境和世态环境的美丽。这些自由基，掠取了绝大多数的资源，据说，我们的宝贵的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城市；据说，我们的财富掌控在五百个家族手中，或掌握在一百多个政治经济板块那里。这一切，我们普通的中国人知道而暂时无可奈何。
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今天却有如一个暴发户的表现，正是因为其头脑一直充血而无能理性，它的资源被掠夺得高度垄断而不曾均衡地分布，不曾还权、藏富、启智。这种头重脚轻、头脑发热的表现，甚至使得一些肢体也跟着忘乎所以，比如骨瘦如柴也跟着与有荣焉地手舞足蹈。中国肌体的面色红润、身体发胖，不过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甚至骗过了它自己。五百窝寄生虫或一百多丑陋的抱成团的虫子，将一个曾经有着平民理想的革命党推上前台，雇佣了上千万公务员为其打工。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打工队伍，将他们的工地装饰为文明人最匪夷所思的梦工厂。
由于自由的缺失，这个梦工厂灾病连连，天灾人祸不说，它的打工者队伍几乎都成为三帮分子、三高分子、癌症患者、前列腺患者、阴盛阳衰者、装孙子装嫩者。由于高度的资源集中垄断，使得中国肌体的肥胖几乎全表现在脸皮和嘴唇上，这可以解释戏子中国在当代的繁荣，它标榜自己为世界打造了一出出或华丽或浪漫的大戏，它的嘴尖皮厚也是当代文明眼里最不堪入目的丑陋之大成。
“国之不祥，神降以观其恶。”神赐予过中国人身材的壮实和曼妙，赐予过中国人美貌和俊朗，优美、雅致、纯净、个性、坦然，以及文明礼仪，如今中国的精英成功人士，成功地戴上了流氓戏子的面具，并将自己置换成流氓戏子。当代中国的舞台，以作践人的身体、生命为特征，“雅”得俗、“肉麻”当有趣地混沌了我们的时空，占据着十数亿中国人最可怜也最珍贵的一点儿公共空间。无论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还是章子怡、徐静蕾，无论于丹、余秋雨、司马南，无论是感性写作的温家宝，还是党性表达的胡锦涛，……他们异质而同类。中国成功人士的容止，今天不仅流行化、类型化，而且虫子化。
五。以自由看待世界
但今天的人类危机也将考验自由社会的个人和政府。因为确实，他们作为先富贵起来的地区，不可能自绝于人类整体之外。因为确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明所教训的，先知先觉理应带动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富起来者应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如果自由社会的人们无能布施同事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如果自由社会的政府不能将人类整体肌理中的自由基元素：人才、技术、资本，等等，实现和谐自由的流动，那么他们同样是人类危机的制造者。
今天，全球的资源和人才确实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这种中心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头脑，思考并创造了现代生活的观念、时尚、意识形态。但这种充血的头脑容易发热，容易忘形。如果这一头脑不能守护文明的灵性自由，而一头扎进物欲的消费自由之中；如果不能沟通天地，而以压榨环境为发展代价，那么它极容易中风、脑部供血失衡、神经性抽搐。这种抽搐，如现代人类的肢体如阿富汗地区、西亚地区的人们以仇恨的姿态打击发达社会，如手抽打面部，虽然这些恐怖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不会如意，但他们加剧了人类整体的混乱。
因此，自由不单对个体而言，自由也是对整体而言的。自由需要国家能够正视其治理功能，正视其发展机会。思想家们告诫当政者，应“以自由看待发展”，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因此，专制国家不重视个体，而自由社会把个人的生命、尊严、权利当作优先考虑的目标。只有自以为是的独裁者才会把国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人们的自由；如林同济感叹的：“人本来是动物，现在却成了植物，不能动了。”只有自作聪明的专制者才会不再会子民的死活，并在危机爆发时，想当然地进行镇压、堵截一类的管制，进行切除、消灭一类的手术。只有自私、目光短浅的政治家才会标榜，他只为本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只有自私的商人才会吹嘘他的爱国，只有别有用心的学者才会无条件地鼓吹爱国主义。只有自私的官产学精英才会跟专制者、暴君、枪杀平民者结盟。
在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中，我们了解到，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过着“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的日子”了。他们不得不学着理财，比如其中“从不为金钱犯愁”的史密斯夫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史密斯太太减少购物次数了，他们一家也不再踏足电影院了，看电影是史密斯夫妇最大的爱好，以往每逢新片必看。”“他们以往每年都会出去度假，每隔三四年就会换一辆新车，今年不仅取消了度假，也打消了换车的打算。”
显然，自由社会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从自由的角度看，他们的生活显然是成问题的；他们是自己国家里的自由民，却因为没有及时有效地流通于人类整体而阻塞了人类的进化。他们集聚了物质资源，又浪费着人类资源，因此，普通的他们跟贪婪的资本家们一道，加剧了人类的经济危机。他们失去了灵性自由，并以为自己自由，而驯服于物质的消费中。他们享用的物质自由并没有产生什么人类的情感意志之美，而多沦为欲望的奴隶。他们是自由民，但他们多有富贵病。这也是自由发达社会里的政府在医疗领域再三为他们投入的原因。
这种两极分化，被人们称为东西方“深刻的断裂线”。一个西方的作家让-拉斯佩尔很早就创作这么一种对立人类的小说：“一百万贫穷不幸的人，他们的惟一武器是他们的孱弱和他们的数量，为苦难所压倒，为饥饿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我们的土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正在冲击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
左派思想家们更从数据上控诉过这种断裂或不平等，如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国家或少数人手里。但左派思想家很少承认，这种不平等在人类社会异质同构，如前说，我们中国人的财富百分之九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少数政治经济集团之手。如果我们自己不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不能推己及人，我们的任何自由言论都显得可疑、不诚实。甚至，就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来说，相比较而言，西方人、自由社会的不平等远小于专制国家的不平等，因为后者的自由度最低。
无论如何，面对人类危机，需要我们正视自由问题了，需要我们把自由当作文明的至上价值。这个问题，传统文明多有着语焉不详的考虑。如孔子就说过，富之之后必须教之。如佛法讲慈悲、布施、担当、同事。等等。今天的不少中国人也感叹，在解决了生存需要、安全需要之后，一晃就到了中年，人生似乎到了四十以后才刚刚开始。但如何教之、如何布施、中年后的人生如何开始，似乎文明社会至今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以政策、税收、市场宣传等来引导人们的慈善行为和资本流动，成效甚微。这需要人们以自由的角度看待政治和人类状态，并以自由政治配置个人和国家社会的资源。
六。以自由看待文明和个人
显然，衡量我们当今文明的状态，我们必须从自由的角度出发。这种自由，不是传统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或文化自由，而是物性自由与灵性自由之间的和谐，是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的平衡，是人对世界的通达和成全。这种自由，不是传统的自由优先原则，而是自由贯穿始终的原则。就是说，文明自由，不仅看它是否有无自由的可能性，而且要看它自由的多少，看自由的落实。自由的一方在达到某种境界或能力之后，要回看自身跟他者构建的关系中是否有自由要素的和谐流动。
一个发达国家如果不能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度，不能实现国家之间资源的自由流动，那么，它们各方的文明程度同样都是较低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当代文明的瓶颈。
国家政府在当今对公共利益的推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种推动，不是只依据本国的国家利益或民众利益。传统地缘政治中“远交近攻”、“祸水外引”、“嫁祸邻邦”乃至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殖民掠夺的做法，应该被抛弃。而我们中国文明中的天下政治观，无论是秦穆公的“泛舟之役”、还是宋太祖听闻南汉乱世的残酷而表示“吾当救此一方之民”，还是孟子总结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国家正义，都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政治有参考借鉴意义。只有如此，我们的人类文明才能突破地缘政治的国家瓶颈。
一个自由民如果不能抵达专制落后地区，并获得、展示在落后地区扎根生活的能力；那么他们双方就不是自由的。自由民在他生存的空间中有一些自由，但还不是自由人。如果一个先富起来的人不能跟他布施的个体，进行自由平等地交流，并表现其人格力量，那么他们就不是自由的。先富者有无忧无虑生活的能力和条件，但他还不是自由人，甚至不是一个自由民。这是我们当代文明失衡的关键。
推动公共利益的事业，不是由少数政治家来决定、操作，多数国民只是做这种推动的受益者、接漏油者、搭便车者、利益受损者；这种国民终其一生的最高成就只是一个自由民，或中国人说的自了汉，远非自由人。而当足够的时空因素转动起来，毁掉公共利益和个人财富时，那些简单占有过“自由”的人们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今天的不少王公、贵族、官员、巨富，在清算复仇女神施及正义之时，跟中国历代的达官贵人一样，守着满屋的珠宝、黄金、钱物，而活活地享受羞辱、饥饿和死亡的恐惧。因此，有能力的国民个体超越了生存时代的人生内容，而观乎文明的天命和责任伦理。他站在人类的层面上，“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如此自由：自信、忧患、日乾夕惕而行天健。
说到底，人类的自由，其基础不是物质、资本，而是身体。因此，回到身体中去，去获得并感受自由之美，是我们衡量个体或共同体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准。这方面，西方世界的不少同胞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人到中年，积累家财亿万，却突然捐舍给社会，而只身一人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很少变成家族、朋党一类的“猛人”，守着富可敌市、敌国的家业和亲友过日子、度过余生。他们不仅有人生回归于零的勇气，也有着身体实证的人生成就。这方面的事例如此美好地充实了我们人类。哈佛大学的教授在课堂上突然改变了人生，因为他看到窗外明媚，小鸟歌唱，他对弟子们说，我的阳春有个约会；遂弃目瞪口呆的弟子不顾，飘然远引，去非洲开始自己孤独的行旅。而哈佛的学生比尔-盖茨也以自由劝告了自己的师弟们：“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
如果一个人窒息了灵性自由，再也无能以自己的身体抵挡自然界的风雨，而只能用温室、名车、他人的身体使自己跟外界隔绝；如果一个人无能以自己的胃口加工自然界的果实，而只能服食工业产品或生化药品，那么他的文明程度或自由度是很低的。如果一个人只在圈子内自由自在，而不能进入到异端获得交流沟通的自由和理性；那么他的文明程度同样是很低的。如果一个人只能在规范化的权力圈子、知识圈子、资本圈子里生活，官员无能跟青春少年交朋友，商人无知于文化的真相，学者、教授蔑视网络写手的言路思路，那么他们的文明程度或自由度是很低的。如果一个人无能在山水之间生活，无能长驻社会的底层并进行有效地交流；如果一个人习惯于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而不能作为自由基，在社会的上下层之间、中心边缘之间和谐流动，那么他们的文明程度将低得只会产生形形色色的“文化冲突”。
如果一个人被包围而不能出入自如，他自己既失自由，他同时成为自己的共同体的敌人。那些本可作为自由基础的个人往往获得的就是这样的命运，他们最初追求自由的勇猛，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人格力量，感染和影响了周围。但我们近代的天才鲁迅观察到，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这个自由肌体被寄生虫包围和吞噬的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个学医出身的思想家没有说明猛人与身体自由基的关系，他只是感叹说，“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
七。易道自由和自由之美
一直有人说中国人不喜欢自由，中国人喜欢有一个家长来管理或操心大家的事情；这大概是对我们中国人最优越的诬蔑了。一直有人说中国文化中少有对自由的论述，这也是不理解中国文化的无知之言。当代学人刘军宁先生、杨鹏先生等人的研究证实，不仅我们的传统经典有着跟自由、自由主义相通的论述，就是从历史事实看，中国人也有着极丰富的自由经验。
跟传统西方政治学的自由观念有所不同，中国人的自由思想或自由精神更着眼于生命实践。如前说，传统西方政治学的自由观念，着重强调了人的权利。而我们中国人的自由观，是农耕社会里的生存态度，并突出强调了自由的能力。这种生命自由，在人类度过短缺时代之后，极为可贵。
我们中国人的自由观，在汉语里最差强、最近似的词就是“易”。易是容易，自由即轻易、简易，自由即是简洁，是一种删节的艺术，一种舍弃的能力，一种儒释道都称赞的放下、弃绝的人生。易是变易，自由即无常，即动态。易是不易，自由即恒久，即自在目的。如同康德讲自由属于本体界一样，“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自由的力量在于“开物成务”，“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自由可以“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人们之能安稳地栖居在天地之间，是因为懂得自由的道理。“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种自由是传统政治学的自由观未必能够理解的。传统的自由观虽然称道规律、秩序，却在实践中通向了僭越之路：以物质的名义，解构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挑战了伦理；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易道自由观再三强调人为天地之中的三才之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地姻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种自由是美的，大易的自由人格之美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正如这种自由观接着反问的，天且弗违，何况人，何况鬼神。今天，在地球已经不能承受生命之轻时，用传统中国的观念来解释，如果人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就不会违背天气、地理、自然、地球……
因此，什么是文明的自由，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国的易道逻辑中寻绎其线索。如同西方政治学的自由包含自律他律一类的对立一样，易道逻辑洞明了这种对立统一。易分阴阳，由阴阳而至四象，中国人的自由观包含了极丰富的天地生人的相异相合的现象。这种东西方自由观念的一致性，在在说明自由有着对异端的包容。易道自由观甚至指明自由人的特点：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将这种自由思想跟现代人的自处自足式的自由观相对照，我们可以明白易道自由所具有的份量。
就是说，自由不是马斯洛意义上的人生需要，如康德和易道逻辑所再三强调的，自由乃生命本真。自由也不仅是城市化意义上的人生消费；自由不是城里和城外的别墅，不是名车、美女、游戏、权势等等一类的现代消费品。自由乃是仁与义的付出，是生命自身的表达，是回向天地，服务天地，润泽天地自然。
跟一般人想象的自由有终极不同，跟一般人想象的自由即极乐不同，传统的易道逻辑再三强调自由的“既济、未济”，再三强调自由的吉凶悔吝。自由是一种日省吾身的修身状态，因此自由是一种无忧之忧患，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经历了上古时代的天牧天放，对自由的认识，在中古开始成型，并跟骄奢淫逸的乡愿自由观不同、跟无法无天的自由观不同。《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这就是自由的妙用。
因此，易道自由是一种以身为度，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国人的易生活，在象数义理中的研读，尤其是占筮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明确自己在人生天地间的位置，吉凶悔吝一类的坐标。就是说，中国人研学周易，乃是以自由为尺度返观自身，在天地人生的约束中获得自由。自由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自由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以比较其他语种的知识传统，汉语历史上更多忧患自由的人格之美：“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由之美无法言喻，尽管历史上的中国人的自由成就不高，但从魏晋风度以来，汉语世界仍用了足够多的比喻来称赞自由的人格气象：“元气淋漓”、“秋水文章”、“光明磊落”、“光芒万丈”……自由人格之美有着多样的表达方式，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
易道自由跟近代人的自由观是相辅相成的，如大物理学家波尔理解到的，互补即统一。当然，这种融合，只有在人类度过短缺时代、进入丰饶社会时才有可能。这种新的自由观乃是一种以身为度的穷达自由观。
我们前述的自由观念，人类度过短缺时代之后的自由伦理，几乎都能在易道自由中找到相关论述。但中国传统的易道自由，跟近代西方的自由观一样，最终成全的是自了汉，是那些“高而无友，贵而无位，富而无教”的无能自主的个体。在反抗专制压迫、告别短缺匮乏的效能方面，易道自由甚至比不上西方自由对社会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安排；在成全一国、一地区的自由，以及成全全体人民为自由民方面，易道自由还比不上西方自由观所获得的政治成就和个人成就。是以易道自由虽然高妙，但落实者极少，多是个体隐士般的生存；兼济天下的自由精神多演变成“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傲慢、自大，演变成王霸天下的兴亡游戏；易道卜筮也多流为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行径。
因为易道自由在其奠基之日起就再也没有大的发展，文王、孔子以降的中国人少有观象系辞之能力和经验，象数义理之间的争胜更将将自由之易束缚在经学易的框架中。无论是精英上层中的经学易还是民间的江湖易，都没能阐明易道自由与人道、天道、地道之间的关系，对人道中仁义、至善、富而教之的倡导也极为宽泛。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深知个中三味，他们在译解西人的观念时，以群己权界、自由等词语来取代易，念兹在兹于易道自由的文明内涵。那些深切理解帝国和经学对人的束缚、扼杀之罪的民族精英们，甚至“恶毒地”诅咒了自己的先人和文明。这种诅咒，今天仍让人情不能已。
一句话，大陆中国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仍需要西方意义上的自由精神；然后才能跟发达国家一起，从易道自由中参详，从而为世界和人类文明服务。
中国人仍需要“为自由而战”！
八。为自由而战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
没有了自由，我们就都是福柯意义上的监狱牢犯，是行尸走肉式的死人。没有了自由，我们就都是坐井观天者。没有了自由，我们就是象牙塔里的可怜虫，是窝棚里的子民。没有了自由，我们就失去了生命本真。没有了自由，我们就失去了天地间的正气，失去了人的正气；这种正气，如文天祥所说，是与日月星辰、山川河岳相争辉的生命之美。没有了自由，我们就堵塞了人身的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如孟子所说，“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成全天地自然之美。
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由于人类，乃如康德说，是一种本体界的神正目的。自由于人类，不因为这一个地球或这个一宇宙的演化、灭亡而虚妄，因为自由于人类乃最切实的福利，最真切的美善。为自由辩护的密尔，直接将自由落实到个性自由之中，他说，“在精神奴役的时代中，也许可以有伟大的个别思想家，但绝不会形成精神坚强、富有智慧活力的人民整体。”压制创造个性的作法，也就是把某些人自以为正确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强加于意见不同的人，从而迫使一切人被压入一个共同的僵死生活模式，“其结果正象中国妇女裹脚一样，压制人性中每一突出部分，把一切在轮廓上显有异征的人都造成碌碌凡庸之辈”。
今天的人类确实有更高比例的人群享受文明成果，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命自由冲动的成果，是古往今来无数的仁人志士追求、献身的结果。但享用了自由的个人、阶层和国家，却多终结了自由，由此导致现代文明似乎到了“发展的极限”。这种极限，就是一种丧失自由的丑陋局面。我们因此看到，全球化最恶劣的样板在大地上自高自大地树立起来，自成热岛效应的都市丑陋地集贫民窟、富人区、灯红酒绿、匮乏与浪费于一身。
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所在——都市日益失去了想象力、失去了美，以至于人们一定要用光影声色来自欺欺人。现代人离不开化妆、克隆、募仿，离不开药品、毒品、污染品。现代人失去了贯通天地人三才的自由之美，失去了人性人情，失去了自在心，一种“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的自由之美。现代人类多在逃避自由。他们多把自己抵押给了权力、资本、符号、都市、欲望……
失去自由者悲惨而丑陋。无怪乎都市人会把想象力当做最好的商品来消费。无怪乎原始先人的随意涂抹，中国彩陶文化时期的各种彩绘器物纹饰、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的史前壁画等，今天的人类仍视为无可企及的美和令人惊叹的杰作。那种生命之美不在于表面自然、纯朴或豪放的艺术魅力，而在于作者们的自由自在之心。埋我们当代的人物产品于地下，万年之后再起，那些不曾自由从而消解的垃圾将仍是文明难以处理的垃圾。
好在自由本身将解决我们人类的难题。只要发达者仍忽视穷窘者的无权无势、无财无知，并将自己的生活建基于对后者的蔑视和奴役之上；只要穷窘者仍借本能生存，并如草一样随风倾倒，自由本体就会实施自己的报复。因为穷窘者妨碍了人类自由，发达者践踏了人类自由。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认识到了的自由人则会为自由而战！这就是今天的志愿者、公益者、慈善者们的自由实践。
更不用说，那些反抗暴力的自由实践：如唐逸所说，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利用暴力占有政权，镇压反对者和自由言论，不准反对，不准竞争，不准更迭，为万世尊，那么他“治下”的千千万万本来独立自由的个体，便被践踏了。践踏人的自由，便是践踏人的生命。如果践踏一个婴儿的自由，他要哭的时候不准他哭，他要笑的时候不准他笑，他要动的时候不准他动，他要如何偏不准他如何，那么这个婴儿，即使不死，生命也会萎缩。正常情况下，他们会为自由而战。反常情况下，他们只是潜在的为自由而战者。
事实上，正是自由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度过了自己的短缺时代；今后，自由仍会推动人类平衡自身在生存发展中的危难。我们看到，所以古往今来的历史名胜中，为人类文明、为大众纪念最多的是那些争取自由解放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个体。他们之为后人纪念，因为他们比自己同时代人更多自由，更具美德，更有生命之美。他们几乎绝大多数死于战争、监狱、贫病交加、暴政的压迫，但他们追求自由本身，即获得了自由。如曼德拉所理解到的，自由就是他们的报酬。我们也可预言，文明社会会有更多的个体由自由民演变自由人，成为自己的王者，通达天地人之间，通达灵性和物性之间，个体和整体之间；从而为文明的进化提升做出贡献。
伏尔泰常被援引的一句话，大意是：我反对你的见解，但我要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这见解的自由。这是为自由而战。自由需要有人为之而战，自由的身心需要我们为之而战，十八世纪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不仅为我的自由，而且为他的自由而战。不仅为外在的权利而战，而且为身心的自在而战。
自由的中国人，为自由而战！
2009年5月4日于风城初稿，改定于母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