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背着行李取道蒿子港从那里乘轮船回到了长沙。回到学校后，我们这些从农场回来的学生依然是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游岳麓山、打乒乓球、打兰球、下象棋、打卜克、聊天便是一天的生活内容。而我白天仍然是去麓山门新华书店阅读《资本论》，晚上或是与同学们一起玩一下，或是看看从蔡锷北路一家旧书店买来的一本《唐宋名家词选》和一本《唐诗三百首》(这些旧书都是旧书店从抄家的红卫兵手中收购来的)。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很大，我认为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传统文化之中精华不多，糟粕不少。但我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诗词却情有独钟，我为中国古典诗词中那优美的韻律、华丽的词藻和幽深的意境所倾倒，常到爱不释手的地步。
我在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之中，发现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它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在这里认为只有工人、农民的具体劳动才能创造社会财富和商品的价值，完全忽视了资本家、地主们的生产资料(工厂、机器、土地、农场……等)和资本家、地主在经营过程之中所付出的体力和腦力劳动在创造商品价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他把商品的价值减去商品的原料成本和工人、农民所得报酬之后的那部份价值称之为剩余价值，并认为这部份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和地主白白地占有了，以此挑动工人、农民对资本家和地主的不满和仇恨，为他的阶级斗爭学说找到了虛假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从当时的报纸上、统计资料上收集了许多资本家残酷剥削、压榨工人；地主、贵族残酷剥削、欺压农民的典型事例，带着极端的阶级偏见把这些现象普遍化、绝对化，从而得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地主贵族与农民之间毫无共同利益可言，并由此武断地认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地主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阶级斗爭，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地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敌对的资产阶级、地主贵族阶级通通打倒并加以消灭，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解放。
在这里马克思勿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地主贵族与农民之间除了有利益互相冲突的一面之外，他们之间还有根本利益一致的地方，例如：资本家和工人、职员之间都希望这家工厂或公司能够继续经营下去，并且经营得越来越好，这样资本家可以继续赚到更多的钱，使家人生活得更好，或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而工人、职员则有工作可做，可以养家糊口，工厂、公司经营得好，可以增工人、职员的工资、奨金；地主、贵族和农民都希望他们工作的土地、农场能继续经营下去，地主贵族可以收取地租或农场的利润，而农民也希望地主的土地经营和农场能继续办下去，农民有土地可租赁，进行耕种收获的作物除交租之外还可养家糊口；或可以到农场工作，领取工资养活家小，农场主也可以获得利润养活家人。
所以在马克思声称的敌对阶级之间，除了利益之间有矛盾之外，他们还有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正因为这些阶级之间有着前述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那么这些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不是敌对性的、就不是你死我活的、就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通过互相协商、互相妥协而加以调和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弊端，他不知道这完全是由于教育不普及导致的文明程度不高、社会道德低下、法制不够完善、社会协调机制不够健全所造成的。却武断地认为这些弊端完全是私有财产所有制所造成的，他凭想象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财产所有制，建立公有制就可完全克服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不可能也无法意识到，他理想中的公有制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端和灾难不知道要比私有制要大多少倍。
马克思还给人类社会描绘出了一幅极具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这是一个完全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上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在那个社会，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毫无保留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从社会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享受，人们将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人的生存本能和动物属性决定了绝大部份人的自私和怠惰的本性，所以劳动本身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第一需要；为保证各个人平等的权力，每个人的自由都必须是有限度的；此外，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地球上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却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怎么能满足无限的需求？
到这年的6月中旬已经到了游泳的季节，地处岳麓后山的中南矿冶学院西南面的岩石山中，有一座水面呈三角形的水库库底也是由岩石构成，由于水库上方及周围没有农田，又没有人居住，仅有一条小溪从山上流入水库，所以水质十分洁净，有次我到矿冶学院的同学那里去玩，那里的同学带我到这个水库去游泳，我游了之后跟他们说：这个天然游泳池太好了，比我们学校学生七舍下面的湘江的水质好多了。他们说你这么喜欢在这里游泳，你不如搬到我们冶金系学生宿舍来住，和我们住在一起，人多也热闹一点(中南矿冶学院从农场回来的“反动学生”都住在治金系的学生宿舍，他们是：王熙仁、卢楚薌、任国汉、熊声祥、张仲良、王怀毓和许业武，他们分住在两三间宿舍)，我说那好呀！过了两天，我真的搬到他们那里去住去了。他们宿舍离湖南冶金学院很近，冶金学院的孫治国、龚玮、曹楚材、张奠磐、李永孝也经常过来玩，上午我有时也和他们一起打扑克、下象棋、打乒乓球，每天下午我都跟他们中的三五个人一起去那座水库游泳，每天都去游的只有我和熊声祥，我们午睡后就去游，一直要游到下午五点多才回宿舍去吃晚饭。
我那时游泳有两个目的：一是恢复急性血吸虫病引发的肝脓肿手术后丧失了的体力；二是为今后偷渡到香港或偷越国境作准备。尽管我以前读大学时已经可以游很长的距离，但因那次几乎送掉我性命的大病，体力已远不如从前，所以一开始我只能绕着那个水库游两三个圈便已累得气喘吁吁，需上岸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再游，以后每天每次连续游的圈数都增加一圈或半圈，一个月后由于游泳技术的娴熟、动作的协调，游起来再也不感到呼吸困难和很累，慢慢地游起来就和平常快步走差不多，身体觉得十分放松和舒畅，游到这种境界之后，我和熊声祥整个下午都可以一直绕着水库游，从下午两点多下水，一直不停地游到下午五点多才上岸回宿舍吃饭，游的中途，如果想休息一下就仰躺在水面上小腿稍微摆动一下以阻止腿部下沉(上身有肺，里面是空气，所以上身的平均比重比水小容易浮在水面；而腿部净是肌肉和骨格只有很少的脂肪，平均比重比水大所以容易下沉)。
有次湖南财贸学院的王湘平也来了，他是常德人自幼生长沅江边上，也喜欢游泳，自视水性不错，他说：水库里是静水，风平浪静，不算本事，有本事到湘江里去试一试，那才算真本事。我和熊声祥都说：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湘江里去试一试，今天我们横渡湘江不经过水陆洲(现称之为“桔子洲”，经过水陆洲中途要走一段陆路可以休息)，直接从阜埠河下水游到对岸的长沙电厂不上岸休息，立即折返，再游回后阜埠河怎么样？王湘平说：那还是每人带个篮球胆保險一点吧！万一游到江心有哪个抽筋怎么办？我和熊声祥说：我们不需要，要带你带一个吧！我在读大学时就已经有横渡湘江的实力，现在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锻炼，再去横渡湘江，自知实力绰绰有余，而熊声祥无论是游泳技术还是体力都比我更胜一筹，自然是更有信心。那天下午，我们从湘江西岸的阜埠河下水，因为湘江在长沙段是由南往北流为了抵消水流的影响，所以我们是朝东南方向游，才不致被水流冲到对岸长沙电厂的下游去。
临下水时，王湘平看到这里的江面要比他在常德游泳的沅江江面要宽许多，心里有点胆怯，我和熊声祥说：你不是要在有风浪的江河里显显你的真本事吗？今天正好这里又有风又有浪，正是显示真本事的好机会，你怕什么？他说：我们沅江哪有湘江这么宽啊！我们说：不要紧，你先把那个篮球胆吹起来，用线系在身后，如果游不动了，就抱着球胆游，你在中间游，我们一左一右在你的两边游，保护你，这不就万无一失了吗？在我们的鼓励之下，他终于和我们一起下水横渡湘江。在大江里游果然比在静水的水库里游要费力得多，加上那天风浪还比较大，浪头上还出现白色的浪花，所以呼吸时必须把头抬得较高才不致嗆水，这就要消耗较大的体力，我有时只好采取侧泳的方式面朝下风的方向，以避开迎面的浪头，这样比较省力，又不易嗆水。此外还须避开往来的船只，如果身体碰到船尾的螺旋槳那就完蛋了。刚游到江心，王湘平说：太费劲了，我们要他抱着球胆游，但这样一来他游的速度就减慢了，我们也只好减慢了游速，当我们游到江对岸的长沙发电厂时，我们问他：是上岸休息一下，还是立即折返往回游？他说：抱着球胆接着往回游没问题，于是到湘江东岸后，未上岸立即折返往阜埠河游，刚回游到江心水陆洲头附近，王湘平说：太累了，我到水陆洲上休息一下再游回阜埠河。我们问他要不要我们一起上岸陪他？他说：不需要，有球胆我休息一下，自己可以游回来，水陆洲头的东面是湘江的主河道，江面宽度占湘江总宽度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的江面估计他在球胆的帮助下，游回阜埠河没有什么问题，我和熊声祥便一起先游回了后阜河，我们上岸大约半小时后，王湘平也抱着球胆慢慢游回来了，他一上岸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今天要不是带了这个球胆恐怕是回不来了。我们笑他：你的真本事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们沅江哪有这么宽？再说我又这么多年没有怎么游过了(在西洞庭农场的三年多，因害怕感染血吸虫病都不敢在哪里游泳)。
住在矿冶学院的时候，有一天，王熙仁带了一位湖南师范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头头吳XX(因近视，戴了一副近视眼镜，人们都叫他吳眼镜，他是师院艺术系的学生)到宿舍里来，说要在这里躲几天。因为湖南各高校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组成了一个联合造反派组织，全称叫“湖南省高等院校红卫兵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高司”，其司令是中南矿冶学院的学生詹先礼(在校其间已入党，因出身好、在校表现“好”，曾被内定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培养对象)，因“高司”是保护省、市老干们的，实际上就是保毛保共产党的，而全省各地的中学生红卫兵和一些造反派也支持“高司”的观点，所以他们都被称之为“保皇派”。而湖南省以工人、普通市民、普通职工(如我校食堂管理员姜XX等)、少数一般干部和回城“知青”等(1963、1964年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失去升学资格的初、高中毕业生被中共当局下放湘南、湘西农村的这一批人，通常被称之为“老知青”以区别于1968年底后大批下放农村的红卫兵、学生，后者被称作“知青”)为主组成的全省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是要打倒各级老干们的，其中有不少人是像我校的姜XX那样借造反之名，发泄自己对毛和中共当局以及平日欺压他们的各级老干们的不满的人。“湖江风雷”在全省各地都有组织(西洞庭农场的造反派也属“湘江风雷”)，声势巨大，人数达一百数十万人之多，势力远超过“高司”。
运动初期，毛和中央文革小组为利用“湖江风雷”打倒湖南的各级老干们，表态支持“湘江风雷”。两大派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忠于毛、忠于中央文革小组、忠于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对方反毛、反中央文革小组、反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开始，双方都在长沙各地设置宣传据点、广播站互相攻击；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唱红色革命歌曲、语录歌；跳忠字舞和红色舞蹈，以吸引各方“革命群众”，壮大自己的声势。然后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唆使、鼓动之下，双方的争斗由文斗发展成武斗，年轻瘦弱的大、中学生们哪里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底层民众的对手。“高司”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河西岳麓山四周高校集中的地区。“高司”在河东(长沙主要市区)的诸多广播宣传据点，先后被“湘江风雷”占领，河东各“高司”据点里的红卫兵骨干们大多集中退守到，“高司”设在河东的指挥部──位于五一中路四层楼高的原“中苏友好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改名为“中阿(尔巴尼亚)友好馆”)，其余的人都退回到河西“高司”的势力范围。有好几百“高司”的红卫兵被难以数计的“湘江风雷”造反派围困在“中阿友好館”内，附近街道上还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那时的武斗还只用棍棒、钢管、粗钢筋和少量的刀具还没有开始用槍，“高司”派遣身强力壮的学生死守大门，“湘江风雷”派出手执钢管、棍棒的敢死以员久攻不下，双方互有死伤。后来“湘江风雷”采取断水、断电和断绝食物供应的办法，楼内“高司”人员终于坚持不住，于1967年6月6日“高司”在河东的指挥部“中阿友好馆”终于被人多势众的“湘江风雷”攻破。据在现场“观战”的我原邻居孃孃的儿子虎儿讲，当“湖江风雷”攻进一楼后，他看见仍在二楼死守的“高司”人员中的一条大汉只穿一条短裤，手执两把板斧像《水浒》中李逵劫法场那样，从二楼飞身跳下，试图杀开一条血路，夺路而逃，然而他刚一落地，立足未稳便被“湘江风雷”造反派们的一阵乱棍打死。“湘江风雷”攻入“中阿友好館”后双方展开一场混战，双方死伤难以数计，剩下的“高司”人员只好举起白旗投降，这场武斗才告结束，后来这场武斗被称之为“六六惨案”。
我们学校学生七舍旁边的凤凰山(这座由黄土和岩石构成的山体，现在因城市的开发已被夷为平地，盖起了楼房，从前我们化学系的放射化学实验室，就建在凤凰山西面的山腰上)西南麓的山坡上还有几座连墓碑都没有的土堆，据姜XX介绍那里埋的便是“六六惨案”中湖南大学的几位殉难者。1968年6月6日我还见到有学生在那几座坟前焚烧钱纸和死者的遗物诸如衣被、书籍等以表示对死难者的悼念。
1968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湘江风雷”(“湘江风雷“的司令叫胡勇，是我弟弟所在的长沙汽车电器厂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工人，一度担任过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曾被抓去坐牢多年)在与“高司”的文斗和武斗中都占得上风，所以到处抓捕“高司”的头目。
这位吳眼镜是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的学生，专攻二胡演奏，他对我们这些“反动学生”抱同情态度，对毛和中共当局的认识也与我们接近，和我们都谈得来。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常请他为我们演奏二胡，瞎子阿炳、刘天华、黄海环……的二胡独奏曲他都会拉，我比较喜欢的“江河水”、“赛马”、“拉骆驼”、“二泉映月”等二胡曲他拉得特别好，在那个久已不闻丝竹声的年代，这对我们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吳眼镜在我们住的冶金系宿舍(位置比较偏僻，来往的人很少)躲藏了十几天，等抓捕“高司”头目的风声过去之后，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才回他的老家去了。
到这年七月底由于在学校闲得无聊，就想不如趁这个机会去成都探望一下母亲、大姐和那位从未见过面的大姐夫，以及我的两个小外甥，我元月份去北京上访时就有这个打算，所以从北京回来之前，就在北京买了四盒一套的北京蜜饯，一直保存在那里，没捨得吃。主意打定，我就到湖大“联委”办公室去请探亲假、开证明，在“联委”办公室，正好碰到那位以前在“省革委会宣教组”当副组上兼湖大“联委”办公室主任的朱XX，我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很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去成都探亲的证明。在此之前我曾想顺道去河南泌阳县探望我的大哥，不料大哥回信坚持不要我再去看他，我心想去的时候不去看他也行，等从成都返回长沙途经河南时再去看他也不迟。
长沙到成都没有直达火车，走东线是经郑州、西安转车到成都，走西线是从长沙经贵阳、重庆到成都，我选的是东线，我买好七月三十一号从长沙出发到成都的慢车硬坐车票，这种慢车是每个小站都要停下来上下旅客的列车，每个小站之间的距离也就八九公里，很少超过十公里的，所以特别慢，但票价便宜，走前我交待好张鑫、熊声祥等人有什么事写信告诉我。
那天一早我带上我的换洗衣服、那一套四盒的北京蜜饯以及几个月来省下来的、买车票后还剩下来的七八十块钱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一天到晚都是拥挤不堪，幸好我买到的是一个靠窗的座位，睏极了可伏在茶几上睡一下，此时车上已恢复了盒饭供应，一盒也就一块来钱还承受得起。在郑州转往西安的慢车时要在车站等两个小时，我趁机到车站附近的市场上去逛了一下，发现有黄豆、花生、花生米这些在长沙难得一见的东西出售，而且价格也不算贵，我想四川也和湖南一样恐怕也难以买到这些东西，于是我便一样买了四五斤，分别放在长裤腿里扎好带上车。
从郑州上车后，一路西行好不容易才抵达西安，我久慕西安六朝古都到处都是名胜古迹的盛名，本想在那里停一天(那时的车票上都印有有效期多少天，这个天数通常比中途不停顿到达终点所需的时间多两三天，乘客中途可以下来办亊或参观，然后再去签票口签证后又可以继续乘车)去碑林大雁塔、小雁塔等处浏览一番，但考虑到隨身带着行李和这么多食品，实在太不方便，心想还是回来时再到西安游览吧！于是在西安下车后直接转车往成都进发，列车经过咸阳之后，进入秦岭山脉，车窗外不是延绵不绝的高山、桥梁，就是黑洞洞的隧道。在那个完全依靠人工的年代，“要开凿这么长、这么多的隧道；要修建这么高、这么长的桥梁；在那么險峻的地方修筑这条铁路是多么的艰辛啊！有一处地方铁路竟然是盘旋上去的，火车绕了一个圈后，居然又从刚刚经过的铁路、隧道上面经过，可见山势的险峻和高大。过了阳平关后，已到了秦岭的南麓，山势渐趋平缓，阳平关以前是由陕入川的咽喉要地，过了阳平关不久便进入了四川的地界，此时的地貌与气候与陕西秦岭地区已大不相同。此时外面已下起了小雨，气候潮湿炎热，山势也比较平缓，山上的岩石和地上的土壤都呈紫红色，这使我想起中学的自然地理课本上关于四川的土壤是属于紫壤地带的记述，果然名符其实。铁路的两旁种的都是我在湖南不曾见过的那种从澳大利亚引进的大叶桉，这种大叶按生长快、树杆直但因木纹扭曲，锯成材后极易变形，所以不宜用来制作家具和建筑材料，只能用作燃料和造纸的原料。考虑到当时中共当局尚未与澳大利亚建交，所以这个树种是“解放”后引进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后来看到这种大叶桉不仅在铁路两旁，而且在成都和四川其他地方都有广泛的种植，所以我估计大叶桉不是民国初期政府或川人从澳大利亚引进的，就是由在川传教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引进的。
直到接近成都时，列车才进入成都平原，第三天夜晚11点多火车才抵达成都北站，整整坐了三天两夜。我背着行李下火车，走出火车站，就听到一阵阵吡哩叭啦砰的声音，我还以为是那里刚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放鞭炮庆祝。我问旁边一个拉板车的人，这声音是不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放鞭炮庆祝，他说：“啥子啊！这是城外武斗在打槍打炮”。我又问他：坐16路公其汽车在哪里等车？他说：都十一点多了，还有啥子公共汽车哟，你到哪里嘛？我送你去要不要得？我说：我到四川医学院旁边的金陵路十四号，他听到后连忙说：不去！不去！都到城边边上了，太危险。我看这人形象、言语都还算老实，我便对他说：你只要把我送到人民南路四川医学院大门口行不行？他说：那还可以，连人带行李十五块钱。我一想从火车站到人民南路四川医学院有十来里路，虽说是一条直路，我一个人又带着二三十斤行李，成都还这么乱，万一路上遇到抢劫，那就只能空手空脚去见母亲和大姐一家了，坐他的板车主要是有个当地人一起，一是可以壮胆；二是万一遇到麻烦，由他这个当地人出面应付比较方便，通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我说：拾块钱，你只拖我这二三十斤行李，我不坐你的车，我跟着你走，你差不多相当于拖着一辆空车陪我到四川医学院走一趟，不行，我就到候车室坐到天亮，再去坐16路车只花四分钱。他说：看在你是个外乡，一个人出门不容易，十块钱就十块钱。我把行李放在他的板车上用车上的繩子稍微固定了一下，便跟着他的车走，一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只有偶尔呼啸而过的卡车上面插着XX造反派的旗帜，车上坐满荷枪实弹头戴藤织安全帽身着工作服的造反派成员，他们手中拿的都是步槍、冲锋槍，车头顶上还架着轻、重机槍，有一台车上还架着一挺高射机枪。听这位板车师傅讲：原来成都一带有不少兵工厂，这些步槍、冲锋槍、机槍、高射机枪都是从这些兵工厂搞出来的，连大炮都有，今天你没有看到。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人民南路西侧的四川医学院大门口，我付钱给板车师傅后，他对我说：到金陵路怎么走，你问传达室的人就知道了。我谢了他之后，背着行李敲开传达室的门，一位五十多岁从睡梦中惊醒的老头问我：半夜三更的啥子事哟！我说：大爷我是来探亲的，刚从火车上下来，请问金陵路14号怎么走？他说：你进大门朝直走，穿过学院从后门出去往左手拐，前面有个电信局，到那里再去问。我从医学院后门出来一看就像到了农村，我往左手转走到一条小路上，右边就是农田、菜土、池塘连路灯都没有，幸好还有点月光，小路上连鬼都没有一个，哪里还找得到问路的人？路上偶尔见到一两所盖茅草的房子，里面也是一片漆黑连灯光也没有。只有前方有一幢四层楼房有几个窗户还有点灯光透出，楼房顶上有许多天线，我想这大概就是老头说的电信局了，我继续往前走，看見有一个人正朝我走过来，他看见我立即停住了，我也立即停住了，我们隔着几十米的距离互相打量着对方，我想他如果是坏人只要他没有带刀、棍之类的东西，我应该能对付得了他，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拿，我想他若带了凶器此时应早就亮出来了，于是我迎着他，朝他走去，他仍站在都里不动，我连忙上前问他：金陵路14号怎么走？原来他是电信局下夜班的一位职工，经这里回家，他说：这么深更半夜的，你一个外地人在这荒郊野外，你不怕呀！倒是把我吓了一跳，你再往前走，经过一个小路口到第二个小路口往左转过一个小桥就是金陵路，14号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你自己去问吧！我谢了他之后，往前走到第二个小路口，我见那路口的一所盖茅草的房子窗户里还露出了灯光，我心中窃喜，有问路的地方了，我前去敲门，里面的灯光突然熄灭了，任我怎么敲里面都没有人应声，在那个武斗横行、旧有机构已瘫痪，新的机构尚未建立(那时四川省革委会尚未成立)，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状态，茅草房内的人深更半夜忽然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会给他们带来多么巨大的恐惧，是不难想象的。没有办法，我只好自己去找，幸好那个晚上月明如水，我借着月光可依稀看出门牌上的号码，这条金陵路我原以为是条大马路，实际上连长沙的街都祘不上，不过是一条有些弯曲的小巷罢了，我一直找到小巷的东头才在一座灰色的平房的门头上看到了一块14号的门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门叫开，住在大门旁边的老趙(医学院的职工)，打开门问明我的来意后，一边往后面跑，一面喊：陈婆婆！你儿子来了！不一会儿，老趙陪着我母亲就来到门前，我叫了一声：妈！一向喜怒不溢于言表的母亲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惊喜(因我已把到达的大概时间通知了母亲)，只是说：你怎么这么晚找到这里来，半夜三更一个人多危险，早两天这里还有一个人被流弹打死了，你不会在车站等天亮后再来吗？我说车站乱七八糟的人更多，也不见得安全。母亲连忙到房里把大姐、大姐夫叫醒，他们一看到我都又惊又喜，连忙安排我睡觉的地方，此前他们已联系好同院子邓医生一间放杂物的小房间，在里面为我开了一个床舖，要我趕紧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我说我已三天三夜没洗澡了，先洗个澡再休息，我在院子里的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下洗了个凉水澡后，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见到了大姐夫黄明生，他在位于金陵路的四川医学院精神科上班，大姐在川医附一院急诊科上班，他们一家在金陵路14号分了一间住房和一间杂屋兼厨房，母亲就往在这间杂屋里，母亲负责做饭和照顾两个外孫，老大志进八岁在念小学，小时候得了慢性肾炎，幸亏母亲照料，中西药兼用搞了约一年才痊愈，看上去比较瘦弱，老二志刚我去的时候刚满半岁，长得很键康。母亲在大姐和大姐夫的照料之下身体也比我1964年9月5日回家时看到的要健康了许多。金陵路14号是解放前华西医科大学许多幢专供学校教授、专家一家独居，或两家合居的带小花园的别墅洋房之一，是由青砖青瓦和木材构建的一层平房。金陵路14号这幢原设计供专家教授居住的别墅，那时却住进了八户人家，计有：老赵、邓医生、孙医生、老吕、彭干部、朱医生、袁医生和我大姐等人家，显得十分拥挤。大姐因受我的牵连也曾被关进“牛棚”反省交待与三个反革命弟弟的关系、揭发三个弟弟的反革命罪行，因我大姐对我们三兄弟的事确实一无所知，经过内查外调确认：确实与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一事无任何关联，加之平日与同事关系甚好，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大约关了一个多月“牛棚”，便因工作需要被放回家了。因那时学院的专家、教授几乎全被打倒，大姐他们这一批三、四十岁的医生便成了医院的骨干。大姐原在内科工作，放出来后便被先后被安排到别人不愿去的结核科、急诊科……当医生，这看起来是坏事，但客观上使大姐由一名心内科专职医生成为了一名全能医生。此外“文革”期间大姐因弟弟们是反革命、又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不愿也没有资格参加“文革”运动和造反组织，所以大姐除了上班看病之外，就是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外文医学书籍和杂志，这对于提高她的医疗水平和外语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使得她后来刚开始“改革开放”她就考上1981年四川省第一批三位出国进修人员之一，到美国圣地亚哥一所医学院进修了一年多。
成都那时的物资供应要比长沙差，因此我带去的北京蜜饯、花生和花生米大受吹迎，母亲和大姐夫妇都说：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了。在成都的生活除了偶尔听到远处武斗传来的枪炮声，和不时传来一些某某人在某某路上被不知从何处飞来的流弹打死，以及在人民路上时常看到卡车满载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从面前呼啸而过之外，日子过得倒还平静，成都的物资供应很紧张，商店的货柜大都空空如洗，有时有一点品质低劣的糕点供应、市民们一得到消息便会立即拿上糕点票、粮票湧向这家商店排队抢购，而商店因害怕市民哄抢，通常只敢开一条十几厘米宽的门缝，由营业员先从市民手里接过糕点票、粮票和钱，再跑到远离大门的柜台里拿一包糕点交到这位市民手里，然后再轮到下一位，等这批劣质糕点卖完，门外还排着一条长龙买不到糕点的市民，一面用四川话指桑骂槐地大骂以发泄自己对当今世道的不满；一面指责营业员开后门把糕点卖给了自己的亲友。由于糕点票都是有期限的，过期便会作废，所以市民们通常都是随身携带糕点票和粮票，在路上一旦遇到哪家食品店有糕点供应就立即去排队购买。我上街时大姐也让我带上糕点票和粮票，我也参加过几次排队，那个队不分男女老少后人紧贴着前人没有一丝间隙，以防有人从中插队，我也排队买到过两三次，但也有两三次是白排两三个小时后什么也没买到。不过成都的蔬菜供应却比长沙要好得多，不仅品种、数量多、价格便宜，而且品质好，也许是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气候土质的原因，几乎每一种蔬菜都比湖南的长得又肥又嫩又粗大。
在成都有时没事就到他们学院的操场上去学单车，以前十一二岁时在长沙曾学过一下，刚可以骑但不会上、下车，后来十几年不曾碰过，早已忘记了，在大姐夫的帮助下(他家有一部单车)，我很快就在学院的操场上学会上了上、下自行车和骑行，接着便试着骑单车到附近买菜，有一天我决定从一环路与人民南路的交义口向东出发沿一环路绕成都城一周，这是我第一次骑“长途”那时的成都城区不大，我骑单车沿一环路绕城一周也就花了两三个小时，只是中途有一次为了让一辆对面来的板车，心一慌，差一点连人带车冲到路基下的水沟里去了，幸亏那位拉板车的工友眼明手快，一把抓往我的车龙头，我才没有摔到水沟里去。
四川尽管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比湖南要厉害，持续的时间也比湖南要长，但四川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期间对名胜古跡和文物的破坏却远没有湖南那么严重。湖南经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跡都被破坏殆尽，或已被损坏得面目全非。而四川不仅峨眉山、青城山、都江堰、宝光寺、桂湖……等遍佈四川各地的名胜古跡基本上都保存完好，未遭到严重的破坏，就连成都城内的名胜古跡，诸如：武候祠、青羊宫、杜甫草堂、文殊院……等也都基本保存完好，这令我十分意外。没有事的时候大姐、大姐夫也带我到这些地方去游览，那时这些景点的门票都很便宜有的五分有的一角钱一张。
有次听说成都附近的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的荘园有泥塑“收租院”的展览我也慕名前往参观，我在那里看到的刘文彩的庄园实际上与中国“解放”前其他许多大户人家的庄园比起来，实在称不上有多么奢华，只是范围比较大、房舍比较多而已。当时中共当局为了煽动阶级仇恨，中共当局把这位热心公益事业、对佃户们颇具同情心的、当地著名的大善人(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刘文彩丑化成一位尖酸刻薄、对佃户们大斗(秤)进小斗(秤)出；私设水牢、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为了达到“逼真”的欺骗效果，还由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师生们，专们用泥塑制了一套佃户们在刘家交租时的场景“收租院”。在“收租院”里面，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佃户们一个个带着痛苦和愤怒的表情，在那里等待手持皮鞭、面露凶相的刘的“爪牙”们验收，并用大斗、大秤秤量他们所交的租谷；一臉刁钻阴險相的“师爷”一手执祘盘、一手执毛笔正在那里计算佃户们所借刘家“高利贷”的本息；还有一台带有自行车齿轮和传动链条的风车正在“爪牙”们的操作下，高速运转，使佃户们所交稻谷中许多合格的谷粒被吹到瘪谷堆里去了。庄园里还有一间半地下室，可能在春季雨水多的季节，因地下水位高而积过水，被说成是刘文彩关押欠租佃户的“水牢”，并动员一位叫冷月英的妇女，在那里现身说法，向观众声称当年曾被关押在这个“水牢”中备受折磨，后来才知道：这间水牢实际上不过是刘家的一间倉库而已。而冷月英被关“水牢”纯系中共当局诱骗冷月英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当时由于不了解真像，对中共当局向民众展示的刘文彩庄园和泥塑“收租院”所表现的场景还半信半疑。直到后来了解到真像之后，才知道有关恶霸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和泥塑“收租院”都是中共当局为了其有关阶级斗爭的理论和实际政治需要而编造出来的一系列谎言中的一个。
有一天我又发现我右腹部刀口缝线处又出现了一个小脓包，大姐知道后连忙叫来同屋住的袁医生帮我看一下，袁医生是外科医生，他问了我开刀的病史后说：这是这种不清洁刀口常有的现象，不要紧的，我明天带一个消过毒的小手术包来，在家里帮你把小脓包划开塞入纱条引流，再吃几天消炎药就会好的。第二天袁医生拿了一个小手术包回来，用手术刀划开那个小脓包用纱布和药棉擦去脓液，又用攝子从脓包处夾出了一根呈园圈形的缝刀口的线，说：问题就出在这根线上。然后用碘酒对创口消了毒，又在创口内塞入了引流的浸透消毒药水的引流纱条，每天给我服抗生素，每天给我换引流纱条。大约一星期后伤口就癒合了，而且此后刀口就再也没有发过炎。
在成都悠闲自在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0月下旬，接到中南矿冶学院难友熊声祥的来信告知：已经井始“清理阶级队伍”，形势紧张，要我趕紧回校。我接信后连忙写信给大哥正衡，想在回湘的路上顺便去泌阳看望他，不料他回信坚决不让我到他那里去。于是我只好决定直接乘火车返回长沙。这是我一生中所作出的最让我内疚、最让我后悔终生的错误决定，这一决定使我失去了给已处于被迫害妄想之中、对未来已处于绝望状态之下的大哥指出希望的最后机会。这导致大哥于1970年8月2日因绝望而割腕自杀，过早地离开了他曾为它走向美好的未来而努奋斗力过的这个国家和世界。
这年10月底我从成都乘慢车经咸阳、西安、郑州回到长沙。由于离开成都时与大姐他们同屋住的朱医生(也是大姐夫在精神科的同事)托我帮他带三十斤大米给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因那时北方基本上是没有大米供应的。朱医生的妹妹和妹夫都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吃杂粮很不刁惯。而我又没有带什么行李，正好帮朱医生带大米，我也想趁此机会在西安玩一下。
在西安下车后，我背着三十斤大米，按朱医生给我的地址，找到位于西安城郊的朱医生的妹妹的单位，这是一家制造雷达没备的保密工厂，是不让外人进去的，我找到传达室告诉门卫我找技术科的朱昌志，门卫打电话给技术科后，因朱昌志事先已接到她哥哥的来信知道我会去，所以连忙赶到传达室，要我在传达室休息一下，等她下班再请我到她家里去。到下午六点她和他丈夫一起到传达室见面，他们再三感谢我帮他们带这么重、这么“希罕”的东西给他们。朱昌志要她先生到食堂去打饭，她带我到她们的宿舍去，宿舍在厂外面，他们二人住的是一室一厨，另外每层楼都有一个公用厕所。她对我说：他们厂的招待所不对外人开放，这附近又没有旅館，你今晚就住在我们家里，我先生今晚还要值晚班，下班后就在值班室的床上休息，你睡床上，我开个地铺就行了。我说：哪有让女同志睡地铺的道理？还是我睡地铺吧！她说：也没有让客人睡地铺的道理呀！她先生打饭回来后也说：决不能让客人睡地铺。我也就只好客隨主便了。晚饭按当时的标准很丰畗，有雞有肉有蔬菜，主食也是白面馍镆，尽管那个期间物资供应困难，但他们工作的雷达工厂是重要的国防工厂，其物资供应是得到中共当局充分保障的。
从晚餐时的闲聊中得知：这座雷达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援建的；朱昌志和她先生在大学都是学机电的，大学一毕业就分到这家工厂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两人至今没有小孩，听金陵路十四号的人说，他们有意要朱医生将他的一个女儿过继给他们，所以谈话中他们对朱医生这个女儿显得十分关切。后来我分析可能是他们夫妇中至少有一个的工作与雷达中的萤光屏有关，而经常接触萤光粉，而萤光粉通常都是带有放射性的，而长时间暴露在放射线的照射之下是会损害人的生育能力的，这是我在“放射化学”课程中学到的常识。不知朱昌志夫妇没有生小孩是否与此有关？若果真如此，便可由此看出中共当局即使在被他们视为重点的国防生产中，也是从不顾及为他们卖命的工作人员的安危的。
他们问我以前有没有来过西安？我说没有，他们说：你可趁此机会在西安玩几天，我们有一辆刚买的自行车，你自己骑车进城游玩比较方便，西安的名胜古跡很多，有古墙城、城门、城楼、碑林、大雁塔、小雁塔……。我们单位不能随便请假，不能陪你一起去玩。西安的路很好找，都是东西向和南此向的直路没有弯弯曲曲的小街小巷。
第二天早餐后他们去上班，我骑车去西安城里游玩，西安的古城墙、城门、城楼基本上保存完好，没有像北京那样被拆毁，街道也如他们所言，全是南北向、东西向的直路，所以只要你记住了进城的那条路的名字，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回来的路。由于车票有效期的限制，我在西安最多只能停留三天，在这三天，我每天早餐后出发进城游览参观，晚餐前回到他们家里吃晚饭，并和他们谈谈游览参观中的见闻和观感。在这三天我先后到过碑林、大雁塔、小雁塔、楊虎城故居、历史博物馆……等处参观游览，印象较深的是碑林，那里保存了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唐代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的碑刻真跡，我在碑林还看到了颜真卿所写“双鹤铭”的碑刻真跡，我小时候练书法时所临的的颜鲁公“双鹤铭”的字帖就是从这块碑上拓下来的，还有一块碑刻印象深刻，那块碑上记不起是那位书法家写的一个“鬼”字，这个“鬼”写得就像一个正在猫弹鬼跳的瘦瘦的小鬼的样子，令人看起来又像字、又像画的感觉。我还慕名前往一家西安最有名的“羊肉泡馍”餐館去吃了一碗陕西名食“羊肉泡馍”。也许是由于饮食习惯相距甚远的原因，那碗“羊肉泡馍”令我大失所望，碗里羊肉的腥膻味令我不堪承受；而用手撕成小块泡在羊肉汤里的、用没有发酵的死面烤制而成的烤餅(也被陕西人称之为“饃”)，又很难被富含油脂的羊肉汤泡发，而令人难以下咽。我带着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好不容易才把那碗“羊肉泡馍”吃完。老实说与成都相比，在吃的方面西安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与成都的美食相比。第三天晚饭后，他们送我到他们宿舍附近去火车站的公交车上，直到公共汽车启动才与我挥手告别，他们还为我准备了一些火车上吃的点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