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公民社会可自社群建设始
要习惯了权力至上的中国人来学习诚实谦卑、尊重事实、尊重逻辑、人人平等的社群交流方式会非常困难，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似乎更是远水不解近渴。但是，揠苗不能助长，心脏病和癌症不能靠创可贴来治愈。中国通向成熟民主社会的路很可能比南美国家、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多数非洲国家更难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或许可以在今天老老实实做好今天能做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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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the Three Children 救救三个孩子紧急行动公开呼吁书
这三个孩子的生活和未来值得我们共同关注和保护。他们应当有权利生活在一个爱他们、支持他们健康成长的家庭中，享受充满爱与关怀的童年。今年7月21日，因疫苗致残的女孩就满七岁了。请一起呼吁，今年的生日，帮助孩子们与亲人一起度过，让孩子们重新绽放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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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57笔会呼吁释放中国作家董郁玉
我们认为，董郁玉被不公正地拘禁是一种报复，是因其写作以及为了解全球观点而与外国人互动，这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权，此权已载于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法。我们呼吁当局撤销其指控并立即释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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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家協會：在線 六四紀念 頒獎活動 （中英文）
視覺藝術家協會：在線 六四紀念 頒獎活動 （中英文）日期：2023年5月28日，週日下午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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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国会山骚乱一周年演讲全文（肖国珍译）
一年前的今天，我没有向这座国会大厦寻求这场斗争，但我也不会退缩。我将站在这个裂口。我将保卫这个国家，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将匕首置于民主的咽喉之上。我们将确保人民的意愿被倾听。由选票而不是暴力说了算。这个国家的权力将永远和平交接。我相信，总统的权力和目的是：团结这个国家，而不是分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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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審建立民主制度的先決社會條件：１９９３年度大選的致詞
全文簡介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探討了影響全球民主制度建設的各種因素和過程。作者考察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和經濟變數，宗教傳統，選舉制度，建立一個具有參與性的公民社會的重要性，和政治黨派應該采取何種方法在民主制度下保持社會穏定。本文的結論是：在當今全球的很多新生民主國家里，其政權大多只有很低認可度和合法性，所以這些政權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應該是其國家的長治久安。尤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當時很多國家的政治民主化的開始是伴隨其經濟轉型所導致的深刻社會危機。這種情況實際上已構成了對這些國家民主制度建設的威脇。因此，這些新生的民主政權最需要的是有效的管治（efficacy），尤其在經濟領域，但同時也在政制領域。如果這些政權能在國家的經濟建設中取得成效，他們便能相應地保持其國家的穏定。反過來說也一樣：假如這些政權不能為其人民的衣食住行提供足够的保障，真正的民主制度也不大可能在這些國家生根發芽。
非暴力抗争在中国：一个目击者的记录
1989年，吉恩•夏普与其助手布鲁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飞到北京实地考察了正在发生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他认为那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计划；由于缺乏计划，抗争停留在自发的、技巧性的层面，而不是战略性的。这一认知深深影响了他以后的写作。本文是吉恩•夏普与其助手在实地考察、采访基础上完成的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特别报告。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希望此文对于提升中国以后的非暴力抗争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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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争的三大成功要素：一致、计划和纪律
决定世界上非暴力运动成功与否的三大要素是：一致抗争、计划和非暴力纪律。如果我们认同 “权力从来不是靠施予而得，总是通过抗争而来”这句政治格言，那么必定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历史上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原因是他们所使用的权力比对手强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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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如何谈判转型：波兰与中国的经验教训
这篇文章写于2011年2月埃及革命爆发9天之时。作者莱斯特R.库尔茨和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通过比较中国天安门悲剧和波兰团结工会成功经验，来劝导埃及抗议者们如何通过谈判实现民主转型。从那时到现在，埃及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主转型陷入失败。翻译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它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分析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原文发表于“开放民主”网站（www.opendemocra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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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民主的武器——非暴力抵抗是最有力量的反暴政战术
革命还是改良、暴力抑或非暴力，在中国活动分子和知识分子存在着激烈争论。这篇简明扼要的文章，阐述了为什么非暴力抵抗是反抗暴政、争取民主最有力量的武器。作者斯蒂芬•叔内斯（Stephen Zunes）是旧金山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该系中东研究项目的协调人。他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政策和战略性非暴力行动方面的杰出学者之一。叔内斯教授还是政策研究学会对外政策焦点项目高级政策分析师，《和平评论》副编辑，《Tikkun》特约编辑，还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原文发表于《Yes!Magazine》,200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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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排他型、无共识与包容型、有共识——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例
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转型和不同“命运”在中国也备受关注，但关注不等于了解。因玛库拉达•斯莫尔卡（Inmaculada Szmolka）是西班牙格尼纳达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她在本文中分析了由“阿拉伯之春”开启的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转型，并由此试图得出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她的理论预设是，转型的模式（model）能够对民主化进程的结果（result）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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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类别与民主顺序
过去近20年，我国知识界在民主与法治孰先孰后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一部分人认为必须先建立法治后发展民主。追溯起来，这一观点来自于1990年代末扎卡利亚等西方部分保守的学者的反民主化——更准确地说，反对发展中国家快速民主化——的主张。那些学者注意到，在一些新民主国家，尽管竞争性选举，也就是最低限度的民主，但是公民自由依然欠缺，因此，他们提出应先建立法治宪政，然后发展选举民主，像英国等西欧国家那样。这一观点在西方引发了一场争论，招致许多批评。本文作者约根•莫勒(Jørgen Møller)和斯文德-艾力克•斯堪宁（Svend-Erik Skaaning）考察了当今世界民主国家的不同类型，分析了民主概念、属性的不同层次，认为西欧国家的路径并不适合当今时代。原文发表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201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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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制与民主：超越美国模式
如何在将中国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容纳族群的多样性、维持国家的统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本文作者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民主转型学家之一，他在文中从形成原因的角度区分探讨了“自合”、“维合”、“拼合”三种不同类型的联邦制，以及相应的对称与非对称宪法制度安排、不同安排与民主的关系。英语原文发表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1999年第4期。感谢《民主杂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授权《民主中国》发表本文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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