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结果：任天堂

斯宾诺莎的一个鲜明标签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在后9•11世界，《纽约时报》对宗教极端恐怖主义的政策立法一篇批评中，再次诉诸于斯宾诺莎：人们被一种信念迷惑，相信维护“国土安全”的最佳手段便是压制特定的自由权利。它表现在法官们倾向于以更具限制性的方式解读法律条款；立法者们制定新的、限制性法律；民众则“为了和平和安定”默许这一切。中国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斯宾诺莎已经在《神学政治论》中预言：最高统治者必会想方设法限制人民所想，但这种政策的结果，只会催发人民对其统治的憎恶与反抗。面对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在前现代启蒙思想家中，恐怕只有斯宾诺莎才有这方面的普世视野。斯宾诺莎的“激进”是建立在理性和平的信念上。

钱穆先生对欧洲国家政治的演变可谓罗列详尽，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比利时这个阶段最容易被人所忽视。知识界对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希伯来文明的研究，以及对四百年以来英、德、法的研究，可谓颇具规模，但是对这中间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时期可谓很寒酸。这个时期目前看来主要是天主教的影响，另外还有阿拉伯—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影响。尤其是西葡系文明，其宗教杂糅最为斑斓。中国基督教的很多开拓者就是葡萄牙裔，比如利玛窦、徐日升等人。钱穆认为欧洲政治型体是独立于马克思的视野之外的。斯宾诺莎时代乃是政权与教权争锋的时代，政治怎样获得独立于宗教之外的神学合法性，这就是斯宾诺莎们思考的问题。没有斯宾诺莎时代就没有后来的《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同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在被犹太拉比追问是否信仰上帝时，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信斯宾诺莎的上帝”。

葛兆光指出，中国近代思想的重构应该追溯到明末利玛窦而不是鸦片战争。他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引起的第一次挑战直到宋代才被成功应对，而由西方引起的第二次挑战是从利玛窦开始，利玛窦通过介绍西方文化知识造成的震撼，逐渐动摇了中国思想、知识和信仰的整个大厦，明末以后的知识分子深受影响，如李贽、徐光启、方以智、黄宗羲、戴震、焦循等，这个挑战从未被克服。清朝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翻译对接可圈可点，在本土化方面要比清末民初的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等时期处理得圆满。这可能就是民国时期很多学贯中西的大师最终重归国学，而不是西学的缘故，思想的处理最终其实是语言对接问题。而这个过程中，从赵紫宸的感叹中可见对基督教神学的处理是个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