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中国现代女权运动--“从上往下”与“从下往上”


中国时间 6:21 2023年2月7日 星期二


























资料照:北京女子手举白纸游行,抗议中国严厉的防疫政策,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2022年11月27日)



















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传统中国的社会里,男女不平等不是“问题”,是普遍的事实,习以为常,与生活环境里的价值观没有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问题”。当时女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是生子,而且嫁“出”去之后,生的是另外一个家人的孩子,不是自己娘家的。一个家庭的神圣责任是继续祖先的“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嚒!续香火的法子呢?找别家的女子进来服务。因此,从出生以来,女子本身的价值被认为是次要的。

所有的其他的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例如在教育上重男轻女,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甚至给女孩儿裹脚)多多少少都跟这种“男孩儿将来是我们的,女孩儿将来是人家的”基本概念有关。

去年十一月看到中国年轻人在上海,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上街用“白纸”向极权政权提出抗议,我注意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女的比男的多。回想1989年在北京看到学生要求民主,示威,绝食,喊口号,男的似乎不是少数。后来看到了几篇报道,的确,2022年的街头示威者,“被喝茶”的,被抓的,送到监狱的,是女的比男的多。



北京民众走上街头举起白纸抗议当局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2022年11月27日)


北京民众走上街头举起白纸抗议当局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2022年11月27日)


问了几个年轻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她们认为女权主义和反集权意识是有关联的。我听了很感兴趣。共产党一直声称自己提倡男女平等,但是现在年轻女权者似乎尤其反对它。我回顾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女权主义的历史,发现基本上有两种:从上往下的,以及从下往上的。中共的是前者,白纸抗议是后者。

从晚清到民初,受西方影响的“新”文化在中国生了根。“新”项目之一是“新女性”,也是社会不能马上接受的一个新挑战。新女性上学,谋职,跳舞,看电影,留短发,等等。沈从文的小说里描写的“女学生”是一种奇特的,有吸引力的,却又要被提防的谜。有人想遏制她们,可是也有人佩服。秋瑾是女英雄。易卜生的“娜拉”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慢慢出现了一些愿意把自己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丁玲的母亲是一个。丁玲自己也大胆地解剖了现代女性的主观意识。这些都可以说是自发的,“从下往上”的女权主义。

1949年共产党当权,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妇女解放”一条。1950 宣布的“婚姻法”强调男女平等,在找对象,结婚,离婚,分财产,以及禁止暴力等方面想保护女方的权力。中共的改革是一种“从上往下”的改革。是否能保证所有的条款一夜之间能够实现?当然不是。中国1950年婚姻法的社会效应类似于美国最高法庭1954年有关“隔离而平等”的教育违宪的决定:把高尚的理想陈列出来,让社会慢慢地,潜移默化地向理想发展。

1950之后,中国的社会往“男女平等”的理想进步了一些。可惜的是,在共产党以内,两种歪曲理想的现实因素也介入了。

时事大家谈:严歌苓为八孩母亲愤怒发声遭封杀,“全国妇联”一言不发该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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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概念在共产党内继续起作用。比如,中共组织了一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各省各市有代表,有活动,但中央领导都是男的。又比如,1961年,名导演谢晋拍了一部“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后来编为革命芭蕾舞,文革期间成了“革命样板戏”,浩浩荡荡地提倡女权,对不对? 不对。 冷静地分析这个“样板”还是男人做主导。那些娘子军都很活泼,可爱,甚至有点孩子气,但领队,有经验,有智慧的人还是男英雄。娘子军的角色定位是:受训,学会怎么听话。

今天,全国妇联主席是女的,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95%的成员还是男的。24位政治局委员当中,24人都是男的。

第二个在五十年代歪曲理想的因素是毛泽东的野心。美国用核武器毁灭日本的广岛以后,毛一直很向往能把核武器拿到自己的手里,而且想到了办法:把大量的粮食卖给苏联,换取核武器技术。问题是,大量的粮食从哪儿来?毛想到的是中国需要一次“大跃进”,以便“多快好省”地促进生产。而且女人可以帮忙!毛的那句有名的话—“妇女能顶半边天”—跟女权的理想毫无关系。这口号来自五十年代大跃进来,是毛号召妇女投入生产的口号。往后的许多天真的西方人把这个口号理解为毛的女权主义,是毛替女人说话,这完全是无知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毛一辈子不把女性放在眼里,根本没有考虑过“平等”。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二十大代表在闭幕式上。(2022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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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共产党“从上往下”促进男女平等,“婚姻法”应该算是个良好的出发点,但很快被传统的重男轻女意识和毛泽东的个人野心给拖累了,导致了一种跛脚的女权主义。但是,最近在中国的街上出现的女权意识是不同的。有了网络,有了国际影响(比如美国的#MeToo运动),最近几年的女权意识是“从下往上”的,恢复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先例,与共产党的跛脚女权主义不同。

这里头隐藏了上面提到的有意思的问题:女权主义与反集权主义有没有内在关联?因为不只是中国,最近在伊朗也出现了女性带头的反集权运动。我觉得有关联。女权主义的对手是霸道的男性权威,中国和伊朗的霸道权威也都是男性。因此,是不是女青年比男青年更容易体会到反霸道的必要?“从下往上”提出抗议,是不是激情从性别领域转到民权领域比较容易?如果目标是打倒极权主义(而不是“多快好省”地生产粮食),也许毛的话最后还是准确的:妇女能顶(至少)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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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培瑞




    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现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书。 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语言,文学,通俗文化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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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中国现代女权运动--“从上往下”与“从下往上”


中国时间 6:21 2023年2月7日 星期二


























资料照:北京女子手举白纸游行,抗议中国严厉的防疫政策,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2022年11月27日)



















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传统中国的社会里,男女不平等不是“问题”,是普遍的事实,习以为常,与生活环境里的价值观没有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问题”。当时女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是生子,而且嫁“出”去之后,生的是另外一个家人的孩子,不是自己娘家的。一个家庭的神圣责任是继续祖先的“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嚒!续香火的法子呢?找别家的女子进来服务。因此,从出生以来,女子本身的价值被认为是次要的。

所有的其他的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例如在教育上重男轻女,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甚至给女孩儿裹脚)多多少少都跟这种“男孩儿将来是我们的,女孩儿将来是人家的”基本概念有关。

去年十一月看到中国年轻人在上海,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上街用“白纸”向极权政权提出抗议,我注意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女的比男的多。回想1989年在北京看到学生要求民主,示威,绝食,喊口号,男的似乎不是少数。后来看到了几篇报道,的确,2022年的街头示威者,“被喝茶”的,被抓的,送到监狱的,是女的比男的多。



北京民众走上街头举起白纸抗议当局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2022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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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几个年轻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她们认为女权主义和反集权意识是有关联的。我听了很感兴趣。共产党一直声称自己提倡男女平等,但是现在年轻女权者似乎尤其反对它。我回顾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女权主义的历史,发现基本上有两种:从上往下的,以及从下往上的。中共的是前者,白纸抗议是后者。

从晚清到民初,受西方影响的“新”文化在中国生了根。“新”项目之一是“新女性”,也是社会不能马上接受的一个新挑战。新女性上学,谋职,跳舞,看电影,留短发,等等。沈从文的小说里描写的“女学生”是一种奇特的,有吸引力的,却又要被提防的谜。有人想遏制她们,可是也有人佩服。秋瑾是女英雄。易卜生的“娜拉”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慢慢出现了一些愿意把自己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丁玲的母亲是一个。丁玲自己也大胆地解剖了现代女性的主观意识。这些都可以说是自发的,“从下往上”的女权主义。

1949年共产党当权,它的意识形态包括“妇女解放”一条。1950 宣布的“婚姻法”强调男女平等,在找对象,结婚,离婚,分财产,以及禁止暴力等方面想保护女方的权力。中共的改革是一种“从上往下”的改革。是否能保证所有的条款一夜之间能够实现?当然不是。中国1950年婚姻法的社会效应类似于美国最高法庭1954年有关“隔离而平等”的教育违宪的决定:把高尚的理想陈列出来,让社会慢慢地,潜移默化地向理想发展。

1950之后,中国的社会往“男女平等”的理想进步了一些。可惜的是,在共产党以内,两种歪曲理想的现实因素也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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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国妇联主席是女的,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95%的成员还是男的。24位政治局委员当中,24人都是男的。

第二个在五十年代歪曲理想的因素是毛泽东的野心。美国用核武器毁灭日本的广岛以后,毛一直很向往能把核武器拿到自己的手里,而且想到了办法:把大量的粮食卖给苏联,换取核武器技术。问题是,大量的粮食从哪儿来?毛想到的是中国需要一次“大跃进”,以便“多快好省”地促进生产。而且女人可以帮忙!毛的那句有名的话—“妇女能顶半边天”—跟女权的理想毫无关系。这口号来自五十年代大跃进来,是毛号召妇女投入生产的口号。往后的许多天真的西方人把这个口号理解为毛的女权主义,是毛替女人说话,这完全是无知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毛一辈子不把女性放在眼里,根本没有考虑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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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共产党“从上往下”促进男女平等,“婚姻法”应该算是个良好的出发点,但很快被传统的重男轻女意识和毛泽东的个人野心给拖累了,导致了一种跛脚的女权主义。但是,最近在中国的街上出现的女权意识是不同的。有了网络,有了国际影响(比如美国的#MeToo运动),最近几年的女权意识是“从下往上”的,恢复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先例,与共产党的跛脚女权主义不同。

这里头隐藏了上面提到的有意思的问题:女权主义与反集权主义有没有内在关联?因为不只是中国,最近在伊朗也出现了女性带头的反集权运动。我觉得有关联。女权主义的对手是霸道的男性权威,中国和伊朗的霸道权威也都是男性。因此,是不是女青年比男青年更容易体会到反霸道的必要?“从下往上”提出抗议,是不是激情从性别领域转到民权领域比较容易?如果目标是打倒极权主义(而不是“多快好省”地生产粮食),也许毛的话最后还是准确的:妇女能顶(至少)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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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培瑞




    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现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书。 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语言,文学,通俗文化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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