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媒体5月1日报道，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被控受贿1.93亿余元，4月27日开庭审判，周江勇当庭认罪。中共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反腐倡廉也四十余年，但是官员贪腐仍然层出不穷，究竟根源何在？

中国媒体报道说，周江勇是2023年第七个受审的落马中管干部。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023年03月30日审议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强调习近平和中共中央修订这个规定对于“健全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还强调，领导干部要“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组织监督”。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认为，习近平反腐是特别严肃认真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好好处理腐败问题，有可能遇到大灾难。

布郎教授说：“但是最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是一个腐败的官员，当然有机会你可能被抓起来，但是大部分没遇到那个问题。在中国，腐败官员还是比较安全的。这是很明显的。”

腐败非改革开放造成 是传统常态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指出，很多人误认为中共过去没有那么腐败，腐败主要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他说，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官员们贪腐的机会和数额增加了。但是实际上中共的腐败早已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并不亚于现在的腐败，只是被掩盖得很好，普通人不了解而已。徐文立在1978-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期间主办“四·五论坛”的合作伙伴吕普的父亲吕骥曾经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长。一次吕骥回忆在延安时见毛泽东的情形。

徐文立说：“吕骥当时毛泽东见到他以后也没有跟他什么废话，也没什么话可说，就把他自己的抽屉打开，里头都是人参。然后拿出一、两根，（说）‘去补补身子吧’。也就是说，毛泽东这个抽屉里头都是人参。你可以想象所谓当年他们艰苦奋斗的那个根据地和那个年代，他就富裕到这个程度，而且毛泽东的《毛泽东选辑》出版的版权让他成为中国首富，可是老百姓知道吗？”

徐文立还讲了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事。他在长春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父亲是吉林省军区政委。上个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期，同学父亲到北京开会，同学同行，住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招待所。

徐文立说：“有一天请我到他们那个招待所去见面。我去了以后他父亲很高兴地说：今天你多来了一个客人，我们可以多一个菜和多一瓶茅台。哈哈你看，我一个当时还不到20岁的年轻小孩子去见我的朋友，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父亲高兴的时候可以加一个菜，可以加一个茅台。所以这是中国老百姓长时间不了解的，它给你屏蔽得非常严密。”

布郎教授认为，尽管人们都说习近平是民粹主义者，习近平本人也总是喜欢说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普通中国人在地位上完全不一样。中共官员和普通百姓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

布朗教授说：“在中国你是当官，你有很特别的工作情况，而且很特别，你用特别的语言对吧，那个官话，官员的话。你住的地方和别的人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你和别的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就是共产党的官员对吧，你那个地位和别的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如果你是老百姓，你就是老百姓；如果你是共产党官员，那你就在不同的领域，你就在别的世界对吧。好像这是那种两国的问题啊。”

监督官员事关全民 为何通过党内方式处理？

中共对于监督官员的相关规定，尽管涉及到9000万人的永久执政党，甚至也涉及到非党官员，但有些规定和文件常常以党内文件的形式下发，有时甚至只下发到某一级别的官员，例如“县团级”等等。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有人要求领导干部公开财产。

1994年召开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时，曾经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是根本无法进入立法程序。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中国百姓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申报的情况。这种操作方法既无透明度，也不符合现代治理的法制原则。徐文立认为，这种国家事务党务化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便于中共统治。

徐文立说：“党内做一些什么规定，他们几个人一说就算了。要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的法规的话，你至少还要走一些必要的程序。像习近平和毛泽东这样的法盲或者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这样的人来说，嫌麻烦。

徐文立说，中共不仅要自己说了算，而且还经常朝令夕改，于是党务化处理国事就成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最佳途径。

徐文立说：“就是所谓党说了算，其实就是毛泽东说了算，就是习近平说了算。形容中国共产党行事方式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叫黑箱操作。这就是典型的黑箱操作。”

布朗教授认为，中共乐于秘密活动，因为这似乎成为他们权力的来源。

布朗教授说：“共产党有一个特点，从一开始，100年以后，就是不透明的，就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把共产党自己的事情在外面讲，对吧，他们不喜欢。他们是非常非常秘密的，他们喜欢秘密的，他觉得这个秘密就是权力的根源，对吧，就是让你更有权力。如果你把什么事情说出来，那就是说别人都可以批判你，就可以把你的权力拿走。所以他们喜欢这个比较保密的制度。”

可以不谈主义 不可没有腐败

布朗教授2000年到2003年期间在中国当外交官，经常见到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他认为，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像新加坡那样的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握有权力的官员很难拒绝腐败。布郎教授发现，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像企业家；而企业家越来越像官员。

布朗教授说：“我就发现他们越来越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越来越像对吧。你看，一个中国的政治家，好像他一张开嘴他就开始谈钱；那么你跟企业家说，比如说，你觉得政治对你有什么重要性，他们都说，哎呀我们都是合作对吧，我们和政府合作。我就觉得那时候中国的官员就是企业家，但是他们更厉害，因为他们可以用政治权力让他们富起来，对吧，就变得更富。”

与此同时，布朗教授发现，中共官员对于过去那种马列主义并没有多少兴趣。他给记者讲了一个他2008年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

布朗教授：“我到那个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讲话。我讲完了以后，我跟一个官员去一个地方喝点酒。这个官员刚刚拿起啤酒杯，几乎开始喝，还没喝，我就突然问他：你真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吗？那个人几乎目瞪口呆。他想了半天，最后说，‘怎么说呢’，你看这个马克思主义就是那么一回事；我说‘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这个难说。我们就觉得按照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就有马克思主义。’”

杜绝不了的制度性腐败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已经就监督领导干部的问题下发了二十多份相关规定。但是现实中，贪官污吏越打越多，贪腐数额越大越大。

布朗教授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80年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地那么快，所以很明显中国人民他们越来越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没有富起来，好像是。就是觉得，哎呀，可能他有权力，他有政治权力，但是他没有经济权力。所以从90年代我就发现，那时候腐败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徐文立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制度不变，腐败无法杜绝。

徐文立说：“中国共产党，从它建党以来，它就是一个独裁的党，排斥一切政治力量的党，特别是他建立政权之后更是这样做。这样做就把自己置于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真正的民众监督，没有反对派和反对党的监督，这样的三无监督的一个政党，你说他能不腐败吗？”

据中国媒体5月1日报道，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被控受贿1.93亿余元，4月27日开庭审判，周江勇当庭认罪。中共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反腐倡廉也四十余年，但是官员贪腐仍然层出不穷，究竟根源何在？

中国媒体报道说，周江勇是2023年第七个受审的落马中管干部。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023年03月30日审议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强调习近平和中共中央修订这个规定对于“健全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还强调，领导干部要“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组织监督”。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认为，习近平反腐是特别严肃认真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好好处理腐败问题，有可能遇到大灾难。

布郎教授说：“但是最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是一个腐败的官员，当然有机会你可能被抓起来，但是大部分没遇到那个问题。在中国，腐败官员还是比较安全的。这是很明显的。”

腐败非改革开放造成 是传统常态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指出，很多人误认为中共过去没有那么腐败，腐败主要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他说，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官员们贪腐的机会和数额增加了。但是实际上中共的腐败早已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并不亚于现在的腐败，只是被掩盖得很好，普通人不了解而已。徐文立在1978-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期间主办“四·五论坛”的合作伙伴吕普的父亲吕骥曾经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长。一次吕骥回忆在延安时见毛泽东的情形。

徐文立说：“吕骥当时毛泽东见到他以后也没有跟他什么废话，也没什么话可说，就把他自己的抽屉打开，里头都是人参。然后拿出一、两根，（说）‘去补补身子吧’。也就是说，毛泽东这个抽屉里头都是人参。你可以想象所谓当年他们艰苦奋斗的那个根据地和那个年代，他就富裕到这个程度，而且毛泽东的《毛泽东选辑》出版的版权让他成为中国首富，可是老百姓知道吗？”

徐文立还讲了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事。他在长春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父亲是吉林省军区政委。上个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期，同学父亲到北京开会，同学同行，住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招待所。

徐文立说：“有一天请我到他们那个招待所去见面。我去了以后他父亲很高兴地说：今天你多来了一个客人，我们可以多一个菜和多一瓶茅台。哈哈你看，我一个当时还不到20岁的年轻小孩子去见我的朋友，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父亲高兴的时候可以加一个菜，可以加一个茅台。所以这是中国老百姓长时间不了解的，它给你屏蔽得非常严密。”

布郎教授认为，尽管人们都说习近平是民粹主义者，习近平本人也总是喜欢说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普通中国人在地位上完全不一样。中共官员和普通百姓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

布朗教授说：“在中国你是当官，你有很特别的工作情况，而且很特别，你用特别的语言对吧，那个官话，官员的话。你住的地方和别的人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你和别的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就是共产党的官员对吧，你那个地位和别的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如果你是老百姓，你就是老百姓；如果你是共产党官员，那你就在不同的领域，你就在别的世界对吧。好像这是那种两国的问题啊。”

监督官员事关全民 为何通过党内方式处理？

中共对于监督官员的相关规定，尽管涉及到9000万人的永久执政党，甚至也涉及到非党官员，但有些规定和文件常常以党内文件的形式下发，有时甚至只下发到某一级别的官员，例如“县团级”等等。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有人要求领导干部公开财产。

1994年召开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时，曾经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是根本无法进入立法程序。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中国百姓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申报的情况。这种操作方法既无透明度，也不符合现代治理的法制原则。徐文立认为，这种国家事务党务化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便于中共统治。

徐文立说：“党内做一些什么规定，他们几个人一说就算了。要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的法规的话，你至少还要走一些必要的程序。像习近平和毛泽东这样的法盲或者是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这样的人来说，嫌麻烦。

徐文立说，中共不仅要自己说了算，而且还经常朝令夕改，于是党务化处理国事就成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最佳途径。

徐文立说：“就是所谓党说了算，其实就是毛泽东说了算，就是习近平说了算。形容中国共产党行事方式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叫黑箱操作。这就是典型的黑箱操作。”

布朗教授认为，中共乐于秘密活动，因为这似乎成为他们权力的来源。

布朗教授说：“共产党有一个特点，从一开始，100年以后，就是不透明的，就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把共产党自己的事情在外面讲，对吧，他们不喜欢。他们是非常非常秘密的，他们喜欢秘密的，他觉得这个秘密就是权力的根源，对吧，就是让你更有权力。如果你把什么事情说出来，那就是说别人都可以批判你，就可以把你的权力拿走。所以他们喜欢这个比较保密的制度。”

可以不谈主义 不可没有腐败

布朗教授2000年到2003年期间在中国当外交官，经常见到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他认为，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像新加坡那样的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握有权力的官员很难拒绝腐败。布郎教授发现，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像企业家；而企业家越来越像官员。

布朗教授说：“我就发现他们越来越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越来越像对吧。你看，一个中国的政治家，好像他一张开嘴他就开始谈钱；那么你跟企业家说，比如说，你觉得政治对你有什么重要性，他们都说，哎呀我们都是合作对吧，我们和政府合作。我就觉得那时候中国的官员就是企业家，但是他们更厉害，因为他们可以用政治权力让他们富起来，对吧，就变得更富。”

与此同时，布朗教授发现，中共官员对于过去那种马列主义并没有多少兴趣。他给记者讲了一个他2008年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

布朗教授：“我到那个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讲话。我讲完了以后，我跟一个官员去一个地方喝点酒。这个官员刚刚拿起啤酒杯，几乎开始喝，还没喝，我就突然问他：你真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吗？那个人几乎目瞪口呆。他想了半天，最后说，‘怎么说呢’，你看这个马克思主义就是那么一回事；我说‘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这个难说。我们就觉得按照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就有马克思主义。’”

杜绝不了的制度性腐败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已经就监督领导干部的问题下发了二十多份相关规定。但是现实中，贪官污吏越打越多，贪腐数额越大越大。

布朗教授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80年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地那么快，所以很明显中国人民他们越来越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没有富起来，好像是。就是觉得，哎呀，可能他有权力，他有政治权力，但是他没有经济权力。所以从90年代我就发现，那时候腐败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徐文立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制度不变，腐败无法杜绝。

徐文立说：“中国共产党，从它建党以来，它就是一个独裁的党，排斥一切政治力量的党，特别是他建立政权之后更是这样做。这样做就把自己置于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真正的民众监督，没有反对派和反对党的监督，这样的三无监督的一个政党，你说他能不腐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