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舍，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在决定其经济发展态势的民俗民情、政体安排与公共政策上，日本具有颇为复杂的特殊性。坊间有学者习惯将日本等东亚国家作为“儒家文化圈”的成员，为儒家的当代合法性辩护，也为中国制度变革与某些公共政策的出台提供辩护。这种说辞严重伤害了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并阻碍了中国向全球先进文明开放。
我们理当回到事实来重新认识日本，进而理解这个国家面对西面这个幅员辽阔的“老大帝国”的特殊心态。日本人对言行一致等行为规则的要求，具有超出一般东亚民族的苛刻性。道德专断下难以包容多样性，在对待外来生活方式方面，若非基于功利考量的“拿来主义”，客观上也导致日本经济缺乏由创新而来的后劲，且加剧这个民族心灵世界的闭关锁国。
强调纪律的日本
全球有三个国家特别强调纪律，分别是德国、日本和以色列。以色列的分工合作秩序缘于犹太主义的以律法为中心的信仰文化。德国人之如此，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路德宗基督徒在罗马法下发展起来的对政府和共同体的过分顺服（说起来这与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有关）。区别于上述以一神论为信仰特征的国家，日本也强调顺服。
与欧美基督教犹太教、甚至于中亚伊斯兰教的“一神论”相比，凡是奉行“万物有灵论”的民族普遍缺乏严谨的纪律，在程序和制度上的缺乏忠诚度，导致这些民族长期很难发育出现代意义的法治。罗马法、普通法、教会法诞生于欧洲。在中东，还有更为保守的犹太法和伊斯兰教法。现代中国人谈到这些宗教法律体系，动辄思维短路，以为有人又在鼓吹“文革”。其实不然。对人类社会来说，由于能避免无政府主义和丛林法则，有法总比没有法好。
大约在中国唐朝，日本学习的是中国的“中华法系”。中华法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儒法并用、尊卑有别。到了现代工商业时代，中华法系就甘拜下风；中国在晚晴实际上就抛弃了中华法系。日本则在“明治维新”中主动抛弃了中华法系。即便如此，同为实行中华法系的国家，由于嫡长子继承制实际上被落实，日本在国家文化方面总体上迥然有别于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时期的少年儿童）
今天有中国学者认为卖淫嫖娼仅仅涉及到私德问题。这是错误的。就社会关系而言，卖淫嫖娼涉及男女两性关系；夫妻是最简单的共同体。两性关系下产生的婴儿则会进一步通过家庭的方式进入到继承制度中去。古代颇多国家允许一夫多妻制，或者认为卖淫嫖娼合法；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为了避免财产继承上的混乱局面，正常国家普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作为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嫡长子继承制规定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嫡妻即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中国古代西周天子的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其他庶子作为“别子”被分封到各战略要地。同为“封建制”的古代欧洲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客观上维护了贵族传统。然而，奉行“圣王创世，天命靡常”的中国，很快就在皇位继承等一系列环节上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有历史学者考察说，从秦到清两千年间，只有2/5的帝王是依据嫡长子继承制继位的（见：谭平：《中国古代皇位嫡长子继承制的计量分析》，载《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加之不断发生的各种争斗，种种乱象直接导致了历届政府权威的迅速失落。
对比中国，日本罕见针对中央权威（天皇）的底层革命与高层争权斗争。
产权是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基础命题。其交接程序更是政权组织形式的核心话题。由于规范了经济和政治“产权”的交接秩序，单在政体方面，历经千年未曾中断的日本皇室血统，塑造了几乎完全有别于所有东方国家的制度体系。日本的民间社会井然有序，绝对不会如中国式“众子继承制”中几个儿子为了继承家族式企业的主导权而“富不过三代”。进一步地，神道教下对儿童早期教育中的社会化和“山上大君的监控”，在如此双重监控和抑制下，日本国民的人格被高度同构化。
对比中国，这个方法避免知识分子那种“说了就等于做了”的“因言称义”逻辑和“双轨道德”局面。与某种形式的背叛出卖的“无耻文化”相比，日本形成了一种明显区别于西方“原罪”意识、以功名为评价标准的“耻文化”。由此，一代一代的日本人，确立起了一种独具日本特色的“分工合作秩序”和精英治理体系。
由此，每次国家发展到了危机关头，日本都很容易达成全国性的共识。对国家转型来说，无论是明治维新，还是“二战”战后和平宪法体系之建立，只要天皇发话，整个日本高度达成共识。这正是日本走向强大的根本保证，也是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品质所在。
嫡长子继承制在日本有个演变过程。为了将该制度推向全国各领域，根据1873年太政官布告263号和1875年太政官指令，嫡长子具有绝对的优先继承权。昭和22年，修订后的民法规定各子女继承权平等。在古代，“别子”们组成通晓武艺、以战斗为职业的“武士”；在军国主义时代，这个职业军人团队则策划多次军事政变，直接推动了“二战”的爆发。换而言之，这种继承制和特色的“耻文化”的代价是日本普通国民成为了经济动物和军事动物。
(嫡长子继承制之继承序列)
这种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化制造了日本民众的高抑郁症率。2012年1月10日，日本警察厅公布了2011年全国自杀者的统计结果：2011年总人数为3万513人；全年自杀人数自1999年以后，连续第14年超过3万，自杀率全世界最高。2007年，日本制定了《自杀对策基本法》；2010年9月，又成立了“自杀对策工作队”。但效果并不好。由于文化，“宪政”的日本的自杀率甚至远远高于被称为“专制”的中国大陆。由此可以想象“制度决定论”之于人类福祉的缺乏实证力。
基督化的英国也一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别子”只能选择参军或者去修道院。根据历史学家的考察，在欧洲，嫡长子继承制下类似出现了一道奇特的现象：1.参军的人数大为增加；2.修道院事业大为发展。可见，在民间社会被边缘化的别子们，无论东西，职业军人成为一个共同的出路。可是，即便如此，对比日本，由于全民的基督教化，尤其是国家政权受基督教的强有力制衡，进入修道院反而有利于制衡政府权力。不仅基于个体内在上的信仰性，而且在外在的政治博弈之均衡中，除了纳粹等特殊时代，欧洲的职业军人都得到了制衡。
基督教的修道院是欧洲传统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嫡长子继承制则使欧洲的贵族传统得到了继承。正是教会与贵族相对于中央集权的博弈之均衡，使欧美宪政成为必然。对这些国家而言，只要再次确认福音性的人与人在位格上的绝对平等，创新与自由就成为可能。
所谓再次确认福音的过程，根据基督教思想史与教会史的一般考察，人们一般将其功劳归于路德和加尔文在16世纪所掀起并被一代一代人继承的新教改革的精神。只要确认这种精神，欧美民族在经济发展上、在制度创新上就能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新的动力。用欧美文明的话语来说，神圣性必须“道成肉身”，为了人的尊严“死去活来”，也即“复活”。
与欧美的“复活”相比，日本坚持东亚性的“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这固然继承了祖先的文化，却容易导致墨守成规。这从他们对“靖国神社”的态度可见一斑。不理解日本文化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在“拜鬼”。若说这是“拜鬼”，中国的祖先崇拜更少么？区别仅仅在于，日本人的“拜鬼”带有极大的“嫡长子继承制”之特色，且极富竞争与好斗意识。只是，这种竞争与好斗意识，很少体现为内部的丛林法则，而是在日本民族外的国际生存竞争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正是因此，近代日本的作为深受韩国、中国等东亚邻居的不满。
日本缺乏欧美意义上的新教改革，却有东亚其他民族绝不具备的对“行为规则”的敬畏意识。也是这种固执，当韩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越来越重视制衡权贵资本、保障中小企业发展的时候，日本人对本国的权贵资本主义似乎毫无招架之力。原因在于，对和平宪法保障下的日本而言，在这个时代，只要东亚大陆都是一穷二白的国家，日本国家不至于陷入到多少深重的外来危机，因而各届内阁的“改革”总难引起全国性的反响。
不过，一旦具备民主的框架，日本就很容易从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家飞跃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对探索“中国向何处去”来说，这足以让仁人志士羡慕了。从“制度经济学”所特别关注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之形成这个角度来说，日本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一个民族确定了行为规则的至上性，无论这个规则多么不近人情，总比那种“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见《圣经》“士师记”）的局面要好很多很多。
要警惕日本什么？
中国民间一直有股以日本为敌的习气。中日民族的历史恩怨和地缘争端，足以发生一些超出我们想象力和接受力的事件。熟悉外企在华状况的人士多少都知道，中国劳工很少在欧美资企业中大规模罢工，日本在华企业却经常发生激烈的劳资冲突。不能把这种矛盾简单归咎到当前体制所进行的民族主义教育。对欧美等国，官方媒体的妖魔化也没少到哪里去。
这就涉及到欧美企业与日本在华企业在决定经营方式的文明路径上的巨大差异。1637—1638年，中国明朝末年，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发生了一场岛原之乱。这是一场发生在天主教徒和政府之间的战争。幸存的信徒被迫进入了“地下”；对基督教的禁绝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方取消。由于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极大排斥性，就西方化的实际成果而言，占总人口1%不到的日本基督徒中的部分精英分子主张的是不符合圣经原则“非教会化”。
东亚多数国家都在文明路径上日新月异，一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更是翻天覆地。美国《时代》周刊1993年7月“精神上的转移”一文指出：“31年前……韩国基督教徒的人数仅有120万，自那以后，基督教徒的人数猛增，几乎每10年增加一倍，尤其是新教教徒增长迅速。到今天，韩国4500万人口中，约1/3是基督教徒，其中新教教徒为1180万人，罗马天主教徒300万人，另外，总人口中40%的人是名义上的佛教教徒……10名将军中，有9名是正式入教的基督徒。去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三名主要候选人也无一例外，获胜的金泳三就是保守的鼎岘里长老会的长老。许多著名的工商界人士也是基督教徒。新教教会已向海外派遣了至少2000名传教士。”最近卸任不久的李明博总统，曾经是长老会的长老。
（电影《华丽的休假》,由金志勋执导，金相庆、安圣基、李瑶媛、李准基等主演。影片以1980年韩国光州民主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人们在历史的漩涡中为了生存，为了守护自己所爱的人与命运做抗争的故事。
今人渐渐忘记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韩国的“曼德拉”、前总统金大中即为天主教徒。在韩国最黑暗的日治时期，韩国一些牧师为了福音拒绝崇拜日本天皇；而这意味着死亡。可是，正是韩国教会，在日本战败后韩战的艰难岁月里，接纳了当初日本殖民者的遗孤，后来又在韩国争取民主化的过程中，接纳了金大中等一大批民主追求者。
从1884年9月20日抵达半岛的美国长老会医疗传教士HoraceNewtonAllen开始，韩国教会以近一个世纪，对知识分子严格进行门徒培训，使得一个崇尚东方儒家-萨满教的民族成为一个接受了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开放精神的现代民族。
在韩国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时光里，也即韩国民主化前夕，占韩国全部人口1/4的社会精英中，有80%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可以说，基督教是现代韩国的基础）
如果说韩国是儒家依附性文化在地缘战略危机中基督化转型、普世价值化转型的特殊案例，体现出了借源文化的根本特征，日本却体现了典型的自源文化之特征。而从世界地缘政治来看，欧亚大陆东西两面的岛国，基于保障秩序的嫡长子继承制下，日本迄今的和平发展靠的是平民坚忍到“死”的顺服精神，英国则以教会与法治化解了社会矛盾。
直到2012年7月，日本政府才改变了执行多年的资格外活动许可制度，允许外国留学生持签证进入日本一刻起自带资格外活动许可证，也就是可以合法打工。这种事情在欧美一般不会发生。不仅如此，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一般发生在欧美与中国之间，很少在日本和中国、以色列和中国之间发生。原因都在于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精神超过了他们对“自由民主”这种“普世价值”的关注度。根本原因则在于，日本和以色列同样缺乏基督教性的福音精神。
换而言之，如果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除了科学技术和管理细节等命题，若非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其制度文明（尤其是人权保护）方面，他们常常懒得“好为人师”。
经历19世纪的“明治维新”和20世纪军事民主化改造中的“和平立宪”，如今的日本，仍然是个在文化—政治—社会三者高度同构、互相顽强支持的自治体。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刀。其体系之刚硬，可谓举世罕见。于是，普通日本人只好一方面拼命工作，一方面下班时间流连在居酒屋等地借酒文化消解压力。
或者可以说，在美国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韩国已经从一个东北亚意义上的萨满教（主张“万物有灵论”）主导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占人口20%的精英中的80%是基督徒的国家。其变迁，正是韩国近年来努力走出权贵资本主义体系、确立平民主义化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基础，也是韩国未来有望更加强有力制衡日本的民间动力所在。
由此，与日本相比，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度更高一些。只要经历合理的规划，让官民矛盾不至于发展到一个无法承受的程度，尤其是确立起对“行为规则”的“敬畏”这种“法治主义”精神，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更有美好未来的国家。就利益而言，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与其接受一个保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日本，不如成全一个日益“西学东渐”的中国。
一个文明的体系，理当由精英承担更多责任、平民又有较大能力制衡精英，由此形成多中心秩序，如此才能建立起能世世代代继承下去、不断发扬创新的分工合作体系。由于人类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实际上的多样性，这种分工合作体系不可能是某些理想主义者所期待的单一意识形态或者单一宗教体系。日本是有分工合作体系的，但其进一步发展却困难重重。
反过来，对中国来说，这样分析日本文明，实际上是在面对这个东方邻居的喜怒哀乐，以及深刻理解他们的忧伤、无奈与痛苦。由于社会结构中对年轻人的沉重压力和过分掠夺，例如权贵资本主义对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压制，长期房地产泡沫的存在，日本青年人被逼入一种依靠个人主义的荒淫消遣才能度日的状态。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一个社会的理想主义激情的丧失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生育率的下降所体现的是人们不愿意承担代际性义务）。
在日本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又陷入结构性、文明性困境中，我们俨然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迄今的影子：同样的人口红利下降，“改革共识”难以产生（导致“改革红利”几近丧失），房地产泡沫，垄断财阀导致官僚主义。
中国是否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尽快结束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挽回丰厚的“人口红利”，这个命题亦不可忽视。中国的政府与企业如何建立一个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分工合作秩序，进而吸取日本人对行为规则的敬畏精神、却能避免其轻视各种创新（如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的陋习，更是值得人们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