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先生铜像（本刊资料库）朋友从美国归来，带回来刘宾雁老师逝世的噩耗。
二十几年前，有一位记者曾关切地对刘宾雁老师说，你依然这样与恶势力斗争，难道不怕再一次被打成右派？刘宾雁老师坦然地说：“我没有别的路可走！”这句话充分显示了刘宾雁老师的气魄和胸怀。
一次与刘宾雁老师谈起这句英雄话语时，我说：“普希金在他写的《纪念碑》一诗中曾经这样评价自己：
我将世世代代被人民喜爱，
因为我的诗唤起善良的情感。
在冷酷的时代，我歌颂自由，
并且为那些受苦难的人，呼吁同情。
1837年2月10日，普希金逝世后，他的坟地只有孤零零的十字架，没有墓碑。我认为，俄罗斯人应该为普希金竖碑，上面用大字书写‘在冷酷的时代，我歌颂自由’。将来有一天你离开人世后，我将为你竖碑，上面书写着‘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告诉后代子孙，在这专制时代，你曾经义无返顾地与专制政权进行斗争。”
刘宾雁老师听了畅怀大笑。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刘宾雁老师走了。
有的友人对于我与刘宾雁老师的友谊不一为然，曾对我说：“刘宾雁充其量是个开明人士。他仍然是专制政党中的一员”。我回答说：“刘宾雁老师是一个民主战士，尽管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一次与刘宾雁老师见面时，我曾经坦率地批评他写的‘第二种忠诚’，是一种‘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士大夫忠诚。刘宾雁老师笑着说，可以讨论。我从经济和管理视角剖析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问题和社会危害，刘宾雁老师听后，沉默一会儿，将桌子上一摞书的最下面一本抽出，那一摞书倒下了。刘宾雁老师对我说，你摧毁了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友人不解地说：“既然如此，刘宾雁为什么不抛弃共产党？”
我回答说：“也许这就是他的第二种忠诚。我们不能苛求我们的前辈和兄长。换一个视角来看，你知道，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是具有不同信仰的三代人，但是他们三人是好朋友，因为他们知道彼此尽管信仰不同，但都深爱着俄罗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气量和胸怀如此狭小，不同信仰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兵戈相见，以消灭对方为快事？信仰不同，方法不同，只要爱中国，只要为了中国的文明与复兴，为什么不能携手或者容忍彼此不同的信念，非要走一条路？什么是现代文明？当人类用讨论、协商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利益争端时，现代文明才真正到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离现代文明还有多远？”。友人无语。
刘宾雁老师走好，我一定能够实现我对你的承诺。当你的丰碑竖立在中国大地之上时，追求现代文明的中国人将不再会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时候中国人将有很多路可走。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
我们深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你的朋友 南方
2006年春节含泪写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