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2/2015
女士们，先生们，很荣幸来这里讲演。谢谢贵馆邀请，谢谢大家来听。我离开敦煌，已经四十多年，那里有什么新发现新成果，无暇顾及。这次来，原本是想谈谈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心得。按要求加上敦煌部分，时空跨度很大，只能把一些小点，连成一条细线，结合起来说说，就算是漫谈吧，请大家批评指教。
一百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古代文书。根据纸质、墨迹、题记、内容等方面考证，是从东汉到西夏七百多年间的五万多件经卷。主要是手写本，少量是印刻本。除了佛教经卷，还有少量道教、苯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经卷。除了汉文，还有少量吐蕃、回鹘、于阗、龟兹、突厥……文字。除了经文，也夹杂着一些官方公文和契约借据之类私家文书。不仅艺术与宗教，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有用的资料。为整理和研究这批“敦煌遗书”，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敦煌学。
佛经源出印度。初无笔录，只有“如是我闻”。佛陀圆寂几百年后，弟子们集会讨论，才开始有梵文写本。又几百年后，随教东渐，才开始有汉文译本。 汉文的译者，如后汉安世高、西晋竺法护、东晋鸠摩罗什等人，都是来自西域的高僧；国人如唐代玄奘，也曾西天取经。深得佛理。他们精通梵汉两文，又怀着敬畏之心，译经慎重其事，当能有“信”、“雅”之功。
“达”则未必。原文博大精妙，古汉语能动多义，译文不免难懂。如“般若”，有智慧义，但不是一般智慧，无从译，只能音译。又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无上正觉义，但高于无上正觉，无从译，只能音译。译文需要阐释，音译更离不开阐释。魏晋南北朝以来名士名僧之间的许多争辩，有心无心地，也带有争夺阐释权（包括老、庄的阐释权）的成份。
佛陀是伟大的哲人。他的基于宇宙意识的空无论，和自渡渡人的无量悲悯，泽被众生。侭管释义纷繁，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不识字和粗通文墨的善男信女，很难读懂，只能由寺庙里讲经的和尚说了算。讲经的和尚，对佛经的理解深浅不同，但都力求讲得通俗易懂。用生动的口头语言，把本土和中原的民间传说、闾巷歌谣和志怪传奇之类有趣的故事附会进去，即兴发挥，连说带唱，以吸引听众，叫作“俗讲”。
俗讲的形式，有点儿像民间的说书。四川出土的东汉击鼓说书俑，生动传达了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宫廷倡优文化和民间市井文化中融汇的信息。我们可借以想象，当年和尚“俗讲”，如何把西域文化，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揉进佛经的情景。说唱者已成尘，只留下一个俑。讲经的和尚没有俑，但留下一些稿本。敦煌遗书中，有一种写本，叫“变文” ，又叫“经变”，也就是“俗讲”的稿本。
这些稿本，用毛笔写在纸上，谨敬工整。字迹钉头鼠尾，写得好的，算得上是“经体”范本。就文章而言，大多语言粗糙，掺和着儒家意识和鬼神迷信，显然出自平凡陋儒。但是稿本出手，就被视同经典，信众通称“宝卷”，或者“宣卷”，可据以弘法，也可据以“变像”。变像又叫变相，是敦煌壁画中“经变图”的原来。
在这些变文和变像之中，看不到作者独立的自我，只能看到佛、儒两家群体性庙堂文化的逐渐趋同。例如，在人民文学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八卷中，《伍子胥变文》、《唐太宗入冥》之类原始佛经所无，占很大比重。其他如《报恩经》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也渗入了许多汉儒忠孝节烈之类的公共伦理。又如，敦煌壁画中二百五十多舖《净土变》，无不是中国皇宫凤阁龙楼、丝竹歌舞的场景——在所谓的“极乐净土”上，也只有“一个人的自由”。
这些变文，除历史价值、书法价值外，也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清末民初胡适、刘半农提倡白话文，曾经很推崇它把书面语言变为口头语言的努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以之为宋人话本滥殇。宋人话本，不以传教为目的，主要是个人谋生手段，迎合听众趣味，仍然是一种公共写作。说书人可以有自己的行会，有编写“话本”的作坊，也有家传秘笈，可以有定点，也可以走四方。从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以想见一斑。
就在这一斑中，也透着汉儒传统。蔡邕之罪，叫“奸臣”。忠不忠君，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劳劳众生，咸与一同。这种奴隶的道德，作为集体无意识，充满在田夫农妇、引车卖浆者喜闻乐见的段子之中。后来流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不例外。刘“皇叔”才是正统，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梁山泊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于老百姓，“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或者“丫鬟侍从一刀一个”，不在话下。这样的价值观，贯穿在中国千百年来演义家不同的作品之中。
寺庙并不独立于社会。变文俗讲和原始经典之间的距离，首先是价值观的距离。这个距离，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一个标志。但是专家们看佛经变文，一般都不过问价值取向，只着眼于文本体裁。王国维称之为“通俗诗及通俗小说”，郑振铎称之为“俗文学”。在文革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变文、曲子词都被看成“人民性文艺”或“大众文艺”。都没有涉及到，这种没有自我的群体性写作，在理论上应该怎样定位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文学是什么？没有公认的说法。语义解构之后，更越弄越玄乎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表现。处理物质媒介的技巧，包括语言的技巧，都无非表现的手段。世界上海量传世的文学作品中，许多过去的经典，现在仍是经典。它们的共同特征，除了作者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以外，就是语言和体裁的表现力和独创性了。我想，单从经验事实出发，把这三性（思想性、表现性，和独创性）统一所构成的审美境界，以及审美境界中必然呈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学价值的核心，应该没有异议。
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这里的所谓“人”，首先是指具体的、现实的、有生命和灵性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群体，如族类、国家、宗教、党派组织等等。后者是前者的工具，而不是相反。是不是以人为目的，是不是把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痛苦磨难的同情，罪错悔恨的救赎，看作做人的根本，取决于个体心灵的素质。有这种素质，就是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及其表现，从刹那间细微的感觉，到文明人类价值结构的终极审美，都离不开个人的存在。
因此我把文学的“写作”，看作是一种存在的开放。说存在的开放就是美，也就是说个体的自由灵魂，是文学价值的要素。敦煌经变，作为宗教宣传，受制于寺庙的规定；宋人话本，作为谋生手段，受制于听众的趣味。都是功利的、实用的，而不是自由的、表现性的。都是群体性封闭，而不是存在的开放。一句话，都缺乏文学的要素。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只讲诗词，不提俗讲、小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只讲诗词，仅涉及小说几句。平心而论，这种备受诟病的史观，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诗词是个体写作，能以精诚致魂魄，故能动人至深。中国古代诗词，至今万口相传。多有仅凭一首或几首诗流传千古的诗人，不是偶然。古小说则不。鲁迅“钩沉”，多觅自史官所录，序说“惜此旧籍弥亦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可谓荒冷。俗讲、话本属于后者，内无个人心灵，外无作者姓名。纵有文本出土，也只史家关注。小说戏剧在明、清之盛，得益于宋代以来逐渐与诗的融汇。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人，本质上都是诗人。他们的宏构巨制，千红万艳，都有诗的结构、诗的境界。永垂不朽，不是偶然。
我以前讲美学，力求把文学艺术和“催眠术”、“娱乐术”区别开来。有纯粹的催眠术，有纯粹的娱乐术。也有二者的结合，寓教于乐。经变俗讲、宋人话本，以及后来领袖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政治宣传品，主要属于前者。武侠言情、猎奇誌异、以及织锦回文魔戒系列之类，主要属于后者。后者有后者的价值。比如休闲价值，比如经济价值，不必扬彼抑此。总之我要说的是，文学价值，人文（或者说理想主义）精神，都只能植根于，对于当代现实、亦即广义政治的个体经验之上。
一个甲子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推行，大有把中国的文学艺术，都变成催眠术的势头。所幸还有地下写作，延续着文学的地脉。因为无法刊行，已难为后人置信。前些时我的学生李亚东到四川一家地方法院，查阅了当年地下诗人蔡楚被判罪的刑事档案，证明了地下文学在当时的存在。那不是绝无仅有，那是那个时代的光荣，也是八十年代略微解冻以后个体意识觉醒的先声。
七十年代末个体意识的觉醒，给中国文学再次带来了生机。从早期不那么成熟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政治文学，到后期五彩缤纷的寻根、魔幻、荒诞等文化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不完美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普通个人，取代昔年公众榜样高大全英雄成为作品要角、小写的和单写的“人”字，取代大写的和复数的人字，成为文学主体的过程。这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进步。我曾为之欢欣鼓舞，在一篇鸟瞰文章的结尾，引用了四句宋诗：“园花落尽路花开，红红白白各自谋，莫问早行奇绝处，四面八方野香来。”
我是按照在党和人民之间，究竟站在哪一边，来区分园花与野花的。这个界线，越往后越模糊。但是，只要有园子，就有园花。现在的园花，放弃了老一代作家们盲目的信仰，代之以实用主义地与党共舞。与党共舞的写手，知道《延讲》已经过时，旧说已经式微。也知道上穷碧落（黄帝神农伏羲女娲），下及黄泉（祖宗三代穷乡僻壤），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四面八方。同时更知道，与强者保持一致，是自己的利益所在。上百作家抄写《延讲》的事，一点儿也不奇怪。一般来说，这不是信仰，是计算。
计算利害，适应环境，避祸求吉，是人之常情，不能苛求。但是文学的写作，特别是文学的评论，避不开利害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人文精神的底线：承不承认人权——个人的尊严与自由高于一切，这不光是外在的尺度，也关乎文学的本质。
新潮作家，人才济济，各有特色。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农民作家莫言，无疑是有趣的说书人，大俗大雅，才华横溢。他的抗战故事逸出了党史规范，也抛弃了“高大全”八股。以农民和土匪为主角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虽充满暴力血腥，也不是毫无美感。比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闲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很美。
这是莫言的高处。莫言的低处，是商用酷刑欣赏，加党版爱国主义。《红高粱》细写活剥人皮过程；《檀香刑》把火焰一寸一寸烧穿活人当做鲜味慢慢品尝；《蛙》中人物肉块一般被深挖深掏强拉强拽……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挡，丰乳肥臀，热气腾腾。要说这是揭露丑恶，却又处处掺杂着“爱国主义”。那些“王八蛋”们在打家劫舍的同时，都不忘“精忠报国”。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专制政权的文宣主题，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向了把党和国家混为一体。
莫言聪明，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而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很善于利用媒体，利用影视，自觉地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游刃有余。他知道如何在忠顺的政治价值和有限叛逆的市场价值之间保持平衡。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不是莫言一个人的问题，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一个缩影。中国作家群体，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
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不尽然。害在作品的文学价值——人文精神的阙如。作为农民作家，说了那么多古代近代现代的农民故事，包括不少农民的苦难，却一个字也不曾提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农奴身份。这一身份体验，起码也是，那个爱拾空酒瓶的老农，最最强烈深刻的人生体验吧？
农民的身份问题，1949年后，在中国是禁忌话题。直到1996年温铁军提出“三农”概念，2000年李昌平向朱镕基投诉，2003年陈桂棣吴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被禁，才引起公开讨论。那以后，“二等公民”、“二元经济”、“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制”等术语，出现在理论文章和官方文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对政权的危害，比“腐败”还要严重。这样的问题，一个农民出身的农民作家，有可能不知道吗？！
莫言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说什么。那个没说的东西，比他说了的重要，也比他说了的明显突出。据说作家群体，是社会肌体最敏感的部分。这么大这么严重并持久存在的问题，居然直到最后还是由非作家们提出，难道还不值得，引起人们的警省吗？
文学写作，是个体的事情。作家而沦入群体，这本身就是问题。下面的例子很小，但颇能说明问题。1988年十一月，我参加了一个三十来人的作家会。会址苏州南园，早先是林彪的行宫。文化部长住林彪套房，往下中国作协正、副主席，省作协正、副主席都按等级分房。非作协、无官职者，住原先服务人员的双人宿舍。我进去时，已有人在。谈话间有人来向他道歉，说安排错了，你是省作协副主席，应住某号。他给我说对不起这是会议的安排，跟着走了。
等级制度在铸造了这样一个等级群体的同时，也铸造了一个与之相应的语义场。场中人呼吸那语义如同空气，那语义组成他们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如同细胞组成肉体。作家们除非返回个体自我，已难再提出什么制度或人生问题了。正如诗人邵燕祥在一首歌詠第五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诗中所说的：“都是作家艺术家/ 出恭入敬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 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 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 大会开得很好嘛。”
最后一句，是引用邓小平当时的原话。事实上这个模式，不仅是作家会议的，也是各种学术会议共同的模式，表明四十年来，本该作为社会脊梁承担道义责任、监督批评权力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基本上不存在、或者不起作用了。那聪明到貌似傻瓜的一群，仅仅为了级别职称博导院士、防阴招毒招拼搏位置，都已经精疲力竭，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当然也有例外。但从那时以来，商潮滚滚，官吏横行，“例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空间，都已经所剩无几。
一切为了赚钱，写作也是。不讳言牟利，不在乎炒作，不推敲文本。以多产、快产、畅销、远销为务，十分普遍。还是以莫言为例，他很自豪一天写了多少字几天写了一部长篇。语言粗糙结构松散的一大堆，交给编者或者译者处理，说稿子交给你，就是你的了，你怎么修改都可以。获奖后更公开表示，感谢“译者的创造”，把他的作品变成了“世界文学”。读到这些报导，我很惊讶： 一件被作者如此对待的作品，可以是他灵魂的表现、心血的结晶吗？可以是人文理想的崇高诉求吗？
当然可以不是。是与不是，是一个只能从文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在别的角度上，根本不必问。海咸河淡，鳞潜羽翔，没什么高低对错可言。就像张艺谋的一些大片，不缺视觉效果。但是要论价值观和人文精神，那就没有妥协的余地。事实上，我今天讲的问题，是瑞典文学院提出来的。他们把“理想主义最佳作品”的标志加诸莫言，一风所麾，举世公认，引起了很大的价值错乱。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但是任何质疑，都被指斥为，把文学政治化了。在当前非政治化的潮流中，这是颇为严重的指斥。有具体的、狭义的政治，有意义层面上的、广义的政治。后者无处不在。不是吗：人文精神和犬儒主义，都有政治意义。包括这次授奖辞所表扬的、莫言作品的乡土风和魔幻现实主义。当年托尔斯泰未获此奖，事后评委答复质疑的说法，是因托氏向往原始乡土的生活。那不也是，一种政治化吗？“魔幻”的“现实”体验，更是广义的政治。在卡夫卡那里是存在的荒谬；在阎连科那里是毛式语言的魔咒力量；在韩秀那里是来自地狱的温馨……他们的魔幻之中，不也有无形的政治在吗？
莫言的政治，不仅在于他的作品避免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不仅在于他是共产党员、作家协会副主席，更在于他一再宣称，抄写《延讲》没错，出版审查制度如同机场安检一样必要，甚至有人丑陋化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只说有人，没说丑陋妖魔是不是丑陋妖魔，也还是没说的东西比说了的重要）。这不奇怪。即使党外作家如是说，也是饭碗甚至安全所系，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你可以批评他们犬儒奴才甚至鹰犬，可以说对罪恶保持沉默无异罪恶的同谋，可以说在大树和蚍蜉之间站在大树一边是可耻的，甚至也可以预言一旦形势改变，他们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但那是历史中的自然，是那种“特殊国情”历史地铸造出来的人格模式，也是那个如此荒谬残酷而又能历久常存的组织的基础。因此，你绝不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非政治的选择。更不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写什么不写什么，和那个政治无关。
奇怪的是，完全在这个组织控制之外，以普世价值名义行事的瑞典文学院，却这么说了。一方面把得主和他的组织切割，强调文学与政治无关，只看作品质量水平，不问作者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把得主及其作品向诺贝尔遗嘱给定的、一向被阐释为普世价值的抽象标准、“理想主义最佳作品”附会过去，强调得主有批判专制政治的倾向。两个强调，都是曲解。两种曲解，互相矛盾。初看难以置信，再看言之凿凿——那是授奖辞里的白纸黑字。
世界上大小奖项无数，比如乐透，比如六合彩，意义虚无、价值虚无。中奖靠运气，机会都均等。虽金额远大于诺奖，谁得之都没有异议。又比如奥运金牌，诺贝尔科学奖，或者某些民间独立的理想主义奖项，标准明确肯定，毫厘之差可辨。纵有黑哨禁药不实数据，容易发现也不难解决，公平自在其中，权威也自在其中。这次的问题在于，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权威大得有引领潮流之势的奖项，给了一个反对普世价值的得主。这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社会思潮，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
当然，中国的误导，不自诺奖始。华盛本大学肯尼迪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到中国做交流，看到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画画，太阳必须是红色的，天必须是蓝色的、草必须是绿色的，感到非常惊讶。我告诉他这是“中国特色”，但不是唯一的颜色，也存在着想象“另一种语言”的努力。北大附中林芳华老师给孩子们开了一门“诗歌”选修课，激活童心中的诗心。诗人王家新把她的这种努力，称之为“素质教育”。“因为诗歌才是对心灵的开启，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提升”。但在现实教育制度下面，诗心童趣恐怕只能短暂存在，为了考试升学，孩子们不得不被一步步纳入体制的规范。
接受铸造，进入模式，不光是中国儿童的，也是成人们共同的命运。我担心诺文学奖带来的价值错乱，会使得这种命运更加难以逆转。现在“爱国”者、追星族跟风附和、捧场背书的声势浩大，有人重提恩格斯关于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矛盾的言论，说反动作家可以写出进步作品；有人说肖斯塔科维奇歌颂斯大林无损于他的音乐，庞德拥护墨索里尼无损于他的诗歌，海德格尔支持希特勒无损于他的哲学……以致你若想认真对待，就不得不回到那低于历史的起点，等于被夹持，拉下水去。
有人为得主不批评政府辩护，说他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听起来好像是，指责你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在乎别人的安危。有人相反地把这位忠诚党员说成异议作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尖锐的笔触书写了当今社会矛盾和当代历史的创伤经验”。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中宣部没有尽到“机场安检”的责任，中组部没有尽到干部鉴定的责任。有人用普世价值衡量，说莫言“不配”得奖。听起来好像是，无条件认可瑞典文学院封圣的资格，在指出他们的失职之处……
多元世界文学，是无量自由心声。以各种语言、各种形式，分布全球无数角落，可以同时有无数尖端。无论是个人、基金会、学术团体、国家政府或者国际机构，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够全部掌握。瑞典文学院，同样不能。回顾以往，不少得奖者早已销声匿迹。当其时而未得奖者，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左拉、卡夫卡、契科夫、普鲁斯特、布莱希特、纳博科夫，乔伊斯……等等，至今都是，世界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孤峰。 如果说，过去的失误只是文学判断失误，那么现在价值错乱，受损的就不仅是文学了。
网路时代云革命带来的虚拟自由，丝毫也不能缓和现实中奴役与自由的真实冲突。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和绵延不断的战争烽火，不管表面上有多少错综复杂、文化与宗教的背景，或者所谓的特殊国情，归根结底，都无不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当此际一种具有国际权威的理想主义奖项，不支持自由精神，却去鼓励相反的力量，能不令人失望？！
我相信，这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初衷。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取消文学奖项，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将是世界文学之幸。
如果他们不能，我希望这次事件所造成的震撼，有助于恢复绝大多数人的平常心，消解极少数人的诺情结，转而去创造真正的价值。
话语权再大，大不过时间的考验。想当年经变俗讲，何等神圣。万人空巷，如听梵音。最终还是佛陀的归佛陀，寺庙的归寺庙，说唱的归说唱。历史大浪淘沙，我们相信未来。
（本文选自高尔泰新书《草色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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