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这篇政论不代表“民主中国”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民主中国”。

引言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那时年幼无知，对这些是不明其意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经过学习、工作、社会实践，而今已步入耄耋之年，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百年之历史，回顾过往，自然是感慨万端的。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历经远古巨鹿之战后，黄帝、炎帝入主中原，经略黄河流域，风化渐开，逐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基础。后来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生产发展，百姓安宁，出现了夏、商、周三个王朝，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由此而兴起。其后进入春秋时代，诸候问鼎，逐鹿中原，才有秦国称雄，统一中国，废除分封，设立郡县，后世效之，逐成定制。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了。

在其后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虽经楚汉之争、三国鼎立；再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之乱、宋朝抗金、蒙古铁蹄踏破中原、清兵入关等等之诸多战乱，以及历朝历代宫廷内部争权夺利之政变和无数次的农民抗暴与起义，使社会动乱，人民饱受磨难；但，总体来说，十七世纪前之中国仍不失为世界之强国。特别是在每一个朝代之开始阶段，统治者多采取一些宽松的让步政策，使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往往会出现所谓“太平盛世”的时代，最典型的如汉、唐及北宋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经济繁荣，文化和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使中华大地成了诗书之乡，礼仪之邦，出现了四方来朝的盛世时代。回顾这样的时代，世人可以看到，古丝道上，驼铃叮当；茫茫大海，舟辑竞渡。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四大发明传经世界各地，开辟了世界各民族进化之路，此乃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

当十七世纪初大清帝国建立的时候，英国革命也几乎同时开始了。此时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飞速发展之时，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却在津津乐道自己的“康乾盛世”，使中国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面。落后、特别是耍流氓就要受外人欺侮，就要挨打。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祸起海上，先是英国、后是法国、美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沙俄诸国轮番侵略中国；其后，就连中国人一向瞧不起的弹丸之国日本也屡屡向中国进犯，欺侮大清的无能。由于大清之腐败无能，每战必败，每败必是割地赔款。一部中国的近代史就成了中国人挨打和受辱的苦难史。

面对西方列强的兴起和中国的受辱，中国的有识之士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深知，要使“民富国强”，惟有打开国门，变法维新，向先进的外国学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的洋务运动和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由此而兴起，一批有识之士的知识精英和开明的政府官员成了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积极参与者。但，由于大清制度性的落后和腐败，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最终被封建独裁者打压下去了，一些人被砍了脑袋，一些人流亡海外继续寻找救国救民之真理。国人带着外受列强侵略打压、内受封建独裁专制的悲痛心情跨进了二十世纪。

中华民族本想在新的世纪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强盛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打破了人们美好的愿望。由于马列共产文化的入侵，深深地毒害了中国人民，使二十世纪成了中华民族苦难最多、也最为悲惨的一个世纪，这是善良的人们所未曾想到过的。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真实纪录就成了历史，它使人们能知道以往所发生的一切及现在发生着的事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只是弹指瞬间，却隐藏着无数的人间悲剧、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重大事件。如若我们对十九世纪及之前的中国历史暂且不论的话，只就二十世纪这百年的历史，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去回顾、总结与反思的。现在新世纪巳过去二十多年了，回顾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亊。

一、二十世纪值得回顾的重大历史事件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在中国有那些重大事件值得回顾、总结与反思呢？概括起来主要有：

1、义和团动乱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这是本世纪开始在中国发生的第一件大事。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民间秘密成立了。参加者主要是农民和破产失业的城市居民。开始他们的口号是“反清复明”，其后又改为“扶清灭洋”。这个组织的出现，实际上是封建奴化教育与儒家传统礼教影响的结果。一些守旧的官员和文人从中支持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排外。他们视外部世界一切先进的东西为大逆不道的“妖孽”，因而四处作乱，撬铁路，拔电线杆、毁教堂，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不论男女老少都杀。当时的朝野上下都把他们称之为拳匪。

正是由于拳匪的胡作非为，为洋人提供了入侵中国的借口。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澳八个国家组织侵华联军，借口义和团和清政府“排外”，屠杀他们的教民而入侵中国。八国联军于6月攻占大沽炮台，7月攻陷天津，8月集结兵力2万人攻陷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被迫逃往西安。9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任联军统帅，侵略军增至10万人，北犯张家口，东占山海关，南侵保定、正定。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17万人，侵占中国东北，血洗江东64屯。

西方列强本来就希望在中国谋求经济利益（少数国家如沙俄、日本则有领土要求的野心），清政府支持义和团“排外”，这就给侵略者找到了借口；当侵略者准备动武之时，清政府又不自量力的对外宣战。义和团的暴乱和清政府的宣战是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根本原因。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的失败，慈禧即派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八国联军乞和，于1901年8月双方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向八国赔款银四亿五仟万两。

义和团的暴乱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2、 辛亥革命：

二十世纪初，处在外受列强入侵，内受满清封建独裁者残酷压迫的中国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孙中山、邹容、秋瑾、陈天华、黄兴等一批走在时代前面的有识之士，为这个时代中国人民的革命，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在这些立志社会变革的志士仁人中，孙中山是一个突出的革命先行者。他早在1894年就建立兴中会开始了反对满清的斗争。1905年组成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同改良派展开论战，并联略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一些地方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全国纷起反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在同盟会的推动下，1911年（旧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湖北军政府，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皖、粤、桂、闽、川等省先后响应，宣布独立，满清统治迅即瓦解。12月孙中山自海外归来，被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满清政府的统治宣告结束，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袁世凯玩弄阴谋，迫使孙中山辞职，并迫使那时的国会提议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使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了袁世凯的手中，使中国人民又陷入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和新旧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

3、“五·四”运动的爆发：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夺后，1913年民主斗士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这一切都引起了国人的反思，革命并没有结束。但需要怎样的革命呢？这在人们的头脑中是争论颇多的。1916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张扬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为“继续革命”打开了探索之门，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在此种形势之下，全国展开了一场猛烈的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李大钊、胡适、鲁迅、陈独秀等时代的知识精英们，成了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发出了改造社会、救国救民、探索新道路的呐喊。到了1919年5月4日，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有了一个激烈的升华。这一天，从巴黎和会传来消息，帝国主义列强将中国山东列为分赃对象，北洋政府竟训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当天，北京13所大中学校3000多学生奋起反抗，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反对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兴、章宗祥，并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住宅，遭到军阀政府的镇压，逮捕32名学生。次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以示抗议。接着，全国20多个省市的学生也举行集会游行。6月3日以后，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其它各阶层人士也起来声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使之成为一场反帝、反封建、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初期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4、 中国共产党成立：

自十九世纪末，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华民族渐渐觉醒，出现了许多仁人志士在为中国的强盛而在认真的思考。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主共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潮在中国逐渐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共产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的思想传到了中国。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探索酝酿。之后共产国际多次派人来到中国，在1920年，上海、北京、山东、湖北、广东、湖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等13人，代表着中国50多名党员。主要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因事未能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陈独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组织。实际上成了苏共的一个儿子党，是外来的产物。

客观的说，当时共产党的这一批人才确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初衷是为国为民的，他们具有革新的朝气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但由于列宁、斯大林修正了真正的马思主义，強力推行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邪说，受其毒害，在其后漫长的年代里，正是由这些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间大悲剧，使中华民族蒙受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5、 北伐战争：

1921年1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周年纪念大会上，孙中山倡议成立正式政府。4月7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1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后因陈炯明叛变，北伐中途停止。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代表赴苏俄考察。12月25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十三号》，要求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努力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王尽美、于树德、夏曦等人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苏俄顾问鲍罗廷也参加了大会。从此中共人员进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开始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这是由于孙中山采取了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结果。1925年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从广东出师北伐，第一路10月10日攻下武昌，第二路12月占领福建、浙江。1927年春，汉口、九江工人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两地的英租界；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北伐军的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北伐的胜利当然是令国人高兴的事。但它的不足是牺牲了中国的利益换取了苏共的援助才取得的，给世人留下了遗憾。

在北伐军向前进军之时，共产党在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大搞农民运动，打土豪地主，分他们的家产，并杀害了一些地主，这激起了北伐军中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军官不满；加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掌握了军事大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一套作法是无法容忍的，他们之间的根本利益不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反对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清洗和屠杀共产党人，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造成了所谓的“宁汉”分裂。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与共产党分裂，清洗共产党人，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合作，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此破裂。国民党在南京建都，开始了在中国的统治。

6、 十年内战：

国共两党分裂后，从1927年8月至1936年12月，国共两党进行了十年的国内战争，期间加上各派军阀的混战，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在各派军阀的混战中，如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中原大战，蒋介石与李济深、蔡廷楷福建之战，都是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唯独与共产党的交手蒋介石却达不到如期的胜利目的。

在此期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中，从1927年8月1日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开始，其后10月湖南发生了秋收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起义，1929年11月8日六安农民暴动，12月11日百色起义，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都是共产党领导下对国民党的战争，这些起义虽然有过短暂的胜利，但最终都失败了。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1928年4月28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农军在江西井冈山汇合，在湘、赣、闽、粤等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号称“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国中之国”。为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从1928年6月22日起至1934年10月对共军连续发动了五次大围剿。前四次围剿国民党军由于内部不团结，加之军阀混战，都失败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围剿由于国民党军总结了经验，加之共产党红军领导集团内部意见之争出现指挥失误而遭到失败，被迫退出湘、赣、闽、粤边区，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共产党自己称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则称他们是流窜），于1935年10月逃到陕北，与陕北共军汇合，再次建立根据地。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党之所以能最终到达陕北，那是蒋介石有意放走的，目的是让红军进入西南数省，一方面可以借此削弱那些地方军阀的势力，蒋介石的势力也可以此名义进入这些地方；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是为了显示给苏联看的，想与苏联交好，以便联合共同牵制日本，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使苏联能把他的儿子蒋经国放回中国。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只是调东北军与西北军来看管这些红军，把他们划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期间虽有战亊，伹红军始终沒有被消灭，个中原因却是复杂而又令人深思的。

7、 西安事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并向华北推进，但日本企图占领整个中国的野心此时尚不明显，也未被许多人所认识到。根据当时中国国弱民贫的实际情况，蒋介石不主张把中日关系矛盾扩大，希望通过“国联” 来调停处理解决；同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这些主张在当时来说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蒋介石的这些举错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其中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他早就与共产党人有来往，他曾向苏联人表示，願意与中共建立反蒋同盟，与日本决战，由他来取代蒋介石。在这种情势下，他与红军之间表面上虽有战亊，但实际上却是互相秘密来往、谈判。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的部队围剿红军显然是不可能尽力的。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了西安，此时张学良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已在密谋捉蒋之亊。捉蒋开始时，张学良给毛泽东发电报，告诉毛他要动手捉蒋了。12月12日，张、杨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同时扣押了许多国民党的髙级军政官员，并通电全国。捉蒋消息传来，中共领导人群聚在毛的窑洞，大家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认为这是除掉蒋介石的好机会，想方设法地要张杀蒋。但此时的苏联人不认同毛的作法，12月14日，苏联的两大报纸《真理报》、《消息报》都在头版刊登文章，强烈谴责张学良，说他的政变是为日本服务，并毫不含糊地支持蒋介石。

“双十二” 亊变的第二天，12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南京召见苏联代办，说“西安亊变，外传与共产党有关，如蒋公之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为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 听到这些，此时的斯大林急了，及时电告中共，向中共施压，要和平解决西安亊变。在苏共的电示后，中共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到西安谈判，12月24日博古又到了西安，带来了莫斯科的话：“莫斯科将释放蔣经国”。 这句话使周恩来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卧室与蒋见面会谈。蒋介石得到了斯大林这一承诺，蒋才同意了中共提出的条件，要周在他回南京后“直接去谈判”。

在苏联的推动下，蒋、张与中共三方代表经过谈判，西安亊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无疑这是一个可喜的结果。

蒋介石经过这一番磨难，声望如日中天，当他返回南京，汽车开进南京城时，民众报以热烈的夹道欢迊，鞭炮声响了一整夜。

长期以来有人把张学良发动西安亊变称之为“兵谏”， 是“逼蒋抗日” 的“英雄之举”，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是令人质疑的，就是张学良本人也不会认同这种看法。其实捉蒋并不是什么“迫蒋抗日的兵谏”， 甚至是损害了抗日。胡适先生当时就曾指出：“捉蒋时，绥远的抗战已经开始，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这时把蒋介石抓起来，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別的几位重要官员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了‘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对于发动西安亊变一亊，多年后张学良自已仍说他是“民族罪人”， 这不清楚地说明了一切么？

8、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日本素有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财富的野心，这是近世以来十分明白的事。但近来在网上看到有学者研究说，是中共领导人中有人利用日本的侵略野心，派人与日方勾结，制造事端，以搞垮国民党的势力，以便从中夺权，1931年的东北“9·18” 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13” 的上海抗战，都是因此而发生的。由于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变，进攻中国守军，就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8年冬，在全面占领东北的基础上，迅速侵占了华北、华东、中原等大片国土。1944年日军为打通湘桂线，又侵占湖南、广西，并侵犯到贵州的独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盟军从1944年开始了全面反攻，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了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日本的侵华战争。

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牺牲了数百万军人，仅将军级以上的军官就有两百多人，是历史上少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虽表面上高喊抗日，实际上暗中阻止他的军队抗日，并私下派人与日伪勾结打压国军。当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广大指战员是积极抗日的，他们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大的牺牲。在美国盟邦的支持下，由于全国军民的艰苦努力，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消耗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才取得了胜利。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全面的胜利，在中华民族的斗争史上是光辉永存的。

9、 国共第二次内战及其结果

八年抗战胜利后，人民多么需要休养生息，需要和平的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1945年8月到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在谈判中由于国民党的高姿态，于10月10日签订《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实现和平，全国人民无不感到由衷的高兴。

然而，人民的愿望很快就化为了泡影。由于国共两党的理论和根本利益的不同，和平只是暂时的、表面上的。国民党虽然退让求全，但共产党一心要夺取政权，要推翻国民党政权以便取而代之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两党的冲突和战争就绝不可避免了。

1946年6月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有美国的援助，军火数量多，装备精良，统治着中国广大的地区，力量自是十分强大的。但此时的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队也绝非十年内战时可比了。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扩大了地盘，武器多了，军队也扩大了，光正规军就超过了一百万，民兵达两百万，并得到了苏共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在共产党占领的区域，共产党领导农民斗地主，分地主的田地和财产，吸引了广大的农民为共产党卖命，成了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

双方经过三年的战争，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冬，共产党夺取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败走台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宣布建立新政权，取代了国民党成为大陆新的统治者。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共产党人当时声称这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又一场伟大胜利。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客观来说，由于旧政权的独裁腐败，对一个新政权的建立，人民是欢欣鼓舞的，是拥护这个新政权的。人们多么希望共产党能带领他们奔向一个民主自由、生活幸福的社会，可以说人民是满怀希望的。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的希望破灭了，他们陷入了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

10、 剿匪和土改运动：

毛泽东的新政权建立之后，蒋介石的残余势力还在各地存在，对新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此，毛泽东从1949年的5月起就在东北已占领的地区开始剿匪运动，从1950年起又在全国新占领的地区开展剿匪运动，直至1953年底结束。先后抽调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个师、2个旅加20个团，共150万人投入剿匪战争。

所谓的“剿匪”，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内斗的继续，国共两党互相都称对方为“匪”是早已司空见惯之事。此次剿匪，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全国歼灭土匪240余万人，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人，管制23万人，杀掉71万人。

其实许多所谓的“土匪” 都是罪不当诛的。

伴随着剿匪运动进行的同时，是开展土改斗地主的运动。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使农民能跟着他走，在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9月止，全国90%以上的农业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使3亿多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家财被分光，一些地主并被枪杀，许多人被斗得死去活来。有学者估算，全国被杀掉的地主最少在100万人以上。

一场暴力土改，随意乱斗、乱杀地主，并抢夺他们的财产，沒有任何补偿地強占他们的土地；为什么不能用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土改呢？农民从此真的翻身了么？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11、 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统治人民，从1953年起在全国开展了对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首先是在农村中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把粮食掌握在政府手中；同时要求农民实行互助组。到1954年和1955年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又普遍改成高级合作社。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又被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了，这实际上是禁固农民的一种手段，使农民成为农奴的第一个步骤。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私人的产业和财产充公，使许多资本家破产，有的被逼自杀，这在当年的上海、天津、广州等大中城市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事件。这对民族工商业是极大的破坏。

12、 反右运动：

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到1956年匈牙利、波兰事件的出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挑战。在中国，经过土改、肃反、统购统销、对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的运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希望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改正工作。1957年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到了五月，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也一再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以解决中国的内部矛盾。在此种情况下，党外的民主人士、各路知识分子精英及部分党政干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纷纷发表意见，帮助共产党改正作风。1957年的春天，确是一个冰雪解冻、百花齐放、民主空气异常活跃的季节。民主党派及各路知识精英如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蒲熙修、谭天荣、林稀玲……等等一大批人，他们怀着一颗为国为民的善意之心，对共产党的政策及他的领导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然而，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好心却得不到好报，到了五月中旬之后，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好心提意见的人开始反击了。

此时的毛泽东面对各种意见，他认为“在党内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与党外的右派一唱一和”，必须反击右派的进攻。

1957年6月，毛泽东在修改他在2月的讲话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从1957年7月起，一场“百花齐放”的整风运动迅即演变成一场反右运动，全国有50多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连大中学校学生和中小学教师都不能幸免。对于这场反右运动，毛泽东当时曾大言不惭地说这是“阳谋”，为了让右派跳出来，所谓号召向党提意见只不过是“引蛇出洞”。可怜这些知识精英们，是上了毛泽东的当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们，有的被开除党籍、降级降薪，有的被送到劳改场、送到农村、送到边远地区，许多人备受非人的折磨，有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受逅害者连同他们的家人，至少在数百万人以上。所谓的“反右”运动，是一次荒唐的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13、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

经过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运动，毛泽东的思想更为独断，他的理想主义表现得更为乌托邦，对知识分子采取更为粗暴的政策。毛一再强调“知识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他要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这一事实中获得积极的优势，号召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毛的思想推动下，1958年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浪潮掀起了。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农村开始出现小社并大社，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的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人谈话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即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在这样的组织里人民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完全成了新式的农奴，就连吃饭也是到集体的食堂里去，整日像奴隶般的劳动。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而兴起的是所谓大跃进、大炼钢铁。毛泽东号召人们“超英赶美”、“大放卫星”。那时节最响亮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地纷纷上报粮食产量，亩产“数千斤”、“上万斤”已是很平常的事，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祝捷。荒唐的年代铸就了无数荒唐之事。

为了钢铁元帅升帐，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千万万的人上山挖矿，上山砍树烧炭来炼铁炼钢，甚至砸锅、毁房屋来炼铁。人们简值是被逼得发疯了。所有这一切使全国人民劳民伤财，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

14、三年大饥荒：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一批中共高级干部批评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错误政策，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加上中共与苏共的公开对立，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人的行动是现代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右倾的表现。为此毛泽东抓紧了阶级斗争，在会上公然掀起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全党开展反右倾的运动。这样一来使得本来已经崩溃的中国经济又雪上加霜，从而造成了1960年至1962年连续三年的全国大饥荒。全国人民都缺吃少穿，特别是在农村，那更是一片满目荒凉的悲惨景像。有学者估计，三年的大饥荒期间，全国约有近四千万人饿死，最为惨重约是皿川、安徽、河南等省。

15、中苏两党的分裂：

中苏两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追索到四十年代即有迹象显露。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后，开始一段时间双方的关系是好的，中共把苏共视为老大哥，号召全国人民向老大哥学习，声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共也给了中共不少帮助。但，自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上台大反斯大林，接着1956年出现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中苏两党矛盾再现，双方开始出现论战的苗头，为此中共的理论家们写出了《列宁主义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对苏共进行反击。1960年后，双方矛盾加巨，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63年9月起对苏共组织了全面的反击，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编辑部文章，中苏两党的论战全面公开化。

随着中苏两党的分裂，毛泽东不但大批苏共等修正主义的党，在国内也大抓阶级斗争，大搞反修、防修的运动，最终导致文革的爆发。中苏两党的分裂，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衰落。

由两党的分裂进一步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双方剑拔弩张，在边境大肆陈兵对峙，终于在1969年初出现边境（珍宝岛）战争。毛泽东在全国大搞“深挖洞，广积粮”，大搞备战、备荒，造成国家进一步穷困，人民贫穷，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16、文革大动乱：

从1966年5月开始，至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捕而结束的文革运动，历经十年，是一场全社会的大动乱，是革文明的命，是对文化的摧残，致使国家经济崩溃，法制与道德规范无存，无数的人惨遭迫害和杀害。明为反修、防修，实为祸国殃民，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大灾难。这是毛泽东独裁专制的结果，是毛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同时在哲学、史学、文艺、经济等领域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一批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受到打压；1965年，毛泽东又派他的夫人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密谋，组织并在上海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可以说这些都是文革前的舆论准备。

1966年初，围绕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不同态度，开始了毛泽东与彭真等人的交锋，最后发展成为与刘少奇的交锋。接着在毛的亲自指挥下，通过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组织文人姚文元、戚本禹、关锋、林杰等人发表大量文章，矛头对着北京市委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学术界的名人吴晗、邓托、廖沫沙、剪伯赞等一大批人。紧接着改组了北京市委，中共中央《“5·16”通知》下达，文革运动全面爆发。

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的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期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动向，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向外泄露了。这等于向全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接着毛泽东在北京八次接见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学生开始了全国大串联，使文革的动乱发展到了顶峰。红卫兵们身着军装，头戴军帽，手持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写大字报、撒发传单、破四旧、抓领导干部和各方面的名人批斗、游斗，甚至打人、打死人由此而起。仅北京地区在7、8、9三个月就有一千多人被非法打死或迫害致死。不但学生们在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的指挥下胡作非为，工人和农民也卷入到运动中来了，军事机关和院校的文革运动也起来了。1966年6月至1968年是大动乱的高峰期，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两派对立，并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些地方（特别是广西、湖南）出现乱杀人的严重事件。整个国家经济崩溃，处于大动乱的瘫痪之中。

历经1966至1968这三年大动乱后，其后又经过1968至1969年的清理防级队伍和整党运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1970至1971年的清查“5·16”运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冬至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风”运动，构成了整个文革运动的大灾难。文革中不但经济损失惨重，更有近亿人遭受关押、批斗等各种迫害，有数百万人惨遭非法杀害，或迫害致死。如张志新、林昭、遇逻克、刘凤翔等人的惨死，特别是在广西，乱打乱杀，使十多万人死于非命，都是最典型的杀人惨案；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及一大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都不能幸免，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17、林彪叛逃：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林彪的座机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包括林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林彪生于1906年，湖北黄冈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的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此后一直跟随毛泽东闹共产暴力革命，为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共产党的常胜将军。此人生性孤辟，沉默寡言，但足智多谋，决事果断。中共取得政权后，林彪一度称病不出。在1959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因彭德怀对大跃进提意见上的万言书十分恼怒而将彭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同时撤消了彭的国防部长职务，代之以林彪出任国防部长，此后林在军中大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选编《毛主席语录》，至文革期间被毛选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之中。

毛的“好学生”、副统帅、中共九大党章定下的接班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的要人，何以要反对毛泽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中共内部争权夺利之争和反对毛泽东的独裁专制所致。文革开始，毛主要是利用两股势力来清洗刘少奇及其他的反对者，一股是林彪的军人集团，一股是毛的夫人及其笔杆子队伍。这“枪杆子、笔杆子”两者之间开始是互相利用，之后又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林彪自60年代初至文革时，顺着毛之意走下去，与毛一道整了一大批老干部，可以说为毛所干的坏亊也是罪行累累的。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是林彪在忽悠毛泽东，以取得毛的信任，而最后取代毛泽东的重大步骤。因为林彪数十年来深知毛的为人，深知党内斗争的残酷，深知毛的独裁专制给中国所带来的祸害，因而策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图政变搞掉毛泽东而夺取政权。由于毛对林彪早有查觉，设计逃脱了林彪设下的陷阱，林彪阴谋败露，因而出逃企图飞往苏联。

林彪之死，反映了共产党政权的分崩离析，对毛的独裁专制是极大的震动，就毛的身体而言，受此打击和影响，从此一蹶不振了。

林彪虽然政变失败，但他敢于反对毛的独裁专制则是有进步意义的。

18、毛泽东之死及“四人帮”的覆没：

对中国的信迷或守旧的人来说，1976年是个充满灾难的不吉利之年。紧接着1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去世，7月，89岁的朱德委员长也与世长辞了。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周和朱对毛都是忠诚的，因而保证了毛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而使毛成为最高统治者。三个星期后，一场特大的地震袭击了华北煤都唐山地区，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严重受伤。是这个不吉利之年的重大事件。

早在1976年的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就出现了借悼念周恩来总理的逝世来反对毛泽东及江青等“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毛泽东在行将死亡之前仍通过“四人帮”对群众进行镇压，并再次罢免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开展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之后，毛久病不起的身躯面临死亡，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终于离开人世了，终年83岁。

毛在死亡之前就指定了一个表面憨厚而又能力较低的华国锋来做他的接班人。华国锋接替毛执掌中共政权后，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元老派开始活动了。这批元老派早就想除掉“四人帮”，只是奈于毛泽东在世而暂时不行动而已。现在毛泽东既死，元老派们无所顾忌了，因而积极开展秘密活动，并设法与华国锋合作，以图加快解决“四人帮”的进程。

与此同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也加紧了搞掉元老派的准备工作，在上海进行实际部署。但“四人帮”的战略错误在于没有联合中共内部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战术上的错误是在毛死后仍然留在北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对手的力量，这是他们灭亡的必然结果。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派联合当时的掌权者华国锋，采取果断行动，命令汪东兴和他指挥的8341部队，一举逮捕了江青等“四人帮”及其党羽，“四人帮”全军覆没，文革运动也就此寿终正寝了。这是中共内部权斗的结果，乃是一件对国家和民族有益之大事。

19、平反冤假错案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毛去世后，华国锋继位仍然执行着一条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坚持“两个凡是”，这就违背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使中国仍然停滞不前。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领导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可以说是中共有史以来划时代的伟大进步。

随着邓小平及一批中共老干部的重新上台，到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召开十二大，华国锋下台，中国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才大规模的得以开始。在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毛执政以来的重大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如胡风事件、潘汉年事件、反右运动、特别是中共的高干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大批人的平反，“文革” 中的许多冤假锗案，1976年“4·5”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由此，造成了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言论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较之毛泽东时代确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同时开展。首先是从农村的改革开始的，在赵紫阳、万里等人的领导下，农村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的农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农业得以迅速的发展。接着城市也开始了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共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开放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20、“6·4”镇压学生事件：

在总书记赵紫阳被非法逼下台后，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的实际当权者邓小平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命令军队镇压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抗议的学生。军队出动坦克、装甲车从北京郊外向天安门广场合围，沿途受到数十万北京市民及外地来京声援学生人员的阻拦，军队奉命向群众开枪，致使数以百计的群众死亡，数千人受伤，数千人被捕或流亡海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4”镇压学生事件。

当时中共对外宣称这是镇压“反革命暴乱”，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事件的起因是学生们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而进行的和平请愿、示威，触怒了中共的独裁者邓小平而引起的。

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共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确实增长了，人民也确实得到了一点实惠，比毛泽东时代老百姓饿肚子，现在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是客观事实，但，随着国门的打开，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弊端也同时暴露出来了。一方面人们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另一方面各种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充斥着整个中国官场。官员们贪污受贿，利用权力搞官倒，腐败猖獗，人民怨声载道。为此，1986年中国曾一度出现学潮，总书记胡耀邦因倡导民主、支持学运而被邓小平逼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会议中突然病逝，北京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利用“移情投影”的手法发起天安门斗争。北京的知识精英和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由此而演变成和平的民主请愿与罢课，其中4月22日、27日与5月4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获得了全国许多城市和广大群众的呼应，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民主思潮的大冲击。

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是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延续，也继承了“5·4”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回应了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念，是觉醒的一代对中共独裁者邓小平家长专制权威——指令控制的挑战。它的内涵和社会影响，超过了1976年4月5日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1979年的“北京之春”和1986年的学潮运动，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光辉的里程碑。

21、香港、澳门主权回归：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主权回归，这是本世纪末中国人民的一件喜事。

16世纪澳门被葡萄牙占领。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领。这是中国在明朝末年和清朝晚期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的结果。

香港人民经历了英国殖民主义100多年的统治，澳门人民经历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400多年的统治，历尽艰辛，发展了两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现在两地的主权回归中国了，殖民主义者跑了，但仍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存原有的民主体制和生活方式不变，这无疑会给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制度和它的独裁专制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人民需要的是“一国良制”而非“一国两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实现为期不会远了。

22、镇压法轮功事件：

这是中共在二十世纪末最后一件不光彩的事件。

所谓“法轮功”，本是由吉林省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停薪留职人员李洪志于1992年5月起开始在全国传播的一种功法。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全国掀起了一股气功热，在离退休的人员和农村的中、老年人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经济收入低，有病看不起，转而迷信练功能强身健体治病，许多人都加入到练功的队伍中来了。其后一些中、青年人、甚至一些有文化的大学生、教授、专家学者之类的人也有练功的。有人估计练功者几年间就达到了数千万人。使一些功法的创立者们（如张宏保的中功，李洪志的法轮功）从中赚了大把的钞票。

1999年4月19日，天津师范大学校刊《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写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天津市部分法轮功练习者因对此不满而到该校聚集、静坐，至22日人数已达3000多人，后来又增至6300多人。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到北京中南海周围聚集，从而引起了中共的当权者江泽民的恐慌。对这样的事件，如果通过正常的教育和疏导本来是可以解决的，但1999年7月22日，在江泽民的主导下，中国政府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同时宣布取缔法轮功组织，中央及各地都成立“6·10”办公室，专门用于打压法轮功，从而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法轮功组织和人员，使许多法轮功练习者受到打压，一些人被收容教养，一些人被逮捕、判刑，一些人被迫害致死。

笔者虽不相信法轮功和其他任何一种功法，但认为如此镇压法轮功则是根本错误的，他侵犯了公民的人权，剥夺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和民主自由的权利，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这一切都是江泽民这个独裁者造成的，是很不得人心的。

百年中所发生的亊件当然还有许多，但，最主要的应该就是这22件大亊了。

二、对百年历史应有的总结、反思

由上述的记载，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苦难历程。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历经磨难最多的一个世纪。

回首世纪百年，前半个世纪（1900年至1949年）是内忧外患的动乱战争年代。如世纪初的拳匪爆乱与八国联军的入侵，其后是军阀混战、共产革命引发的国共十年内战、日本侵略引发的八年抗战、国共第二次内战，整整打了50年，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使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中华民族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的财产损失。50年的战争岁月，是任何一个世纪少见有纪录的。

后半个世纪的前29年（1950年至1978年）是假话连篇、人祸横行的疯狂年代。这主要是由于共产文化的毒害，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歪理邪说的指导下，他用神州大地作试验场，用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作试验品，从剿匪、土改斗地主、农业合作化、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四清、十年文革运动等等，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把个神州大地搞得百孔千疮，满目荒凉，国家机器成了一部绞肉机，无数的人不是被非法杀害，就是被迫害致死、致残，或者是被批斗、被关押判刑，或者是被饥饿夺去生命。29年中，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失去了人权，沒有做人的尊严，没有民主和自由，完全变成了奴隶；饿死、被迫害致死、被以种种罪名杀害或判刑的人是无计其数的。对所有这一切，还要宣称这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要“解放全人类”，此乃毛泽东的反人类大罪也。

后半世纪的最后21年（1979年至1999年），在毛泽东死后，在中共的有识之士胡耀邦、赵紫阳、也包括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经济发展了，人们能填饱肚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百年中只有21年的时间过上一点安静的生活，不至于饿肚子，这是多么的可怜而又多么不容易的一段岁月啊！

就是在这21年人民能填饱肚子、政治上稍为宽松的日子里，新的独裁者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人，也仍然使国人不得安宁，他们搞的所谓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打击知识精英，镇压“8·9民运”，镇压法轮功，是在开历史的倒车，阻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永远存在下去。这是本世纪末中国人民最后历经的磨难。

百年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灾难？中国人民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什么值得总结和反思的经验教训呢？这是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必然会想到的问题。

依笔者之见，下面这几个问题是首先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的。

1、 腐败的政治制度和耍流氓是挨打的主因

世纪开始的义和团爆乱和八国联军入侵，其后是外国列强企图在中国获得租借地和经济利益，最后发展到三十年代日本全面侵略中国，这除了是列强的侵略本性所决定、想在中国获得领土和政治、经济利益而外，主要还是与我们国家当时的统治者腐败无能、耍流氓，科技和经济落后、人民贫困和文化素质低下分不开的。腐败无能，统治者耍流氓，贫穷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和现代中国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事。

要改变这种腐败、贫穷落后和挨打的状况，中国人民只有励精图治，发展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经济，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做到的。为此就要从进行社会的变革开始，打开国门向先进的外国学习。在世纪之初，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中国人，他们就在积极寻找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先是有孙中山、秋瑾、黄兴等人在极力进行推翻满清封建独裁统治的民主革命；后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大批知识精英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而在努力地进行探索。在孙中山等人的领导下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而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知识精英们的推动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得到了发展，它的升华导致“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暴发，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的历史功勋是国人永远铭记的。

如何改变腐败的政治制度，如何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孙中山、陈独秀、胡适一批时代的先驱者正在探索之中，一大批中国人也已经站起来从事社会的变革了。中国的前途如何，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先行者们的身上。

2、 只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救中国

这是中国人应该总结和反思的重要问题。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外国的文化也迅速传到中国。中体西用、三民主义和与之相配合的君主立宪、五权宪法正在兴起；而此时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各种自由主义的思潮也在中国蔓延。在各种主义争鸣之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产生了。

面对此时之中国现状，什么主义、什么样的政党和政治制度能拯救中国呢？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正在着手北伐，以图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建立真正的共和体制，使中国人民能在政治上享受民主的权利，经济上过上幸福的生活。为此他采取了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但，在北伐军准备出师北伐之前，孙中山不幸病逝，大权落于蒋介石的手中。虽然最终打倒了军阀，统一了中国，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背离了孙中山的一套，他自己成了一个新的独裁者，中国是依然腐败落后，人民照样生活在痛苦之中。

此时共产党的领袖们乘机而起，他们到处在宣扬共产主义，鼓动农民闹共产革命，声称“只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正值饥肠辘辘的广大穷苦人民在共产主义宣传锋芒的直逼下，他们听信了共产党的宣传而为共产党卖命，最终使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国家，毛泽东成了最高的统治者。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相比，他们又真能拯救中国吗？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早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好话说尽了。什么“解放人民，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什么“人权、民主、自由”等等诸多言论大量充斥于共产党领袖们的讲话中和当时共产党的报纸《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版面中。毛泽东就曾多次大声疾呼：中国缺少的“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毛又说：“自由民主中国”的基本思想就是“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是多么美妙动听的历史先声。然而，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从1950年起至1976年9月他去世时为止，他的一切胡作非为早就否定了他过去所说的一切，他的罪过早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并不能拯救中国，相反却害苦了中国人民。在毛时代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所统治的时代。

共产主义没有能救中国，更不能救整个世界。苏俄及整个东欧共产阵营的彻底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共产党的领袖们早就声称“共产主义社会必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必定会灭亡”。与他们的这种愿望相反，现在是全世界的共产阵营垮台了，资本主义社会却依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即使现在仍然坚持共产制度的个别国家，他的经济制度也早已资本主义化了。事物的发展结果给了这些共产党领袖们的最响亮的耳光。

现代的世界潮流是和平、民主为主流的潮流。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是腐朽落后的政体，它必然会被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取代，这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了的事实。民主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在中国实现，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3、 行不通的共产主义与害人的阶级斗争邪说

这也是人们对二十世纪要总诘、反思的重要问题。

国人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深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好坏，也同一个人一样，不是看他的外表，而是要看他的内心实质；不是看他表面上说的如何如何，而是要看他实际上做的如何，看他的实践结果如何。像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共产党的信徒们把它宣称是什么人类“最理想的主义”，说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乌托邦式空想主义的无稽之谈，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国家未能实现，中国和亚洲其他的共产国家也不可能实现。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共产党的领袖们又在大言不惭地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要分为两个阶段，它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是共产主义”，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过渡时期到底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叫你耐心地等待吧！这实际上是骗三岁小孩的把戏，是统治者为了维持他的独裁统治而把人民当成奴隶来欺骗的一种伎俩罢了。

列宁和斯大林在苏俄搞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了；东欧的所有共产国家的共产主义试验也失败了；中国、越南、朝鲜、蒙古等共产国家的共产主义试验都失败了，而在毛支持教唆下大搞共产主义的柬甫寨更是杀人无数、彻底失败。所有这一切，这绝非偶然的事件，而是证明共产主义是绝不可行的。

上述所有这些所谓共产制度的国家，都是清一色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在专制的制度下，人民非旦没有人权、没有民主和自由，在经济上穷得连饭都吃不饱，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了吗？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人民的生活，不用和美国及西欧的资本主义国相比（那是根本比不上的），就是在一国之内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来相比，当年的南、北朝鲜、东德与西德、中国大陆与台湾和香港，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等方面相比，谁优谁劣、谁好谁坏那是经纬分明、一目了然的。

共产主义是不可行，已为现实的许多事实所证明了。而在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阶级斗争”更是害人的荒谬邪说。

早在二十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就在中国的农村中搞共产革命，打土豪、斗地主，夺地主的财产，分地主的田地，甚至杀害地主；其后国民党军打来了，一些地主们又组织还乡团回来反攻倒算，杀害抢夺他们财产的贫苦农民。这种农民与地主的互相残杀，极大的破坏了社会的稳定，破坏了生产的正常秩序，给社会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使那里的农村一片荒凉。这是毛泽东在共产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一手挑动起来的，是没有任何社会进步意义的暴力屠杀。

在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这时的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毛泽东却仍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从剿匪、土改斗地主，到农业合作化、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四清、文革等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都是一次次的阶级斗争，搞得国无宁日，人民倍受磨难。

“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是友善与和睦相处的。在社会群体中不同阶层的人，虽然他们对财产的占有多少不同，文化程度高低不同，但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从来都是互相依存、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即使他们之间有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产生，只要互相体谅、友好协商、依法办事，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决不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

在过往漫长的年代里，农村中一些有钱的福裕人家，他们多是有文化知书习礼的人，对社会的公益事业往往会慷慨解囊；遇有灾荒之年能救助贫苦的农民，这都是常有的事。当然，也会有极少数的富人称霸一方，欺压人民；穷人中也会有打家劫舍的不法之徒在破坏社会之和谐。对于这样的事只要统治者能依法办事，这些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

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这是人为的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使他们互相残杀则是别有用心的。毛在夺取政权后，如果和平的搞土改，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政府给予适当的土地补偿，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毛泽东非要采取暴力的手段来土改，挑动农民斗地主、杀地主，抢夺他们的财产，分他们的土地，最后把他们扫地出门，使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这是中国社会最悲惨的一幕。

当地主们被扫地出门，成了无依无靠的“无产者”后，毛泽东还不放过他们，胡说什么地主们“有一本变天帐”，还会企图“翻案”，对这些地主还要七斗八斗，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毛之用心何其毒也。

毛泽东不但发动农民斗地主，也发动工人斗资本家；其后又大斗特斗所谓“反动技术权威”、“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右派”、“走资派”、“特务”、“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使千千万万的人被非法杀害，或者被关押、判刑、被打致伤致残。就连与他共同打江山的战友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大批共产党高官也被他当成“反党集团”、“修正主义头子”而加以打倒、甚至迫害致死。纵观这一切，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不但生活腐化，强搞上千的女人，更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暴君，是中国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才出现的一颗灾星。

“阶级斗争”的理论是绝对害人的谬论，中国人民应该深入的总结、反思这种理论和它的实践所造成的危害，把这种邪恶的歪理邪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把它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4、 中华民族也应深入地反思自己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个民族不愧为世界上伟大民族之一，这是我们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独裁统治和他施行的奴化教育，更由于儒家传统礼教长期的影响，我们这个民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也会存在自身的缺点的。特别是在某些人中，这种缺点的主要表现，诸如“愚昧、盲从、冲动、残忍”，在二十世纪是表现得尤为突出的，给自身也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如：1900年的拳匪暴乱，几乎是一夜之间，在封建迷信思想的煽惑下，愚昧无知的拳民便一轰而起。他们撬铁轨、拔电线杆、毁教堂，并残忍的杀人放火，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信教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格杀勿论。这种盲目的排外和残杀无辜的丑行，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和其后中国战败割地赔款的灾难。

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共产革命，毛夺权后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我们民族中的一些人在毛思想的鼓动下，表现得是那么的愚昧和凶残。他们把地主五花大绑，然后对其跪、斗、吊、打、上老虎凳，逼迫他们交代自己的财产收藏的地点，分地主的财产和土地，并把一些地主杀掉。即使不杀掉的也被打得死去活来，致伤、致残，最后扫地出门。这些人与地主之间有何深仇大恨何至如此呢？

1957年毛泽东号召反右，一些人则大抓右派，大斗右派，表现得是那么的凶残积极。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共产风一刮，千千万万的人就一轰而起，盲目跟进，以为共产主义社会“真的到了”，“吃饭不要钱，还有工资拿”，就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呼人民公社的成立。大炼钢铁运动一号召，人们就千军万马上山挖矿、砍树烧炭；矿石不够就砸锅炼铁。结果是破坏了环境，毁了家园，不但劳民伤财，也造成了日后的大饥荒。

文革期间的红卫兵运动，更是盲从和狂妄到了极点。红卫兵们破四旧，毁灭文明，破坏文物古迹，火烧英国代办处，发展到后来的武斗、杀人放火、不是义和团运动的翻版么？

要特别提及的是文革期间的文字冤狱和乱杀人之事。一些专家学者们的著作因不合毛泽东之意而遭到批判，一些人被迫害致死。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因写文章或发表不同的言论而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处死。如湖南长沙的杨小恺被关押判刑，刘风翔被处死；北京的遇逻克被处死；东北的张志新被处死；江西的李久莲、钟海媛被处死；上海的林昭被处死；广西的刘振武被迫害致死。这些都是因文字狱而惨遭杀害的最典型惨案。

乱杀人之风早在1966年的7月就在北京出现，8、9两月达到高潮，仅北京地区就有一千多人惨遭杀害。那些十多岁的男女中学生和大学生成了杀人凶手，他们用棍棒、带铜扣的皮带、石头来打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有的用开水来烫他们，直至把人打死，令人惨不忍睹。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校长、老师本无仇恨，而是他们因受邪恶思想的毒害使心灵抯曲和愚昧、以及凶残的劣根性表现的结果。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都有乱杀人的事件发生，尤以广西各地及湖南的部分地方最为惨重，最保守的估计，仅广西和湖南的部分地区无辜惨死者就在二十万人以上。1968年的春、夏两季，是这些地方乱杀人最多的时期。凶手们用木棒、石头、刀、枪等杀人工具随意把人处死，有的是把人捆绑后放入水中淹死，也有生割活人，挖肝割肉煮食的，更有老人、小孩被惨杀的，妇女先被强奸、轮奸再剖腹杀害。真乃人世间少有的大屠杀。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了，人类早就步入了文明社会，出现如此的大屠杀，怎么样都叫人无法理解。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惨剧，实乃中国人的劣根性所表现出来的愚昧、盲从、冲动和凶残的集中表现；这些劣根性是在某种邪说（如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共产文化）的煽动下执政者支持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些愚昧凶残之徒杀了人后，还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杀人成了“革命的壮举”，成了“时代的英雄”，这实在是可恶、可恨而又可悲，是一群可怜的群盲屠夫加流氓无赖。

就以上所述，中国人啊！还不应该很好地深入反省自己么？

三、中国！今日奔向何方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如果用五句话来简要概括的话，就是：
内战外战，五十年连续不断；
阶级斗争，人祸横行害生灵；
共产宣传，假话空话骗人民；
文革浩劫，经济破坏民遭殃；
独裁专制，人权民主荡然无。

这五句话虽然未必全面，但基本事实却是如此。

总结和反思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所得到的经验教训是颇多的，也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新世纪开始二十余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用已有的经验教训来指导新世纪的未来，定会使我们不致重犯过去的错误，定能不断地走向胜利！

回顾上世纪之最后二十余年，那时的执政者已认识到过去的一些错误，尽管这种认识还不够深刻，但他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让中国人过上了属于人的正常生活，已是划时代的伟大进步了。

在进入新世纪后，二十余年来，初始时的执政者们反复表明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就使人民充满了信心，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然而，改革开放只在经济上做了些许改革，政治体制上却丝毫不动，致使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也得而复失的。从当今社会存在的讦许多多矛盾和问题就可一目了然。如贪污受贿、腐败横行、买官卖官几乎到处都有，一个权贵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假货充斥市场、贫富两极分化愈益严重；偷、盗、抢劫、杀人放火以及黑社会集团犯罪连续不断；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娼妓随处可见；许多人失去信仰、缺少了诚信，道德滑坡……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这个社会的和谐，阻碍着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是到了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特别是从2017年以来，事态发展得更为严重。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国家为敌，却与独裁者普京及恐怖组织等友好，到处大撒币。对外大搞战狼外交，还要高喊武统台湾------等等。这一切胡乱作为的结果，使中国在世界上愈益孤立，国内经济严重下滑，百姓们苦不堪言。

要解决这些存在的诸多矛盾和社会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就要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开放党禁、报禁；司法真正独立，给人民以真正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民主选举各级政府干部。只有这样，各种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这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点做到了，其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作为第一步，首先是要实行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因为共产党已在中国执政多年，他们已有了正反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根据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共产党一党继续执政一时还难以改变的，但必须要实行党内的真正民主，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废除由上级领导人指定的办法（如过去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其后又指定林彪、华国锋；邓小平指定江泽民，又指定×××），完全由党内不记名的民主选举产生。这样做的结果，就形成了有效的监督机制，掌权者就不敢胡作非为了，他得时刻想到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选举他的人随时都可以罢免他。

一党执政，一党内部的民主选举，虽只是一种过渡的步骤，也肯定要比现有的“上级指定人选”的办法好多了。

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要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由各政党参加竞选。像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韩国、台湾地区等地一样，人民直接来选举他的领导人。尽管这种方法也非十全十美，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它乃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民主政治体制，比起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要好多了。

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只能采取和平的、理性的办法，绝不能用暴力的方法，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的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人们应该有耐心，等待共产党领导人的认识和改变，等待共产党内部改革派、民主派的出现，要给他们时间。就是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了，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人能真正的按民主政体办事，它也可以参选以至赢得选举执政，也是不足为怪的。

不论谁当政，当官的都是人民的公仆，被关在笼子里，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都必须要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切实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公民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一切为民众的福利作想，这就是中国新世纪的唯一道路。

中国应奔向何方？民主、自由和法治是国人必定要实现的目标。

作于2024年2月

 

编者注：这篇政论不代表“民主中国”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民主中国”。

引言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那时年幼无知，对这些是不明其意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经过学习、工作、社会实践，而今已步入耄耋之年，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二十世纪百年之历史，回顾过往，自然是感慨万端的。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历经远古巨鹿之战后，黄帝、炎帝入主中原，经略黄河流域，风化渐开，逐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基础。后来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生产发展，百姓安宁，出现了夏、商、周三个王朝，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由此而兴起。其后进入春秋时代，诸候问鼎，逐鹿中原，才有秦国称雄，统一中国，废除分封，设立郡县，后世效之，逐成定制。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了。

在其后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虽经楚汉之争、三国鼎立；再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之乱、宋朝抗金、蒙古铁蹄踏破中原、清兵入关等等之诸多战乱，以及历朝历代宫廷内部争权夺利之政变和无数次的农民抗暴与起义，使社会动乱，人民饱受磨难；但，总体来说，十七世纪前之中国仍不失为世界之强国。特别是在每一个朝代之开始阶段，统治者多采取一些宽松的让步政策，使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往往会出现所谓“太平盛世”的时代，最典型的如汉、唐及北宋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经济繁荣，文化和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使中华大地成了诗书之乡，礼仪之邦，出现了四方来朝的盛世时代。回顾这样的时代，世人可以看到，古丝道上，驼铃叮当；茫茫大海，舟辑竞渡。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四大发明传经世界各地，开辟了世界各民族进化之路，此乃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

当十七世纪初大清帝国建立的时候，英国革命也几乎同时开始了。此时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飞速发展之时，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却在津津乐道自己的“康乾盛世”，使中国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面。落后、特别是耍流氓就要受外人欺侮，就要挨打。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祸起海上，先是英国、后是法国、美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沙俄诸国轮番侵略中国；其后，就连中国人一向瞧不起的弹丸之国日本也屡屡向中国进犯，欺侮大清的无能。由于大清之腐败无能，每战必败，每败必是割地赔款。一部中国的近代史就成了中国人挨打和受辱的苦难史。

面对西方列强的兴起和中国的受辱，中国的有识之士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深知，要使“民富国强”，惟有打开国门，变法维新，向先进的外国学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的洋务运动和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由此而兴起，一批有识之士的知识精英和开明的政府官员成了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积极参与者。但，由于大清制度性的落后和腐败，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最终被封建独裁者打压下去了，一些人被砍了脑袋，一些人流亡海外继续寻找救国救民之真理。国人带着外受列强侵略打压、内受封建独裁专制的悲痛心情跨进了二十世纪。

中华民族本想在新的世纪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强盛的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打破了人们美好的愿望。由于马列共产文化的入侵，深深地毒害了中国人民，使二十世纪成了中华民族苦难最多、也最为悲惨的一个世纪，这是善良的人们所未曾想到过的。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真实纪录就成了历史，它使人们能知道以往所发生的一切及现在发生着的事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只是弹指瞬间，却隐藏着无数的人间悲剧、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重大事件。如若我们对十九世纪及之前的中国历史暂且不论的话，只就二十世纪这百年的历史，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去回顾、总结与反思的。现在新世纪巳过去二十多年了，回顾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亊。

一、二十世纪值得回顾的重大历史事件

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在中国有那些重大事件值得回顾、总结与反思呢？概括起来主要有：

1、义和团动乱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这是本世纪开始在中国发生的第一件大事。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民间秘密成立了。参加者主要是农民和破产失业的城市居民。开始他们的口号是“反清复明”，其后又改为“扶清灭洋”。这个组织的出现，实际上是封建奴化教育与儒家传统礼教影响的结果。一些守旧的官员和文人从中支持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排外。他们视外部世界一切先进的东西为大逆不道的“妖孽”，因而四处作乱，撬铁路，拔电线杆、毁教堂，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不论男女老少都杀。当时的朝野上下都把他们称之为拳匪。

正是由于拳匪的胡作非为，为洋人提供了入侵中国的借口。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澳八个国家组织侵华联军，借口义和团和清政府“排外”，屠杀他们的教民而入侵中国。八国联军于6月攻占大沽炮台，7月攻陷天津，8月集结兵力2万人攻陷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被迫逃往西安。9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任联军统帅，侵略军增至10万人，北犯张家口，东占山海关，南侵保定、正定。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17万人，侵占中国东北，血洗江东64屯。

西方列强本来就希望在中国谋求经济利益（少数国家如沙俄、日本则有领土要求的野心），清政府支持义和团“排外”，这就给侵略者找到了借口；当侵略者准备动武之时，清政府又不自量力的对外宣战。义和团的暴乱和清政府的宣战是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根本原因。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的失败，慈禧即派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八国联军乞和，于1901年8月双方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向八国赔款银四亿五仟万两。

义和团的暴乱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2、 辛亥革命：

二十世纪初，处在外受列强入侵，内受满清封建独裁者残酷压迫的中国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孙中山、邹容、秋瑾、陈天华、黄兴等一批走在时代前面的有识之士，为这个时代中国人民的革命，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在这些立志社会变革的志士仁人中，孙中山是一个突出的革命先行者。他早在1894年就建立兴中会开始了反对满清的斗争。1905年组成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同改良派展开论战，并联略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一些地方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全国纷起反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在同盟会的推动下，1911年（旧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湖北军政府，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皖、粤、桂、闽、川等省先后响应，宣布独立，满清统治迅即瓦解。12月孙中山自海外归来，被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满清政府的统治宣告结束，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袁世凯玩弄阴谋，迫使孙中山辞职，并迫使那时的国会提议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使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了袁世凯的手中，使中国人民又陷入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和新旧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

3、“五·四”运动的爆发：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夺后，1913年民主斗士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这一切都引起了国人的反思，革命并没有结束。但需要怎样的革命呢？这在人们的头脑中是争论颇多的。1916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张扬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为“继续革命”打开了探索之门，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在此种形势之下，全国展开了一场猛烈的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李大钊、胡适、鲁迅、陈独秀等时代的知识精英们，成了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发出了改造社会、救国救民、探索新道路的呐喊。到了1919年5月4日，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有了一个激烈的升华。这一天，从巴黎和会传来消息，帝国主义列强将中国山东列为分赃对象，北洋政府竟训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当天，北京13所大中学校3000多学生奋起反抗，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反对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兴、章宗祥，并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住宅，遭到军阀政府的镇压，逮捕32名学生。次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以示抗议。接着，全国20多个省市的学生也举行集会游行。6月3日以后，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其它各阶层人士也起来声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使之成为一场反帝、反封建、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初期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4、 中国共产党成立：

自十九世纪末，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华民族渐渐觉醒，出现了许多仁人志士在为中国的强盛而在认真的思考。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主共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潮在中国逐渐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共产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的思想传到了中国。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探索酝酿。之后共产国际多次派人来到中国，在1920年，上海、北京、山东、湖北、广东、湖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等13人，代表着中国50多名党员。主要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因事未能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陈独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组织。实际上成了苏共的一个儿子党，是外来的产物。

客观的说，当时共产党的这一批人才确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初衷是为国为民的，他们具有革新的朝气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但由于列宁、斯大林修正了真正的马思主义，強力推行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邪说，受其毒害，在其后漫长的年代里，正是由这些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间大悲剧，使中华民族蒙受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5、 北伐战争：

1921年1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9周年纪念大会上，孙中山倡议成立正式政府。4月7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1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后因陈炯明叛变，北伐中途停止。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代表赴苏俄考察。12月25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十三号》，要求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努力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王尽美、于树德、夏曦等人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苏俄顾问鲍罗廷也参加了大会。从此中共人员进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开始了国共两党的合作，这是由于孙中山采取了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结果。1925年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从广东出师北伐，第一路10月10日攻下武昌，第二路12月占领福建、浙江。1927年春，汉口、九江工人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两地的英租界；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北伐军的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北伐的胜利当然是令国人高兴的事。但它的不足是牺牲了中国的利益换取了苏共的援助才取得的，给世人留下了遗憾。

在北伐军向前进军之时，共产党在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大搞农民运动，打土豪地主，分他们的家产，并杀害了一些地主，这激起了北伐军中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军官不满；加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掌握了军事大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一套作法是无法容忍的，他们之间的根本利益不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反对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清洗和屠杀共产党人，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造成了所谓的“宁汉”分裂。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与共产党分裂，清洗共产党人，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合作，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此破裂。国民党在南京建都，开始了在中国的统治。

6、 十年内战：

国共两党分裂后，从1927年8月至1936年12月，国共两党进行了十年的国内战争，期间加上各派军阀的混战，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在各派军阀的混战中，如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中原大战，蒋介石与李济深、蔡廷楷福建之战，都是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唯独与共产党的交手蒋介石却达不到如期的胜利目的。

在此期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中，从1927年8月1日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开始，其后10月湖南发生了秋收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起义，1929年11月8日六安农民暴动，12月11日百色起义，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都是共产党领导下对国民党的战争，这些起义虽然有过短暂的胜利，但最终都失败了。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1928年4月28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农军在江西井冈山汇合，在湘、赣、闽、粤等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号称“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国中之国”。为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从1928年6月22日起至1934年10月对共军连续发动了五次大围剿。前四次围剿国民党军由于内部不团结，加之军阀混战，都失败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围剿由于国民党军总结了经验，加之共产党红军领导集团内部意见之争出现指挥失误而遭到失败，被迫退出湘、赣、闽、粤边区，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共产党自己称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则称他们是流窜），于1935年10月逃到陕北，与陕北共军汇合，再次建立根据地。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党之所以能最终到达陕北，那是蒋介石有意放走的，目的是让红军进入西南数省，一方面可以借此削弱那些地方军阀的势力，蒋介石的势力也可以此名义进入这些地方；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是为了显示给苏联看的，想与苏联交好，以便联合共同牵制日本，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使苏联能把他的儿子蒋经国放回中国。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只是调东北军与西北军来看管这些红军，把他们划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期间虽有战亊，伹红军始终沒有被消灭，个中原因却是复杂而又令人深思的。

7、 西安事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并向华北推进，但日本企图占领整个中国的野心此时尚不明显，也未被许多人所认识到。根据当时中国国弱民贫的实际情况，蒋介石不主张把中日关系矛盾扩大，希望通过“国联” 来调停处理解决；同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这些主张在当时来说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蒋介石的这些举错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其中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他早就与共产党人有来往，他曾向苏联人表示，願意与中共建立反蒋同盟，与日本决战，由他来取代蒋介石。在这种情势下，他与红军之间表面上虽有战亊，但实际上却是互相秘密来往、谈判。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的部队围剿红军显然是不可能尽力的。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了西安，此时张学良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已在密谋捉蒋之亊。捉蒋开始时，张学良给毛泽东发电报，告诉毛他要动手捉蒋了。12月12日，张、杨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同时扣押了许多国民党的髙级军政官员，并通电全国。捉蒋消息传来，中共领导人群聚在毛的窑洞，大家一片欢腾，毛大声狂笑，认为这是除掉蒋介石的好机会，想方设法地要张杀蒋。但此时的苏联人不认同毛的作法，12月14日，苏联的两大报纸《真理报》、《消息报》都在头版刊登文章，强烈谴责张学良，说他的政变是为日本服务，并毫不含糊地支持蒋介石。

“双十二” 亊变的第二天，12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南京召见苏联代办，说“西安亊变，外传与共产党有关，如蒋公之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为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 听到这些，此时的斯大林急了，及时电告中共，向中共施压，要和平解决西安亊变。在苏共的电示后，中共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到西安谈判，12月24日博古又到了西安，带来了莫斯科的话：“莫斯科将释放蔣经国”。 这句话使周恩来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卧室与蒋见面会谈。蒋介石得到了斯大林这一承诺，蒋才同意了中共提出的条件，要周在他回南京后“直接去谈判”。

在苏联的推动下，蒋、张与中共三方代表经过谈判，西安亊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无疑这是一个可喜的结果。

蒋介石经过这一番磨难，声望如日中天，当他返回南京，汽车开进南京城时，民众报以热烈的夹道欢迊，鞭炮声响了一整夜。

长期以来有人把张学良发动西安亊变称之为“兵谏”， 是“逼蒋抗日” 的“英雄之举”，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是令人质疑的，就是张学良本人也不会认同这种看法。其实捉蒋并不是什么“迫蒋抗日的兵谏”， 甚至是损害了抗日。胡适先生当时就曾指出：“捉蒋时，绥远的抗战已经开始，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这时把蒋介石抓起来，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別的几位重要官员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了‘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对于发动西安亊变一亊，多年后张学良自已仍说他是“民族罪人”， 这不清楚地说明了一切么？

8、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日本素有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财富的野心，这是近世以来十分明白的事。但近来在网上看到有学者研究说，是中共领导人中有人利用日本的侵略野心，派人与日方勾结，制造事端，以搞垮国民党的势力，以便从中夺权，1931年的东北“9·18” 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13” 的上海抗战，都是因此而发生的。由于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变，进攻中国守军，就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8年冬，在全面占领东北的基础上，迅速侵占了华北、华东、中原等大片国土。1944年日军为打通湘桂线，又侵占湖南、广西，并侵犯到贵州的独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盟军从1944年开始了全面反攻，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了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日本的侵华战争。

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牺牲了数百万军人，仅将军级以上的军官就有两百多人，是历史上少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虽表面上高喊抗日，实际上暗中阻止他的军队抗日，并私下派人与日伪勾结打压国军。当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广大指战员是积极抗日的，他们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大的牺牲。在美国盟邦的支持下，由于全国军民的艰苦努力，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消耗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才取得了胜利。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全面的胜利，在中华民族的斗争史上是光辉永存的。

9、 国共第二次内战及其结果

八年抗战胜利后，人民多么需要休养生息，需要和平的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1945年8月到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在谈判中由于国民党的高姿态，于10月10日签订《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实现和平，全国人民无不感到由衷的高兴。

然而，人民的愿望很快就化为了泡影。由于国共两党的理论和根本利益的不同，和平只是暂时的、表面上的。国民党虽然退让求全，但共产党一心要夺取政权，要推翻国民党政权以便取而代之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两党的冲突和战争就绝不可避免了。

1946年6月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有美国的援助，军火数量多，装备精良，统治着中国广大的地区，力量自是十分强大的。但此时的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队也绝非十年内战时可比了。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扩大了地盘，武器多了，军队也扩大了，光正规军就超过了一百万，民兵达两百万，并得到了苏共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在共产党占领的区域，共产党领导农民斗地主，分地主的田地和财产，吸引了广大的农民为共产党卖命，成了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

双方经过三年的战争，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冬，共产党夺取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败走台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宣布建立新政权，取代了国民党成为大陆新的统治者。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共产党人当时声称这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又一场伟大胜利。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客观来说，由于旧政权的独裁腐败，对一个新政权的建立，人民是欢欣鼓舞的，是拥护这个新政权的。人们多么希望共产党能带领他们奔向一个民主自由、生活幸福的社会，可以说人民是满怀希望的。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的希望破灭了，他们陷入了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

10、 剿匪和土改运动：

毛泽东的新政权建立之后，蒋介石的残余势力还在各地存在，对新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此，毛泽东从1949年的5月起就在东北已占领的地区开始剿匪运动，从1950年起又在全国新占领的地区开展剿匪运动，直至1953年底结束。先后抽调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个师、2个旅加20个团，共150万人投入剿匪战争。

所谓的“剿匪”，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内斗的继续，国共两党互相都称对方为“匪”是早已司空见惯之事。此次剿匪，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全国歼灭土匪240余万人，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人，管制23万人，杀掉71万人。

其实许多所谓的“土匪” 都是罪不当诛的。

伴随着剿匪运动进行的同时，是开展土改斗地主的运动。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使农民能跟着他走，在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9月止，全国90%以上的农业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使3亿多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家财被分光，一些地主并被枪杀，许多人被斗得死去活来。有学者估算，全国被杀掉的地主最少在100万人以上。

一场暴力土改，随意乱斗、乱杀地主，并抢夺他们的财产，沒有任何补偿地強占他们的土地；为什么不能用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土改呢？农民从此真的翻身了么？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11、 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统治人民，从1953年起在全国开展了对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首先是在农村中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把粮食掌握在政府手中；同时要求农民实行互助组。到1954年和1955年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又普遍改成高级合作社。农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又被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了，这实际上是禁固农民的一种手段，使农民成为农奴的第一个步骤。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私人的产业和财产充公，使许多资本家破产，有的被逼自杀，这在当年的上海、天津、广州等大中城市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事件。这对民族工商业是极大的破坏。

12、 反右运动：

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到1956年匈牙利、波兰事件的出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挑战。在中国，经过土改、肃反、统购统销、对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的运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希望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改正工作。1957年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到了五月，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也一再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以解决中国的内部矛盾。在此种情况下，党外的民主人士、各路知识分子精英及部分党政干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纷纷发表意见，帮助共产党改正作风。1957年的春天，确是一个冰雪解冻、百花齐放、民主空气异常活跃的季节。民主党派及各路知识精英如章伯均、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蒲熙修、谭天荣、林稀玲……等等一大批人，他们怀着一颗为国为民的善意之心，对共产党的政策及他的领导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然而，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好心却得不到好报，到了五月中旬之后，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好心提意见的人开始反击了。

此时的毛泽东面对各种意见，他认为“在党内有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与党外的右派一唱一和”，必须反击右派的进攻。

1957年6月，毛泽东在修改他在2月的讲话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从1957年7月起，一场“百花齐放”的整风运动迅即演变成一场反右运动，全国有50多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连大中学校学生和中小学教师都不能幸免。对于这场反右运动，毛泽东当时曾大言不惭地说这是“阳谋”，为了让右派跳出来，所谓号召向党提意见只不过是“引蛇出洞”。可怜这些知识精英们，是上了毛泽东的当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们，有的被开除党籍、降级降薪，有的被送到劳改场、送到农村、送到边远地区，许多人备受非人的折磨，有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受逅害者连同他们的家人，至少在数百万人以上。所谓的“反右”运动，是一次荒唐的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13、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

经过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运动，毛泽东的思想更为独断，他的理想主义表现得更为乌托邦，对知识分子采取更为粗暴的政策。毛一再强调“知识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他要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这一事实中获得积极的优势，号召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毛的思想推动下，1958年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浪潮掀起了。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农村开始出现小社并大社，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的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人谈话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即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在这样的组织里人民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完全成了新式的农奴，就连吃饭也是到集体的食堂里去，整日像奴隶般的劳动。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而兴起的是所谓大跃进、大炼钢铁。毛泽东号召人们“超英赶美”、“大放卫星”。那时节最响亮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地纷纷上报粮食产量，亩产“数千斤”、“上万斤”已是很平常的事，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祝捷。荒唐的年代铸就了无数荒唐之事。

为了钢铁元帅升帐，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千万万的人上山挖矿，上山砍树烧炭来炼铁炼钢，甚至砸锅、毁房屋来炼铁。人们简值是被逼得发疯了。所有这一切使全国人民劳民伤财，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

14、三年大饥荒：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一批中共高级干部批评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错误政策，这使毛泽东大为恼火。加上中共与苏共的公开对立，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人的行动是现代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右倾的表现。为此毛泽东抓紧了阶级斗争，在会上公然掀起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全党开展反右倾的运动。这样一来使得本来已经崩溃的中国经济又雪上加霜，从而造成了1960年至1962年连续三年的全国大饥荒。全国人民都缺吃少穿，特别是在农村，那更是一片满目荒凉的悲惨景像。有学者估计，三年的大饥荒期间，全国约有近四千万人饿死，最为惨重约是皿川、安徽、河南等省。

15、中苏两党的分裂：

中苏两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追索到四十年代即有迹象显露。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后，开始一段时间双方的关系是好的，中共把苏共视为老大哥，号召全国人民向老大哥学习，声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共也给了中共不少帮助。但，自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上台大反斯大林，接着1956年出现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中苏两党矛盾再现，双方开始出现论战的苗头，为此中共的理论家们写出了《列宁主义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对苏共进行反击。1960年后，双方矛盾加巨，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63年9月起对苏共组织了全面的反击，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编辑部文章，中苏两党的论战全面公开化。

随着中苏两党的分裂，毛泽东不但大批苏共等修正主义的党，在国内也大抓阶级斗争，大搞反修、防修的运动，最终导致文革的爆发。中苏两党的分裂，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衰落。

由两党的分裂进一步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双方剑拔弩张，在边境大肆陈兵对峙，终于在1969年初出现边境（珍宝岛）战争。毛泽东在全国大搞“深挖洞，广积粮”，大搞备战、备荒，造成国家进一步穷困，人民贫穷，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16、文革大动乱：

从1966年5月开始，至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捕而结束的文革运动，历经十年，是一场全社会的大动乱，是革文明的命，是对文化的摧残，致使国家经济崩溃，法制与道德规范无存，无数的人惨遭迫害和杀害。明为反修、防修，实为祸国殃民，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大灾难。这是毛泽东独裁专制的结果，是毛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同时在哲学、史学、文艺、经济等领域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一批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受到打压；1965年，毛泽东又派他的夫人江青到上海找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密谋，组织并在上海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可以说这些都是文革前的舆论准备。

1966年初，围绕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不同态度，开始了毛泽东与彭真等人的交锋，最后发展成为与刘少奇的交锋。接着在毛的亲自指挥下，通过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组织文人姚文元、戚本禹、关锋、林杰等人发表大量文章，矛头对着北京市委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学术界的名人吴晗、邓托、廖沫沙、剪伯赞等一大批人。紧接着改组了北京市委，中共中央《“5·16”通知》下达，文革运动全面爆发。

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的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期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动向，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向外泄露了。这等于向全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接着毛泽东在北京八次接见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学生开始了全国大串联，使文革的动乱发展到了顶峰。红卫兵们身着军装，头戴军帽，手持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写大字报、撒发传单、破四旧、抓领导干部和各方面的名人批斗、游斗，甚至打人、打死人由此而起。仅北京地区在7、8、9三个月就有一千多人被非法打死或迫害致死。不但学生们在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的指挥下胡作非为，工人和农民也卷入到运动中来了，军事机关和院校的文革运动也起来了。1966年6月至1968年是大动乱的高峰期，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两派对立，并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些地方（特别是广西、湖南）出现乱杀人的严重事件。整个国家经济崩溃，处于大动乱的瘫痪之中。

历经1966至1968这三年大动乱后，其后又经过1968至1969年的清理防级队伍和整党运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1970至1971年的清查“5·16”运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冬至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风”运动，构成了整个文革运动的大灾难。文革中不但经济损失惨重，更有近亿人遭受关押、批斗等各种迫害，有数百万人惨遭非法杀害，或迫害致死。如张志新、林昭、遇逻克、刘凤翔等人的惨死，特别是在广西，乱打乱杀，使十多万人死于非命，都是最典型的杀人惨案；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及一大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都不能幸免，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17、林彪叛逃：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林彪的座机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包括林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林彪生于1906年，湖北黄冈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的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此后一直跟随毛泽东闹共产暴力革命，为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共产党的常胜将军。此人生性孤辟，沉默寡言，但足智多谋，决事果断。中共取得政权后，林彪一度称病不出。在1959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因彭德怀对大跃进提意见上的万言书十分恼怒而将彭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同时撤消了彭的国防部长职务，代之以林彪出任国防部长，此后林在军中大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选编《毛主席语录》，至文革期间被毛选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之中。

毛的“好学生”、副统帅、中共九大党章定下的接班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的要人，何以要反对毛泽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中共内部争权夺利之争和反对毛泽东的独裁专制所致。文革开始，毛主要是利用两股势力来清洗刘少奇及其他的反对者，一股是林彪的军人集团，一股是毛的夫人及其笔杆子队伍。这“枪杆子、笔杆子”两者之间开始是互相利用，之后又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林彪自60年代初至文革时，顺着毛之意走下去，与毛一道整了一大批老干部，可以说为毛所干的坏亊也是罪行累累的。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是林彪在忽悠毛泽东，以取得毛的信任，而最后取代毛泽东的重大步骤。因为林彪数十年来深知毛的为人，深知党内斗争的残酷，深知毛的独裁专制给中国所带来的祸害，因而策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图政变搞掉毛泽东而夺取政权。由于毛对林彪早有查觉，设计逃脱了林彪设下的陷阱，林彪阴谋败露，因而出逃企图飞往苏联。

林彪之死，反映了共产党政权的分崩离析，对毛的独裁专制是极大的震动，就毛的身体而言，受此打击和影响，从此一蹶不振了。

林彪虽然政变失败，但他敢于反对毛的独裁专制则是有进步意义的。

18、毛泽东之死及“四人帮”的覆没：

对中国的信迷或守旧的人来说，1976年是个充满灾难的不吉利之年。紧接着1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去世，7月，89岁的朱德委员长也与世长辞了。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周和朱对毛都是忠诚的，因而保证了毛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而使毛成为最高统治者。三个星期后，一场特大的地震袭击了华北煤都唐山地区，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严重受伤。是这个不吉利之年的重大事件。

早在1976年的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就出现了借悼念周恩来总理的逝世来反对毛泽东及江青等“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毛泽东在行将死亡之前仍通过“四人帮”对群众进行镇压，并再次罢免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开展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之后，毛久病不起的身躯面临死亡，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终于离开人世了，终年83岁。

毛在死亡之前就指定了一个表面憨厚而又能力较低的华国锋来做他的接班人。华国锋接替毛执掌中共政权后，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元老派开始活动了。这批元老派早就想除掉“四人帮”，只是奈于毛泽东在世而暂时不行动而已。现在毛泽东既死，元老派们无所顾忌了，因而积极开展秘密活动，并设法与华国锋合作，以图加快解决“四人帮”的进程。

与此同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也加紧了搞掉元老派的准备工作，在上海进行实际部署。但“四人帮”的战略错误在于没有联合中共内部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战术上的错误是在毛死后仍然留在北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对手的力量，这是他们灭亡的必然结果。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派联合当时的掌权者华国锋，采取果断行动，命令汪东兴和他指挥的8341部队，一举逮捕了江青等“四人帮”及其党羽，“四人帮”全军覆没，文革运动也就此寿终正寝了。这是中共内部权斗的结果，乃是一件对国家和民族有益之大事。

19、平反冤假错案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毛去世后，华国锋继位仍然执行着一条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坚持“两个凡是”，这就违背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使中国仍然停滞不前。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领导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可以说是中共有史以来划时代的伟大进步。

随着邓小平及一批中共老干部的重新上台，到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召开十二大，华国锋下台，中国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才大规模的得以开始。在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毛执政以来的重大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如胡风事件、潘汉年事件、反右运动、特别是中共的高干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大批人的平反，“文革” 中的许多冤假锗案，1976年“4·5”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由此，造成了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言论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较之毛泽东时代确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同时开展。首先是从农村的改革开始的，在赵紫阳、万里等人的领导下，农村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的农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农业得以迅速的发展。接着城市也开始了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共领导人在经济改革开放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20、“6·4”镇压学生事件：

在总书记赵紫阳被非法逼下台后，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的实际当权者邓小平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命令军队镇压在天安门广场静坐抗议的学生。军队出动坦克、装甲车从北京郊外向天安门广场合围，沿途受到数十万北京市民及外地来京声援学生人员的阻拦，军队奉命向群众开枪，致使数以百计的群众死亡，数千人受伤，数千人被捕或流亡海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4”镇压学生事件。

当时中共对外宣称这是镇压“反革命暴乱”，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事件的起因是学生们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而进行的和平请愿、示威，触怒了中共的独裁者邓小平而引起的。

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共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确实增长了，人民也确实得到了一点实惠，比毛泽东时代老百姓饿肚子，现在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是客观事实，但，随着国门的打开，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弊端也同时暴露出来了。一方面人们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另一方面各种形形色色的权、钱交易充斥着整个中国官场。官员们贪污受贿，利用权力搞官倒，腐败猖獗，人民怨声载道。为此，1986年中国曾一度出现学潮，总书记胡耀邦因倡导民主、支持学运而被邓小平逼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会议中突然病逝，北京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利用“移情投影”的手法发起天安门斗争。北京的知识精英和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由此而演变成和平的民主请愿与罢课，其中4月22日、27日与5月4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获得了全国许多城市和广大群众的呼应，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民主思潮的大冲击。

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是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延续，也继承了“5·4”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回应了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念，是觉醒的一代对中共独裁者邓小平家长专制权威——指令控制的挑战。它的内涵和社会影响，超过了1976年4月5日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1979年的“北京之春”和1986年的学潮运动，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光辉的里程碑。

21、香港、澳门主权回归：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主权回归，这是本世纪末中国人民的一件喜事。

16世纪澳门被葡萄牙占领。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领。这是中国在明朝末年和清朝晚期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的结果。

香港人民经历了英国殖民主义100多年的统治，澳门人民经历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400多年的统治，历尽艰辛，发展了两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现在两地的主权回归中国了，殖民主义者跑了，但仍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存原有的民主体制和生活方式不变，这无疑会给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制度和它的独裁专制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人民需要的是“一国良制”而非“一国两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实现为期不会远了。

22、镇压法轮功事件：

这是中共在二十世纪末最后一件不光彩的事件。

所谓“法轮功”，本是由吉林省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停薪留职人员李洪志于1992年5月起开始在全国传播的一种功法。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全国掀起了一股气功热，在离退休的人员和农村的中、老年人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经济收入低，有病看不起，转而迷信练功能强身健体治病，许多人都加入到练功的队伍中来了。其后一些中、青年人、甚至一些有文化的大学生、教授、专家学者之类的人也有练功的。有人估计练功者几年间就达到了数千万人。使一些功法的创立者们（如张宏保的中功，李洪志的法轮功）从中赚了大把的钞票。

1999年4月19日，天津师范大学校刊《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写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天津市部分法轮功练习者因对此不满而到该校聚集、静坐，至22日人数已达3000多人，后来又增至6300多人。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到北京中南海周围聚集，从而引起了中共的当权者江泽民的恐慌。对这样的事件，如果通过正常的教育和疏导本来是可以解决的，但1999年7月22日，在江泽民的主导下，中国政府宣布“法轮功是邪教”，同时宣布取缔法轮功组织，中央及各地都成立“6·10”办公室，专门用于打压法轮功，从而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法轮功组织和人员，使许多法轮功练习者受到打压，一些人被收容教养，一些人被逮捕、判刑，一些人被迫害致死。

笔者虽不相信法轮功和其他任何一种功法，但认为如此镇压法轮功则是根本错误的，他侵犯了公民的人权，剥夺了人们的信仰自由和民主自由的权利，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这一切都是江泽民这个独裁者造成的，是很不得人心的。

百年中所发生的亊件当然还有许多，但，最主要的应该就是这22件大亊了。

二、对百年历史应有的总结、反思

由上述的记载，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苦难历程。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历经磨难最多的一个世纪。

回首世纪百年，前半个世纪（1900年至1949年）是内忧外患的动乱战争年代。如世纪初的拳匪爆乱与八国联军的入侵，其后是军阀混战、共产革命引发的国共十年内战、日本侵略引发的八年抗战、国共第二次内战，整整打了50年，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使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中华民族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的财产损失。50年的战争岁月，是任何一个世纪少见有纪录的。

后半个世纪的前29年（1950年至1978年）是假话连篇、人祸横行的疯狂年代。这主要是由于共产文化的毒害，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歪理邪说的指导下，他用神州大地作试验场，用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作试验品，从剿匪、土改斗地主、农业合作化、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四清、十年文革运动等等，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把个神州大地搞得百孔千疮，满目荒凉，国家机器成了一部绞肉机，无数的人不是被非法杀害，就是被迫害致死、致残，或者是被批斗、被关押判刑，或者是被饥饿夺去生命。29年中，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失去了人权，沒有做人的尊严，没有民主和自由，完全变成了奴隶；饿死、被迫害致死、被以种种罪名杀害或判刑的人是无计其数的。对所有这一切，还要宣称这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要“解放全人类”，此乃毛泽东的反人类大罪也。

后半世纪的最后21年（1979年至1999年），在毛泽东死后，在中共的有识之士胡耀邦、赵紫阳、也包括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经济发展了，人们能填饱肚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百年中只有21年的时间过上一点安静的生活，不至于饿肚子，这是多么的可怜而又多么不容易的一段岁月啊！

就是在这21年人民能填饱肚子、政治上稍为宽松的日子里，新的独裁者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人，也仍然使国人不得安宁，他们搞的所谓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打击知识精英，镇压“8·9民运”，镇压法轮功，是在开历史的倒车，阻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永远存在下去。这是本世纪末中国人民最后历经的磨难。

百年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灾难？中国人民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什么值得总结和反思的经验教训呢？这是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必然会想到的问题。

依笔者之见，下面这几个问题是首先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的。

1、 腐败的政治制度和耍流氓是挨打的主因

世纪开始的义和团爆乱和八国联军入侵，其后是外国列强企图在中国获得租借地和经济利益，最后发展到三十年代日本全面侵略中国，这除了是列强的侵略本性所决定、想在中国获得领土和政治、经济利益而外，主要还是与我们国家当时的统治者腐败无能、耍流氓，科技和经济落后、人民贫困和文化素质低下分不开的。腐败无能，统治者耍流氓，贫穷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和现代中国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事。

要改变这种腐败、贫穷落后和挨打的状况，中国人民只有励精图治，发展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经济，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做到的。为此就要从进行社会的变革开始，打开国门向先进的外国学习。在世纪之初，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中国人，他们就在积极寻找中国应该走的道路。先是有孙中山、秋瑾、黄兴等人在极力进行推翻满清封建独裁统治的民主革命；后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大批知识精英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而在努力地进行探索。在孙中山等人的领导下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而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知识精英们的推动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得到了发展，它的升华导致“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暴发，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的历史功勋是国人永远铭记的。

如何改变腐败的政治制度，如何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孙中山、陈独秀、胡适一批时代的先驱者正在探索之中，一大批中国人也已经站起来从事社会的变革了。中国的前途如何，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先行者们的身上。

2、 只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救中国

这是中国人应该总结和反思的重要问题。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外国的文化也迅速传到中国。中体西用、三民主义和与之相配合的君主立宪、五权宪法正在兴起；而此时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各种自由主义的思潮也在中国蔓延。在各种主义争鸣之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产生了。

面对此时之中国现状，什么主义、什么样的政党和政治制度能拯救中国呢？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正在着手北伐，以图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建立真正的共和体制，使中国人民能在政治上享受民主的权利，经济上过上幸福的生活。为此他采取了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但，在北伐军准备出师北伐之前，孙中山不幸病逝，大权落于蒋介石的手中。虽然最终打倒了军阀，统一了中国，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背离了孙中山的一套，他自己成了一个新的独裁者，中国是依然腐败落后，人民照样生活在痛苦之中。

此时共产党的领袖们乘机而起，他们到处在宣扬共产主义，鼓动农民闹共产革命，声称“只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正值饥肠辘辘的广大穷苦人民在共产主义宣传锋芒的直逼下，他们听信了共产党的宣传而为共产党卖命，最终使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国家，毛泽东成了最高的统治者。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相比，他们又真能拯救中国吗？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早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好话说尽了。什么“解放人民，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什么“人权、民主、自由”等等诸多言论大量充斥于共产党领袖们的讲话中和当时共产党的报纸《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版面中。毛泽东就曾多次大声疾呼：中国缺少的“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毛又说：“自由民主中国”的基本思想就是“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是多么美妙动听的历史先声。然而，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从1950年起至1976年9月他去世时为止，他的一切胡作非为早就否定了他过去所说的一切，他的罪过早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并不能拯救中国，相反却害苦了中国人民。在毛时代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所统治的时代。

共产主义没有能救中国，更不能救整个世界。苏俄及整个东欧共产阵营的彻底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共产党的领袖们早就声称“共产主义社会必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必定会灭亡”。与他们的这种愿望相反，现在是全世界的共产阵营垮台了，资本主义社会却依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即使现在仍然坚持共产制度的个别国家，他的经济制度也早已资本主义化了。事物的发展结果给了这些共产党领袖们的最响亮的耳光。

现代的世界潮流是和平、民主为主流的潮流。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是腐朽落后的政体，它必然会被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取代，这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了的事实。民主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在中国实现，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3、 行不通的共产主义与害人的阶级斗争邪说

这也是人们对二十世纪要总诘、反思的重要问题。

国人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深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好坏，也同一个人一样，不是看他的外表，而是要看他的内心实质；不是看他表面上说的如何如何，而是要看他实际上做的如何，看他的实践结果如何。像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共产党的信徒们把它宣称是什么人类“最理想的主义”，说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乌托邦式空想主义的无稽之谈，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国家未能实现，中国和亚洲其他的共产国家也不可能实现。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共产党的领袖们又在大言不惭地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要分为两个阶段，它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是共产主义”，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过渡时期到底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叫你耐心地等待吧！这实际上是骗三岁小孩的把戏，是统治者为了维持他的独裁统治而把人民当成奴隶来欺骗的一种伎俩罢了。

列宁和斯大林在苏俄搞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了；东欧的所有共产国家的共产主义试验也失败了；中国、越南、朝鲜、蒙古等共产国家的共产主义试验都失败了，而在毛支持教唆下大搞共产主义的柬甫寨更是杀人无数、彻底失败。所有这一切，这绝非偶然的事件，而是证明共产主义是绝不可行的。

上述所有这些所谓共产制度的国家，都是清一色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在专制的制度下，人民非旦没有人权、没有民主和自由，在经济上穷得连饭都吃不饱，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了吗？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人民的生活，不用和美国及西欧的资本主义国相比（那是根本比不上的），就是在一国之内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来相比，当年的南、北朝鲜、东德与西德、中国大陆与台湾和香港，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等方面相比，谁优谁劣、谁好谁坏那是经纬分明、一目了然的。

共产主义是不可行，已为现实的许多事实所证明了。而在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阶级斗争”更是害人的荒谬邪说。

早在二十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就在中国的农村中搞共产革命，打土豪、斗地主，夺地主的财产，分地主的田地，甚至杀害地主；其后国民党军打来了，一些地主们又组织还乡团回来反攻倒算，杀害抢夺他们财产的贫苦农民。这种农民与地主的互相残杀，极大的破坏了社会的稳定，破坏了生产的正常秩序，给社会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使那里的农村一片荒凉。这是毛泽东在共产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一手挑动起来的，是没有任何社会进步意义的暴力屠杀。

在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这时的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毛泽东却仍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从剿匪、土改斗地主，到农业合作化、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四清、文革等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都是一次次的阶级斗争，搞得国无宁日，人民倍受磨难。

“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是友善与和睦相处的。在社会群体中不同阶层的人，虽然他们对财产的占有多少不同，文化程度高低不同，但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从来都是互相依存、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即使他们之间有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产生，只要互相体谅、友好协商、依法办事，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决不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

在过往漫长的年代里，农村中一些有钱的福裕人家，他们多是有文化知书习礼的人，对社会的公益事业往往会慷慨解囊；遇有灾荒之年能救助贫苦的农民，这都是常有的事。当然，也会有极少数的富人称霸一方，欺压人民；穷人中也会有打家劫舍的不法之徒在破坏社会之和谐。对于这样的事只要统治者能依法办事，这些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

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这是人为的在穷人与富人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使他们互相残杀则是别有用心的。毛在夺取政权后，如果和平的搞土改，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政府给予适当的土地补偿，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毛泽东非要采取暴力的手段来土改，挑动农民斗地主、杀地主，抢夺他们的财产，分他们的土地，最后把他们扫地出门，使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这是中国社会最悲惨的一幕。

当地主们被扫地出门，成了无依无靠的“无产者”后，毛泽东还不放过他们，胡说什么地主们“有一本变天帐”，还会企图“翻案”，对这些地主还要七斗八斗，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毛之用心何其毒也。

毛泽东不但发动农民斗地主，也发动工人斗资本家；其后又大斗特斗所谓“反动技术权威”、“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右派”、“走资派”、“特务”、“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使千千万万的人被非法杀害，或者被关押、判刑、被打致伤致残。就连与他共同打江山的战友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大批共产党高官也被他当成“反党集团”、“修正主义头子”而加以打倒、甚至迫害致死。纵观这一切，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不但生活腐化，强搞上千的女人，更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暴君，是中国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才出现的一颗灾星。

“阶级斗争”的理论是绝对害人的谬论，中国人民应该深入的总结、反思这种理论和它的实践所造成的危害，把这种邪恶的歪理邪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把它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4、 中华民族也应深入地反思自己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个民族不愧为世界上伟大民族之一，这是我们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独裁统治和他施行的奴化教育，更由于儒家传统礼教长期的影响，我们这个民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样，也会存在自身的缺点的。特别是在某些人中，这种缺点的主要表现，诸如“愚昧、盲从、冲动、残忍”，在二十世纪是表现得尤为突出的，给自身也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如：1900年的拳匪暴乱，几乎是一夜之间，在封建迷信思想的煽惑下，愚昧无知的拳民便一轰而起。他们撬铁轨、拔电线杆、毁教堂，并残忍的杀人放火，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信教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格杀勿论。这种盲目的排外和残杀无辜的丑行，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和其后中国战败割地赔款的灾难。

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共产革命，毛夺权后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我们民族中的一些人在毛思想的鼓动下，表现得是那么的愚昧和凶残。他们把地主五花大绑，然后对其跪、斗、吊、打、上老虎凳，逼迫他们交代自己的财产收藏的地点，分地主的财产和土地，并把一些地主杀掉。即使不杀掉的也被打得死去活来，致伤、致残，最后扫地出门。这些人与地主之间有何深仇大恨何至如此呢？

1957年毛泽东号召反右，一些人则大抓右派，大斗右派，表现得是那么的凶残积极。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共产风一刮，千千万万的人就一轰而起，盲目跟进，以为共产主义社会“真的到了”，“吃饭不要钱，还有工资拿”，就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呼人民公社的成立。大炼钢铁运动一号召，人们就千军万马上山挖矿、砍树烧炭；矿石不够就砸锅炼铁。结果是破坏了环境，毁了家园，不但劳民伤财，也造成了日后的大饥荒。

文革期间的红卫兵运动，更是盲从和狂妄到了极点。红卫兵们破四旧，毁灭文明，破坏文物古迹，火烧英国代办处，发展到后来的武斗、杀人放火、不是义和团运动的翻版么？

要特别提及的是文革期间的文字冤狱和乱杀人之事。一些专家学者们的著作因不合毛泽东之意而遭到批判，一些人被迫害致死。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因写文章或发表不同的言论而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处死。如湖南长沙的杨小恺被关押判刑，刘风翔被处死；北京的遇逻克被处死；东北的张志新被处死；江西的李久莲、钟海媛被处死；上海的林昭被处死；广西的刘振武被迫害致死。这些都是因文字狱而惨遭杀害的最典型惨案。

乱杀人之风早在1966年的7月就在北京出现，8、9两月达到高潮，仅北京地区就有一千多人惨遭杀害。那些十多岁的男女中学生和大学生成了杀人凶手，他们用棍棒、带铜扣的皮带、石头来打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有的用开水来烫他们，直至把人打死，令人惨不忍睹。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校长、老师本无仇恨，而是他们因受邪恶思想的毒害使心灵抯曲和愚昧、以及凶残的劣根性表现的结果。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都有乱杀人的事件发生，尤以广西各地及湖南的部分地方最为惨重，最保守的估计，仅广西和湖南的部分地区无辜惨死者就在二十万人以上。1968年的春、夏两季，是这些地方乱杀人最多的时期。凶手们用木棒、石头、刀、枪等杀人工具随意把人处死，有的是把人捆绑后放入水中淹死，也有生割活人，挖肝割肉煮食的，更有老人、小孩被惨杀的，妇女先被强奸、轮奸再剖腹杀害。真乃人世间少有的大屠杀。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了，人类早就步入了文明社会，出现如此的大屠杀，怎么样都叫人无法理解。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惨剧，实乃中国人的劣根性所表现出来的愚昧、盲从、冲动和凶残的集中表现；这些劣根性是在某种邪说（如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共产文化）的煽动下执政者支持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些愚昧凶残之徒杀了人后，还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杀人成了“革命的壮举”，成了“时代的英雄”，这实在是可恶、可恨而又可悲，是一群可怜的群盲屠夫加流氓无赖。

就以上所述，中国人啊！还不应该很好地深入反省自己么？

三、中国！今日奔向何方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如果用五句话来简要概括的话，就是：
内战外战，五十年连续不断；
阶级斗争，人祸横行害生灵；
共产宣传，假话空话骗人民；
文革浩劫，经济破坏民遭殃；
独裁专制，人权民主荡然无。

这五句话虽然未必全面，但基本事实却是如此。

总结和反思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所得到的经验教训是颇多的，也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新世纪开始二十余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用已有的经验教训来指导新世纪的未来，定会使我们不致重犯过去的错误，定能不断地走向胜利！

回顾上世纪之最后二十余年，那时的执政者已认识到过去的一些错误，尽管这种认识还不够深刻，但他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让中国人过上了属于人的正常生活，已是划时代的伟大进步了。

在进入新世纪后，二十余年来，初始时的执政者们反复表明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就使人民充满了信心，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然而，改革开放只在经济上做了些许改革，政治体制上却丝毫不动，致使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也得而复失的。从当今社会存在的讦许多多矛盾和问题就可一目了然。如贪污受贿、腐败横行、买官卖官几乎到处都有，一个权贵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假货充斥市场、贫富两极分化愈益严重；偷、盗、抢劫、杀人放火以及黑社会集团犯罪连续不断；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娼妓随处可见；许多人失去信仰、缺少了诚信，道德滑坡……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这个社会的和谐，阻碍着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是到了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特别是从2017年以来，事态发展得更为严重。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国家为敌，却与独裁者普京及恐怖组织等友好，到处大撒币。对外大搞战狼外交，还要高喊武统台湾------等等。这一切胡乱作为的结果，使中国在世界上愈益孤立，国内经济严重下滑，百姓们苦不堪言。

要解决这些存在的诸多矛盾和社会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就要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开放党禁、报禁；司法真正独立，给人民以真正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民主选举各级政府干部。只有这样，各种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这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点做到了，其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作为第一步，首先是要实行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因为共产党已在中国执政多年，他们已有了正反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根据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共产党一党继续执政一时还难以改变的，但必须要实行党内的真正民主，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废除由上级领导人指定的办法（如过去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其后又指定林彪、华国锋；邓小平指定江泽民，又指定×××），完全由党内不记名的民主选举产生。这样做的结果，就形成了有效的监督机制，掌权者就不敢胡作非为了，他得时刻想到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选举他的人随时都可以罢免他。

一党执政，一党内部的民主选举，虽只是一种过渡的步骤，也肯定要比现有的“上级指定人选”的办法好多了。

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要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由各政党参加竞选。像美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韩国、台湾地区等地一样，人民直接来选举他的领导人。尽管这种方法也非十全十美，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它乃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民主政治体制，比起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要好多了。

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只能采取和平的、理性的办法，绝不能用暴力的方法，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的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人们应该有耐心，等待共产党领导人的认识和改变，等待共产党内部改革派、民主派的出现，要给他们时间。就是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了，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人能真正的按民主政体办事，它也可以参选以至赢得选举执政，也是不足为怪的。

不论谁当政，当官的都是人民的公仆，被关在笼子里，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都必须要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切实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公民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一切为民众的福利作想，这就是中国新世纪的唯一道路。

中国应奔向何方？民主、自由和法治是国人必定要实现的目标。

作于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