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这一年的霜打得特别早，9月8号就打了初霜，一开始党参叶子和花上早晨还只有一层薄霜对蜜蜂的采集活动还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两三天之后晚上的霜打得很重，原本还花繁叶茂的党参的枝叶和花一下子就全被打蔫了，气温也骤然下降了许多，白天即使风和日丽，蜜蜂也很少外出飞翔，但蜂群内不仅子脾很好，蜜粉也很充足。到20号左右蜂群里的幼蜂已大部份出房，我们就在当地雇了拖拉机把蜂群转运到包头车站去等南下的火车。

当我们几车蜂经过固阳县城时，我们的蜂车被交警拦了下来，说是超高了要罚款，还要把蜂卸下来，另外再多装一个车。我问拖拉机师傅超高的标准是多少，他们说他们平日很少进城，也不知道超高标准是多少，此时我想：我们平时装蜂都装这么高都没有被说成超高，今天怎么会超高？于是我在路边的商店买了一包三角多钱一包的好烟，帶在身上，看见不运处有一辆运输公司的货车停在路旁，司机正在吸烟休息，我走上前去掏出一根烟对司机说：借个火，我点燃烟后，又掏了一根烟给司机，问他现在装货超高的标准是多少？他说一直都是四米二没有变呀！我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离开后我见站在装得最高的那车蜂下面的小兰他们蜂场的身高一米七五的王海宾已差不多有蜂车的一半高左右，我已能肯定蜂车顶多也只有四米高，没有超高。我知道这两个交警是想借超高为名，对我们进行敲诈。我心里有了底，就走过去对那两个交警说：超高的标准是四米二，我们没有超高，你拿卷尺来量，如果超过了四米二我们甘愿受罚，也甘愿卸下来，再雇一辆车重装，如果没有超高，蜜蜂是鲜活物品，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如果由于你们耽误了时间造成蜂群的死亡，你们要负赔偿责任，你们去拿尺来量吧！那两个交警知道这次遇到的对手不是凭他们那一身公安制服和他们那气势汹汹的态度就可以吓得住的，他们心里也清楚我们蜂车的高度明显没有超高，于是立刻改变态度说：我们拦下你们检查也是为了保障你们的行车安全，现在一时又找不到尺来量，蜜蜂又不能耽误，那你们就赶紧开走算了。我连口袋里的烟也没有拿一根给他们抽(我明知那两个交警是抽烟的)，就连忙招呼拖拉机师傅开车，其他几个人问：陈师傅，你是怎么把他们摆平的？他们怎么这么轻易就让我们走了？我把前面的经过向他们说了一下，他们说：还是你有办法，不然恐怕又只能送点蜂蜜和大米才会放行，你几年大学没有白唸。我说：这与唸不唸大学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找到了超高的标准，就有了道理，现在打倒了“四人帮”之后，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整顿，我估计他们在这种大环境之下还不大敢乱来，所以他们才会放行。

我们在包头等车皮时听说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的西部有一座昭君墓，一天我邀了小许、小朱一起去昭君墓参观，我们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一早出发时天气阴沉，我们沿着包头至黄河渡口的公路一直往南行，不久就刮起了风，后来风越刮越大，接着又下起了零星的雨点，我们骑了十几里路才到达黄诃渡口，渡船是一条钢制的平底船既可渡人又可渡车。此时的风越刮越大，雨点也大了起来，只是雨点尽管大，但还是比较稀疏，此时小朱说：这么大的风又下雨，我们不去了吧！我说听说包头到昭君墓只有四十来里路，我们已经骑了十几里了，过了河就只剩下二十多里路，骑单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到了，我是要去的。小许也说要去，小朱说那你们去吧！我回包头，说完，他就返回包头去了。

我和小许冒着大风和稀疏的大雨点在河边码头上等了好久，才看到轮渡从对岸开了过来，我们担心风太大，轮渡不敢过河，幸好轮渡仍继续装载人车渡河。

我们渡过黄河已进入达拉特旗的地界，这里通往昭君墓的的公路是那种连砂石都没有铺的土路，由于当地已很久没有下雨，土路的表面已形成了一层两三寸深的浮土，这些浮土被稀疏的雨水打湿成了一层厚厚的湿土，这种湿土粘在单车轮上掉不下来，又卡在单车轮与单车雨板之间，使单车轮无法转动，此时我们只好下车用小树棍擢掉车轮上和车轮与雨板之间的湿泥土才能够继续骑行，就这样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又走了十几里路，遇到路边有个邮电所，进去一问，被告知这里到昭君墓还有三四十里路，我们说：在包头听他们说包头到昭君墓只有三四十里路，怎么我们已经骑了二十多里路还有三四十里？邮电所的人说：你听他们瞎说，我们天天送邮件，难道还不知道远近？这种天气你们骑到天黑也到不了昭君墓，再往前路更烂，单车根本没法骑，推也推不动只能揹着单车走，你们行不？这种天，我们都不敢去送邮件，再说啦，你们即使到了昭君墓，那里除了石山下面的一个小土堆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劝你们还是趁早回包头算了。他说得我们对昭君墓的兴趣荡然无存，又听他说得有道理。

和他告别后，即往回走，回到黄河南岸渡口的这十来里路，比去时更难走基本上无法骑，只能推着单车走一段停下来清理湿泥后，又推一段，幸好在最后一班轮渡启航之前赶到了渡口，渡过黄河后回包头市区的路已是砂石路面骑起来轻松多了。到火车站后雨越下越大，我们洗脸换上干衣服后，小朱说：要你们别过河，你们不信，结果人累个半死，连昭君墓的影子也没见到。我们说：今天算你高明，好吧！

接着王友善来约我们一起到车站旁边的饮食店去吃晚饭，我们和他一起打着傘来到车站旁边的饮食店，此时饮食店已聚集了不少躲雨的人，还有两个衣着比较“洋式”的年轻人和几个十来岁的小孩，老王小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扒手团伙都是流浪青年和儿童，那两个年纪大的是头目，那几个十多岁的儿童是他们两人手下的小扒手，小扒手们每天都分有扒窃的任务，完成了才给飯吃，超额完成还有奨励，食堂里只有饅头和面条供应，我们每人要了一碗面条和两个一两重的饅头，正在吃，有两个小孩站到桌子旁边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吃，我们问他吃饭没有？他俩说：还没有，我们估计这两个小扒手多半是没有完成任务，扒手头才没有给他们饭吃，我们便又买了两碗面条给他们吃，他们也下讲客气，拿起筷子就吃。

此时，只见那两个年轻的大扒手瞪了他们一眼，这两个小扒手立即停止了吃面，露出惶恐的神情望着那两个大扒手。宋师傅掏出一包烟走到两个青年面前递给他们每人一根烟，对他们二人说：过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都是在外面跑的人。他们也不客气就坐到我们桌子上来了，小朱又到外面商店买来一包葵花籽，我对他们说：让他们两个小傢伙吃吧！你看他们饿的那个样子。他们对那两个孩子说：吃吧！吃吧！我们没叫你们不吃呀！那两个孩子才又大口大口吃起来。我听那两个大扒手说话是四川口音，便问他们：你们是四川人吧！怎么会到内蒙来了，他们说：他们是两兄弟是四川人，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都饿死了，后来被亲戚收养，但亲戚对他们不好，时常遭受打骂，他们十来岁就从亲戚家逃跑出来，一直在外流浪，(他们见我们没有鄙视他们的意思，又知道我们已看出他们是干什么的，所以他们说话也不忌讳什么)后来也就跟着别人干上了这一行，开始也和他们(他们指着那儿个小孩)一样跟着师傅干活(扒)，得到的东西都交给师傅，由师傅偿一口饭吃，现在终于熬出了头，也带着几个徒弟一起干，不是我们心狠不给那两个娃儿饭吃，你不给他们点厉害他们就偷懒不去干活，难道还要我们去养活他们？不能惯坏了他们。

吃完饭，聊完天离开时，他们说：很难得有人这么看得起他们，还和他们聊天，好多年都没有人这样和他们摆龙门阵了[註：１]。我们也劝他们对他们手下的那几个小孩要好一点，你们过去不就是和这几个孩子一样吗？他们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干了这一行就得守这一行的规矩，我们这样对他们也是不得已的。看来在人性与他们赖以生存的规矩面前，他们还是不得不选择规矩。

这年九月下旬，我们装蜂的列车沿京包线经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进入满清末年由著名留美工程师詹天佑设计并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在居庸关、八达岭、青龙桥这一帶都是高山峻岭，由于当时打隧道十分困难，所以隧道很少，铁路都是在群山峻岭之间或盘山而上；或盘山而下，上山时由于坡度大，单个火车头的牵引力不够，只好在列车的后面又加一个火车头往前推。从张家口到丰台这一段火车头都由蒸汽车头換成了当时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较为先进的内燃机车头，但在经过这一段山区时，尽管有一个车头在前面拉、一个车头在面推，但列车的速度仍然很慢。

列车经过青龙桥车站时，我们还看到立在车站旁边的己经发黑了的詹天佑铜像，不由令人想象在中国当时那样落后的条件之下，修建这条铁路的艰辛，和詹天佑那过人的学识和智慧，令人产生无尽的感慨。

列车经丰台转入京广线南下经郑州、武汉到达蒲圻车站。

可是老严並未按约定看好山桂花场地到车站等我们，这令本来就对老严有意见的各位蜂友大为不满，纷纷表示：这次不能象以前一样，那么痛痛快快地把工钱给他，要拖一拖，使他知道看场地这份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不能这么不把看场地当回事。

我们拍电报到老严家里，两天后他才从家里赶到蒲圻，他一到就找我们要这两个月和下月看场地的工钱，蜂友们都说：你住在家里休息，山桂花场地都没有看好，就知道拿工钱，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先把山桂花场地看好了再说。老严说因家里有事耽誤了，现在去看场地也不迟，你们先把工钱给我，我马上到崇阳去看山桂花场地。蜂友们说：你先看好玚地，再来谈工资。结果闹得不欢而散。我因想赶在国庆放假之前回汨罗把一新的养蜂证明办好，急着要走，走前我对老严说：你先去把山桂花场地看好，等我从汨罗回来，我会说服大家把工钱一分不少付给你的。

我到汨罗之后，在大队副书记邹克诚和生产队长邹顺初的协助之下，很快就把养蜂证明办好了，此时我如果马上赶回蒲圻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然而当时我给正仁带了一点党参蜜，我要到长沙去拿给他，而那时离早桂的进场时间还早，于是我来到长沙正仁处，正仁说：这几天国庆放假，你就在这里休息几天，我陪你到束伯伯［註：２］、聚福园五号孃孃[註：3]家去走一走(那时正仁厂里对他的管控已有所放松，只要对寝室里监管小组的人说一声请个假就能外出)，看望一下他们，他们平日对我们不错，等过完国庆再走也不迟。我也就同意了。

结果在我离开蒲圻之后，老严与蜂友们的矛盾激化，致使老严误认为我们想赖掉应该付给他的工钱，一怒之下竟然跑到蒲圻县工商局去举报，说我们都是无证养蜂。工商局于是组织人马到车站来查各蜂饧的养蜂证明，结果林瞎子因他老婆有个亲戚是工商局的，他事先得到消息，连夜把蜂搬到乡下去了，此外小马、浙江江山老江、小李、咸宁农科所、嘉鱼王师傅等几家蜂场都是有证明的都没有事，小朱、小骆趁乱也把蜂拖到山里朋友家躲过一劫，其余的小兰、王海宾、王友善和我们蜂场都被工商局没收后，拍卖掉了。

本来我们蜂场是我回去换证去了，不应被没收。但小冯没见过世面胆子又小，面对穷凶极恶的工商局的市管人员的打骂、威胁、恐吓不知所措，居然就老老买实在工商局开的没收单据上签了字，工商局把我那四十多箱蜂没收后，贴上封条，要小冯暂时看管，不许乱动。

因工商局还没有找到买家之前，又不能把蜂搬到工商局去，过了三天工商局就以一千三百元的价格将价值五六千元的蜂场所有资产买给了蒲圻的一个生产队。只剩下我和小冯的个人生活用品和那张行军床，小冯就住在我们原来放蜂地方一个大队的倉库里等我回来。

十月四号我回到蒲圻车站，就听到别的蜂场的人对我说我的蜂被工商局没收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问道：不可能把？我们是有证明的呀！不是无证非法养蜂。他们说：千真万确，我们亲眼看见小冯在没收单据上签了字。我说：新证明我已办来了，我拿证明到工商局去找他们把蜂要回来。

说完我连小冯住的地方都没有去，直接就去了工商局，我找到市管科，拿出证明要他们把蜂退还给我，他们：晚了！我们已经处理掉了，你的证明怎么早不拿出来？说着他们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没收单据，指着上面小冯签的名说：你们蜂场的人都承认是私人养蜂，你还有什么话说？你现在有证明也没有用，我们工商局没收的东西还从来没有退还过。

他们不但不退还非法没收的蜂场，而且态度还十分恶劣。我知道找他们已不起作用，我说：我不找你们，我找你们局长去，不料我去了几次局长室都找不到人，办公室的人回答不是开会去了，就是出差还没有回来，我知道这是明显躲着不想见我。

到傍晚我来到小冯住的大队仓库，我一见他心里就冒火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没有用？胆子就这么小？他们来没收，你不会说我是来学徒的，蜂是陈师傅生产队的，他回去换证明去了，你们要没收、要签字也只能等他回来签，我没有权力签，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你不签字他们就不敢没收，更不敢卖掉，只要我拿了新证明回来，不就没有事了吗？你怎么就这么窩囊？我历尽艰辛好不亮易才把蜂场扩展到现在这样大的规模，被你一下子就败得精光，气死我了！

第二天我冷静下来仔细一想：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小冯，他毕竟没有在外面跑过，没有见过世面，被蒲圻工商局那几个穷凶极恶的市管人员，一顿威胁、吼叫吓住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把小冯叫过来对他说：我昨天对你发火是在气头上你不要介意，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你，我们没有和老严说清楚导致他误会我们会赖掉他的工钱，他才去工商局告发，是主要原因，另外我办好证明马上就回蒲圻，不在长沙呆到国庆节之后才回蒲圻，蜂也许也不致被他们没收掉，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我对小冯说：我先准备好材料再去找蒲圻工商局的上级去讨回蜂场，这恐怕不是三五天办得好的，而且也可能讨不回来，现在蜂也没得养了，你在这里也没有事可干，不如先回生产以去出工，以后如果蜂场讨回来，你再来一起养蜂。

小冯说：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我拿了一点钱给小冯，幫他买了一张到汨罗的火车票，又把在纳令圪堵买的那件老羊皮统子拿给他，要他拿回去找裁缝做个面子，就是一件老羊皮襖，给他母亲穿，也算没有白出去跑了几个月。

送走小冯后，我在蒲圻又去工商局找过几次他们的局长，这个局长可能自知理亏，总是找借口躲着不见面。于是我决定先回石牛四队，这样才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然后再准备写控告蒲圻县工商局非法没收石牛四队蜂场的材料向湖北省工商局申诉，以讨回蜂场。

我回到石牛四队，住在生产队长邹顺初家里，我把蜂场在蒲圻被没收的情况跟队上的人一说，他们都叹息道：小陈呀！你这个人真倒霉，你养蜂前几年吃了那么大的苦头，到今年刚情况好转，我们都以为你这下该走运了，想不到又出了这样大的事，你真背时啊！我在石牛很快便将申诉材料写好后，我找到大队副书记邹克诚、生产队长邹顺初，请他们幫忙，帮我在申诉材料上盖上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公章。

他们顺利地幫我盖上生产队大队的公章后，他们两个又一起带我到公社去盖章时，有位公社副书记与邹克诚、邹顺初关系都不好，便趁机进行刁难说：听说这个陈Ｘ甫是个大学生，国家安排工作他不去，从兰岭跑到石牛来养蜂，蜂也是他带到你们队上的，他不是私人养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就应该没收！公社不能盖章。

幸亏公社书记与邹克诚、邹顺初关系比较好，也还算开明，他说：章还是要盖，先把蜂场弄回来再说，我们湖南的蜂场怎么能让他们湖北人没收？要没收也只能由我们湖南人来没收，老话说得好，“肥水不落外人田”吗？副书记当然拗不过正书记，公社书记便要公社秘书在我的申诉材料上签上：情况属实的意见，并盖好公章。

这年11月份我从汨罗坐火车来到汉口，住到车站附近一家廉价旅馆，我向一位同住一室的湖北人打听省工商局的地址，他说：省工商局的地址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省政府的地让，你到省政府去打听一下，他们肯定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便按照他提供的省政府的地址乘公交车来到了省政府的大门口。我当时手里拿着一个那时流行的人造革黑色小公文包，身穿一套兰色中山装，戴着一副眼镜便大摇大摆地走进省政府的大门，大门两边持枪站岗的卫兵连问都没有问一声便让我进去了(这些卫兵看我的打扮和神态，误以为我是里面的干部，如果我要去问这些卫兵，他们肯定不会让我进去)，我进到一幢办公楼，见到一位正在打扫卫生的人，我问他；知不知道省工商局在什么地方？他说：不知道，你可以到省财(经)办去问，工商局属财办管，他们肯定知道。我问：省财办在哪里办公？他说：就在这幢楼的三楼办公。我谢谢他后，就登上三搂，此时我忽然想到：既然省工商局归省财办管，那我何不直接向省财办申诉，还可防止省工商局偏袒他们的下级。

主意打定后，我决定直接找省财办进行申诉，为防止一般干部拖延推诿，我决定直接找省财办主任进行申诉，我在三楼找到门前挂着“主任办公室”牌子的办公室，我轻声敲门之后，听到里面说了一声：请进。之后，我便推开虚掩着的门，进去一看，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小老头正在批阅文件，他见我进去便抬起头望了我一下，细声问道：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在蜂场养蜂，蜂场被你们下面的蒲圻县工高局非法没收了，我来找你们申诉，要求把蜂场退还给我们生产队。说着我就把汨罗市畜牧水产局开具的养蜂证明，和申诉材料都送到他的面前说：详细情况申诉材料里面都写请楚了，他戴上桌子上的老光眼镜，用手对我指了指他办公桌旁边的沙发说：你先坐下，等我看完你的申诉材料再说。

他看完材料后对我说：你作为一个知青，能安心在农村从事现在国家大力提倡的养蜂工作很不容易，蒲圻县工商局没收你们的蜂场是不对的，应当退还给你们，这件事具体应由省工商局管辖，你去找省工商局的廖局长，他会幫你解决的。我说能不能请您现在跟廖局长先打个电话，跟廖局长约个时间，我怕我去时找不到廖局长。他说：好。接着他打通了廖局长的电话，他对廖局长说有个湖南知青的蜂场被你们蒲圻县工商局没收了，他们是生户队的集体蜂场不是个体养蜂，你幫他处理一下吧！你现在在办公室吧？那我要他马上到省工商局找你。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你现在马上到省工商局去找廖局长，他会帮你处理的。他还告诉我省工商局就在汉口长江边上的江汉关。

我之所以要省财办主任亲自打个电话给省工商局的廖局长，除了想与廖局长事先约个时间，免得到时候找不到他之外，更主要的是：我想借此让廖局长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湖南知青的事，连省财办的主任都亲自打电话来要我给他办理，不知这位湖南知青背后与省财办主任是多么密切的关系，从而不敢对我的事釆取推诿拖延的态度，此后事情的顺利进展表明我这一招起了重要作用。
我谢谢省财办主任之后，便乘公交车到了江汉关，很快就找到了湖北省工商局。这是一座用花岗岩飾面的典型的欧式建筑(汉口的江汉关一带原为租界区，故江汉关一带多为外国人修建的欧式建筑)，我找到传达室告诉里面的人说：我有事找廖局长，是事先约好了的，请通报一声。门卫拨通了廖局长的电话后，对我说：廖局长请你进去，局长办公室在X楼，室外有牌子，你自己上去吧！

我来到局长办公室，敲门进去后，廖局长脸上堆满笑容对我说：你就是湖南养蜂的知青？我说：是的。他请我在沙发上坐下，他打了个电话，马上就有一位女干部端了一杯茶进来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请我喝茶。廖局长说：你的事X主任已跟我说了，你把申诉材料放在我这里，我们会叫蒲圻工啇局把蜂退还给你们的，你放心。我说：那我就回蒲圻找工商局要蜂？廖局长说：你今后不要直接找蒲圻工商局要蜂，过几天你直接到咸宁，找咸宁地区工商局的李(？记不太清楚了)局长，蒲圻工商局属他管。

我告别了廖局长，便乘火车来到了咸宁，我找到一起从内蒙回来的咸宁地区农科所养蜂场的老郭、老宋和小许，他们很同情我的遭遇，马上安排好我的食宿，当我把我我去武汉申诉的事告诉他们之后，小许说：陈师傅，你的事包在我身上了。我说：为什么？小许说：咸宁地区工商局的李(？)局长就是我的亲舅舅，我带你去找他，他肯定会让蒲圻工商局把蜂退还给你们。我听了心里更加踏买了，小许说：明天晚上我带你到李(？)局长家里去找他，他“文革”时被打倒，去年才恢复局长职务。

第二天晚上小许带我来到咸宁地区工商局的家属宿舍二楼的一套房间，小许把大概情况向李(？)局长讲了一下，李局长说：今天已接到省局廖局长的电话说了这件事，交给我们处理，现在你的申诉材料省局作了批示后，还没有转到咸宁来，等材料一到，我们就会要蒲圻工商局把蜂退还给你。你们知青在农村养蜂不容易，我有两个小孩也是知青，今年才刚回城。此时小许的舅妈也插话说：我们李局长最不喜欢工商局的人到下面隨意没收别人的东西。李局长对我说：你先回汨罗去等几天，等我把事情处理好后，我会告诉小许，他会通知你前来办手续。

第二天我便回到了石牛四队，把情况跟邹克诚、邹顺初一说，他们都说：幸亏你坚持不放弃，还找到他们省政府去了，居然还找到省财委的主任、咸宁地区工商局，还能把蜂要回来，真不容易，上次我们和你一起到蒲圻工商局看到他们那种蛮不讲理的态度，我们都以为这蜂恐怕是要不回来了，幸亏你一直坚持，不言放弃，现在终于有了希望，我说：到时候还得你们二位和我一起到湖北去领回蜂场，以证明这蜂场是集体的，不是我个人的。他们都说：到时候我们跟你一起去就是了。

［註：１］：“龙门阵”是四川话，就是聊天的意思。
［註：２］：原广大药房员工，前面对他已有介绍。
［註：3］：聚福园５号房东冯先生的妹妹冯翠凤，当年约五十岁，笃信佛教，因她一生下来左手掌先天性残疾，终生未嫁，领养了一个亲戚的儿子（小名“虎儿”）做儿子。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对我们一家持同情态度，我们按照他们杭州人的习惯叫她“孃孃”。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这一年的霜打得特别早，9月8号就打了初霜，一开始党参叶子和花上早晨还只有一层薄霜对蜜蜂的采集活动还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两三天之后晚上的霜打得很重，原本还花繁叶茂的党参的枝叶和花一下子就全被打蔫了，气温也骤然下降了许多，白天即使风和日丽，蜜蜂也很少外出飞翔，但蜂群内不仅子脾很好，蜜粉也很充足。到20号左右蜂群里的幼蜂已大部份出房，我们就在当地雇了拖拉机把蜂群转运到包头车站去等南下的火车。

当我们几车蜂经过固阳县城时，我们的蜂车被交警拦了下来，说是超高了要罚款，还要把蜂卸下来，另外再多装一个车。我问拖拉机师傅超高的标准是多少，他们说他们平日很少进城，也不知道超高标准是多少，此时我想：我们平时装蜂都装这么高都没有被说成超高，今天怎么会超高？于是我在路边的商店买了一包三角多钱一包的好烟，帶在身上，看见不运处有一辆运输公司的货车停在路旁，司机正在吸烟休息，我走上前去掏出一根烟对司机说：借个火，我点燃烟后，又掏了一根烟给司机，问他现在装货超高的标准是多少？他说一直都是四米二没有变呀！我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离开后我见站在装得最高的那车蜂下面的小兰他们蜂场的身高一米七五的王海宾已差不多有蜂车的一半高左右，我已能肯定蜂车顶多也只有四米高，没有超高。我知道这两个交警是想借超高为名，对我们进行敲诈。我心里有了底，就走过去对那两个交警说：超高的标准是四米二，我们没有超高，你拿卷尺来量，如果超过了四米二我们甘愿受罚，也甘愿卸下来，再雇一辆车重装，如果没有超高，蜜蜂是鲜活物品，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如果由于你们耽误了时间造成蜂群的死亡，你们要负赔偿责任，你们去拿尺来量吧！那两个交警知道这次遇到的对手不是凭他们那一身公安制服和他们那气势汹汹的态度就可以吓得住的，他们心里也清楚我们蜂车的高度明显没有超高，于是立刻改变态度说：我们拦下你们检查也是为了保障你们的行车安全，现在一时又找不到尺来量，蜜蜂又不能耽误，那你们就赶紧开走算了。我连口袋里的烟也没有拿一根给他们抽(我明知那两个交警是抽烟的)，就连忙招呼拖拉机师傅开车，其他几个人问：陈师傅，你是怎么把他们摆平的？他们怎么这么轻易就让我们走了？我把前面的经过向他们说了一下，他们说：还是你有办法，不然恐怕又只能送点蜂蜜和大米才会放行，你几年大学没有白唸。我说：这与唸不唸大学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找到了超高的标准，就有了道理，现在打倒了“四人帮”之后，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整顿，我估计他们在这种大环境之下还不大敢乱来，所以他们才会放行。

我们在包头等车皮时听说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的西部有一座昭君墓，一天我邀了小许、小朱一起去昭君墓参观，我们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一早出发时天气阴沉，我们沿着包头至黄河渡口的公路一直往南行，不久就刮起了风，后来风越刮越大，接着又下起了零星的雨点，我们骑了十几里路才到达黄诃渡口，渡船是一条钢制的平底船既可渡人又可渡车。此时的风越刮越大，雨点也大了起来，只是雨点尽管大，但还是比较稀疏，此时小朱说：这么大的风又下雨，我们不去了吧！我说听说包头到昭君墓只有四十来里路，我们已经骑了十几里了，过了河就只剩下二十多里路，骑单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到了，我是要去的。小许也说要去，小朱说那你们去吧！我回包头，说完，他就返回包头去了。

我和小许冒着大风和稀疏的大雨点在河边码头上等了好久，才看到轮渡从对岸开了过来，我们担心风太大，轮渡不敢过河，幸好轮渡仍继续装载人车渡河。

我们渡过黄河已进入达拉特旗的地界，这里通往昭君墓的的公路是那种连砂石都没有铺的土路，由于当地已很久没有下雨，土路的表面已形成了一层两三寸深的浮土，这些浮土被稀疏的雨水打湿成了一层厚厚的湿土，这种湿土粘在单车轮上掉不下来，又卡在单车轮与单车雨板之间，使单车轮无法转动，此时我们只好下车用小树棍擢掉车轮上和车轮与雨板之间的湿泥土才能够继续骑行，就这样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又走了十几里路，遇到路边有个邮电所，进去一问，被告知这里到昭君墓还有三四十里路，我们说：在包头听他们说包头到昭君墓只有三四十里路，怎么我们已经骑了二十多里路还有三四十里？邮电所的人说：你听他们瞎说，我们天天送邮件，难道还不知道远近？这种天气你们骑到天黑也到不了昭君墓，再往前路更烂，单车根本没法骑，推也推不动只能揹着单车走，你们行不？这种天，我们都不敢去送邮件，再说啦，你们即使到了昭君墓，那里除了石山下面的一个小土堆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劝你们还是趁早回包头算了。他说得我们对昭君墓的兴趣荡然无存，又听他说得有道理。

和他告别后，即往回走，回到黄河南岸渡口的这十来里路，比去时更难走基本上无法骑，只能推着单车走一段停下来清理湿泥后，又推一段，幸好在最后一班轮渡启航之前赶到了渡口，渡过黄河后回包头市区的路已是砂石路面骑起来轻松多了。到火车站后雨越下越大，我们洗脸换上干衣服后，小朱说：要你们别过河，你们不信，结果人累个半死，连昭君墓的影子也没见到。我们说：今天算你高明，好吧！

接着王友善来约我们一起到车站旁边的饮食店去吃晚饭，我们和他一起打着傘来到车站旁边的饮食店，此时饮食店已聚集了不少躲雨的人，还有两个衣着比较“洋式”的年轻人和几个十来岁的小孩，老王小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扒手团伙都是流浪青年和儿童，那两个年纪大的是头目，那几个十多岁的儿童是他们两人手下的小扒手，小扒手们每天都分有扒窃的任务，完成了才给飯吃，超额完成还有奨励，食堂里只有饅头和面条供应，我们每人要了一碗面条和两个一两重的饅头，正在吃，有两个小孩站到桌子旁边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吃，我们问他吃饭没有？他俩说：还没有，我们估计这两个小扒手多半是没有完成任务，扒手头才没有给他们饭吃，我们便又买了两碗面条给他们吃，他们也下讲客气，拿起筷子就吃。

此时，只见那两个年轻的大扒手瞪了他们一眼，这两个小扒手立即停止了吃面，露出惶恐的神情望着那两个大扒手。宋师傅掏出一包烟走到两个青年面前递给他们每人一根烟，对他们二人说：过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都是在外面跑的人。他们也不客气就坐到我们桌子上来了，小朱又到外面商店买来一包葵花籽，我对他们说：让他们两个小傢伙吃吧！你看他们饿的那个样子。他们对那两个孩子说：吃吧！吃吧！我们没叫你们不吃呀！那两个孩子才又大口大口吃起来。我听那两个大扒手说话是四川口音，便问他们：你们是四川人吧！怎么会到内蒙来了，他们说：他们是两兄弟是四川人，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都饿死了，后来被亲戚收养，但亲戚对他们不好，时常遭受打骂，他们十来岁就从亲戚家逃跑出来，一直在外流浪，(他们见我们没有鄙视他们的意思，又知道我们已看出他们是干什么的，所以他们说话也不忌讳什么)后来也就跟着别人干上了这一行，开始也和他们(他们指着那儿个小孩)一样跟着师傅干活(扒)，得到的东西都交给师傅，由师傅偿一口饭吃，现在终于熬出了头，也带着几个徒弟一起干，不是我们心狠不给那两个娃儿饭吃，你不给他们点厉害他们就偷懒不去干活，难道还要我们去养活他们？不能惯坏了他们。

吃完饭，聊完天离开时，他们说：很难得有人这么看得起他们，还和他们聊天，好多年都没有人这样和他们摆龙门阵了[註：１]。我们也劝他们对他们手下的那几个小孩要好一点，你们过去不就是和这几个孩子一样吗？他们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干了这一行就得守这一行的规矩，我们这样对他们也是不得已的。看来在人性与他们赖以生存的规矩面前，他们还是不得不选择规矩。

这年九月下旬，我们装蜂的列车沿京包线经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进入满清末年由著名留美工程师詹天佑设计并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在居庸关、八达岭、青龙桥这一帶都是高山峻岭，由于当时打隧道十分困难，所以隧道很少，铁路都是在群山峻岭之间或盘山而上；或盘山而下，上山时由于坡度大，单个火车头的牵引力不够，只好在列车的后面又加一个火车头往前推。从张家口到丰台这一段火车头都由蒸汽车头換成了当时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较为先进的内燃机车头，但在经过这一段山区时，尽管有一个车头在前面拉、一个车头在面推，但列车的速度仍然很慢。

列车经过青龙桥车站时，我们还看到立在车站旁边的己经发黑了的詹天佑铜像，不由令人想象在中国当时那样落后的条件之下，修建这条铁路的艰辛，和詹天佑那过人的学识和智慧，令人产生无尽的感慨。

列车经丰台转入京广线南下经郑州、武汉到达蒲圻车站。

可是老严並未按约定看好山桂花场地到车站等我们，这令本来就对老严有意见的各位蜂友大为不满，纷纷表示：这次不能象以前一样，那么痛痛快快地把工钱给他，要拖一拖，使他知道看场地这份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不能这么不把看场地当回事。

我们拍电报到老严家里，两天后他才从家里赶到蒲圻，他一到就找我们要这两个月和下月看场地的工钱，蜂友们都说：你住在家里休息，山桂花场地都没有看好，就知道拿工钱，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先把山桂花场地看好了再说。老严说因家里有事耽誤了，现在去看场地也不迟，你们先把工钱给我，我马上到崇阳去看山桂花场地。蜂友们说：你先看好玚地，再来谈工资。结果闹得不欢而散。我因想赶在国庆放假之前回汨罗把一新的养蜂证明办好，急着要走，走前我对老严说：你先去把山桂花场地看好，等我从汨罗回来，我会说服大家把工钱一分不少付给你的。

我到汨罗之后，在大队副书记邹克诚和生产队长邹顺初的协助之下，很快就把养蜂证明办好了，此时我如果马上赶回蒲圻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然而当时我给正仁带了一点党参蜜，我要到长沙去拿给他，而那时离早桂的进场时间还早，于是我来到长沙正仁处，正仁说：这几天国庆放假，你就在这里休息几天，我陪你到束伯伯［註：２］、聚福园五号孃孃[註：3]家去走一走(那时正仁厂里对他的管控已有所放松，只要对寝室里监管小组的人说一声请个假就能外出)，看望一下他们，他们平日对我们不错，等过完国庆再走也不迟。我也就同意了。

结果在我离开蒲圻之后，老严与蜂友们的矛盾激化，致使老严误认为我们想赖掉应该付给他的工钱，一怒之下竟然跑到蒲圻县工商局去举报，说我们都是无证养蜂。工商局于是组织人马到车站来查各蜂饧的养蜂证明，结果林瞎子因他老婆有个亲戚是工商局的，他事先得到消息，连夜把蜂搬到乡下去了，此外小马、浙江江山老江、小李、咸宁农科所、嘉鱼王师傅等几家蜂场都是有证明的都没有事，小朱、小骆趁乱也把蜂拖到山里朋友家躲过一劫，其余的小兰、王海宾、王友善和我们蜂场都被工商局没收后，拍卖掉了。

本来我们蜂场是我回去换证去了，不应被没收。但小冯没见过世面胆子又小，面对穷凶极恶的工商局的市管人员的打骂、威胁、恐吓不知所措，居然就老老买实在工商局开的没收单据上签了字，工商局把我那四十多箱蜂没收后，贴上封条，要小冯暂时看管，不许乱动。

因工商局还没有找到买家之前，又不能把蜂搬到工商局去，过了三天工商局就以一千三百元的价格将价值五六千元的蜂场所有资产买给了蒲圻的一个生产队。只剩下我和小冯的个人生活用品和那张行军床，小冯就住在我们原来放蜂地方一个大队的倉库里等我回来。

十月四号我回到蒲圻车站，就听到别的蜂场的人对我说我的蜂被工商局没收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问道：不可能把？我们是有证明的呀！不是无证非法养蜂。他们说：千真万确，我们亲眼看见小冯在没收单据上签了字。我说：新证明我已办来了，我拿证明到工商局去找他们把蜂要回来。

说完我连小冯住的地方都没有去，直接就去了工商局，我找到市管科，拿出证明要他们把蜂退还给我，他们：晚了！我们已经处理掉了，你的证明怎么早不拿出来？说着他们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没收单据，指着上面小冯签的名说：你们蜂场的人都承认是私人养蜂，你还有什么话说？你现在有证明也没有用，我们工商局没收的东西还从来没有退还过。

他们不但不退还非法没收的蜂场，而且态度还十分恶劣。我知道找他们已不起作用，我说：我不找你们，我找你们局长去，不料我去了几次局长室都找不到人，办公室的人回答不是开会去了，就是出差还没有回来，我知道这是明显躲着不想见我。

到傍晚我来到小冯住的大队仓库，我一见他心里就冒火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没有用？胆子就这么小？他们来没收，你不会说我是来学徒的，蜂是陈师傅生产队的，他回去换证明去了，你们要没收、要签字也只能等他回来签，我没有权力签，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你不签字他们就不敢没收，更不敢卖掉，只要我拿了新证明回来，不就没有事了吗？你怎么就这么窩囊？我历尽艰辛好不亮易才把蜂场扩展到现在这样大的规模，被你一下子就败得精光，气死我了！

第二天我冷静下来仔细一想：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小冯，他毕竟没有在外面跑过，没有见过世面，被蒲圻工商局那几个穷凶极恶的市管人员，一顿威胁、吼叫吓住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把小冯叫过来对他说：我昨天对你发火是在气头上你不要介意，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你，我们没有和老严说清楚导致他误会我们会赖掉他的工钱，他才去工商局告发，是主要原因，另外我办好证明马上就回蒲圻，不在长沙呆到国庆节之后才回蒲圻，蜂也许也不致被他们没收掉，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我对小冯说：我先准备好材料再去找蒲圻工商局的上级去讨回蜂场，这恐怕不是三五天办得好的，而且也可能讨不回来，现在蜂也没得养了，你在这里也没有事可干，不如先回生产以去出工，以后如果蜂场讨回来，你再来一起养蜂。

小冯说：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我拿了一点钱给小冯，幫他买了一张到汨罗的火车票，又把在纳令圪堵买的那件老羊皮统子拿给他，要他拿回去找裁缝做个面子，就是一件老羊皮襖，给他母亲穿，也算没有白出去跑了几个月。

送走小冯后，我在蒲圻又去工商局找过几次他们的局长，这个局长可能自知理亏，总是找借口躲着不见面。于是我决定先回石牛四队，这样才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然后再准备写控告蒲圻县工商局非法没收石牛四队蜂场的材料向湖北省工商局申诉，以讨回蜂场。

我回到石牛四队，住在生产队长邹顺初家里，我把蜂场在蒲圻被没收的情况跟队上的人一说，他们都叹息道：小陈呀！你这个人真倒霉，你养蜂前几年吃了那么大的苦头，到今年刚情况好转，我们都以为你这下该走运了，想不到又出了这样大的事，你真背时啊！我在石牛很快便将申诉材料写好后，我找到大队副书记邹克诚、生产队长邹顺初，请他们幫忙，帮我在申诉材料上盖上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公章。

他们顺利地幫我盖上生产队大队的公章后，他们两个又一起带我到公社去盖章时，有位公社副书记与邹克诚、邹顺初关系都不好，便趁机进行刁难说：听说这个陈Ｘ甫是个大学生，国家安排工作他不去，从兰岭跑到石牛来养蜂，蜂也是他带到你们队上的，他不是私人养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就应该没收！公社不能盖章。

幸亏公社书记与邹克诚、邹顺初关系比较好，也还算开明，他说：章还是要盖，先把蜂场弄回来再说，我们湖南的蜂场怎么能让他们湖北人没收？要没收也只能由我们湖南人来没收，老话说得好，“肥水不落外人田”吗？副书记当然拗不过正书记，公社书记便要公社秘书在我的申诉材料上签上：情况属实的意见，并盖好公章。

这年11月份我从汨罗坐火车来到汉口，住到车站附近一家廉价旅馆，我向一位同住一室的湖北人打听省工商局的地址，他说：省工商局的地址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省政府的地让，你到省政府去打听一下，他们肯定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便按照他提供的省政府的地址乘公交车来到了省政府的大门口。我当时手里拿着一个那时流行的人造革黑色小公文包，身穿一套兰色中山装，戴着一副眼镜便大摇大摆地走进省政府的大门，大门两边持枪站岗的卫兵连问都没有问一声便让我进去了(这些卫兵看我的打扮和神态，误以为我是里面的干部，如果我要去问这些卫兵，他们肯定不会让我进去)，我进到一幢办公楼，见到一位正在打扫卫生的人，我问他；知不知道省工商局在什么地方？他说：不知道，你可以到省财(经)办去问，工商局属财办管，他们肯定知道。我问：省财办在哪里办公？他说：就在这幢楼的三楼办公。我谢谢他后，就登上三搂，此时我忽然想到：既然省工商局归省财办管，那我何不直接向省财办申诉，还可防止省工商局偏袒他们的下级。

主意打定后，我决定直接找省财办进行申诉，为防止一般干部拖延推诿，我决定直接找省财办主任进行申诉，我在三楼找到门前挂着“主任办公室”牌子的办公室，我轻声敲门之后，听到里面说了一声：请进。之后，我便推开虚掩着的门，进去一看，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小老头正在批阅文件，他见我进去便抬起头望了我一下，细声问道：你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在蜂场养蜂，蜂场被你们下面的蒲圻县工高局非法没收了，我来找你们申诉，要求把蜂场退还给我们生产队。说着我就把汨罗市畜牧水产局开具的养蜂证明，和申诉材料都送到他的面前说：详细情况申诉材料里面都写请楚了，他戴上桌子上的老光眼镜，用手对我指了指他办公桌旁边的沙发说：你先坐下，等我看完你的申诉材料再说。

他看完材料后对我说：你作为一个知青，能安心在农村从事现在国家大力提倡的养蜂工作很不容易，蒲圻县工商局没收你们的蜂场是不对的，应当退还给你们，这件事具体应由省工商局管辖，你去找省工商局的廖局长，他会幫你解决的。我说能不能请您现在跟廖局长先打个电话，跟廖局长约个时间，我怕我去时找不到廖局长。他说：好。接着他打通了廖局长的电话，他对廖局长说有个湖南知青的蜂场被你们蒲圻县工商局没收了，他们是生户队的集体蜂场不是个体养蜂，你幫他处理一下吧！你现在在办公室吧？那我要他马上到省工商局找你。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你现在马上到省工商局去找廖局长，他会帮你处理的。他还告诉我省工商局就在汉口长江边上的江汉关。

我之所以要省财办主任亲自打个电话给省工商局的廖局长，除了想与廖局长事先约个时间，免得到时候找不到他之外，更主要的是：我想借此让廖局长产生一种错觉：这个湖南知青的事，连省财办的主任都亲自打电话来要我给他办理，不知这位湖南知青背后与省财办主任是多么密切的关系，从而不敢对我的事釆取推诿拖延的态度，此后事情的顺利进展表明我这一招起了重要作用。
我谢谢省财办主任之后，便乘公交车到了江汉关，很快就找到了湖北省工商局。这是一座用花岗岩飾面的典型的欧式建筑(汉口的江汉关一带原为租界区，故江汉关一带多为外国人修建的欧式建筑)，我找到传达室告诉里面的人说：我有事找廖局长，是事先约好了的，请通报一声。门卫拨通了廖局长的电话后，对我说：廖局长请你进去，局长办公室在X楼，室外有牌子，你自己上去吧！

我来到局长办公室，敲门进去后，廖局长脸上堆满笑容对我说：你就是湖南养蜂的知青？我说：是的。他请我在沙发上坐下，他打了个电话，马上就有一位女干部端了一杯茶进来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请我喝茶。廖局长说：你的事X主任已跟我说了，你把申诉材料放在我这里，我们会叫蒲圻工啇局把蜂退还给你们的，你放心。我说：那我就回蒲圻找工商局要蜂？廖局长说：你今后不要直接找蒲圻工商局要蜂，过几天你直接到咸宁，找咸宁地区工商局的李(？记不太清楚了)局长，蒲圻工商局属他管。

我告别了廖局长，便乘火车来到了咸宁，我找到一起从内蒙回来的咸宁地区农科所养蜂场的老郭、老宋和小许，他们很同情我的遭遇，马上安排好我的食宿，当我把我我去武汉申诉的事告诉他们之后，小许说：陈师傅，你的事包在我身上了。我说：为什么？小许说：咸宁地区工商局的李(？)局长就是我的亲舅舅，我带你去找他，他肯定会让蒲圻工商局把蜂退还给你们。我听了心里更加踏买了，小许说：明天晚上我带你到李(？)局长家里去找他，他“文革”时被打倒，去年才恢复局长职务。

第二天晚上小许带我来到咸宁地区工商局的家属宿舍二楼的一套房间，小许把大概情况向李(？)局长讲了一下，李局长说：今天已接到省局廖局长的电话说了这件事，交给我们处理，现在你的申诉材料省局作了批示后，还没有转到咸宁来，等材料一到，我们就会要蒲圻工商局把蜂退还给你。你们知青在农村养蜂不容易，我有两个小孩也是知青，今年才刚回城。此时小许的舅妈也插话说：我们李局长最不喜欢工商局的人到下面隨意没收别人的东西。李局长对我说：你先回汨罗去等几天，等我把事情处理好后，我会告诉小许，他会通知你前来办手续。

第二天我便回到了石牛四队，把情况跟邹克诚、邹顺初一说，他们都说：幸亏你坚持不放弃，还找到他们省政府去了，居然还找到省财委的主任、咸宁地区工商局，还能把蜂要回来，真不容易，上次我们和你一起到蒲圻工商局看到他们那种蛮不讲理的态度，我们都以为这蜂恐怕是要不回来了，幸亏你一直坚持，不言放弃，现在终于有了希望，我说：到时候还得你们二位和我一起到湖北去领回蜂场，以证明这蜂场是集体的，不是我个人的。他们都说：到时候我们跟你一起去就是了。

［註：１］：“龙门阵”是四川话，就是聊天的意思。
［註：２］：原广大药房员工，前面对他已有介绍。
［註：3］：聚福园５号房东冯先生的妹妹冯翠凤，当年约五十岁，笃信佛教，因她一生下来左手掌先天性残疾，终生未嫁，领养了一个亲戚的儿子（小名“虎儿”）做儿子。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对我们一家持同情态度，我们按照他们杭州人的习惯叫她“孃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