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恶补了一点功课，读了莫言几篇小说，也就自以为可以谈点看法。毕竟，笔者也写小说，大体上讲文如其人没有错。整体感觉是，莫言的形象思维适合当作家，对人物、景物的描写很生动，写出了“小人物”的悲欢与自身无从左右命运的遭际，也就反映了相当的社会现实。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当时的“伤痕文学”很明显地对他产生了影响，此影响力结合他的平民子弟出身，再结合他几乎所有作品都与歌德颂圣保持了相当距离，因而视他为保持了良心良知的作家，应不离谱。

但把诺奖授予莫言似应视为诺奖权威不免厚爱了他，或者说照顾了泱泱大国的国情。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不容置疑，但不等于所有获奖作家及作品皆够得上名符其实的资格。例如挪威作家汉姆生及《大地的成长》。文明是发展的，文学也是发展的，特别诺奖关于文学的定义除了诗歌、戏剧、小说还包括了历史、哲学乃至追求自由意志、博爱情怀的政治，也就需要理解二战前的世界大背景。但是反过来说，作品要超越二战前的作品也是至理。从这个标准来看，莫言作品与世界文学一流水准存在不小的距离。他只能归于红朝治理下大陆少数出了名的作家之列。

此非贬低莫言先生。七十余年的中国大陆，大环境是不允许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并不是说出色作家非得与专制王朝切割不可，不必那么绝对，《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就是一个例子，而是高压加上传统文化的浸淫，哲学思想上以及对历史纵深的思考上又少了对海权时代的并不容人乐观走向的前瞻，势必限制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与勇气。实际，中国不乏作家的内心痛苦是外部世界难以想象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对党与国的认识总是同文学纠缠在一起，对党与国的爱恨交加压倒了对人间的悲欢离合的感受，也是作家们的通病。文革后“伤痕文学”一经高压便溃不成军，主因不外乎党与国不需要尔等来补天。《废都》的性描写原本正常，那些诱导性“此处删除……”就属于商业广告不属于文学情感了。《白鹿原》的历史沧桑感呼之欲出，却算不得一部完整作品，因为进入“新中国”后便没了故事，很明显是为了出版只能割爱，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未必超越了路遥的作品。那大量的历史小说和改开后的文学作品就更不消说了，因为怎样看待大天朝和红朝历史，作者们并说不出新意。至于二月河创作的帝王系列小说，很合一尊品味，但在博学的老国王眼里恐怕是垃圾。于是，很多追求现代流派的作家转而在手法上大做文章。

然而思想或理想追求终究是文学的根茎，手法是文学的花朵，二者孰重孰轻，一目了然。本来，毛泽东时代特别文革理应催生出伟大作品，因为这个几十年乃人类文明史上极突出的焦点，那不是流着脓血的伤疤，而是喷涌着脓血的伤口。此悲惨现实当然要探究人性的本原，但若忽视此悲惨现实于人性的严重残害也不妥。人性的极度扭曲不但要找源头，也要关注丑恶现实的超强反作用力，因为太过强调人性本原，则不免弱化文化文明的作用，无妨说，文学不但应关注各个时期专制暴政下贱民的命运，而且应怀疑人类迄今的文明之路是否真是正道，否则无资格自称现代。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作家群对后者的关注很不够，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这个超强反作用力。具体如莫言及作品，窃以为，莫言是想写一两部传世之作的，但他力不从心。他的人生道路有过悲苦，整体上属于沐浴了皇恩者。他强调他是个“讲故事的人”，不全是心里话。当他一再沐浴皇恩时，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以为此时此刻他会相信自己做得对，便是他把文学应有的批评功能与感党恩有机的统一了起来。他有理由庆幸他是个聪明人。一般而言，要写出传世之作，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很坎坷的人生路，与学历无必然关系，以及告别体制的勇气。《复活》的凄美爱情故事可谓司空见惯，托尔斯泰把它写成名著，离不开悲天悯人的人道追求，不惜与自身的优越地位切割。莫言显然缺此勇气。他那个作协副主席头衔，不像是他的追求，只能是他权衡利弊后需要报党恩的屈从现实。

理想追求的贫血当然会要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莫言属于自学成才，年轻时写的短篇小说常见堆砌形容词之嫌。此为艺术上不成熟的表现，却也不失为质朴。此为写作者难免的过程，一点也不丢人。这里重要的是，当艺术表现走向了成熟，仍能保持质朴本色才好不过。尔后他走上魔幻现实主义之路，艺术上谈不上另有创新。很难说他不是刻意东施效颦，因为坚持走传统写实之路，他很难构思出独特手法与故事情节，缺乏独特的人生路予他的刻骨感受，又要迎合审查，不东施效颦怎么办呢？有理由认为，莫言若生在民国时代，他的文学成就会更大。因为，民国时代那些大师，换在了红朝时代又能强于莫言多少呢？所以，需要对莫言及作品从多方面看，千万不要搞文人相轻。

再说说毛星火对莫言起诉。

这无非病态社会的一个小闹剧，不少人对此做文章，大可不必。但有一点值得关注，便是据说有七八千人附和那位毛星火起诉莫言。

笔者以为，附和毛星火的几千人，并非全是毛星火这号居心叵测者，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值得中国文学界乃至知识界反思。拙文不想扯远了，只说说作家群和文学。

中国大陆的作家可谓多于牛毛，作品亦是多于牛毛，真正拿得出手的作品究有几部？不要都推给时代了。因为，既现实如此，也无勇气抗争，那么争那个虚名干什么？难道作家真比环卫工人优越吗？何苦去为一个病态社会当装饰品？反倒招权贵们在骨子里看不起。此种装饰品并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积极作用。不妨说，那些作协、文联与其说是文化艺术单位，不如说是共产党的第二宣传部。

要求愚民们理解少数作家的苦衷，当然不现实。但对已把生活看透了的一批人乐见毛星火起诉莫言，也应理解。说白了，他们凭什么尊敬一群顶着个作家头衔的共产党宣传官员？究竟有几个作协主席、副主席，不是首先关心自己的行政级别及待遇？骨子里不以精神贵族自居？今天大陆的作家群，面对这块才有了现代气息、精神很快又被摧残殆尽的土地，不应再幻想凭手法多样化能打动官心和人心，另需要离开官办的所谓作协、文联，要么不写一个字，要么放开胆子写，即使写出来的字无从面世，至少良心无愧。因为一个作家够不够格，读者和时间才有裁判权。

总之，嫉妒与无根据的贬低莫言要不得，不过莫言也不应讳言，他除了聪明和勤奋，运气好于很多人，党国待他不薄。

 

最近恶补了一点功课，读了莫言几篇小说，也就自以为可以谈点看法。毕竟，笔者也写小说，大体上讲文如其人没有错。整体感觉是，莫言的形象思维适合当作家，对人物、景物的描写很生动，写出了“小人物”的悲欢与自身无从左右命运的遭际，也就反映了相当的社会现实。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当时的“伤痕文学”很明显地对他产生了影响，此影响力结合他的平民子弟出身，再结合他几乎所有作品都与歌德颂圣保持了相当距离，因而视他为保持了良心良知的作家，应不离谱。

但把诺奖授予莫言似应视为诺奖权威不免厚爱了他，或者说照顾了泱泱大国的国情。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不容置疑，但不等于所有获奖作家及作品皆够得上名符其实的资格。例如挪威作家汉姆生及《大地的成长》。文明是发展的，文学也是发展的，特别诺奖关于文学的定义除了诗歌、戏剧、小说还包括了历史、哲学乃至追求自由意志、博爱情怀的政治，也就需要理解二战前的世界大背景。但是反过来说，作品要超越二战前的作品也是至理。从这个标准来看，莫言作品与世界文学一流水准存在不小的距离。他只能归于红朝治理下大陆少数出了名的作家之列。

此非贬低莫言先生。七十余年的中国大陆，大环境是不允许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并不是说出色作家非得与专制王朝切割不可，不必那么绝对，《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就是一个例子，而是高压加上传统文化的浸淫，哲学思想上以及对历史纵深的思考上又少了对海权时代的并不容人乐观走向的前瞻，势必限制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与勇气。实际，中国不乏作家的内心痛苦是外部世界难以想象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对党与国的认识总是同文学纠缠在一起，对党与国的爱恨交加压倒了对人间的悲欢离合的感受，也是作家们的通病。文革后“伤痕文学”一经高压便溃不成军，主因不外乎党与国不需要尔等来补天。《废都》的性描写原本正常，那些诱导性“此处删除……”就属于商业广告不属于文学情感了。《白鹿原》的历史沧桑感呼之欲出，却算不得一部完整作品，因为进入“新中国”后便没了故事，很明显是为了出版只能割爱，价值也就大打折扣，未必超越了路遥的作品。那大量的历史小说和改开后的文学作品就更不消说了，因为怎样看待大天朝和红朝历史，作者们并说不出新意。至于二月河创作的帝王系列小说，很合一尊品味，但在博学的老国王眼里恐怕是垃圾。于是，很多追求现代流派的作家转而在手法上大做文章。

然而思想或理想追求终究是文学的根茎，手法是文学的花朵，二者孰重孰轻，一目了然。本来，毛泽东时代特别文革理应催生出伟大作品，因为这个几十年乃人类文明史上极突出的焦点，那不是流着脓血的伤疤，而是喷涌着脓血的伤口。此悲惨现实当然要探究人性的本原，但若忽视此悲惨现实于人性的严重残害也不妥。人性的极度扭曲不但要找源头，也要关注丑恶现实的超强反作用力，因为太过强调人性本原，则不免弱化文化文明的作用，无妨说，文学不但应关注各个时期专制暴政下贱民的命运，而且应怀疑人类迄今的文明之路是否真是正道，否则无资格自称现代。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作家群对后者的关注很不够，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这个超强反作用力。具体如莫言及作品，窃以为，莫言是想写一两部传世之作的，但他力不从心。他的人生道路有过悲苦，整体上属于沐浴了皇恩者。他强调他是个“讲故事的人”，不全是心里话。当他一再沐浴皇恩时，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以为此时此刻他会相信自己做得对，便是他把文学应有的批评功能与感党恩有机的统一了起来。他有理由庆幸他是个聪明人。一般而言，要写出传世之作，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很坎坷的人生路，与学历无必然关系，以及告别体制的勇气。《复活》的凄美爱情故事可谓司空见惯，托尔斯泰把它写成名著，离不开悲天悯人的人道追求，不惜与自身的优越地位切割。莫言显然缺此勇气。他那个作协副主席头衔，不像是他的追求，只能是他权衡利弊后需要报党恩的屈从现实。

理想追求的贫血当然会要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莫言属于自学成才，年轻时写的短篇小说常见堆砌形容词之嫌。此为艺术上不成熟的表现，却也不失为质朴。此为写作者难免的过程，一点也不丢人。这里重要的是，当艺术表现走向了成熟，仍能保持质朴本色才好不过。尔后他走上魔幻现实主义之路，艺术上谈不上另有创新。很难说他不是刻意东施效颦，因为坚持走传统写实之路，他很难构思出独特手法与故事情节，缺乏独特的人生路予他的刻骨感受，又要迎合审查，不东施效颦怎么办呢？有理由认为，莫言若生在民国时代，他的文学成就会更大。因为，民国时代那些大师，换在了红朝时代又能强于莫言多少呢？所以，需要对莫言及作品从多方面看，千万不要搞文人相轻。

再说说毛星火对莫言起诉。

这无非病态社会的一个小闹剧，不少人对此做文章，大可不必。但有一点值得关注，便是据说有七八千人附和那位毛星火起诉莫言。

笔者以为，附和毛星火的几千人，并非全是毛星火这号居心叵测者，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值得中国文学界乃至知识界反思。拙文不想扯远了，只说说作家群和文学。

中国大陆的作家可谓多于牛毛，作品亦是多于牛毛，真正拿得出手的作品究有几部？不要都推给时代了。因为，既现实如此，也无勇气抗争，那么争那个虚名干什么？难道作家真比环卫工人优越吗？何苦去为一个病态社会当装饰品？反倒招权贵们在骨子里看不起。此种装饰品并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积极作用。不妨说，那些作协、文联与其说是文化艺术单位，不如说是共产党的第二宣传部。

要求愚民们理解少数作家的苦衷，当然不现实。但对已把生活看透了的一批人乐见毛星火起诉莫言，也应理解。说白了，他们凭什么尊敬一群顶着个作家头衔的共产党宣传官员？究竟有几个作协主席、副主席，不是首先关心自己的行政级别及待遇？骨子里不以精神贵族自居？今天大陆的作家群，面对这块才有了现代气息、精神很快又被摧残殆尽的土地，不应再幻想凭手法多样化能打动官心和人心，另需要离开官办的所谓作协、文联，要么不写一个字，要么放开胆子写，即使写出来的字无从面世，至少良心无愧。因为一个作家够不够格，读者和时间才有裁判权。

总之，嫉妒与无根据的贬低莫言要不得，不过莫言也不应讳言，他除了聪明和勤奋，运气好于很多人，党国待他不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