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推荐徐友渔新著《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二)



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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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胡平:推荐徐友渔新著《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二)学者徐友渔
 记者章丽摄影









hp10.jpg徐友渔这本《革后余生》的副标题是“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前言里,友渔写道: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自从经历了六四屠杀之后,我再也无法以身为一个书斋学者而满足,今后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写作,都必须与正在改变的中国现状相关,必须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标相关。

六四之前的徐友渔,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术道路上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考试中拔得头筹,获得了到西方留学的机会,赴英国牛津大学师从世界知名哲学家达米特,学成归国后,通过特殊的考试和成果评议,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成为哲学所最年轻的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还当上了研究室副主任。学界前辈和同道都把他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友渔选择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分析哲学,这门学问很高雅,用友渔的话,“有点像是在象牙塔中作诗”。但其实这一选择体现了他的精神特质,喜欢明晰的思想和明晰的论述,不喜欢只有宏大气势但没有信息量的空话大话废话,不喜欢文通理不通的虚假论证。友渔选择语言分析哲学,也体现了他长期的深厚的社会关怀。他是为了让国人的思维更科学、更理性、更精确,也是为了从思维方式和表达与论证方式上破除官方的意识形态统治。想当年,友渔和我能比一般同时代人更早的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牢笼,就因为我们自发的采取了若干逻辑的语言的分析,发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和逻辑谬误。友渔说,语言分析哲学这个学问是最抽象的,但是,对于中国长远来说又是最要紧和最切中要害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中国人需要的正是这个手指头。友渔在学术上的成就非凡。他那本《“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荣获金岳霖学术奖。

六四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友渔写道,早在1988年,人们就普遍预感,1989年将是多事之秋:因为这一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知识界人士纷纷议论,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使1989年成为新时代的起点。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公开信,建议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接下来,知识界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签名信运动。友渔是其中一波签名信的组织者和执笔者。其后,友渔参与了、见证了北京八九民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六四开枪后他和他的妻子奔走于北京的多家医院,收集和记录死伤者的名单。

六四事件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生活方向,友渔的改变是内在的。面对六四后的中国,友渔感到,他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不能沉溺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理之中,他再也无意于体制内的提升与发展。自六四后,徐友渔从学院派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

根据自己的志向、学养、兴趣与关怀,友渔作出了一种堪称公知经典的选择,那就是:“在思辨和理论层面从事一种与政治、社会批评的专门学问,使自己在现实层面的社会评论有更深厚的学理资源支撑,并使二者相得益彰。”

接下来,友渔把他的哲学思考,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从他天生的气质倾向,也是从他在毛时代的生活感悟,友渔自然而然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言说活动中,徐友渔一身而兼二任,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这就很像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自我定位,即“入戏的观众”。另外,友渔这个公知和其他很多公知不一样,他还亲身参与了争取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抗争活动。友渔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在这一方面,他更接近于捷克的哈维尔。

2014年5月,徐友渔组织了一场在私人住宅中的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会,当局竟然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将友渔拘捕,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友渔的这一遭遇,是其他在体制内学院中尚有一席之地的公知们都不曾有过的。这也凸显出徐友渔之所以为徐友渔。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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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推荐徐友渔新著《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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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10.jpg徐友渔这本《革后余生》的副标题是“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前言里,友渔写道: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自从经历了六四屠杀之后,我再也无法以身为一个书斋学者而满足,今后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写作,都必须与正在改变的中国现状相关,必须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标相关。

六四之前的徐友渔,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术道路上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考试中拔得头筹,获得了到西方留学的机会,赴英国牛津大学师从世界知名哲学家达米特,学成归国后,通过特殊的考试和成果评议,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成为哲学所最年轻的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还当上了研究室副主任。学界前辈和同道都把他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友渔选择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分析哲学,这门学问很高雅,用友渔的话,“有点像是在象牙塔中作诗”。但其实这一选择体现了他的精神特质,喜欢明晰的思想和明晰的论述,不喜欢只有宏大气势但没有信息量的空话大话废话,不喜欢文通理不通的虚假论证。友渔选择语言分析哲学,也体现了他长期的深厚的社会关怀。他是为了让国人的思维更科学、更理性、更精确,也是为了从思维方式和表达与论证方式上破除官方的意识形态统治。想当年,友渔和我能比一般同时代人更早的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牢笼,就因为我们自发的采取了若干逻辑的语言的分析,发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和逻辑谬误。友渔说,语言分析哲学这个学问是最抽象的,但是,对于中国长远来说又是最要紧和最切中要害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中国人需要的正是这个手指头。友渔在学术上的成就非凡。他那本《“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荣获金岳霖学术奖。

六四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友渔写道,早在1988年,人们就普遍预感,1989年将是多事之秋:因为这一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知识界人士纷纷议论,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使1989年成为新时代的起点。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公开信,建议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接下来,知识界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签名信运动。友渔是其中一波签名信的组织者和执笔者。其后,友渔参与了、见证了北京八九民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六四开枪后他和他的妻子奔走于北京的多家医院,收集和记录死伤者的名单。

六四事件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生活方向,友渔的改变是内在的。面对六四后的中国,友渔感到,他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不能沉溺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理之中,他再也无意于体制内的提升与发展。自六四后,徐友渔从学院派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

根据自己的志向、学养、兴趣与关怀,友渔作出了一种堪称公知经典的选择,那就是:“在思辨和理论层面从事一种与政治、社会批评的专门学问,使自己在现实层面的社会评论有更深厚的学理资源支撑,并使二者相得益彰。”

接下来,友渔把他的哲学思考,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从他天生的气质倾向,也是从他在毛时代的生活感悟,友渔自然而然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言说活动中,徐友渔一身而兼二任,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这就很像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自我定位,即“入戏的观众”。另外,友渔这个公知和其他很多公知不一样,他还亲身参与了争取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抗争活动。友渔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在这一方面,他更接近于捷克的哈维尔。

2014年5月,徐友渔组织了一场在私人住宅中的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会,当局竟然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将友渔拘捕,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友渔的这一遭遇,是其他在体制内学院中尚有一席之地的公知们都不曾有过的。这也凸显出徐友渔之所以为徐友渔。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