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学者王维洛

旅德学者王维洛日前发表了名为《新质的五子登科》文章，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套路归纳为紧紧抓住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军队、宣传、警特、金钱、数据。王维洛在5月3日接受了本台记者孙诚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习近平统治模式的分析。

• 习近平党建庶务下放蔡奇　学者：分忧不分权


• "习的时刻"突显中国不自信的时刻？


• 中国取消总理记者会　习近平上任后改变惯例成常态

习近平统治模式的八个特点

记者：我看了您的那篇文章《五子登科》。很好奇的一点是，您觉得习近平的统治模式，和之前的毛、邓、江、胡相比有什么特点？

王维洛：其实，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统治的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控制，对中国全社会的控制。如果我们具体讲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三个人上台的时候，中国人民对这三个人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重新上台，中国老百姓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应该说中国民众对习近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有个很大的优势，他没有政治包袱。

记者：您在这里提到的没有政治包袱，指的是什么呢？

王维洛：第一，他可以给六四正名。第二，他可以恢复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正常关系，可以宣布不用武力统一台湾。第三，他可以改善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因为他没有任何负担，他可以请达赖喇嘛到中国来、回到西藏。这都是当时他所面临的情况，他所有的政治机会。但是，最后他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把现在和他2012年上台相比的话，现在的情况变得很糟糕，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从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来说，是越来越糟糕。中国看不到出路。你不要说现在的三中全会能拿出什么大的措施来，他说不出。

记者：您在《新质的五子登科》这篇文章里提到，习近平紧紧抓住了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军队、宣传、警特、金钱、数据。这和之前的毛泽东、邓小平有什么不同呢？

王维洛：第一，习近平没有一个明确定义的目标，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目标是很模糊的，不忘初心、中国梦，那是什么东西？是没有明确定义的，也没有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的区分。第二，习近平对于目前的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不知道现在存在着什么问题，也许他所接受的信息是完全错误的。还有第三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习近平是在前台指挥，演一个独角戏。其他人，包括他的六个政治局常委都是躺平的。而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两个是不管具体事情的，特别是毛泽东根本不管，邓小平对具体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不管的。第四，习近平的价值观是固化的，他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他所认为的市场经济其实是计划经济加上大数据，他认为计划经济的缺陷是不知道需求、供应在什么地方，他认为有了大数据、掌握了所有数据之后可以避免计划经济的缺陷。所以他认为计划经济可以战胜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第五，习近平他小事情什么都管的，但是大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记者：习近平的这种抓小放大，您能否详细谈一谈呢？

王维洛：比如说现在中国的两个事情，一个是粮食，习近平谈粮食问题很多，但是粮食问题对于当今的世界、中国就是一件小事。而就业对于当前中国来说就是天大的大事，习近平是大事不管、小事多管，哪怕中小学生的补课他都要管。

记者：可以看到，习近平确实在这些年里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比如雄安新区就不了了之了。这是不是反映了习近平的统治，还有这种朝令夕改的特点？

王维洛：习近平这个人做事是没有恒心的，他往往是想一出是一出，想到一个东西做了两下就半途而废，有开始没有结束。比如说“海绵城市”，他在一年里面讲了三次还是四次，到了后面就没了。他看到不能防洪，看到问题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习近平在他的统治上有个特点，就是把责任压到基层，要地方负责。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他有水库的库长制度、河流的河长制度。他怕水库溃坝，就提出了库长制度，就是哪个水库溃坝了就找库长。所以现在只要一下雨，洪水一形成，所有库长都怕水库溃坝，都突然泄洪。因为这个责任压在我的脑袋上，上面不承担责任，也不说泄洪还是蓄洪好，都要压到最下面那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是习近平老是说的压实责任，这是他的第七个特点。第八个特点，他是没有检讨、没有修正错误的机制。他就是发现这些工程错了，像雄安新区、一带一路，他明显看到错误层出不穷，但是他不会检讨错误，他也没有修正的机制。

王维洛：“习近平现在对权力的掌握在毛泽东、邓小平之上”

记者：您在文章里也谈到，习近平的统治是落实在控制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习近平并没有一个“主义”。不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他们是提出一个“主义”，让下面的人去执行的。

王维洛：他（习近平）是有空的口号，但是他是没有具体措施。比如说他说的房地产市场，“房住不炒”，什么是“房住不炒”？他现在又放弃了这个“房住不炒”政策，他没有具体的执行措施。“五子登科”说的是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精算子，精算子是他对数据的控制，我们就来讲“精算子”。以前，毛泽东是两个，枪杆子、笔杆子，到了1950年的时候他就搞了三反五反运动，把刀把子搞上去了，加速了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开始剥夺中国老百姓的财产。现在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上去，是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卖地卖不出价钱了，中国的老百姓知不知道地以前是谁的？1949年以前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私人的，共产党把私人土地剥夺过来，然后到1982年通过宪法来声称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这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量资本来源。现在经济不好，卖地卖不出去了，其实这些地都是老百姓的。以前讲的是笔杆子骗人，用笔杆子洗脑，现在他光靠笔杆子不行了，他要靠数据来骗人。所以中国人现在有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除了出口、投资、消费之外，就是国家统计局。

记者：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不少数据引发了很广泛的质疑，比如对青年失业率数据的公布，就通过改变统计方式、不统计在校生，让数字看上去变得更低了。您觉得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王维洛：国家统计局不断制造虚假的信息，来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让老百姓有所谓的信息，来支撑消费、经济的发展。现在很多人都在戳穿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欺骗性，就是说连正负、增长还是减少，国家统计局就是凭口乱造数据、随便说假话。你要把数据好好排列一下，会发现中国经济就像文革以后的现象，套上就好了。如果把真实数据摊开来说的话，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学说之后，又增加了钱袋子、增加了对数据的控制的功能，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记者：那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种“五子登科”模式，会把中国的社会带到什么样的道路上去呢？

王维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统治模式呢？我生活在德国，可以说习近平的统治模式是个人独裁政权。可以比较的是二战时期德国希特勒的个人独裁政权，当时希特勒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他做的错误决策是没有人敢纠正、没有人敢提意见的，据说当时他的建设部部长施佩尔还能提一点意见。习近平身边是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主张提出反对意见。要说民间，哪怕一个人对他的政权并不构成威胁，他也是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存在的。所以个人独裁政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的国家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完全依赖于一个人的决策。如果这一个人的决策发生错误、偏差，那么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场重大危机，没有一个制衡的机制可以修正这个错误。讲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习近平说2025年要武统台湾了，能阻止习近平这个决策的执行吗？中国党内或者国内的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发生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习近平现在对权力的掌握在毛泽东、邓小平之上，是个人独裁的政权。

记者：其实毛泽东开始，是不是就是这种人治？比如大跃进、六四都是毛泽东、邓小平一拍板，整个方向就都被扭转过去了。

王维洛：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到习近平这个地步。毛泽东当时还要开个七千人大会，在会上还要做一些检讨，他对这个检讨的最后反扑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对当时出现的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也不得不假惺惺做了个检讨。邓小平也是一样的，他做了错误的决策之后，六四之后用了江泽民，用南巡讲话来修正他的错误，把经济发展重新置为中国发展重点，他也有修正。习近平个人的特性来说，他是没有这种回头看，看看走的路是不是对的这种习惯的，用习近平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他是会一直这么走下去的。

王维洛：经济困难是习近平遇到的客观阻力

记者：那么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种模式会不会受到什么阻力？会不会崩溃？

王维洛：他的阻力主要会来自于中国经济问题造成的财政困难。他没有足够的钱来花、来维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可能是他实际上遇到的客观问题，这不是由于他下面某一些人，比如说李强、丁薛祥、陈敏尔这样的人对他的路线提出质疑、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困难，他没有钱花、搞不下去了。这是他实际遇到的问题。

记者：谈到了这么多，您能否总结一下，习近平的统治模式是不是存在一个总体的方向和趋势呢？

王维洛：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的十多年以来，看着是左右漂浮不定，有的政策往左去，有的往右来，但他总体是往左走的。他不改变往左的趋势的。比如说，他在房地产政策上，提出了“房住不炒”政策，现在又全都开放了，让大家都去买。如果中国，1949年之前房地产都是属于私人的，共产党通过不同手段把房地产都收归国有，然后再卖给中国人，最后用高价迫使中国人买下了房屋所谓的使用权，最后再来一次大清洗，把房价一下子杀到最低。中国人自己算一下的话，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你劳动的所得最后就变做虚无了，因为你所买的房子是一个只有70年使用权的东西，到了70年之后是什么也没有了，必须收回去。中共现在的政策，是因为大量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还有将近二三十年时间，它认为这个时间到了，可以让你重新再买一次。这个再买不但在于土地使用权的70年结束了，而且还在于中国的建筑质量不能保证这个房子在70年后还能使用。所以中国人现在投了300万、400万、500万、1000万，你买的房子是你一辈子的劳动所得，但是到了最后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对中国共产党说的三中全会在房地产上提出什么重大措施，只要不是实现土地私有化，是没有出路的，是不能解决现在中国经济的困局的。

记者：孙诚     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

旅德学者王维洛

旅德学者王维洛日前发表了名为《新质的五子登科》文章，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套路归纳为紧紧抓住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军队、宣传、警特、金钱、数据。王维洛在5月3日接受了本台记者孙诚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习近平统治模式的分析。

• 习近平党建庶务下放蔡奇　学者：分忧不分权


• "习的时刻"突显中国不自信的时刻？


• 中国取消总理记者会　习近平上任后改变惯例成常态

习近平统治模式的八个特点

记者：我看了您的那篇文章《五子登科》。很好奇的一点是，您觉得习近平的统治模式，和之前的毛、邓、江、胡相比有什么特点？

王维洛：其实，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统治的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控制，对中国全社会的控制。如果我们具体讲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三个人上台的时候，中国人民对这三个人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重新上台，中国老百姓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应该说中国民众对习近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有个很大的优势，他没有政治包袱。

记者：您在这里提到的没有政治包袱，指的是什么呢？

王维洛：第一，他可以给六四正名。第二，他可以恢复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正常关系，可以宣布不用武力统一台湾。第三，他可以改善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因为他没有任何负担，他可以请达赖喇嘛到中国来、回到西藏。这都是当时他所面临的情况，他所有的政治机会。但是，最后他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把现在和他2012年上台相比的话，现在的情况变得很糟糕，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从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来说，是越来越糟糕。中国看不到出路。你不要说现在的三中全会能拿出什么大的措施来，他说不出。

记者：您在《新质的五子登科》这篇文章里提到，习近平紧紧抓住了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军队、宣传、警特、金钱、数据。这和之前的毛泽东、邓小平有什么不同呢？

王维洛：第一，习近平没有一个明确定义的目标，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目标是很模糊的，不忘初心、中国梦，那是什么东西？是没有明确定义的，也没有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的区分。第二，习近平对于目前的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不知道现在存在着什么问题，也许他所接受的信息是完全错误的。还有第三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习近平是在前台指挥，演一个独角戏。其他人，包括他的六个政治局常委都是躺平的。而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两个是不管具体事情的，特别是毛泽东根本不管，邓小平对具体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不管的。第四，习近平的价值观是固化的，他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他所认为的市场经济其实是计划经济加上大数据，他认为计划经济的缺陷是不知道需求、供应在什么地方，他认为有了大数据、掌握了所有数据之后可以避免计划经济的缺陷。所以他认为计划经济可以战胜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第五，习近平他小事情什么都管的，但是大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记者：习近平的这种抓小放大，您能否详细谈一谈呢？

王维洛：比如说现在中国的两个事情，一个是粮食，习近平谈粮食问题很多，但是粮食问题对于当今的世界、中国就是一件小事。而就业对于当前中国来说就是天大的大事，习近平是大事不管、小事多管，哪怕中小学生的补课他都要管。

记者：可以看到，习近平确实在这些年里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比如雄安新区就不了了之了。这是不是反映了习近平的统治，还有这种朝令夕改的特点？

王维洛：习近平这个人做事是没有恒心的，他往往是想一出是一出，想到一个东西做了两下就半途而废，有开始没有结束。比如说“海绵城市”，他在一年里面讲了三次还是四次，到了后面就没了。他看到不能防洪，看到问题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习近平在他的统治上有个特点，就是把责任压到基层，要地方负责。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他有水库的库长制度、河流的河长制度。他怕水库溃坝，就提出了库长制度，就是哪个水库溃坝了就找库长。所以现在只要一下雨，洪水一形成，所有库长都怕水库溃坝，都突然泄洪。因为这个责任压在我的脑袋上，上面不承担责任，也不说泄洪还是蓄洪好，都要压到最下面那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是习近平老是说的压实责任，这是他的第七个特点。第八个特点，他是没有检讨、没有修正错误的机制。他就是发现这些工程错了，像雄安新区、一带一路，他明显看到错误层出不穷，但是他不会检讨错误，他也没有修正的机制。

王维洛：“习近平现在对权力的掌握在毛泽东、邓小平之上”

记者：您在文章里也谈到，习近平的统治是落实在控制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习近平并没有一个“主义”。不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他们是提出一个“主义”，让下面的人去执行的。

王维洛：他（习近平）是有空的口号，但是他是没有具体措施。比如说他说的房地产市场，“房住不炒”，什么是“房住不炒”？他现在又放弃了这个“房住不炒”政策，他没有具体的执行措施。“五子登科”说的是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精算子，精算子是他对数据的控制，我们就来讲“精算子”。以前，毛泽东是两个，枪杆子、笔杆子，到了1950年的时候他就搞了三反五反运动，把刀把子搞上去了，加速了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开始剥夺中国老百姓的财产。现在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上去，是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卖地卖不出价钱了，中国的老百姓知不知道地以前是谁的？1949年以前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私人的，共产党把私人土地剥夺过来，然后到1982年通过宪法来声称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这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量资本来源。现在经济不好，卖地卖不出去了，其实这些地都是老百姓的。以前讲的是笔杆子骗人，用笔杆子洗脑，现在他光靠笔杆子不行了，他要靠数据来骗人。所以中国人现在有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除了出口、投资、消费之外，就是国家统计局。

记者：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不少数据引发了很广泛的质疑，比如对青年失业率数据的公布，就通过改变统计方式、不统计在校生，让数字看上去变得更低了。您觉得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王维洛：国家统计局不断制造虚假的信息，来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让老百姓有所谓的信息，来支撑消费、经济的发展。现在很多人都在戳穿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欺骗性，就是说连正负、增长还是减少，国家统计局就是凭口乱造数据、随便说假话。你要把数据好好排列一下，会发现中国经济就像文革以后的现象，套上就好了。如果把真实数据摊开来说的话，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学说之后，又增加了钱袋子、增加了对数据的控制的功能，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记者：那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种“五子登科”模式，会把中国的社会带到什么样的道路上去呢？

王维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统治模式呢？我生活在德国，可以说习近平的统治模式是个人独裁政权。可以比较的是二战时期德国希特勒的个人独裁政权，当时希特勒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他做的错误决策是没有人敢纠正、没有人敢提意见的，据说当时他的建设部部长施佩尔还能提一点意见。习近平身边是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主张提出反对意见。要说民间，哪怕一个人对他的政权并不构成威胁，他也是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存在的。所以个人独裁政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的国家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完全依赖于一个人的决策。如果这一个人的决策发生错误、偏差，那么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场重大危机，没有一个制衡的机制可以修正这个错误。讲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习近平说2025年要武统台湾了，能阻止习近平这个决策的执行吗？中国党内或者国内的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发生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习近平现在对权力的掌握在毛泽东、邓小平之上，是个人独裁的政权。

记者：其实毛泽东开始，是不是就是这种人治？比如大跃进、六四都是毛泽东、邓小平一拍板，整个方向就都被扭转过去了。

王维洛：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到习近平这个地步。毛泽东当时还要开个七千人大会，在会上还要做一些检讨，他对这个检讨的最后反扑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对当时出现的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也不得不假惺惺做了个检讨。邓小平也是一样的，他做了错误的决策之后，六四之后用了江泽民，用南巡讲话来修正他的错误，把经济发展重新置为中国发展重点，他也有修正。习近平个人的特性来说，他是没有这种回头看，看看走的路是不是对的这种习惯的，用习近平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他是会一直这么走下去的。

王维洛：经济困难是习近平遇到的客观阻力

记者：那么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种模式会不会受到什么阻力？会不会崩溃？

王维洛：他的阻力主要会来自于中国经济问题造成的财政困难。他没有足够的钱来花、来维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可能是他实际上遇到的客观问题，这不是由于他下面某一些人，比如说李强、丁薛祥、陈敏尔这样的人对他的路线提出质疑、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困难，他没有钱花、搞不下去了。这是他实际遇到的问题。

记者：谈到了这么多，您能否总结一下，习近平的统治模式是不是存在一个总体的方向和趋势呢？

王维洛：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的十多年以来，看着是左右漂浮不定，有的政策往左去，有的往右来，但他总体是往左走的。他不改变往左的趋势的。比如说，他在房地产政策上，提出了“房住不炒”政策，现在又全都开放了，让大家都去买。如果中国，1949年之前房地产都是属于私人的，共产党通过不同手段把房地产都收归国有，然后再卖给中国人，最后用高价迫使中国人买下了房屋所谓的使用权，最后再来一次大清洗，把房价一下子杀到最低。中国人自己算一下的话，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你劳动的所得最后就变做虚无了，因为你所买的房子是一个只有70年使用权的东西，到了70年之后是什么也没有了，必须收回去。中共现在的政策，是因为大量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还有将近二三十年时间，它认为这个时间到了，可以让你重新再买一次。这个再买不但在于土地使用权的70年结束了，而且还在于中国的建筑质量不能保证这个房子在70年后还能使用。所以中国人现在投了300万、400万、500万、1000万，你买的房子是你一辈子的劳动所得，但是到了最后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对中国共产党说的三中全会在房地产上提出什么重大措施，只要不是实现土地私有化，是没有出路的，是不能解决现在中国经济的困局的。

记者：孙诚     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