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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许成钢 :中共为何比苏共长寿?两件事救了中共政权


专访许成钢 :中共为何比苏共长寿?两件事救了中共政权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月中访问北京,除了与习近平会谈并共同签署联合声明之外,在临别之际,两人在中南海贴面拥抱告别。不到一年前,习近平在莫斯科与普京告别时嘱普京共同推动百年大变局,中俄两国磐石般的关系受到世界关注。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长期研究中苏极权主义,他认为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共成立之初受到苏共的支持。尽管苏共已经垮台,但是对中共的影响持续至今。

习近平为何要拥抱普京?

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与普京两位“老朋友”已经见面四十余次,上周普京对北京国事访问,习近平邀普京中南海散步告别时双方贴面拥抱。《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普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可以助他重塑有利于中国的全球秩序。

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许成钢研究中苏关系,他认为美国过去从地缘政治角度切入,相信中国和前苏联是实际互相冲突的国家,没有看清楚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为什么结合,以及中俄现在再度合作反对西方其背后意识形态与制度上的根源。他说,中国共产党是苏共的延续,黄埔军校是苏共军校,北伐战争是苏联红军直接策划指挥,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实际说的是苏联指挥中共武装夺取政权。

为什么中共比苏共长寿?

苏共政权延续74年(1917-1991),中共政权从1949年至今,已经达到75年,不少研究者试图寻找中共政权长于苏共的答案。卡托研究所的道格·班多( Doug Bandow )认为,聪明的经济与残酷的政治结合使北京避免了前苏联式的崩溃,所谓“聪明经济”指的是北京放松对经济的控制,而残酷政治指的是中共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清洗和1989年镇压。

在中国学者胡平看来,敢于下令向要求民主自由的示威者开枪,是北京共产党维系政权的秘诀,也就是说,中共比苏共更残酷。

许成钢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共将苏联模式极权主义中国化,实行了比苏联更有弹性的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即地方当局得以在行政和经济资源分配上自行其事,选择最佳方案,其中就包含允许发展“民营经济”,他强调说,“这个就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

为什么近十年中国出现政治逆转?

许成钢教授所谓“救了中共的命”的弹性经济政策,近年来却出现逆转。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认为习近平上台后,吃改革红利的时代结束了,进入逆转型。

许成钢分析认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中共“只是在中间一段时间里有所放松”,它控制中国社会的能力从来没有丧失过,当中共警惕到改革威胁到政权时,随时都可以停止。

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张伦教授的看法与许成钢接近。他认为习近平的极权主义之所以快速得到阶段性成功,一个原因在于极权主义从来没有离开中国。它只要条件许可,有需要,就可以重新启动,成为主导。邓式改革触动的是毛式经济体制,但未放弃毛式权力体制 .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史德顿岛学院教授夏明认为中共极权主义的回潮,不只有中共体制演绎的内在逻辑,同时还有国际背景和全球化的动因等原因。在夏明教授看来,中南海和华尔街的联盟、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今年来遭遇的问题是思考中国21世纪极权主义的国际参照。

中共极权主义与中国帝制有何区别?

有人认为中共极权主义也有中国传统帝制的根源。对此许成钢并不同意。他认为把 “极权主义制度和中国的帝王制或者秦制混淆,等于丧失了判断力。” 他说,“党领导一切”的极权主义不是中国的帝王统治原则,其100%的原则都来自列宁。因为极权主义的核心是列宁主义政党,它是在列宁的时候才诞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帝王的统治会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针对美国官方、智库,人权组织和主流媒体将中共定性为“威权主义”,许成钢认为这是另外一种丧失判断力。他指出,当中国私有企业大发展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威权主义制度,而事实上,西方国家被迷惑了。

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曾经告诉美国之音,“发展民营资本是中共无奈的选择”。许成钢也认为北京与民营企业过去的关系只是"权宜之计”,现在 ”这个权宜之计走到尽头了。”

中共极权体制有无改革的机会?

习近平上台之后,尽管仍然一再强调继续改革开放的步伐,但是许多学者开始讨论中国改革开放是否已经结束。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刘军宁博士认为中国改革早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死亡,《华尔街日报》称是习近平为中国改革开放画上了句号,中国有影响力的财新网则倡导改革亟须新突破。在许成钢看来,极权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许教授的极权主义无法改革的看法可能受到他的导师、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 )的思想影响,科尔奈几十年前就提出了类似看法。

许成钢说,中共经济改革无法深入,是因极权主义不能与私有制度并存,极权主义也不会允许多党制,不允许党内有公开派别,而一旦允许党内有公开派别,为了权力可以挑战对方,此时的政党就不再是列宁主义政党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全世界迄今不存在极权主义转型的案例,而只有苏联那样的制度解体。

英国外交官,亨利.杰克逊学会研究员罗杰.嘉赛德(Roger Garside)在《中国民主季刊》的文章中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正如一个患有尿毒症的人只有通过肾脏移植才能恢复健康一样,中国也需要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宪政民主制度来进行政治移植。

中共的未来是纳粹极权主义?

许成钢认为,极权主义不可能改革,而让中共如苏联那样解体则需要有制度基因之助。具体说,中国需要私有制以及和私有制在一起的自由主义认知、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制度的社会共识,而这些基因在最近20年逐渐开始在中国萌芽。

他指出,如果极权主义制度不能如苏联那样自己和平解体,它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共极权主义会非常努力的在贫困中一直保持下去 ,就如现在的朝鲜,是一个用非常大的暴力、恐惧和剥夺资产方式维系的政权。

与此同时,许成钢还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共极权主义演变成纳粹极权主义。即法律上允许私有企业存在 ,但是是极权主义党控制私有企业 ,党通过控制企业家来控制资本家的资产。

中国学者、《纵览中国》网刊主编陈奎德对此有比较乐观的看法。他说,“习近平这一复辟过程将在2-5年内半途而废。”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完全返回毛泽东式极权社会,它最远能倒退到陈云所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49—1956年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