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纪念馆每年六月四号的前后，都会有人或举行集会、或写文章、或拍视频要求中共当局为“六．四”学生运动平反昭雪，其实这样做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目前中共一人一党的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专制体制之下，指望习近平（以下简称“习”）及中共为“六．四”学生运动平反昭雪有无可能。
共产极权专制体制与生俱来的特性，那就是对一切权利、价值标准、媒体舆论、财富利益和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资源的垄断，这就注定了它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已丧失了起码的自我纠错能力，对它们在在重大政治经济决策上所犯的重大错误和史无前例的深重罪行，它们总是从反面“吸取教训”，所以它们不仅不能改进错误，反而会为了掩飾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而犯下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从而会给社会、给它们治下的民众带来更加巨大、更加深重的灾难。
回忆中国大陆自“解放”以来的历史，便可找到许多这样的例证。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作《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政治报告，以及这年６月和１０月发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看到了斯大林式共产极权政治体制，和经济上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诸多弊端，促使东欧的共产党统治国家和苏联自身逐渐认识到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也促使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逐渐朝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化。
然而以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为首的中共不但没有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认真反省共产极权专制政治体制和公有制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端，并进行真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消除社会矛盾以避免波茲兰事件和匈矛利事件在中国重演。
毛和中共却与此相反，在波茲南、匈牙利事件后，毛在分析事件暴发的原因时，居然毫无人性、恬不知恥地声称：“这是因为东欧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还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杀掉，结果一有风次草动，就会兴风作浪”。
其言外之意就是：你看！我毛泽东刚一“解放”就通过“土改”、“镇反”、“粛反”等运动一下子就杀掉了五百多万反革命和阶级敌人，没杀的还有一千几百万也被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不能也不敢乱说乱动，所以我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动乱。
此外，毛还认为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也是诱发波匈事件的根源，这个报告对中国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毛认为：“苏共二十大刮了一陣台风，不仅发生了波匈事件，在中国的“一些蚂蚁”也出洞了”。
此外，毛还从波茲南事件，特别是匈矛利事件中，敏锐地看到知识份子特别是大学生们在这两次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因此把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和大学生视为毛氏共产极权政权机体上潜在的脓包，随时都有可能引发毛氏共产极权政权机体全身性的炎症，危及其共产极权政权的安全。
尽管毛“解放”后通过“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残杀了五百多万“反革命”和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其中包括许多知识份子)，生性残暴的毛此时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
他认为中年以上的知识份子“解放”后被他通过各种运动杀的杀、关的关、整的整已经被他整得基本上不敢乱说乱动了，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中老年知识份子内心还是不服的。而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份子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是毛和中共打击和整肃的主要对象，他们在历次运动中所受的冲击较小，而这些人都是在民国时代完成中小学教育，他们都经受过程度不一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毛认为这些青年知识份子对他潜在的威胁比那些被他整服、整怕了的中老年知识份子更大。
此外，以中老年知识精英为主的各民主党派，自恃在协助毛和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过程中劳苦功高，不满于毛和中共“解放”后比国民党有过之无不及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做法，不时流露出不甘充当花瓶要与中共分享政权的意向，这也令毛和中共不能容忍，决心要教训教训这些昔日的盟友，让他们老老实实充当毛和中共民主厨窗里的花瓶。。这就是毛泽东要施展“阳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的最主要的原因。
毛为爭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和中共于１９５８年发动了疯狂的“大趺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物资（特别是粮食）极度匮乏，以致在和平时期餓死四五千万人的惨烈后果。
事情发生之后，毛和中共不是认真反省自己的好大喜功和胡作非为，以及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缺陷，再认真进行改进。
毛和中共反而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基层政权被阶级敌人所掌控，这些阶级敌人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所造成的。于是毛和中共又开展“四清运动”把责任和民众的不满转移到“四不清干部”和“阶级敌人”的头上。
毛和中共发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中国大陆造成了更加严重、更加惨烈、影响更加深远、更加惡劣的后果之后，以华国锋、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并未从政治经济体制上去分析寻找原因，反而是把毛和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的一切灾难都推给“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而从未深究毛和中共领导集团的责任，和共产极权体制本身的的原因。
“八九．六．四”学生运动（以下简称“六．四”运动）爆发并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残酷镇压下去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不仅未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和政治上顽固坚持共产极权体制不变方面去寻找原因，反而认为：“六．四”运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放松了对民众思想言论的管控、放松了对民众基本生存资源的管控、放松了对新闻媒体文化艺术的管控、对“八六年学潮”镇压不力、“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进行不彻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了了之、“六．四”运动是受海外“忘我之心不死”的反华敌对势力所鼓动和操控的。
邓和之后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直至习近平都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做的，在“六．四”学运期间，邓小平甚至发出：要杀二十万人，以换取二十年“稳定”这样血腥的疯狂叫嚣。
“六．四”学生运动被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残酷镇压下去之后，中共在国内在政治上便开始走回头路。对独立的新闻媒体的管控打压日益加剧（到习近平（以下简称“习”）时代，独立的新闻媒体已全部消失，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已全部姓“党”）；对言论、维权行动、维权律师和民主异议人士的管控和打压日益加剧；不断制定种种恶法加强对党内外异议人士的管控和打压；不断扩大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打击私有企业的正当权益；不断加强一人一党的共产极权专制统治：不断加强中共对军队的全面控制，使军队变成中共的党卫军，到习时代军队进一步沦为维护习个人极权独裁统治的“习家军”。
总之到了习时代，习和中共加快了全面回归毛时代的步伐。此外，“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的中共及其历届领导人都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三十五年来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归功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对“六．四”运动的残酷镇压，在这种情况之下，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怎么可能为“六．四”运动平反？
接下来再谈一下有必要向中共当局要求给“六．四”运动平反吗？首先，中共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就是一个以暴力夺取的违背大陆民众意愿的非法政权，你要求这个非法政权来为“六．四”运动平反，这无异于你变像承认这个非法政权的“合法性”。
长期以来中共在大陆以暴力所建立起的这个政权，就是一个从末获得它治下的民众授权的非法政权。中共及其领导人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中共及其领导人一直以来都在想方设法要国际上和国內民众承认他们这个非法政权的合法性。你要求中共政权为“六．四”学生运动平反，也不就是变像承认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这豈不是正中了中共的下怀？
尽管本人不寄希望以习为首中共会为“六．四”运动平反；也不主张由中共非法政权来为“六．四”运动平反。但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三十五年前中国大陆学生、民众那震憾世界的爭民主、爭自由英勇反抗中共的共产极政暴政的壮举，和那些为此壮烈牺牲的烈士们；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成千上万因参加“六．四”运动，至今仍生活在大陆共产极权暴政统治之下，长期遭受迫害、打压处境艰难的普通学生和民众，他们之中有许多都是未来点燃中国大陆自由民主之火的地下火种。我们每年重提并纪念“六．四”运动运动不仅是为了缅怀“六．四”牺牲的烈士、弘扬“六．四”运动期间学生市民们追求民主自由英勇反抗中共极权暴政的宝贵精神；也是为了揭露中共共产极权暴政反文明、反人性的真实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