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1914.5.7-1988.8.23)原名馬季良,又名馬驥良,江蘇蘇州人。“唐納”曾是馬與佘其越(史枚)合用的筆名,後由馬獨立使用。聖約翰大學肄業。1932年開始發表影評,1934年秋任編劇,1935年兼任電影演員,並主編《電影畫報》。是年春,撰文稱讚藍蘋(即江青)是“一顆耀眼的新星”。1936年4月和藍蘋,以及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一起到杭州旅行結婚,。三對新人在西子湖畔六和塔前請沈鈞儒大律師為證婚人。從此,他跟藍蘋恩怨不斷,成為傳媒矚目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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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思想激進,其摯友佘其越(史枚)早就是中共地下黨員。經佘介紹,他1936年加入中共。此後雖一直在戲劇界,新聞界工作,實際上擔任情報人員。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虽然满心欢喜,却决定离开。他深知,江青是一个报复之心极重的女人,她已经成为“第一夫人”。当年她在上海,敢于当着夏其言的面,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倘若唐纳留在中国,那位心狠手辣的江青不知会怎样折腾他!
1949年2月初,唐納從香港寫給上海好友鄭君里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大陸眼看就要解放,實現了我們的願望,《文匯報》的同仁都是『青春結伴好還鄉』,唯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戰時,阿苹(指藍苹,此時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曾秘密到重慶治牙,還打過電話約我在『凱歌歸』酒家見面,我斷然拒絕了。在我這個方面,已經一了百了。」
「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說我『鴛夢重溫,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現在很認命,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愛過阿苹,我曾經為她的出走幾乎自殺;也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甚麼都下得了手。別了祖國,別了上海,別了青春,別了朋友。」
就在此時在一次採訪中他認識了女記者陳潤瓊(安娜)。陈小姐乃名门闺秀,福州人,是原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籙的第三个女儿,自幼受家庭熏陶,精通英语、法语,才貌雙全,他“驚為天人”,便全力追求。通過鍥而不捨的努力,1951年唐納終於如願以嘗,在巴黎與安娜共諧連理。
1978年12月,去國29年的「旅法華人」唐納,飛抵北京。接待單位不是中共華人華僑聯合會,而是中共中央調查部。
中調部直屬中共中央,1955-1983年,是中共最高級別的對外情報機構。中調部的前身為中央軍委總參謀部聯絡部。
中國作家葉永烈曾考證過唐納的真實身份。據葉永烈講,唐納晚年名義上是巴黎天橋飯店的老闆,實際上,他不僅是中共特別黨員,而且是中調部派駐巴黎的秘密情報人員。也就是說,唐納是潛伏巴黎的中共高級特工。
葉永烈寫道:「唐納在法國巴黎開設天橋飯店,而飯店乃名流匯聚之處,而唐納又有老丈人的國民黨招牌做掩護,不論是職業或者身份,都是從事情報工作的最佳選項,誰都不會懷疑唐納是中調部的高級情報幹部,頂多拿他與藍蘋的往事開涮而已。」
唐納在北京,受到中共元帥葉劍英的接見。參加會見的有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長青,葉次子,總參二部部長葉選廉,葉侄子,在中調部工作多年的葉選基等。此次會見極其隱秘,連唐納的妻子陳潤瓊都沒能陪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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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重要的接见在当时秘而不宣,照片也没有见诸报端。直至整整30年之后,在介绍叶剑英生平时,才“顺便”刊登了这张接见唐纳的照片,而照片说明词仍称唐纳是“旅法华侨”,似乎与“中调部”毫不沾边。
唐納向中調部提出,想要見一見老朋友夏其言等。此時,夏其言是上海《解放日報》黨委副書記、副總編輯。
中調部官員很快做了安排,並告知夏其言,唐納此行,對外嚴格保密。中調部官員對還夏其言講:「唐納又入黨了。」這個「又」字,表示唐納過去是中共黨員,中間曾經脫黨,如今「又入黨了」。你與唐納見面時,請稱他「馬先生」。
在上海,夏其言與老友重逢,很是高興。但是,他發覺,唐納彷彿變了一個人,不像當年豪爽直率,而是變得謹言慎行。唐納跟夏其言談話,只談往事舊誼,極少涉及在法國的生活。唐納在上海電影界、新聞界朋友很多,但他只會見了鄭君里夫人黃晨等極少數老朋友。
夏其言說,唐納和夫人在上海期間,從未在公眾場合露面。唐納依然對中國電影保持濃厚的興趣,但中調部規定,他不能去電影院觀看,只能在東湖招待所的內部小放映室為他和夫人專門放映。
1985年9月,唐納再度回國時,則是由國家安全部安排。這一回,唐納帶著夫人、女兒回國,被國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級的新錦江飯店南樓。夏其言見到唐納女兒馬憶華,她在醫科大學畢業,男朋友是土耳其人。當時,趙丹已經去世,唐納在上海只見了黃晨。
唐納這次回來,似乎在北京住了相當長的時間。夏其言記得,當時他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的成員去北歐四國訪問,從上海來到北京,在北京飯店看望了唐納。當時,唐納一個人住在那裡。當他從北歐回國,國家安全部正安排唐納到承德休養。他又與唐納見面,正是秋高蟹肥,他們一起吃大閘蟹。唐納說起自己打算寫回憶錄,所以請夏其言托人為他找散失的歷史資料。夏其言回滬之後,托毛羽、徐懷沙替唐納找資料,另托人為他尋找解放前所寫的《祖國萬歲》、《陳圓圓》等劇本。不料,唐納的回憶錄尚在收集資料時,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鄭君里夫人黃晨回憶時說:早年她與藍蘋以“阿黃”、“阿藍”相稱。而那時在上海電影界,袁牧之、鄭君里、唐納、趙丹4人志同道合,曾結為把兄弟,依照年齡稱袁牧之為大哥,鄭君里為二哥,唐納為三哥,趙丹(1915,6,27-1980,10,10)為小弟。1936年10月12日,也就是唐納藍蘋等三對情侶六和塔婚禮之後半年,鄭君里與金陵大學女生黃晨結婚,席上唯一的女賓就是伴娘藍蘋!
解放後,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語,但兩人還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繫。江青去外地活動,住處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鄭君里夫婦到她住處用餐。
趙丹的妻子黃宗英「文革」後回憶,1959年江青一次來上海,派車接來鄭君里夫婦、趙丹和她,吃了頓當時豪華得讓人咋舌的宴席。席間江青指著趙丹和鄭君里對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在上海只有這兩個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們倆託付給你老了。”
江青的丈夫毛知道鄭君里愛抽烟,有次還對江青说:“你拿幾包我的烟给君里!這都是美國’茄里克'香烟!”這種密切聯繫一直保持到“文革”初期。文革初期1960年代某日,江青曾親自來鄭君里、黃晨夫婦家中找黃晨,同黃晨聊了一兩個小時。
沒想到,文革狂飆剛起不久,1966年10月初,葉群遵照江青授意,通過吳法憲致電把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叫到北京,在釣魚台一座小樓面授機宜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鄭君里,顧而已他們手裡,現在究竟在誰手裡不清楚。你可以阻止些人搜查一下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童芷苓,陳鯉庭等五家,凡是書信日記筆記本之類的東西都拿來。”葉群壓低聲音告訴他:“不要害怕”,”要絕對保密“。
江騰蛟回上海後,立即行動,由他坐鎮當總指揮,他親自挑人,由7341部隊政治部文化處長張彪帶隊,組成40多人,兵分五路,假裝成紅衛兵於9日午夜炒了五位文藝界人士的家。
江騰蛟把查抄交來的一麻袋材料做了清理,第二天他把認為“非常重要”的材料帶好,親自坐飛機送到北京。吳法憲不僅親自到招待所來看他,葉群親自到招待所把材料拿走了。過了一天,打電話給他,說:材料“已經交上面了,很滿意”。江騰蛟說,緊接著他又把第二批材料送給葉群。據知葉群為了討好江青,親自將材料分類,開了目錄單,上了封條,把材料交空軍保密室保管。這些材料後來都被江青銷毀,可是沒有當時江青想要的两封信,一封是唐納第一次自殺後,得知藍蘋偷偷離開他,跑到北平去見黃敬時,痛斥自己被騙的經歷,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情書;另一封是1958年因為唐納而寫給鄭君里的信。
這後一封信因毛寫了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引起。江青當著毛的面狂叫:“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於是,她一氣之下給鄭君里寫了一封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
這就是後來江青不惜一切要奪回的兩封信。一封是唐納寫的,一封是江青自己寫的,收信人都是鄭君里。於是鄭文革時成了無辜的受害者。
1966年夏,張春橋在上海找鄭君里談話,威脅他要把有關江青的信件和照片交出來。鄭回家後立即把那些信件和照片整理成一包交給了張春橋。但是,江青並不放心。後來,張又找鄭談話,這次鄭回家後閉口不談兩人談話內容。黃晨感到丈夫有壓力,有負擔,精神也有些恍惚。第二天鄭早晨五點鐘起床去勞動時對妻子說:“不知哪一天就回不來了”。沒料到此話竟然一語成讖!
接著一天晚上(1966年10月9日凌晨),一伙來歷不明的人闖進他家來抄家。他們戴著大口罩,把屋裡翻遍了,走時還特意交待說此事不可告訴外人。這便是江騰蛟手下所為。
1967年11月,張春橋親筆批示,把在上海曾與江青共過事的人全部抓起來隔離審查,鄭君里再次在劫難逃。他們都被打成“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黑線代表人物”,受盡各種殘酷的迫害。
郑君里心知肚明,这一切皆因他对“旗手”江青往日的历史知道太多,尤其是江青想把她與唐納的來往書信找到銷毀,但多年過去,鄭根本不可能找出來。而鄭則因此送命!
1985年9月,唐納再度回國時,則是由國家安全部安排。這一回,唐納帶著夫人、女兒回國,被國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級的新錦江飯店南樓。夏其言見到唐納女兒馬憶華,她在醫科大學畢業,男朋友是土耳其人。當時,趙丹已經去世,唐納在上海只見了黃晨。
黃晨說,鄭君里在“文革”中入獄,受盡折磨,她又不能探監。1969年4月23日瘐斃獄中,遺體全身發黑。
黄晨说,唐纳对郑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叹说,倘若他在国内,会比君里更惨!在黄晨的陪同之下,唐纳和夫人前往郑君里墓,虔诚地献上鲜花。
下面說江青。(下面是她17歲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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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1914.3.19-1991.5.14),本名李雲鶴,乳名進孩,山東諸城人。其父在縣城開木匠舖。母親李欒氏是二房,丈夫去世後偕女女離鄉外出投親。1929年夏雲鶴考入趙太侔任校長的山東實驗話劇院學習。1931年5月嫁給濟南富家子弟裴明倫,7月離婚。後由時任山東大學校長的趙相助,到該校圖書館工作,認識了趙之妻弟北大學生中共地下黨員俞啟威(即黃敬1911-1958)。1932年兩人同居。1933年2月俞啟威介紹她加入中共。未幾因叛徒告密,她隻身逃亡上海,暫住於山東話劇院同學魏鶴齡狹窄的居所。當過女工夜校的教員。
概而言之,江青1937年去延安前,接受過良好教育;在上海期間私生活一塌糊塗。
據《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07月12日訊》,大陸畫家劉海粟去世後,他唯一的研究生弟子簡繁,遵照老師生前囑托,寫成劉海粟的傳記《滄海》三部曲,披露中共第一代黨魁毛澤東的妻子江青鮮為人知淫亂秘史。
《滄海》三部曲中透露,劉海粟早年曾給電影明星藍萍(江青,李雲鶴)畫過兩張裸體油畫。一張是清晨欲醒還睡的姿態,一張是像安格爾那樣的躺姿。
傳記中引劉海粟的話說:“藍萍談不上怎麼樣漂亮,同我的許多女朋友都不能比的,但是她的個頭比較高,身材不錯,皮膚非常好,說話舉止也算大方得體。(我的侄兒)劉獅當年很風流,他同趙丹他們常有來往,後來由他出面把藍萍約來給我畫過兩張油畫。”
在毛澤東之前,還有一個唐納,藍萍躲到哪裏,他就追到哪裏,還為江青自殺過三次,包括吃火柴頭和跳海!這件(些)事情當時在上海鬧得很厲害,很多人都不理解。
傳記中說,“人世間有許多事情說不清楚啊!……因為有一種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軀非常優秀。藍萍就是這種人。……”
傳記《滄海》中所提江青面相一般,這是誰都看得見的,但遮在衣裙裏的東西,不是所有人都能領略的。劉海粟領會過她的妙處,所以他能理解唐納,我(簡訊作者—張註)想他也能理解毛。
筆者認為,江青的床上功夫固然是令男性為之傾倒的重要原因,但其經歷學識也著實很不一般。
她早年的老師趙太侔(1889-1968),山東益都人,畢業於北大英文系,中國現代戲劇教育家,國立山東大學首任校長(1932-1936)。1946-1949年再任該校校長。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專攻戲劇。雲鶴16歲就是他的學生且被賞識,介紹到山大圖書館工作,成為館長梁實秋的手下。其後與北大學生領袖俞啟威同居,試想,這樣的女子能小看嗎?
江青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時,旁听了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写作课程。据说她写的小说被沈从文认为是全班第一。沈从文多年之后说:我曾经赏识过这个“天才”,不仅要她每天写一篇小说,还要九妹送她编毛线的钱,她还拒绝了。
她還旁聽了聞一多開的課。可謂“轉益多師是我師”!
再看其第二任丈夫文星唐納,一支健筆,風靡大上海,善評論,能編劇,會編報(李濟深反蔣,在香港辦報,指名請他出任總編輯)。抗戰時創作的話劇《中國萬歲》在武漢三鎮轟動一時。之後赴新加坡主編《南洋商報》宣揚抗日又是成績卓著。後來回重慶加入美國新聞處中文部,同樣出色。其枕邊人能不是大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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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丈夫章泯(1907.2.11-1975.2.4)原名章潤,四川峨眉人,戲劇家。髮妻蕭琨是著名詩人蕭三的妹妹,本來琴瑟和諧,有幾個孩子。藍蘋為爭演話劇《賽金花》,主動當小三。她比章泯小七歲,出盡全身法寶使章神魂顛倒。蕭琨忍無可忍,只得與章離婚。章妻離子散,咎由自取,但他畢竟長於戲劇和電影,1956年北京電影學院建立,他先後任第一副院長,黨委書記,院長等職。藍蘋跟他的婚姻維繫了一年,自然從他那裡學到不少專業知識。
第四任丈夫毛,就更不必說了。深諳中國文化與國情,僅以文字表達工夫論,胡適就對之讚不絕口。江青在其身邊掌理文案,沒有第一流水平哪能勝任?
至於藍蘋初抵延安所交男友,一個朱光(1906-1969)是魯藝秘書長;一個徐一新(1911-1994),是馬列學院秘書長,留蘇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那半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這樣的資深高幹,會跟一名學識淺陋的上海戲子“拍拖”嗎?
經毛薰陶,江青自然對政治頗有見地;她本人肯下工夫,對戲劇也的確懂行。後者可以樣板戲《沙家浜》的製作為例。
對於劇本的修改,給出過不少的具體意見。比如《智鬥》一場,原來只是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的“背供”(旁白)唱。江青提出,要把胡傳魁拉進矛盾裏來,這樣不但可以展開三人之間的心理活動,在舞台調度上也可以出點新東西。
在“風聲緊”唱段,原來有一段念白:“一場大雨,湖水陡漲。滿天陰雲,郁結不散。把一個水國江南壓得透不過氣來。不久只怕還有更大的風雨呀。親人們在蘆蕩裏,已經是第五天啦。有什麽辦法能救親人出險哪!”
這段念白,韻律感較強,是為了便於叫板起唱。但江青認為這是“太文的詞兒”,於是改成“刁德一出出進進的,胡傳魁在裏面打牌…”這樣一來,就成了大白話,一點也不“文”了。
沈從文的高足汪曾祺就曾憶述:“江青對於樣板戲確實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體,從劇本、導演、唱腔、布景、服裝,包括《紅燈記》鐵梅的衣服上的補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門前的柳樹,事無巨細,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許搪塞。有人說“樣板戲”都是別人搞的,江青沒有做什麽,江青只是“剽竊”,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
說到樣板戲,避不開江青,因為她確實參與了樣板戲的創作。樣板戲不能說部部成功,有些劇目今天已經形同僵屍,但也有某些唱段,幾十年後仍然還是經典。
汪曾祺在《“樣板戲”談往》中說,樣板戲的經驗一個是重視質量,江青總結了五十年代演出失敗的教訓,以為是質量不夠,不能跟老戲抗衡,這是對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戲”,戲總是要磨的,“蘿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戲,公平的說,“磨戲”思想有其正確的一面。從劇本來說,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詳、不少人都能哼幾句的《沙家浜》“智鬥”一場,原來只有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的戲,胡傳魁一邊呆著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傳魁拉到矛盾裏來,展開三個人的心理活動。實踐證明這樣的改動很成功。
一個是唱腔、音樂,有創新、有突破。當年試唱以後,要立即將錄音送交江青,由她來逐段審定。另外,于會泳把曲藝、地方戲的音樂語言揉入京劇裏,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裏他寫的“人一走,茶就涼”,《紅燈記》裏別人寫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都符合這個創作思路。幾十年過去了,這些話流傳至今,並成為經典的俗語,已經證明了它們的生命力。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樣板戲正走紅的時候,汪曾祺曾預言:“《智鬥》肯定會傳下去。”結果證明此言不虛。不言而喻,這種流傳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績。
江青是演員出身,對藝術的感覺是好的,有專業眼光。1938年七七抗戰紀念大會,下午文藝演出,壓軸戲就是江青主演的《打漁殺家》,她飾演的蕭桂英,唱白、身段、台風、神韻都有一定水準,獲得了觀眾好評。
她有次看程硯秋的戲,與程交流說:“你的表演有三絕,一唱二作三水袖!”並講了許多戲劇界的故事。事後,程硯秋很興奮,感慨說:“江青是一個知音!”
據汪曾祺回憶,樣板戲創作時,江青對劇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還是相當客氣的,文革期間,出版過一套線裝版的《毛澤東選集》,相當珍貴稀少,江青親自簽名送了汪曾祺一套。字寫得很有力,行家認為很不錯。
在江青面前,汪曾祺是唯一可以翹二郎腿和抽煙的人,江青誰都可以訓斥,就是沒有訓過汪曾祺。江青認為汪有才氣。
《沙家浜》定稿時,江青很滿意。當討論到第二場,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為了這場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幾句好一點的詞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汪曾祺想兩句,汪當場就想好了兩句:“朝霞映在陽澄湖上,蘆花白,早稻黃,綠柳成行”。江青認為不錯,但蘆花白早稻黃和綠柳的季節對不上,終改為“蘆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有一天,軍代表李英儒發給汪曾祺一張票,不一會兒又將原票收回,換成一張請柬。過了一些時候,李英儒又找到汪曾祺,說讓他和閻肅坐在江青旁邊,陪她看戲。開演前半小時,李又來叮嚀說:“陪江青同志看戲,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這個榮譽給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汪曾祺一時間又驚又喜,有點受寵若驚,心情激動,如在夢中。
汪曾祺還說江青提出的十年磨一戲的戲劇創作理念是應該肯定的。
以上臚列的一些屬於江青正面的東西。筆者無意為這個在文革中作惡多端的大妖婆塗脂抹粉,她的才識愈是出眾,造成的劫難愈是浩大。對於文革時八億大陸同胞而言,她是地地道道的大災星,跟她的丈夫毛正是一對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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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兒嗨呀,毛江這對狗男女是人民的大災星!
2023-7-18凌晨初稿,2024-5-28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