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从曾婆婆家出来，我再次路过十几米开外的布后街2号，就钻进去故地重游。昔日雕梁画栋之深宅大院，如今已变成十来层的水泥楼，朝外的楼面遮着巨幅广告。在底楼大厅的吧台内，管收发的焉巴老头摇着蒲扇，乜了我一眼，问找哪个单位？我顺口说：《戏剧与人生》。他说：莫得了，几年前就垮逑了。我又说：《当代文坛》。他说：差不多垮逑了。我说：啥子叫“差不多垮逑了”？他说：每期才印几百本，不等于垮逑了？你该不是跑来买版面哦？我吃了一惊：啥子意思嘛？他说：《当代文坛》办了20几年，在文学评论界还是有影响嘛，现在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面向大学卖版面，刊登博士和硕士论文。我连忙点头：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要上楼梯。老头撵上来喝问：到底找哪个？我答：《星星诗刊》。老头嘀咕说：没有垮。可编辑部没得人。
我不理睬，就一层层上。可每一层楼道都黑古隆冬，我走马观花了一遍，发觉省作家协会下属各部门、各协会、各杂志编辑部的招牌几乎还在，可都关门闭户。我试着敲了几下门，毫无反应。爬至6楼，我找到占据了几间办公室的《星星诗刊》，只有资料室的门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7楼是《四川文学》和巴金文学院，楼的那一端，有影影绰绰的生命迹象，但我已失去探索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人声鼎沸的文艺衙门，如今咋个沦为一座空楼？感叹之余，我记起流沙河曾讲过，在90年代以前，文艺被捧得高，省市两级宣传部的官员，一个星期至少要来文联和作协一次，或视察，或指导工作，或开座谈会，弄得左派文人情绪持续高涨，小报告也打得勤；可转眼信息时代来临，我党的意识形态重心扭向报纸、电视，其次是出版，昔日卖弄风骚的文联和作协，地位一落千丈，犹如人老珠黄的二奶，半年一年盼不见一个官员来，大家披肝沥胆的小报告没处递，积极性受挫折，就只领工资，懒得上班了。
洪钟离休得早，还算保持了晚节，我想。就抓紧给在一家著名报纸工作的铁哥们打电话，一拍即合后，约定次日一起去寻洪钟。
2006年8月27日上午10点，我和朋友在布后街2号门口碰头，然后颇有底气地找到附近的省作协宿舍，敲响了洪家在底楼的门。迎住我们的是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我的朋友问：
洪老在吗？我们是某某报社的，要采访他。
中年人满含笑意地给我们沏茶。我说：不用了，时间比较紧。
中年人说：我是洪老的女婿，临时在这儿看家。爸爸已经住院几个月了。
我急忙问：啥子病？要紧么？
中年人说：前列腺。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病，前一段开了刀，就一直住院疗养。
我的朋友故意说：我们会不会打搅洪老？如果不方便……
中年人爽快地说：你们去吧，这两天他的精神还可以。接着推开洪钟的书房，从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抽出一支圆珠笔，写道：华西医院第三住院大楼12楼（高干病房）40床。
我们连声道谢。中年人却摇头说：本来我该带你们去，可家里走不开。
自从父亲2002年患癌症去世，我已有几年没来过医院。在我被数次污损的记忆词典里，眼前这块声名远播的地方跟屠宰场也差不多，区别只是见血和不见血。可不知为什么，这地方却比10年前扩张了好几倍，老远望去，新的住院部大楼直耸云霄，像逼近天堂的飞碟工厂。
我们是打的过去的。由于塞车，十几分钟的路绕了半个钟头，并且越接近医院越堵，最后我们干脆下车步行。忘了进的是哪道门，即将消失的狭窄老街显得兵荒马乱，到处是残垣断壁；而医院的围墙内也在大兴土木，吊车和打桩机此起彼落，整得热火朝天。沿途都是水果摊、小卖部和廉价礼品店，叫卖声震耳欲聋，直到快抵拢大楼，才逐渐减弱、消逝。
我们进入了中国最大的疾病超市之一，人流滔滔，形色惶惶。好在标志显眼，我们就在熙熙攘攘中顺藤摸瓜，乘电梯直上12楼，不料竟一脚踏入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超现实空间。出奇不意的静穆！被过滤的天光从甬道两端透进来，拉长与缩短着影影绰绰的梭巡的白衣天使。在如此和煦如春的特权罐头里，我们两条害人虫，鬼鬼祟祟地比照门牌，很容易就逮着了已87岁高龄的革命前辈洪钟。
电影里常见的宽敞病房，整块的落地玻璃，悬在轨车下的输液瓶，还有真假鲜花、真假果篮，与我父亲当年住过的肮脏的癌病房有天壤之别。50多岁的白发陪护将老爷子从卫生间搀出来，上床半卧着，我们一脸恭敬地趋前问安。由于没戴假牙，洪老满腔空洞地询问我们的来历，我的朋友一板一眼作答，并掏出《工作证》及《采访证》供其查验。洪老的表情越渐放松，笑起来，两条长寿眉直打颤。
我乘机以报纸要做土地改革专题为由，掏出了录音机和笔记本。洪老让陪护将床头摇高一些，仪态轻松地应答我的提问，该切入的切入，该回避的回避，该强调的强调，该简略的简略，政策、分寸、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真不愧经历了那么多年革命风雨的洗礼。
老威：洪老你好，能够接受采访么？
洪钟：问题不大。
老威：你对土地改革应该了如指掌吧，比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洪钟：对对，亲身经历过。
老威：听说你在金堂县蹲过点？
洪钟：在金堂县土桥沟，那是最偏远的一个乡，与乐至和中江县接近。我是1952年去的。
老威：那么成都周围的土改要晚一些。
洪钟：要晚些。此前，我先在华阳的大面铺参加第一期土改，大概搞了半年，1951年的九、十月间到1952年的一、二月。当时土改第一工作团的团长是川西区党委秘书长郝德青，他好像56年还做过匈牙利大使，去了不久，就碰上匈牙利事变。这个人，老报社的人恐怕都知道。
老威：你当时的职务？
洪钟：先在大面铺做副队长，正队长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年代太久远，他的名字已记不得了。随后就到金堂县土桥沟做了正队长。派驻金堂的是第四工作团，团长是安法孝（音译），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长，你们可能不晓得这个人？
老威：我们还是太年轻了一点，嘿嘿。
洪钟：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下去访贫问苦，摸清情况，地主、富农有哪些，地方上的恶霸势力分几坨，弄清楚了，下一阶段才是清匪反霸……
老威：访贫问苦的时间有多长？
洪钟：就1个多月。因为总的时间才大半年。土改之前我在川西文联，党组织为了锻炼锻炼我，就抽调去了。
老威：从各个机关抽文化人去参加土改，当时也算普遍现象吧。我曾在《万象》上读到一篇写作家废名的文章，他也被调到安徽农村蹲点了。
洪钟：主要还是抽调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四川文学》有个作家叫茜子，也参加土改了。
老威：我听说过茜子，好像是个右派。
洪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歪曲现实，可我在《四川文学》的时候，还是用他的长处。写过《吕梁英雄传》的西戎同志从《四川日报》调到省文联来做领导，也赞同我用他的长处，指明他“要跟群众好好结合”。可到了1957年，风向一下子过左，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接着弄去劳改了。直至文革结束，才回到文联。文联和作协分家，又留在作协。西戎同志去世，我们，还有李缨同志，联名发了唁电。茜子还下过海，不习惯，又回来了，找个农村旮旯住，就不晓得下文了。最近，听说他死了。
老威：哦。
洪钟：哦。
老威：回过头来说土改？
洪钟：好，说土改。摸清了底，就清匪反霸。川西平原土匪不少，他们既抢人，又勾结恶霸，盘根错节，欺压百姓。所以一清匪，自然就牵出地方恶势力，牵出大地主。过去他们总的靠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靠山叫打倒了，底下的脚脚爪爪都露了出来。人民政府要主持公道，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老威：在你蹲点的地方清了多少土匪？
洪钟：华阳县不多，只有几个，恶霸也只有几个，都枪毙了。我临时出任法庭庭长，在本地开的公审大会。
老威：你当时多大年纪？
洪钟：我1919年生，当时才20多岁（老威注——口误，应该是30出头）。
老威：真是年轻有为的庭长啊。
洪钟：刚解放嘛，都年轻，又没有专门学法律的，我也不学法律……
老威：临时法庭是咋个组成的？
洪钟：土改工作队队长，还有两个队员，其他就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陪审团。
洪钟：对对，农民就是陪审团。你不把掌握地方命脉的土匪、恶霸、哥老会头子清了，农民就站不起来。但是枪毙人要报土改总团批准。
老威：总团是县级？
洪钟：不，哦，是县上。主要负责是郝德青，川西区党委秘书长，又做过匈牙利大使。这是清匪反霸的大致情况，接着减租退押……嗯，地主收的地租太高，不合理，弄得农民粮食不够吃，我们就要把压在贫农、下中农头上的过分的租子给减掉。
老威：你经手过的比较著名的案件有哪些？
洪钟：著名案件？唉，记不得了，都记不得了。
老威：再想想看。
洪钟：哦，华阳大面铺有地方一霸，叫林凤章，开糖果铺的。虽然他的职业是开铺子，却一贯欺负贫苦农民。大家都反感他，所以土改就弄来枪毙了。金堂土桥沟的土匪比较多，也枪毙了一些，时间久了，名字就记不得了。都是土匪、恶霸互相勾结，必须杀。
老威：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因为有活生生的事件、案件穿插在其中，现在的读者才容易看得懂。否则，莫提我们这些人，就是年龄还大点的，也摸不着火门。那时候都没有生出来嘛。
洪钟：在大面铺阶段，我是副队长，正队长是老区来的，我突然想起了，叫崔玉杰，80年代在成都市当过啥子部长，已故去了。土改划成分还是有标准的，根据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上定的一些条条。哎呀，都记不得了，你可以去翻一下嘛，对，翻一下土地改革的基本法。
老威：啥子时候出的？
洪钟：1950年就出了。工作队每人手头都有个本本。记不清楚了。少奇同志的大致意思为消灭封建剥削阶级，中立富农，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地主。但不是把地主扫地出门，还是要给适当的土地、房屋，给适当的补助，让人活下去。只是原来的土地、房子分给贫农下中农了，他们种的、住的就没那么好了。
老威：一些资料显示，在土改中还是采取了某些过激行为。
洪钟：也有可能。这要看下面的队长如何掌握。
老威：你所在的地方过不过激？
洪钟：想不起了，好像没啥过激。比如将贫农下中农，甚至上中农的利益伤害了，当然就过激了，可我们连富农的利益都在适当保护。只是打击恶霸地主没有手软。
老威：没有手软？是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他们肯定不甘心，那你们采取了啥子办法？
洪钟：大的形势摆在那儿，他们也莫法。
老威：你们有些啥子斗争方式？
洪钟：恶霸地主枪毙在前头，他们遭吓倒了。
老威：威慑力量？
洪钟：是嘛，威胁力量。
老威：恶霸是咋个定义的？
洪钟：横行乡里，欺负老百姓嘛。
老威：包不包括旧政府官员？
洪钟：也有乡长、保长，更大的官好像没得。
老威：有点像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里的……
洪钟：陈戈演的王保长，压制贫农下中农嘛。
老威：保长一级的都镇压么？
洪钟：也不一定。看他如何悔过，也要给出路。
老威：除掉镇压的，余下的地主咋个处理？
洪钟：原来的好地、好房子、大院子收了，就把贫农下中农差一点的，比如茅草房换给他，根据人口多少，也适量分地，给出路嘛。叫人活不下去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老威：据相关资料，1947年，土地改革就在解放区开始了，那时是为了广泛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大量招募兵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解放全中国。可到了50年代初，国民党跑了，中国已经解放了，还有啥子必要搞土改呢？
洪钟：嘿，封建主义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嘛。农民吃不饱肚子，政权就不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把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土地、财产没收了。
老威：可从地主的角度看，土地、财产都是几辈人辛苦挣来的。
洪钟：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共产党不允许不劳而获。
老威：几乎与大陆同时，台湾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可采取的是由政府出钱向地主赎买，然后再分给农民。
洪钟：孙中山搞的就是土地赎买，好像法国大革命也差不多，资产阶级革命嘛。我们的性质不一样，可要留基本的生产资料，让地主能活下去。
老威：台湾与大陆，两套土改，你觉得哪种合理些？
洪钟：当然我们要彻底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要铲除剥削，铲除恶势力，重建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让人民翻身作主。我们不允许恶霸地主，包括伪乡镇长、保长来破坏，一旦发现，就抓起来镇压。
老威：据我了解，当时川西平原有若干股袍哥势力，那些人见识浅，没文化，根本不晓得外界的事。也许你指控他破坏了啥子，他却不晓得你在说啥子。
洪钟：对嘛。
老威：洪老举一个搞破坏的例子嘛。
洪钟：就是背着工作队威胁农民，不准起来闹。按郝德青的定义，恶霸就是地主阶级当权派。
老威：你说谁定的义？
洪钟：郝德青。说不准还是少奇同志在《土地改革法》里定的，属于国民党的地方统治者。乡长、保长，甚至甲长开始都威胁过农民。
老威：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地主、富农揭帽，此后我也陆续读到一些土改亲历者对土改本身的反思文章。洪老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洪钟：我反思了，觉得没啥子嘛。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当时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十分必要。即使工作上有失误，打击面扩大了，也是难免的。哪能完全公平合理呢？
老威：有没有左的倾向？
洪钟：极少数。个别。
老威：举一个例子。
洪钟：1953年我从乡下回到文联，曾有一个自称活不下去的人来找我，哭诉受了冤枉，还跪下给我磕头。我说不要这样，我给华阳县委书记写封信，你去找他解决。
老威：他受了啥子冤枉？
洪钟：也是个袍哥大爷，号称“拦门大爷”，有点恶霸性质。我为他写了信，可县里咋个解决的，就不晓得了。
老威：我听说洪老作为土改的突出典型，还上了一部纪录片？
洪钟：对嘛，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王德成，还有助手，带着录像机，先到大面铺来找我，商量哪些要拍，在哪儿拍，咋个拍。
老威：细节咋个的？
洪钟：我们当时开镇压恶霸地主的公审大会，虽然我不懂法律，可准备要杀的人，都是上面（郝德青）批准了的，由我这个审判长来宣布。电影里就有这个场面，还有我加夜班的场面。
老威：你够辛苦的。
洪钟：是比较辛苦。
老威：为啥要将你树为典型？
洪钟：郝得青看上我了。老地下党员，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我解放前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写了不少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鼓吹革命和改革。那时剧作家陈白尘还在编《华西晚报》，我也在当《华西日报》的编辑，又写又编，很有影响。我的党内关系在川北地下党书记王绪武手头，他是我的蓬溪老乡，做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曾专门为我写过1939年入党的证明材料。
老威：哦。那个土改片子拍了你多长时间？
洪钟：华阳和金堂的土改现场都拍了，还采访了。
老威：怎么采访的？
洪钟：王德成问开啥子会，政策怎样执行，等等。
老威：你如何回答的？
洪钟：我说我们完全遵照少奇同志的《土地改革法》来进行，有人的有些怀疑，就用不着了，因为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老威：还问啥子？
洪钟：也问了是不是过左之类。
老威：这之类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在接着问。
洪钟：嘿嘿，我今天也没觉得过左。没错杀过、多杀过人嘛。
老威：我查阅过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对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人数作了个粗略统计，大概是200至400万。你认为这符合实际吗？
洪钟：费正清我晓得，抗战期间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他的这个统计我没看过。
老威：你认为土改中杀了多少地主？
洪钟：不清楚。一个乡才三两个，不多嘛。
老威：经你的手，有送去劳改的么？
洪钟：有。
老威：何种情况？
洪钟：恶霸嘛，送劳改农场。数目也不太多，充其量一个乡三两个。
（陪护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的故事。
老威：好嘛，你是哪儿的人？啥子成分？
陪护：我是乐至县的，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我的老家是个土匪窝子，许多户人都藏有枪。大概在1950年，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派工作组下来征粮，大家都抵到不交，可工作组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也不会让步，召集群众开了几次会，都不见效果。
老威：群众的觉悟这么低？
陪护：才解放，都对共产党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也复杂，民中有匪，匪中有民，哪个都说不清楚。连乡公所也是既接待共产党，又暗通袍哥、土匪。有一回，土匪从山上下来一百多，要把工作组征粮队一锅端，可当时，征粮队分散下村，只剩一个人在乡上留守。这个人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相当凶，竟靠着地势，与土匪周旋对打了两个多钟头，撂倒了十来个，直到随身的100多发子弹拼光了，才转身就跑。土匪听见脚步声，就乌呀呀的一大片，跟着追，还辟哩啪啦地放枪。幸好天黑，侦察排长好歹穿过树林子，跑了两百多米，躲进了乡公所。土匪立刻把乡公所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吆喝着搜。可是把旮旮旯旯全翻遍了，就是不见影子。土匪气疯了，吼着要点房子，乡公所的一个人吓住了，就暗中点水。土匪根据他歪嘴巴的方位，撞入一间屋，里头就一张桌子、两条板凳、一张床。土匪拿枪筒子和刺刀，将天上地下都戳了个透，还是没人。土匪又吼，那个点水的就指了指床。农村的床又大又沉，床档非常厚，十几个土匪，费尽吃奶的劲儿，翻了个底朝天，终于逮住壁虎一般死死扒在床背的侦察排长。
老威：真了不起。
陪护：侦察排长被土匪杀害了，尸体叫扔在树林子里。惹得解放军来剿匪报仇，一百多土匪全报销了，还继续追查点水的人。乡公所的人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解放军说，全部不是好东西，就把所里十几个人统统枪毙。
老威：乡长也枪毙了？
陪护：嘿，还想两头吃糖，结果从乡长到烧饭的，一个都没滑脱。
老威：那个侦察排长叫啥名字？
陪护：沈福山，牺牲时才20多岁。乐至县城一个坡坡上，还立了烈士纪念牌，他的事迹，老一辈人都晓得。那阵我才七、八岁，可沈福山的故事已听了好多年。
老威：唉，竟然有那么多坏蛋为他垫背！沈排长的命也太值钱了！）
洪钟：他讲的是土改以前的征粮阶段，那阵我在军管会文艺处，晓得有一些老区来的干部被派下去催粮。
老威：小时候，我就学习过丁佑君烈士的光辉事迹。
洪钟：对对。丁佑君也是到西昌邛海边上征粮，遭遇土匪恶霸，惨遭杀害的。她原来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学生，好像还是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征粮工作队，结果没满20岁就牺牲了。西昌邛海至今还立着她的碑。还有乐山五通桥，她的老家，也立着她的碑。
老威：洪老参加过征粮么？
洪钟：没有。1950年初征的粮，我是1951年九、十月间调去搞土改的。
老威：为啥要征粮呢？
洪钟：刚解放，一下子那么多解放大军入川，军粮十分短缺，可川西平原的多数地方，恶霸地主与土匪勾结，囤积粮食。他们不拿出来，就要派工作组下去征粮，以供军需。我还记得原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原四川大学校长黄济儒逃去台湾后，还造谣说：四川老乡啊，共产党抢粮，要把你们饿死啊。嘿嘿嘿。
老威：哦，原来在正式的清匪反霸之前，还剿了一次匪。
洪钟：有匪就要剿，有霸就要反，不限于一次两次。只有地主阶级当权派彻底倒了，障碍扫清了，才有条件搞土地改革。
老威：那土改中的赔罚又是咋回事？
洪钟：这是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有的地主虽然有罪，但是不够杀的条件，那工作队就要支持农民找他们算帐，你过去占了大家的便宜，得了大家的好处，今天不仅要全部吐出来，而且要罚你好多钱，好多谷子。
老威：赔罚和一般意义的罚款不同么？
洪钟：不同。解放前，你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欠了农民的债，统统要喊你赔，赔够了，才是罚。
老威：有没有个大致的比例？
洪钟：看具体情况而定。看你地主拥有多少封建土地、封建财产而定。
老威：是不是赔和罚都没有规定的比例？
洪钟：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土地、房屋、财产，你有多少我就罚多少。记得著名作家沙汀同志曾问我：在土改中打垮地主阶级最凶最有效的手段是啥子？我一时回答不出，就随口猜：恐怕是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地主。沙汀同志摇头说：真正打垮地主阶级经济的，就是赔罚。
老威：一点点把他们挤干，让他们生不如死。
洪钟：没那么严重。只是逼你把好地、好房子、埋藏起来的金银财宝老实交出来。
老威：我看过一本写土改的书，里面说有的地主交不出赔罚的钱，就上吊自杀了。
洪钟：可能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现象。
老威：你认为一般都能交够赔罚？
洪钟：能嘛。
老威：要叫一个人把财产白白交出来，还是很艰难哦。
洪钟：是很艰难嘛，很痛嘛，等于割他的肉。嘿嘿。
老威：那他不交咋办呢？
洪钟：有别的办法嘛。抓住他另外的破坏活动，狠狠地惩罚。关一下啊，或者一个村子的贫农下中农，开大会斗啊。开展说理，主要还是说理，说理不得行，再动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老威：如果对这个地主交钱的能力估计过高呢？
洪钟：恐怕要作适当的纠正，可一般还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沙汀同志说，要靠赔罚来打垮地主阶级经济。
老威：洪老的觉悟这么高，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洪钟：我是四川蓬溪县城的，从小很贫苦。父亲是个中医，也在当时的征收局做过小职员。我初中毕业时，父亲死了，断了经济来源，只好辍学，当了县上的小学教师。红军时代，我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共青团组织。可在1933年国民党清共时，还让人告了密。我被捕了，当地的士绅很不满，觉得我品学兼优，不可能是“少共”，就一起保我出来。不久，遇上梁漱溟的学生祝超然下来搞乡村教育，我又做了他的学生。后来他回省城，晓得我在家乡没啥出息，就来信叫我去成都的教育科学馆，在他手下做干事，整日抄抄写写。因为投稿，又到了《华西日报》，认识了剧作家陈白尘等著名文化人。1939年，地下党组织马识途通过熟人关系找到我，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当时我在进步人士中比较有名，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的注意，准备抓我，所以组织上就安排我到西康省。刘文辉的儿子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长，他介绍我与他父亲认识。后来我晓得，地下党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就设刘家背后的山洞里，刘文辉掩护了许多地下党。我一直在雅安呆到1950年初，党组织才电报叫我返成都，去军管会文艺处。稍后文艺处改成文联，我的关系就一直在文联了，其间调过重庆，在作协重庆分会当编辑。
我是搞文学理论的，为人厚道，不乱整人，而且反对乱来，所以1958年的成都会议以后，我还被搞成“反党分子”。
老威：你也会成反党分子？
洪钟：我当时在重庆，毛带着李井泉、还有上海的左派市委书记一道来，把重庆市委书记划为右派，我受株连，也就成了反党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长江边上的长寿湖农场改造。1961年，沙汀同志当省文联领导，才把我调了回来，还是当编辑。文革中我是保皇派，受过冲击，家里被抄走了许多东西，包括珍贵文稿。邓小平复出，我的所谓问题才澄清、纠正了。反正这辈子就这么过来，没得二话，就是组织上咋个叫我就咋个干吧。
老威：洪老的确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