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采访前奏


从曾婆婆家出来,我再次路过十几米开外的布后街2号,就钻进去故地重游。昔日雕梁画栋之深宅大院,如今已变成十来层的水泥楼,朝外的楼面遮着巨幅广告。在底楼大厅的吧台内,管收发的焉巴老头摇着蒲扇,乜了我一眼,问找哪个单位?我顺口说:《戏剧与人生》。他说:莫得了,几年前就垮逑了。我又说:《当代文坛》。他说:差不多垮逑了。我说:啥子叫“差不多垮逑了”?他说:每期才印几百本,不等于垮逑了?你该不是跑来买版面哦?我吃了一惊:啥子意思嘛?他说:《当代文坛》办了20几年,在文学评论界还是有影响嘛,现在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面向大学卖版面,刊登博士和硕士论文。我连忙点头: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要上楼梯。老头撵上来喝问:到底找哪个?我答:《星星诗刊》。老头嘀咕说:没有垮。可编辑部没得人。


我不理睬,就一层层上。可每一层楼道都黑古隆冬,我走马观花了一遍,发觉省作家协会下属各部门、各协会、各杂志编辑部的招牌几乎还在,可都关门闭户。我试着敲了几下门,毫无反应。爬至6楼,我找到占据了几间办公室的《星星诗刊》,只有资料室的门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7楼是《四川文学》和巴金文学院,楼的那一端,有影影绰绰的生命迹象,但我已失去探索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人声鼎沸的文艺衙门,如今咋个沦为一座空楼?感叹之余,我记起流沙河曾讲过,在90年代以前,文艺被捧得高,省市两级宣传部的官员,一个星期至少要来文联和作协一次,或视察,或指导工作,或开座谈会,弄得左派文人情绪持续高涨,小报告也打得勤;可转眼信息时代来临,我党的意识形态重心扭向报纸、电视,其次是出版,昔日卖弄风骚的文联和作协,地位一落千丈,犹如人老珠黄的二奶,半年一年盼不见一个官员来,大家披肝沥胆的小报告没处递,积极性受挫折,就只领工资,懒得上班了。


洪钟离休得早,还算保持了晚节,我想。就抓紧给在一家著名报纸工作的铁哥们打电话,一拍即合后,约定次日一起去寻洪钟。


2006年8月27日上午10点,我和朋友在布后街2号门口碰头,然后颇有底气地找到附近的省作协宿舍,敲响了洪家在底楼的门。迎住我们的是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我的朋友问:


洪老在吗?我们是某某报社的,要采访他。


中年人满含笑意地给我们沏茶。我说:不用了,时间比较紧。


中年人说:我是洪老的女婿,临时在这儿看家。爸爸已经住院几个月了。


我急忙问:啥子病?要紧么?


中年人说:前列腺。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病,前一段开了刀,就一直住院疗养。


我的朋友故意说:我们会不会打搅洪老?如果不方便……


中年人爽快地说:你们去吧,这两天他的精神还可以。接着推开洪钟的书房,从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抽出一支圆珠笔,写道:华西医院第三住院大楼12楼(高干病房)40床。
我们连声道谢。中年人却摇头说:本来我该带你们去,可家里走不开。


自从父亲2002年患癌症去世,我已有几年没来过医院。在我被数次污损的记忆词典里,眼前这块声名远播的地方跟屠宰场也差不多,区别只是见血和不见血。可不知为什么,这地方却比10年前扩张了好几倍,老远望去,新的住院部大楼直耸云霄,像逼近天堂的飞碟工厂。
我们是打的过去的。由于塞车,十几分钟的路绕了半个钟头,并且越接近医院越堵,最后我们干脆下车步行。忘了进的是哪道门,即将消失的狭窄老街显得兵荒马乱,到处是残垣断壁;而医院的围墙内也在大兴土木,吊车和打桩机此起彼落,整得热火朝天。沿途都是水果摊、小卖部和廉价礼品店,叫卖声震耳欲聋,直到快抵拢大楼,才逐渐减弱、消逝。


我们进入了中国最大的疾病超市之一,人流滔滔,形色惶惶。好在标志显眼,我们就在熙熙攘攘中顺藤摸瓜,乘电梯直上12楼,不料竟一脚踏入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超现实空间。出奇不意的静穆!被过滤的天光从甬道两端透进来,拉长与缩短着影影绰绰的梭巡的白衣天使。在如此和煦如春的特权罐头里,我们两条害人虫,鬼鬼祟祟地比照门牌,很容易就逮着了已87岁高龄的革命前辈洪钟。


电影里常见的宽敞病房,整块的落地玻璃,悬在轨车下的输液瓶,还有真假鲜花、真假果篮,与我父亲当年住过的肮脏的癌病房有天壤之别。50多岁的白发陪护将老爷子从卫生间搀出来,上床半卧着,我们一脸恭敬地趋前问安。由于没戴假牙,洪老满腔空洞地询问我们的来历,我的朋友一板一眼作答,并掏出《工作证》及《采访证》供其查验。洪老的表情越渐放松,笑起来,两条长寿眉直打颤。


我乘机以报纸要做土地改革专题为由,掏出了录音机和笔记本。洪老让陪护将床头摇高一些,仪态轻松地应答我的提问,该切入的切入,该回避的回避,该强调的强调,该简略的简略,政策、分寸、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真不愧经历了那么多年革命风雨的洗礼。


老威:洪老你好,能够接受采访么?
洪钟:问题不大。
老威:你对土地改革应该了如指掌吧,比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洪钟:对对,亲身经历过。
老威:听说你在金堂县蹲过点?
洪钟:在金堂县土桥沟,那是最偏远的一个乡,与乐至和中江县接近。我是1952年去的。
老威:那么成都周围的土改要晚一些。
洪钟:要晚些。此前,我先在华阳的大面铺参加第一期土改,大概搞了半年,1951年的九、十月间到1952年的一、二月。当时土改第一工作团的团长是川西区党委秘书长郝德青,他好像56年还做过匈牙利大使,去了不久,就碰上匈牙利事变。这个人,老报社的人恐怕都知道。
老威:你当时的职务?
洪钟:先在大面铺做副队长,正队长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年代太久远,他的名字已记不得了。随后就到金堂县土桥沟做了正队长。派驻金堂的是第四工作团,团长是安法孝(音译),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长,你们可能不晓得这个人?
老威:我们还是太年轻了一点,嘿嘿。
洪钟: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下去访贫问苦,摸清情况,地主、富农有哪些,地方上的恶霸势力分几坨,弄清楚了,下一阶段才是清匪反霸……
老威:访贫问苦的时间有多长?
洪钟:就1个多月。因为总的时间才大半年。土改之前我在川西文联,党组织为了锻炼锻炼我,就抽调去了。
老威:从各个机关抽文化人去参加土改,当时也算普遍现象吧。我曾在《万象》上读到一篇写作家废名的文章,他也被调到安徽农村蹲点了。
洪钟:主要还是抽调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四川文学》有个作家叫茜子,也参加土改了。
老威:我听说过茜子,好像是个右派。
洪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歪曲现实,可我在《四川文学》的时候,还是用他的长处。写过《吕梁英雄传》的西戎同志从《四川日报》调到省文联来做领导,也赞同我用他的长处,指明他“要跟群众好好结合”。可到了1957年,风向一下子过左,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接着弄去劳改了。直至文革结束,才回到文联。文联和作协分家,又留在作协。西戎同志去世,我们,还有李缨同志,联名发了唁电。茜子还下过海,不习惯,又回来了,找个农村旮旯住,就不晓得下文了。最近,听说他死了。
老威:哦。
洪钟:哦。
老威:回过头来说土改?
洪钟:好,说土改。摸清了底,就清匪反霸。川西平原土匪不少,他们既抢人,又勾结恶霸,盘根错节,欺压百姓。所以一清匪,自然就牵出地方恶势力,牵出大地主。过去他们总的靠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靠山叫打倒了,底下的脚脚爪爪都露了出来。人民政府要主持公道,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老威:在你蹲点的地方清了多少土匪?
洪钟:华阳县不多,只有几个,恶霸也只有几个,都枪毙了。我临时出任法庭庭长,在本地开的公审大会。
老威:你当时多大年纪?
洪钟:我1919年生,当时才20多岁(老威注——口误,应该是30出头)。
老威:真是年轻有为的庭长啊。
洪钟:刚解放嘛,都年轻,又没有专门学法律的,我也不学法律……
老威:临时法庭是咋个组成的?
洪钟:土改工作队队长,还有两个队员,其他就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陪审团。
洪钟:对对,农民就是陪审团。你不把掌握地方命脉的土匪、恶霸、哥老会头子清了,农民就站不起来。但是枪毙人要报土改总团批准。
老威:总团是县级?
洪钟:不,哦,是县上。主要负责是郝德青,川西区党委秘书长,又做过匈牙利大使。这是清匪反霸的大致情况,接着减租退押……嗯,地主收的地租太高,不合理,弄得农民粮食不够吃,我们就要把压在贫农、下中农头上的过分的租子给减掉。
老威:你经手过的比较著名的案件有哪些?
洪钟:著名案件?唉,记不得了,都记不得了。
老威:再想想看。
洪钟:哦,华阳大面铺有地方一霸,叫林凤章,开糖果铺的。虽然他的职业是开铺子,却一贯欺负贫苦农民。大家都反感他,所以土改就弄来枪毙了。金堂土桥沟的土匪比较多,也枪毙了一些,时间久了,名字就记不得了。都是土匪、恶霸互相勾结,必须杀。
老威: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因为有活生生的事件、案件穿插在其中,现在的读者才容易看得懂。否则,莫提我们这些人,就是年龄还大点的,也摸不着火门。那时候都没有生出来嘛。
洪钟:在大面铺阶段,我是副队长,正队长是老区来的,我突然想起了,叫崔玉杰,80年代在成都市当过啥子部长,已故去了。土改划成分还是有标准的,根据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上定的一些条条。哎呀,都记不得了,你可以去翻一下嘛,对,翻一下土地改革的基本法。
老威:啥子时候出的?
洪钟:1950年就出了。工作队每人手头都有个本本。记不清楚了。少奇同志的大致意思为消灭封建剥削阶级,中立富农,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地主。但不是把地主扫地出门,还是要给适当的土地、房屋,给适当的补助,让人活下去。只是原来的土地、房子分给贫农下中农了,他们种的、住的就没那么好了。
老威:一些资料显示,在土改中还是采取了某些过激行为。
洪钟:也有可能。这要看下面的队长如何掌握。
老威:你所在的地方过不过激?
洪钟:想不起了,好像没啥过激。比如将贫农下中农,甚至上中农的利益伤害了,当然就过激了,可我们连富农的利益都在适当保护。只是打击恶霸地主没有手软。
老威:没有手软?是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他们肯定不甘心,那你们采取了啥子办法?
洪钟:大的形势摆在那儿,他们也莫法。
老威:你们有些啥子斗争方式?
洪钟:恶霸地主枪毙在前头,他们遭吓倒了。
老威:威慑力量?
洪钟:是嘛,威胁力量。
老威:恶霸是咋个定义的?
洪钟:横行乡里,欺负老百姓嘛。
老威:包不包括旧政府官员?
洪钟:也有乡长、保长,更大的官好像没得。
老威:有点像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里的……
洪钟:陈戈演的王保长,压制贫农下中农嘛。
老威:保长一级的都镇压么?
洪钟:也不一定。看他如何悔过,也要给出路。
老威:除掉镇压的,余下的地主咋个处理?
洪钟:原来的好地、好房子、大院子收了,就把贫农下中农差一点的,比如茅草房换给他,根据人口多少,也适量分地,给出路嘛。叫人活不下去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老威:据相关资料,1947年,土地改革就在解放区开始了,那时是为了广泛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大量招募兵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解放全中国。可到了50年代初,国民党跑了,中国已经解放了,还有啥子必要搞土改呢?
洪钟:嘿,封建主义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嘛。农民吃不饱肚子,政权就不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把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土地、财产没收了。
老威:可从地主的角度看,土地、财产都是几辈人辛苦挣来的。
洪钟: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共产党不允许不劳而获。
老威:几乎与大陆同时,台湾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可采取的是由政府出钱向地主赎买,然后再分给农民。
洪钟:孙中山搞的就是土地赎买,好像法国大革命也差不多,资产阶级革命嘛。我们的性质不一样,可要留基本的生产资料,让地主能活下去。
老威:台湾与大陆,两套土改,你觉得哪种合理些?
洪钟:当然我们要彻底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要铲除剥削,铲除恶势力,重建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让人民翻身作主。我们不允许恶霸地主,包括伪乡镇长、保长来破坏,一旦发现,就抓起来镇压。
老威:据我了解,当时川西平原有若干股袍哥势力,那些人见识浅,没文化,根本不晓得外界的事。也许你指控他破坏了啥子,他却不晓得你在说啥子。
洪钟:对嘛。
老威:洪老举一个搞破坏的例子嘛。
洪钟:就是背着工作队威胁农民,不准起来闹。按郝德青的定义,恶霸就是地主阶级当权派。
老威:你说谁定的义?
洪钟:郝德青。说不准还是少奇同志在《土地改革法》里定的,属于国民党的地方统治者。乡长、保长,甚至甲长开始都威胁过农民。
老威: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地主、富农揭帽,此后我也陆续读到一些土改亲历者对土改本身的反思文章。洪老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洪钟:我反思了,觉得没啥子嘛。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当时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十分必要。即使工作上有失误,打击面扩大了,也是难免的。哪能完全公平合理呢?
老威:有没有左的倾向?
洪钟:极少数。个别。


老威:举一个例子。
洪钟:1953年我从乡下回到文联,曾有一个自称活不下去的人来找我,哭诉受了冤枉,还跪下给我磕头。我说不要这样,我给华阳县委书记写封信,你去找他解决。
老威:他受了啥子冤枉?
洪钟:也是个袍哥大爷,号称“拦门大爷”,有点恶霸性质。我为他写了信,可县里咋个解决的,就不晓得了。
老威:我听说洪老作为土改的突出典型,还上了一部纪录片?
洪钟:对嘛,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王德成,还有助手,带着录像机,先到大面铺来找我,商量哪些要拍,在哪儿拍,咋个拍。
老威:细节咋个的?
洪钟:我们当时开镇压恶霸地主的公审大会,虽然我不懂法律,可准备要杀的人,都是上面(郝德青)批准了的,由我这个审判长来宣布。电影里就有这个场面,还有我加夜班的场面。
老威:你够辛苦的。
洪钟:是比较辛苦。
老威:为啥要将你树为典型?
洪钟:郝得青看上我了。老地下党员,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我解放前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写了不少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鼓吹革命和改革。那时剧作家陈白尘还在编《华西晚报》,我也在当《华西日报》的编辑,又写又编,很有影响。我的党内关系在川北地下党书记王绪武手头,他是我的蓬溪老乡,做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曾专门为我写过1939年入党的证明材料。
老威:哦。那个土改片子拍了你多长时间?
洪钟:华阳和金堂的土改现场都拍了,还采访了。
老威:怎么采访的?
洪钟:王德成问开啥子会,政策怎样执行,等等。
老威:你如何回答的?
洪钟:我说我们完全遵照少奇同志的《土地改革法》来进行,有人的有些怀疑,就用不着了,因为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老威:还问啥子?
洪钟:也问了是不是过左之类。
老威:这之类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在接着问。
洪钟:嘿嘿,我今天也没觉得过左。没错杀过、多杀过人嘛。
老威:我查阅过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对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人数作了个粗略统计,大概是200至400万。你认为这符合实际吗?
洪钟:费正清我晓得,抗战期间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他的这个统计我没看过。
老威:你认为土改中杀了多少地主?
洪钟:不清楚。一个乡才三两个,不多嘛。
老威:经你的手,有送去劳改的么?
洪钟:有。
老威:何种情况?
洪钟:恶霸嘛,送劳改农场。数目也不太多,充其量一个乡三两个。


(陪护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的故事。
老威:好嘛,你是哪儿的人?啥子成分?
陪护:我是乐至县的,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我的老家是个土匪窝子,许多户人都藏有枪。大概在1950年,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派工作组下来征粮,大家都抵到不交,可工作组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也不会让步,召集群众开了几次会,都不见效果。
老威:群众的觉悟这么低?
陪护:才解放,都对共产党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也复杂,民中有匪,匪中有民,哪个都说不清楚。连乡公所也是既接待共产党,又暗通袍哥、土匪。有一回,土匪从山上下来一百多,要把工作组征粮队一锅端,可当时,征粮队分散下村,只剩一个人在乡上留守。这个人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相当凶,竟靠着地势,与土匪周旋对打了两个多钟头,撂倒了十来个,直到随身的100多发子弹拼光了,才转身就跑。土匪听见脚步声,就乌呀呀的一大片,跟着追,还辟哩啪啦地放枪。幸好天黑,侦察排长好歹穿过树林子,跑了两百多米,躲进了乡公所。土匪立刻把乡公所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吆喝着搜。可是把旮旮旯旯全翻遍了,就是不见影子。土匪气疯了,吼着要点房子,乡公所的一个人吓住了,就暗中点水。土匪根据他歪嘴巴的方位,撞入一间屋,里头就一张桌子、两条板凳、一张床。土匪拿枪筒子和刺刀,将天上地下都戳了个透,还是没人。土匪又吼,那个点水的就指了指床。农村的床又大又沉,床档非常厚,十几个土匪,费尽吃奶的劲儿,翻了个底朝天,终于逮住壁虎一般死死扒在床背的侦察排长。
老威:真了不起。
陪护:侦察排长被土匪杀害了,尸体叫扔在树林子里。惹得解放军来剿匪报仇,一百多土匪全报销了,还继续追查点水的人。乡公所的人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解放军说,全部不是好东西,就把所里十几个人统统枪毙。
老威:乡长也枪毙了?
陪护:嘿,还想两头吃糖,结果从乡长到烧饭的,一个都没滑脱。
老威:那个侦察排长叫啥名字?
陪护:沈福山,牺牲时才20多岁。乐至县城一个坡坡上,还立了烈士纪念牌,他的事迹,老一辈人都晓得。那阵我才七、八岁,可沈福山的故事已听了好多年。
老威:唉,竟然有那么多坏蛋为他垫背!沈排长的命也太值钱了!)


洪钟:他讲的是土改以前的征粮阶段,那阵我在军管会文艺处,晓得有一些老区来的干部被派下去催粮。
老威:小时候,我就学习过丁佑君烈士的光辉事迹。
洪钟:对对。丁佑君也是到西昌邛海边上征粮,遭遇土匪恶霸,惨遭杀害的。她原来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学生,好像还是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征粮工作队,结果没满20岁就牺牲了。西昌邛海至今还立着她的碑。还有乐山五通桥,她的老家,也立着她的碑。
老威:洪老参加过征粮么?
洪钟:没有。1950年初征的粮,我是1951年九、十月间调去搞土改的。
老威:为啥要征粮呢?
洪钟:刚解放,一下子那么多解放大军入川,军粮十分短缺,可川西平原的多数地方,恶霸地主与土匪勾结,囤积粮食。他们不拿出来,就要派工作组下去征粮,以供军需。我还记得原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原四川大学校长黄济儒逃去台湾后,还造谣说:四川老乡啊,共产党抢粮,要把你们饿死啊。嘿嘿嘿。
老威:哦,原来在正式的清匪反霸之前,还剿了一次匪。
洪钟:有匪就要剿,有霸就要反,不限于一次两次。只有地主阶级当权派彻底倒了,障碍扫清了,才有条件搞土地改革。
老威:那土改中的赔罚又是咋回事?
洪钟:这是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有的地主虽然有罪,但是不够杀的条件,那工作队就要支持农民找他们算帐,你过去占了大家的便宜,得了大家的好处,今天不仅要全部吐出来,而且要罚你好多钱,好多谷子。
老威:赔罚和一般意义的罚款不同么?
洪钟:不同。解放前,你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欠了农民的债,统统要喊你赔,赔够了,才是罚。
老威:有没有个大致的比例?
洪钟:看具体情况而定。看你地主拥有多少封建土地、封建财产而定。
老威:是不是赔和罚都没有规定的比例?
洪钟: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土地、房屋、财产,你有多少我就罚多少。记得著名作家沙汀同志曾问我:在土改中打垮地主阶级最凶最有效的手段是啥子?我一时回答不出,就随口猜:恐怕是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地主。沙汀同志摇头说:真正打垮地主阶级经济的,就是赔罚。
老威:一点点把他们挤干,让他们生不如死。
洪钟:没那么严重。只是逼你把好地、好房子、埋藏起来的金银财宝老实交出来。
老威:我看过一本写土改的书,里面说有的地主交不出赔罚的钱,就上吊自杀了。
洪钟:可能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现象。
老威:你认为一般都能交够赔罚?
洪钟:能嘛。
老威:要叫一个人把财产白白交出来,还是很艰难哦。
洪钟:是很艰难嘛,很痛嘛,等于割他的肉。嘿嘿。
老威:那他不交咋办呢?
洪钟:有别的办法嘛。抓住他另外的破坏活动,狠狠地惩罚。关一下啊,或者一个村子的贫农下中农,开大会斗啊。开展说理,主要还是说理,说理不得行,再动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老威:如果对这个地主交钱的能力估计过高呢?
洪钟:恐怕要作适当的纠正,可一般还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沙汀同志说,要靠赔罚来打垮地主阶级经济。
老威:洪老的觉悟这么高,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洪钟:我是四川蓬溪县城的,从小很贫苦。父亲是个中医,也在当时的征收局做过小职员。我初中毕业时,父亲死了,断了经济来源,只好辍学,当了县上的小学教师。红军时代,我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共青团组织。可在1933年国民党清共时,还让人告了密。我被捕了,当地的士绅很不满,觉得我品学兼优,不可能是“少共”,就一起保我出来。不久,遇上梁漱溟的学生祝超然下来搞乡村教育,我又做了他的学生。后来他回省城,晓得我在家乡没啥出息,就来信叫我去成都的教育科学馆,在他手下做干事,整日抄抄写写。因为投稿,又到了《华西日报》,认识了剧作家陈白尘等著名文化人。1939年,地下党组织马识途通过熟人关系找到我,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当时我在进步人士中比较有名,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的注意,准备抓我,所以组织上就安排我到西康省。刘文辉的儿子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长,他介绍我与他父亲认识。后来我晓得,地下党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就设刘家背后的山洞里,刘文辉掩护了许多地下党。我一直在雅安呆到1950年初,党组织才电报叫我返成都,去军管会文艺处。稍后文艺处改成文联,我的关系就一直在文联了,其间调过重庆,在作协重庆分会当编辑。
我是搞文学理论的,为人厚道,不乱整人,而且反对乱来,所以1958年的成都会议以后,我还被搞成“反党分子”。
老威:你也会成反党分子?
洪钟:我当时在重庆,毛带着李井泉、还有上海的左派市委书记一道来,把重庆市委书记划为右派,我受株连,也就成了反党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长江边上的长寿湖农场改造。1961年,沙汀同志当省文联领导,才把我调了回来,还是当编辑。文革中我是保皇派,受过冲击,家里被抄走了许多东西,包括珍贵文稿。邓小平复出,我的所谓问题才澄清、纠正了。反正这辈子就这么过来,没得二话,就是组织上咋个叫我就咋个干吧。
老威:洪老的确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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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采访前奏


从曾婆婆家出来,我再次路过十几米开外的布后街2号,就钻进去故地重游。昔日雕梁画栋之深宅大院,如今已变成十来层的水泥楼,朝外的楼面遮着巨幅广告。在底楼大厅的吧台内,管收发的焉巴老头摇着蒲扇,乜了我一眼,问找哪个单位?我顺口说:《戏剧与人生》。他说:莫得了,几年前就垮逑了。我又说:《当代文坛》。他说:差不多垮逑了。我说:啥子叫“差不多垮逑了”?他说:每期才印几百本,不等于垮逑了?你该不是跑来买版面哦?我吃了一惊:啥子意思嘛?他说:《当代文坛》办了20几年,在文学评论界还是有影响嘛,现在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面向大学卖版面,刊登博士和硕士论文。我连忙点头: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要上楼梯。老头撵上来喝问:到底找哪个?我答:《星星诗刊》。老头嘀咕说:没有垮。可编辑部没得人。


我不理睬,就一层层上。可每一层楼道都黑古隆冬,我走马观花了一遍,发觉省作家协会下属各部门、各协会、各杂志编辑部的招牌几乎还在,可都关门闭户。我试着敲了几下门,毫无反应。爬至6楼,我找到占据了几间办公室的《星星诗刊》,只有资料室的门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7楼是《四川文学》和巴金文学院,楼的那一端,有影影绰绰的生命迹象,但我已失去探索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人声鼎沸的文艺衙门,如今咋个沦为一座空楼?感叹之余,我记起流沙河曾讲过,在90年代以前,文艺被捧得高,省市两级宣传部的官员,一个星期至少要来文联和作协一次,或视察,或指导工作,或开座谈会,弄得左派文人情绪持续高涨,小报告也打得勤;可转眼信息时代来临,我党的意识形态重心扭向报纸、电视,其次是出版,昔日卖弄风骚的文联和作协,地位一落千丈,犹如人老珠黄的二奶,半年一年盼不见一个官员来,大家披肝沥胆的小报告没处递,积极性受挫折,就只领工资,懒得上班了。


洪钟离休得早,还算保持了晚节,我想。就抓紧给在一家著名报纸工作的铁哥们打电话,一拍即合后,约定次日一起去寻洪钟。


2006年8月27日上午10点,我和朋友在布后街2号门口碰头,然后颇有底气地找到附近的省作协宿舍,敲响了洪家在底楼的门。迎住我们的是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我的朋友问:


洪老在吗?我们是某某报社的,要采访他。


中年人满含笑意地给我们沏茶。我说:不用了,时间比较紧。


中年人说:我是洪老的女婿,临时在这儿看家。爸爸已经住院几个月了。


我急忙问:啥子病?要紧么?


中年人说:前列腺。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病,前一段开了刀,就一直住院疗养。


我的朋友故意说:我们会不会打搅洪老?如果不方便……


中年人爽快地说:你们去吧,这两天他的精神还可以。接着推开洪钟的书房,从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抽出一支圆珠笔,写道:华西医院第三住院大楼12楼(高干病房)40床。
我们连声道谢。中年人却摇头说:本来我该带你们去,可家里走不开。


自从父亲2002年患癌症去世,我已有几年没来过医院。在我被数次污损的记忆词典里,眼前这块声名远播的地方跟屠宰场也差不多,区别只是见血和不见血。可不知为什么,这地方却比10年前扩张了好几倍,老远望去,新的住院部大楼直耸云霄,像逼近天堂的飞碟工厂。
我们是打的过去的。由于塞车,十几分钟的路绕了半个钟头,并且越接近医院越堵,最后我们干脆下车步行。忘了进的是哪道门,即将消失的狭窄老街显得兵荒马乱,到处是残垣断壁;而医院的围墙内也在大兴土木,吊车和打桩机此起彼落,整得热火朝天。沿途都是水果摊、小卖部和廉价礼品店,叫卖声震耳欲聋,直到快抵拢大楼,才逐渐减弱、消逝。


我们进入了中国最大的疾病超市之一,人流滔滔,形色惶惶。好在标志显眼,我们就在熙熙攘攘中顺藤摸瓜,乘电梯直上12楼,不料竟一脚踏入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超现实空间。出奇不意的静穆!被过滤的天光从甬道两端透进来,拉长与缩短着影影绰绰的梭巡的白衣天使。在如此和煦如春的特权罐头里,我们两条害人虫,鬼鬼祟祟地比照门牌,很容易就逮着了已87岁高龄的革命前辈洪钟。


电影里常见的宽敞病房,整块的落地玻璃,悬在轨车下的输液瓶,还有真假鲜花、真假果篮,与我父亲当年住过的肮脏的癌病房有天壤之别。50多岁的白发陪护将老爷子从卫生间搀出来,上床半卧着,我们一脸恭敬地趋前问安。由于没戴假牙,洪老满腔空洞地询问我们的来历,我的朋友一板一眼作答,并掏出《工作证》及《采访证》供其查验。洪老的表情越渐放松,笑起来,两条长寿眉直打颤。


我乘机以报纸要做土地改革专题为由,掏出了录音机和笔记本。洪老让陪护将床头摇高一些,仪态轻松地应答我的提问,该切入的切入,该回避的回避,该强调的强调,该简略的简略,政策、分寸、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真不愧经历了那么多年革命风雨的洗礼。


老威:洪老你好,能够接受采访么?
洪钟:问题不大。
老威:你对土地改革应该了如指掌吧,比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洪钟:对对,亲身经历过。
老威:听说你在金堂县蹲过点?
洪钟:在金堂县土桥沟,那是最偏远的一个乡,与乐至和中江县接近。我是1952年去的。
老威:那么成都周围的土改要晚一些。
洪钟:要晚些。此前,我先在华阳的大面铺参加第一期土改,大概搞了半年,1951年的九、十月间到1952年的一、二月。当时土改第一工作团的团长是川西区党委秘书长郝德青,他好像56年还做过匈牙利大使,去了不久,就碰上匈牙利事变。这个人,老报社的人恐怕都知道。
老威:你当时的职务?
洪钟:先在大面铺做副队长,正队长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年代太久远,他的名字已记不得了。随后就到金堂县土桥沟做了正队长。派驻金堂的是第四工作团,团长是安法孝(音译),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长,你们可能不晓得这个人?
老威:我们还是太年轻了一点,嘿嘿。
洪钟: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下去访贫问苦,摸清情况,地主、富农有哪些,地方上的恶霸势力分几坨,弄清楚了,下一阶段才是清匪反霸……
老威:访贫问苦的时间有多长?
洪钟:就1个多月。因为总的时间才大半年。土改之前我在川西文联,党组织为了锻炼锻炼我,就抽调去了。
老威:从各个机关抽文化人去参加土改,当时也算普遍现象吧。我曾在《万象》上读到一篇写作家废名的文章,他也被调到安徽农村蹲点了。
洪钟:主要还是抽调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四川文学》有个作家叫茜子,也参加土改了。
老威:我听说过茜子,好像是个右派。
洪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歪曲现实,可我在《四川文学》的时候,还是用他的长处。写过《吕梁英雄传》的西戎同志从《四川日报》调到省文联来做领导,也赞同我用他的长处,指明他“要跟群众好好结合”。可到了1957年,风向一下子过左,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接着弄去劳改了。直至文革结束,才回到文联。文联和作协分家,又留在作协。西戎同志去世,我们,还有李缨同志,联名发了唁电。茜子还下过海,不习惯,又回来了,找个农村旮旯住,就不晓得下文了。最近,听说他死了。
老威:哦。
洪钟:哦。
老威:回过头来说土改?
洪钟:好,说土改。摸清了底,就清匪反霸。川西平原土匪不少,他们既抢人,又勾结恶霸,盘根错节,欺压百姓。所以一清匪,自然就牵出地方恶势力,牵出大地主。过去他们总的靠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靠山叫打倒了,底下的脚脚爪爪都露了出来。人民政府要主持公道,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老威:在你蹲点的地方清了多少土匪?
洪钟:华阳县不多,只有几个,恶霸也只有几个,都枪毙了。我临时出任法庭庭长,在本地开的公审大会。
老威:你当时多大年纪?
洪钟:我1919年生,当时才20多岁(老威注——口误,应该是30出头)。
老威:真是年轻有为的庭长啊。
洪钟:刚解放嘛,都年轻,又没有专门学法律的,我也不学法律……
老威:临时法庭是咋个组成的?
洪钟:土改工作队队长,还有两个队员,其他就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陪审团。
洪钟:对对,农民就是陪审团。你不把掌握地方命脉的土匪、恶霸、哥老会头子清了,农民就站不起来。但是枪毙人要报土改总团批准。
老威:总团是县级?
洪钟:不,哦,是县上。主要负责是郝德青,川西区党委秘书长,又做过匈牙利大使。这是清匪反霸的大致情况,接着减租退押……嗯,地主收的地租太高,不合理,弄得农民粮食不够吃,我们就要把压在贫农、下中农头上的过分的租子给减掉。
老威:你经手过的比较著名的案件有哪些?
洪钟:著名案件?唉,记不得了,都记不得了。
老威:再想想看。
洪钟:哦,华阳大面铺有地方一霸,叫林凤章,开糖果铺的。虽然他的职业是开铺子,却一贯欺负贫苦农民。大家都反感他,所以土改就弄来枪毙了。金堂土桥沟的土匪比较多,也枪毙了一些,时间久了,名字就记不得了。都是土匪、恶霸互相勾结,必须杀。
老威: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因为有活生生的事件、案件穿插在其中,现在的读者才容易看得懂。否则,莫提我们这些人,就是年龄还大点的,也摸不着火门。那时候都没有生出来嘛。
洪钟:在大面铺阶段,我是副队长,正队长是老区来的,我突然想起了,叫崔玉杰,80年代在成都市当过啥子部长,已故去了。土改划成分还是有标准的,根据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上定的一些条条。哎呀,都记不得了,你可以去翻一下嘛,对,翻一下土地改革的基本法。
老威:啥子时候出的?
洪钟:1950年就出了。工作队每人手头都有个本本。记不清楚了。少奇同志的大致意思为消灭封建剥削阶级,中立富农,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地主。但不是把地主扫地出门,还是要给适当的土地、房屋,给适当的补助,让人活下去。只是原来的土地、房子分给贫农下中农了,他们种的、住的就没那么好了。
老威:一些资料显示,在土改中还是采取了某些过激行为。
洪钟:也有可能。这要看下面的队长如何掌握。
老威:你所在的地方过不过激?
洪钟:想不起了,好像没啥过激。比如将贫农下中农,甚至上中农的利益伤害了,当然就过激了,可我们连富农的利益都在适当保护。只是打击恶霸地主没有手软。
老威:没有手软?是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他们肯定不甘心,那你们采取了啥子办法?
洪钟:大的形势摆在那儿,他们也莫法。
老威:你们有些啥子斗争方式?
洪钟:恶霸地主枪毙在前头,他们遭吓倒了。
老威:威慑力量?
洪钟:是嘛,威胁力量。
老威:恶霸是咋个定义的?
洪钟:横行乡里,欺负老百姓嘛。
老威:包不包括旧政府官员?
洪钟:也有乡长、保长,更大的官好像没得。
老威:有点像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里的……
洪钟:陈戈演的王保长,压制贫农下中农嘛。
老威:保长一级的都镇压么?
洪钟:也不一定。看他如何悔过,也要给出路。
老威:除掉镇压的,余下的地主咋个处理?
洪钟:原来的好地、好房子、大院子收了,就把贫农下中农差一点的,比如茅草房换给他,根据人口多少,也适量分地,给出路嘛。叫人活不下去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老威:据相关资料,1947年,土地改革就在解放区开始了,那时是为了广泛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大量招募兵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解放全中国。可到了50年代初,国民党跑了,中国已经解放了,还有啥子必要搞土改呢?
洪钟:嘿,封建主义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嘛。农民吃不饱肚子,政权就不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把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土地、财产没收了。
老威:可从地主的角度看,土地、财产都是几辈人辛苦挣来的。
洪钟: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共产党不允许不劳而获。
老威:几乎与大陆同时,台湾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可采取的是由政府出钱向地主赎买,然后再分给农民。
洪钟:孙中山搞的就是土地赎买,好像法国大革命也差不多,资产阶级革命嘛。我们的性质不一样,可要留基本的生产资料,让地主能活下去。
老威:台湾与大陆,两套土改,你觉得哪种合理些?
洪钟:当然我们要彻底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要铲除剥削,铲除恶势力,重建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让人民翻身作主。我们不允许恶霸地主,包括伪乡镇长、保长来破坏,一旦发现,就抓起来镇压。
老威:据我了解,当时川西平原有若干股袍哥势力,那些人见识浅,没文化,根本不晓得外界的事。也许你指控他破坏了啥子,他却不晓得你在说啥子。
洪钟:对嘛。
老威:洪老举一个搞破坏的例子嘛。
洪钟:就是背着工作队威胁农民,不准起来闹。按郝德青的定义,恶霸就是地主阶级当权派。
老威:你说谁定的义?
洪钟:郝德青。说不准还是少奇同志在《土地改革法》里定的,属于国民党的地方统治者。乡长、保长,甚至甲长开始都威胁过农民。
老威: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地主、富农揭帽,此后我也陆续读到一些土改亲历者对土改本身的反思文章。洪老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洪钟:我反思了,觉得没啥子嘛。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当时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十分必要。即使工作上有失误,打击面扩大了,也是难免的。哪能完全公平合理呢?
老威:有没有左的倾向?
洪钟:极少数。个别。


老威:举一个例子。
洪钟:1953年我从乡下回到文联,曾有一个自称活不下去的人来找我,哭诉受了冤枉,还跪下给我磕头。我说不要这样,我给华阳县委书记写封信,你去找他解决。
老威:他受了啥子冤枉?
洪钟:也是个袍哥大爷,号称“拦门大爷”,有点恶霸性质。我为他写了信,可县里咋个解决的,就不晓得了。
老威:我听说洪老作为土改的突出典型,还上了一部纪录片?
洪钟:对嘛,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王德成,还有助手,带着录像机,先到大面铺来找我,商量哪些要拍,在哪儿拍,咋个拍。
老威:细节咋个的?
洪钟:我们当时开镇压恶霸地主的公审大会,虽然我不懂法律,可准备要杀的人,都是上面(郝德青)批准了的,由我这个审判长来宣布。电影里就有这个场面,还有我加夜班的场面。
老威:你够辛苦的。
洪钟:是比较辛苦。
老威:为啥要将你树为典型?
洪钟:郝得青看上我了。老地下党员,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我解放前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写了不少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鼓吹革命和改革。那时剧作家陈白尘还在编《华西晚报》,我也在当《华西日报》的编辑,又写又编,很有影响。我的党内关系在川北地下党书记王绪武手头,他是我的蓬溪老乡,做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曾专门为我写过1939年入党的证明材料。
老威:哦。那个土改片子拍了你多长时间?
洪钟:华阳和金堂的土改现场都拍了,还采访了。
老威:怎么采访的?
洪钟:王德成问开啥子会,政策怎样执行,等等。
老威:你如何回答的?
洪钟:我说我们完全遵照少奇同志的《土地改革法》来进行,有人的有些怀疑,就用不着了,因为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老威:还问啥子?
洪钟:也问了是不是过左之类。
老威:这之类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在接着问。
洪钟:嘿嘿,我今天也没觉得过左。没错杀过、多杀过人嘛。
老威:我查阅过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对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人数作了个粗略统计,大概是200至400万。你认为这符合实际吗?
洪钟:费正清我晓得,抗战期间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他的这个统计我没看过。
老威:你认为土改中杀了多少地主?
洪钟:不清楚。一个乡才三两个,不多嘛。
老威:经你的手,有送去劳改的么?
洪钟:有。
老威:何种情况?
洪钟:恶霸嘛,送劳改农场。数目也不太多,充其量一个乡三两个。


(陪护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的故事。
老威:好嘛,你是哪儿的人?啥子成分?
陪护:我是乐至县的,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我的老家是个土匪窝子,许多户人都藏有枪。大概在1950年,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派工作组下来征粮,大家都抵到不交,可工作组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也不会让步,召集群众开了几次会,都不见效果。
老威:群众的觉悟这么低?
陪护:才解放,都对共产党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也复杂,民中有匪,匪中有民,哪个都说不清楚。连乡公所也是既接待共产党,又暗通袍哥、土匪。有一回,土匪从山上下来一百多,要把工作组征粮队一锅端,可当时,征粮队分散下村,只剩一个人在乡上留守。这个人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相当凶,竟靠着地势,与土匪周旋对打了两个多钟头,撂倒了十来个,直到随身的100多发子弹拼光了,才转身就跑。土匪听见脚步声,就乌呀呀的一大片,跟着追,还辟哩啪啦地放枪。幸好天黑,侦察排长好歹穿过树林子,跑了两百多米,躲进了乡公所。土匪立刻把乡公所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吆喝着搜。可是把旮旮旯旯全翻遍了,就是不见影子。土匪气疯了,吼着要点房子,乡公所的一个人吓住了,就暗中点水。土匪根据他歪嘴巴的方位,撞入一间屋,里头就一张桌子、两条板凳、一张床。土匪拿枪筒子和刺刀,将天上地下都戳了个透,还是没人。土匪又吼,那个点水的就指了指床。农村的床又大又沉,床档非常厚,十几个土匪,费尽吃奶的劲儿,翻了个底朝天,终于逮住壁虎一般死死扒在床背的侦察排长。
老威:真了不起。
陪护:侦察排长被土匪杀害了,尸体叫扔在树林子里。惹得解放军来剿匪报仇,一百多土匪全报销了,还继续追查点水的人。乡公所的人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解放军说,全部不是好东西,就把所里十几个人统统枪毙。
老威:乡长也枪毙了?
陪护:嘿,还想两头吃糖,结果从乡长到烧饭的,一个都没滑脱。
老威:那个侦察排长叫啥名字?
陪护:沈福山,牺牲时才20多岁。乐至县城一个坡坡上,还立了烈士纪念牌,他的事迹,老一辈人都晓得。那阵我才七、八岁,可沈福山的故事已听了好多年。
老威:唉,竟然有那么多坏蛋为他垫背!沈排长的命也太值钱了!)


洪钟:他讲的是土改以前的征粮阶段,那阵我在军管会文艺处,晓得有一些老区来的干部被派下去催粮。
老威:小时候,我就学习过丁佑君烈士的光辉事迹。
洪钟:对对。丁佑君也是到西昌邛海边上征粮,遭遇土匪恶霸,惨遭杀害的。她原来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学生,好像还是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征粮工作队,结果没满20岁就牺牲了。西昌邛海至今还立着她的碑。还有乐山五通桥,她的老家,也立着她的碑。
老威:洪老参加过征粮么?
洪钟:没有。1950年初征的粮,我是1951年九、十月间调去搞土改的。
老威:为啥要征粮呢?
洪钟:刚解放,一下子那么多解放大军入川,军粮十分短缺,可川西平原的多数地方,恶霸地主与土匪勾结,囤积粮食。他们不拿出来,就要派工作组下去征粮,以供军需。我还记得原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原四川大学校长黄济儒逃去台湾后,还造谣说:四川老乡啊,共产党抢粮,要把你们饿死啊。嘿嘿嘿。
老威:哦,原来在正式的清匪反霸之前,还剿了一次匪。
洪钟:有匪就要剿,有霸就要反,不限于一次两次。只有地主阶级当权派彻底倒了,障碍扫清了,才有条件搞土地改革。
老威:那土改中的赔罚又是咋回事?
洪钟:这是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有的地主虽然有罪,但是不够杀的条件,那工作队就要支持农民找他们算帐,你过去占了大家的便宜,得了大家的好处,今天不仅要全部吐出来,而且要罚你好多钱,好多谷子。
老威:赔罚和一般意义的罚款不同么?
洪钟:不同。解放前,你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欠了农民的债,统统要喊你赔,赔够了,才是罚。
老威:有没有个大致的比例?
洪钟:看具体情况而定。看你地主拥有多少封建土地、封建财产而定。
老威:是不是赔和罚都没有规定的比例?
洪钟: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土地、房屋、财产,你有多少我就罚多少。记得著名作家沙汀同志曾问我:在土改中打垮地主阶级最凶最有效的手段是啥子?我一时回答不出,就随口猜:恐怕是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地主。沙汀同志摇头说:真正打垮地主阶级经济的,就是赔罚。
老威:一点点把他们挤干,让他们生不如死。
洪钟:没那么严重。只是逼你把好地、好房子、埋藏起来的金银财宝老实交出来。
老威:我看过一本写土改的书,里面说有的地主交不出赔罚的钱,就上吊自杀了。
洪钟:可能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现象。
老威:你认为一般都能交够赔罚?
洪钟:能嘛。
老威:要叫一个人把财产白白交出来,还是很艰难哦。
洪钟:是很艰难嘛,很痛嘛,等于割他的肉。嘿嘿。
老威:那他不交咋办呢?
洪钟:有别的办法嘛。抓住他另外的破坏活动,狠狠地惩罚。关一下啊,或者一个村子的贫农下中农,开大会斗啊。开展说理,主要还是说理,说理不得行,再动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老威:如果对这个地主交钱的能力估计过高呢?
洪钟:恐怕要作适当的纠正,可一般还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沙汀同志说,要靠赔罚来打垮地主阶级经济。
老威:洪老的觉悟这么高,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洪钟:我是四川蓬溪县城的,从小很贫苦。父亲是个中医,也在当时的征收局做过小职员。我初中毕业时,父亲死了,断了经济来源,只好辍学,当了县上的小学教师。红军时代,我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共青团组织。可在1933年国民党清共时,还让人告了密。我被捕了,当地的士绅很不满,觉得我品学兼优,不可能是“少共”,就一起保我出来。不久,遇上梁漱溟的学生祝超然下来搞乡村教育,我又做了他的学生。后来他回省城,晓得我在家乡没啥出息,就来信叫我去成都的教育科学馆,在他手下做干事,整日抄抄写写。因为投稿,又到了《华西日报》,认识了剧作家陈白尘等著名文化人。1939年,地下党组织马识途通过熟人关系找到我,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当时我在进步人士中比较有名,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的注意,准备抓我,所以组织上就安排我到西康省。刘文辉的儿子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长,他介绍我与他父亲认识。后来我晓得,地下党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就设刘家背后的山洞里,刘文辉掩护了许多地下党。我一直在雅安呆到1950年初,党组织才电报叫我返成都,去军管会文艺处。稍后文艺处改成文联,我的关系就一直在文联了,其间调过重庆,在作协重庆分会当编辑。
我是搞文学理论的,为人厚道,不乱整人,而且反对乱来,所以1958年的成都会议以后,我还被搞成“反党分子”。
老威:你也会成反党分子?
洪钟:我当时在重庆,毛带着李井泉、还有上海的左派市委书记一道来,把重庆市委书记划为右派,我受株连,也就成了反党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长江边上的长寿湖农场改造。1961年,沙汀同志当省文联领导,才把我调了回来,还是当编辑。文革中我是保皇派,受过冲击,家里被抄走了许多东西,包括珍贵文稿。邓小平复出,我的所谓问题才澄清、纠正了。反正这辈子就这么过来,没得二话,就是组织上咋个叫我就咋个干吧。
老威:洪老的确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