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主要對胡風、舒蕪、聶紺弩等幾位有些新看法，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也。
胡風（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是1955年萬歲爺欽定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首犯。當時涉案者2100多人，內92人被捕，78人正式定位“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23人為骨幹。1980、1986、1988年先後三次平反才徹底翻案，其時彼墓木已拱矣！
1954年的胡風與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對其的逮捕證
綜合網上與書刊獲得之資料，筆者認為：
1. 胡風是一位傑出的文學理論家兼編輯，此乃有目共睹，無需饒舌。
2. 胡風是徹頭徹尾的一介書生，完全不懂政治。“胡風的朋友賈植芳曾說魯迅懂政治，而胡風不懂政治。那大約是說胡風就栽在這‘不懂政治’上面。”（林賢治《胡風集團案》，上海書局，1998年）
3. 胡風本人不愧為天才詩人，所撰長詩《時間開始了》極盡謳歌“新中國開國大典”之能事。中共詩壇無人能及。
關於此，著名自由主義哲学家、社会学家李慎之曾在其不朽之作《風雨蒼黃五十年》中寫道：“我歷來是不怎麼讚賞胡風的才氣，但‘時間開始了’這一句真是神來之筆，怎麼偏偏是他，就能想出這樣的絕妙好詞來！”
他接著又寫道：
“我絕對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風自己也絕對想像不到的是，六年後他竟被毛主席欽點為‘國民黨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鋃鐺入獄，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紀，直到胡風去世三年後的1988年，這個案子才最後昭雪平反。”
胡風
4. 胡風愛才如命，謬托知己。舒蕪乃其剋星，導致他後半生厄運連連。
下面就先談談兩人的關係。
其實，他倆從惺惺相惜到反目成仇勢在必然，蓋二者本質上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氣質差別太大。
胡風的性格正如魯迅所說“孤傲、偏執”，此源自其出身教養。他是一個普通農家的孩子，幼時胡家和一方姓鄉鄰人家打官司輸了，於是他被送入私塾以求他日舉家得以揚眉吐氣，胡風1923年入東南大學附中，後入北大，再轉清華，1926年肄業，在中共第九軍政治部宣傳科待過28天。1929年赴日留學，後加入日共。日語說得流利。1933年被逐返國。任左聯宣傳部長，因和周揚衝突辭職賣文維生，受魯迅器重。後與19歲的屠玘華（梅志）結婚。其一生經歷坎坷；
舒蕪（1922-7-2—2009-8-18）則謙和、優容，大戶人家出生，家學淵源。舒、胡都愛辯論，加上胡風厚愛才子，故兩人探討理論同聲同氣。舒早年追隨胡風，對其自覺繼承五四傳統和魯迅精神非常仰慕，屬亦師亦友關係。
抗戰期間的1940年，胡風在重慶收到路翎（徐嗣興）投稿信，未幾路介紹好友舒與之認識。舒在胡風辦的《希望》雜誌上露頭角。
至解放時胡風已47歲，舒才27歲。是兩代人。解放後舒一心揚棄“舊思想”，“坐在征服者的一邊”，“屁股決定腦袋”。而此時起胡風只有短暫的快樂。（“作家生活誌”網）
無疑，對於中共奪得江山，胡風是欣喜的，他也一直自以為於“黨的文藝事業”貢獻甚大。早在左聯時期他就是文藝骨幹，是在魯迅身邊待過且與之並肩戰鬥的戰士，還是國統區進步文藝事業的負責人，培養了很多新生力量。解放初，他多次在會上或文章中斥責朱光潛、沈從文等，可見其“自我定位為革命作家，而朱光潛、沈從文等人是資產階級的作家。”（《胡風集團案》）
不料，那只是胡風一廂情願。他很快就遭受沈重打擊：
一是“由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文協）過渡到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文聯）的過程，胡風覺得自己沒有得到尊重。”
“建國”前夕，周恩來在石家莊囑咐胡風，讓他和周揚、丁玲一起研究組織新文協；可是他抵達北平前一天，報上就宣布舊文協移到了北平，他感到自己不被信任；且新舊文協交接的事也無人與之商談。
舊文協由老舍任總務股主任（等於總負責人），胡風是常委之一並兼研究股負責人。該協會的前身是1938年春在武漢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抗），1945年10月4日文抗在重慶召開理監事聯席會，決定改名為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文協），1946年6月該會遷至上海。此前胡風一直以文協為陣地從事文學革命，尤其在文協遷滬後出力最多。
二是起草文代會報告時，他因茅盾的一句話拂袖而去，堅不合作。
據康濯回憶（《《文藝報》與胡風冤案》）：
1949年春天籌備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時，國統區報告由茅盾作，並成立了個起草小組，胡風也是成員之一。但在首次起草小組會上，茅盾發言中講過一句，說是可惜邵荃麟、林默涵等同志還在香港而沒到北京，否則這個報告的起草當會更順利一些。當時在場的康濯（起草委員會秘書）不明所以，馮乃超後來向他解釋道：因為邵、林等人在港批評過胡風，所以茅盾的話意指如果邵、林來了，報告中就能更順利地批評胡風了。胡風悉此甚為生氣，會後向康表示再也不參加小組了。後康向茅講了胡的意見和憂慮，茅稱他主要是說邵、林熟悉國統區桂林時代的文藝情況，並稱只要胡參加小組會，他可解釋說明。胡風態度則始終不變……
三是文代會報告竟有幾處（不點名地）批評他的文藝思想。1949年7月4日，茅盾作了《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所提存在的問題，絕大部分都和他有關。
四是國統區作家的遭遇。在首次文代會上，解放區作家就是更加吐氣揚眉，國統區作家有矮人三分之感。蕭乾以及錢鍾書、楊絳夫婦也都有切身體會。
會前自港回到北平的蕭乾被安排住在高級招待所，公務員問其來歷，得知他沒到過任何一個解放區，就立刻投以白眼。楊絳則感到自己不屬於“公家人”。
還有關於他的工作安排。1949年4月19日的會議上，茅盾宣布由他、廠民（严辰）以及胡風三人共同負責主編全國性的文藝理論刊物《文藝報》，胡風覺得事前沒有和他談過，他推辭了。他認為既然大家都覺得他的文藝思想有問題，那麼他怎麼和別人共事？不料如此一來讓他又得到了一個不願接受安排的“罪名”，同時也讓別人感到胡風似在威脅別人，即“你不接受我的理論我就不接受工作”。
“1951年1月，胡喬木約見胡風，提出‘三個工作’，由他選擇，他隨後書面答覆說‘願意服從分配’。但從此沒有下文，而外間卻傳說是他拒絕工作。1953年初春，他搬家的要求終於獲准。可是，到京後也跟在上海一樣，什麼理論文字也沒有寫。他自稱‘已是罪人的身分，什麼都不能說了。’可是，還有一些話是不能不說的，那就是自我辯護和檢討。”（林賢治《胡風集團案》，25頁，上海書局，1998年）
此時，舒蕪已一再公開檢討，並批評路翎。對於舒蕪的背叛（“主動從營壘內部放這第一槍”），胡風怒不可遏，他利用了對方在信中所暴露的思想問題來羅列舒的罪名，並假路翎之手進行反擊。實際上不惜玉石俱焚。
路翎照辦後，1952年9月25日林默涵（時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約胡風到中山公園商談，查證舒蕪被胡指控的罪名。林稱舒政治上沒有問題，但別的錯誤還是有的。
路翎揭露的是什麼罪名呢？
一是舒想當教授。證據是解放後他多次致函胡風表達了要到大城市高校當教授的想法。
二是劉鄧大軍抵皖時舒沒參加革命。
三是因為舒蕪想出名，所以想到大城市。
最後一個罪名是舒蕪有過自首行為。
前三個罪名無非不安分、不好好工作的表現，殺傷力不大。自首則關係到個人的政治表現和思想品質。
但由於毛的秘書胡喬木讚許舒蕪的積極要求進步，認為胡風和路翎出於憎恨和報復揭發舒蕪，故結果是把舒調到北京，安排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在聶紺弩領導的古典文學部任編輯。
胡風沒達到目的，反落下把柄。舒蕪女兒舒竹的文章說胡風：“他早在1954年就給黨中央寫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內容，揭露舒蕪是……叛黨分子。”
總之，借用殯儀館裏常見的花圈上飄帶所寫四個字：“天妒英才”。用於胡風再恰切不過。事實上，胡風自己也感覺如此，所以文革後他復出，考大學的外孫問選什麼專業為宜，他答了四個字：“不選文科！”
說罷胡風，談談舒蕪。
筆者認為：
1. 舒蕪是天才。他高二下學期（17歲）籌辦中學，當國文教師，再到大學當副教授、教授無不勝任愉快。可謂罕有其匹。
2. 舒蕪是一流的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其專著之學術含金量無人可以否認。
3. 舒蕪於周作人研究卓有貢獻，其《說夢》也在“紅學”中享有一席地位。
4. 舒蕪散文、隨筆、雜文兼善，均屬公認。
5. 舒蕪是告密者，也是受害者，他“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為人所不齒。
他在日記中就“胡風案”寫道：
“但是它，導致了那樣一大冤獄，那麼多人受到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發狂，各式慘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時期幾乎全部的好友，特別是一貫挈我奬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風，對他們的苦難，有我應負的一份沈重的責任。”（《回歸五四》，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
這裡面看不到他有什麼深刻的反思，故幾乎無人同情他。回顧1955年6月間，在全國文聯及作協主席團聯合舉行的批判胡風的大會上，呂熒隻身而出為胡風辯護的史實，足見落魄的舒蕪“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孤家寡人決非偶然。
不過，此人居然歷文革而不死，活了87歲才“壽終正寢”，莫非是“天意憐芳草”，格外眷顧？其夫人陳沅芷（1924年1月4日－1966年9月8日）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固然給舒蕪帶來無窮的傷痛，但似乎上天對這個才女也太殘忍了。1976年冬，24歲的方竹因病自殺，舒蕪覺得“那個年過得很慘”。筆者歸之為算是一點報應。
聶紺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
1. 聶紺弩才氣天下無雙。其雜文被視作魯迅之後第一人。胡喬木稱他所撰《散宜生詩》“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詩史上獨一無二的”。
2. 聶紺弩胸懷寬廣，包容異見。舒蕪被幾乎所有人視為猶大，他卻贈詩賀其60壽辰（1982年），內中有句“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討廷咒惡來”，意指把舒蕪比作胡風門徒是不對的，人們恨猶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總督是一大怪事。
3. 聶紺弩前半生福星高照，後半生厄運連連。出身貧寒的他因緣際會，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二期。1926年留蘇，畢業於莫斯科中山大學。歸國後1929年在中央黨務學校因與學生周穎（1909-1991）戀愛被調離。後與周結婚。1931年棄職潛逃日本與在彼留學的妻子會合。1955年劃作“胡風分子”，1957年墮入另冊，1967年1月以“現行反革命”身陷囹圄。1976年10月虧得素昧平生的朱靜芳奔走，頂替一名病逝的特赦犯而重獲自由。未幾其獨生愛女海燕自殺使之大慟。
周穎
4. 聶紺弩敢想敢說敢愛敢恨。周恩來戲稱其為“20世紀最大的自由主義者”。這個“自由主義”是毛《反對自由主義》中所列的口沒遮攔之意。
最後提一下胡喬木（1912年6月1日－1992年9月28日）。
胡喬木
胡鼎新
此人原名胡鼎新，肄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和歷史系。1941年2月至1969年任毛秘書，極受毛寵信，曾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社長，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以“左”王著稱。但他懂文藝，主動要求為聶紺弩的《散宜生集》寫序，讚揚其為“作者以熱血和微笑留給我們的一株奇花”。胡風案發生時，他無介入寫批判文章。另據說他曾聲言《沁園春－雪》（“北國風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乃其所作云。此宗公案大概永無揭曉之日矣。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千姿百態。古語有云：“蓋棺論定”。實際上不然。如赫魯曉夫幕前所立碑石，就是半黑半白。也有三分二黑，三分一白的；或者倒過來。武則天的無字碑最豁達，隨便後人評說好了。“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談中。”疫情之下，倒不失為可以打發時間之舉也。
縱觀胡風、舒蕪、聶紺弩和胡喬木四人的一生及其作品，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胡風被“今上”視為異己，關鍵在於對其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沒有竭力吹捧，反而另樹一幟，此乃毛獨夫之大忌。毛絕不容許臣下言行高出自己。例如康生，書畫一流，自號“魯赤水”，即與齊白石分庭抗禮。他甚至聲稱把一隻手綑起來也比齊白石畫得好。但他從來不敢在毛面前抖露自己的書法造詣，也從未進呈自己的詩詞作品。胡喬木卻爭奪《沁園春－雪》的著作權，不過那是在毛死後。他還多次奉呈詩作請主上指點，大概他摸透了毛的心理，知道毛沒把自己手下的這個秘書放在眼裡。
究其實，胡喬木之所以盛贊聶的詩，是因為從內心認可聶是中共“自己人”。聶在幾十年勞改、勞教期間的作品，不僅從無怨言，而且對所從事的苦役頌揚備至。例如1959年3月4日所作古體長詩《北大荒歌》，不止“三十二個四句”，三、四、五、六、七、九、十一言都有。起首云：“北大荒，天蒼蒼，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萎塘”，下面有“共產黨，日東方，經百戰，獲全勝，人民把家當”；“北大荒，紅旗揚，好風光，生產大軍上戰場”。可以說，中共對聶的洗腦是徹底成功了！王蒙曾說自己具有共黨的“童子功”（他不足14歲入黨），聶堪稱為“青年功”－青年時期起就篤信馬列！其妻周穎也一樣，早就是“黨的人”了。她後來長期擔任民革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且與晚年出任民革主席的朱學范關係曖昧。聶曾對摯友說自己戴綠帽了，而且女兒自殺與此有關！
至於舒蕪，早就思想左傾，儘管他並無加入共黨，卻屬於“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得到“組織上的信任”。
由此看來，胡風、舒蕪和聶紺弩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頭子或骨幹，緣自他們作為馬列忠實信徒，心甘情願地追隨“偉光正”，但未能緊跟領袖的步伐，陰差陽錯成了異己。冤哉枉也！
教訓是什麼呢？並不是胡風晚年所總結的（早年）“讀文科”的錯，錯在不該信馬列，不該上了共黨這條“賊船”。毛1948年就對抵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說過：你們上了賊船了，下不去了！
佛教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共黨這條賊船可是上得下不得。慎哉！
（2022-4-17復活節完稿，2024年6月2日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