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强烈的女性意识：从《尹县长》到《慧心莲》
当然，作为一名作家，陈若曦主要是以其作品关怀社会，关怀人生。
1979年，陈若曦由加拿大迁居美国旧金山，她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城里城外》（1981）、《贵州女人》（1989）和《走出细雨濛濛》（1993）；长篇《突围》（1983）、《远见》（1984）、《二胡》（1985）及《纸婚》（1986）；散文集《文革杂忆》（1979）、《生活随笔》（1981）、《无聊才读书》（1983）、《天然生出的花枝》（1987）、《草原行》（1988）、《西藏行》（1989）、《青藏高原的》（1989）、《柏克莱传真》（1993）及《柏克莱邮简》（1993）等。
这个时期，陈若曦的写作在题材上告别了“文革”小说，而以美国华人社会和两岸三地的人情世故为题材。汤淑敏在她的《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书中认为，她这个时期创作的“海外华人小说”，特别是优秀长篇小说《突围》、《远见》和《纸婚》，与第二阶段的作品相比，它们在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程度及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拓出了新意，取得了新的成就，标志她的美学风格臻于成熟。赵朕在谈陈若曦这些包括《突围》、《远见》的小说的美学风格时指出，陈若曦敏感的政治嗅觉和勇于涉笔社会问题的思想特质，决定了她的文学创作选取题材和提炼主题的特点，而这种选材、立意的特点，又强化了她的小说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为底蕴的悲剧性效果，从而奠定了冷峻沉郁的风格基础（见赵朕，〈论台湾作家陈若曦小说的美学风格〉，网络）。
1995年，陈若曦返台定居。其后直到今天，她的创作又发生一个主要的变化。她对小说这种原来她最喜欢写作的文学体裁，兴趣大大减弱了，而对“短平快”的专栏写作情有独钟。她认为现今社会变化太快，以小说反映现实实在太不及时也太无力了，而且读者人数不多，远不如专栏文章有大量的读者群。她现在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不一定要创作鸿篇巨制作为传世之作才有价值；她要以专栏短文，与眼前现实息息相关，以“叩应”的方式与读者进行互动——她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论者都觉得，这倒颇有点像鲁迅当年写杂文的味道。
不过，陈若曦在世纪之交还是出版了一些小说。短篇小说集有：《女儿的家》（1998）、《清水婶回家》（1999）、《完美丈夫的秘密》（2000）等；长篇小说有《慧心莲》（2000）和《重返桃花源》（2001）。
这些小说都以反映台湾社会的妇女问题为主。代表陈若曦后期的小说特色的《慧心莲》和《重返桃花源》是两部佛教小说，同时表现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其实，陈若曦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位具有强烈女性意识、极其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论者如丁敏就指出，把陈若曦只当成一个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家是不够的，她同时也是一个关注女性命运、生存现状和生活方式的女作家。诚如有学者指出她的小说向来亦步亦趋地随着她所身处的现实政治社会局面而发展，反映出身处每一个阶段的各种人物正在酝酿或已展现的生命型态，她的女性意识也不例外，贯穿着以她个人生命历程、时空环境的变迁而分作的四个创作时期。例如在她的“海外华人小说”中，虽然出现各种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物，但这其中对女人主体性的省思仍是一个主要的关怀点。尽管小说涉及各式题材如离婚、外遇、婆媳之争，以及单亲家庭，乍看似乎不脱八十年代妇女问题范畴，但陈若曦涉及到新旧价值间的挣扎，一再指向女人主体性的省思，通过破碎婚姻或不美好的爱情，完成女性的成长、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独立自主（见丁敏，〈陈若曦佛教小说中女性形象与主题意识──以《慧心莲》、《重返桃花源》为探讨〉，网络）。钱虹认为，陈若曦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长达40余年的小说创作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基本上可归结为“不幸的夏娃”、“落难的尤物”、“自立的主妇”和“自觉的信女”四种典型,其中蕴涵了作者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钱虹，〈从“不幸的夏娃”到“自觉的信女”——论中国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至于2000年出版的《慧心莲》这部主要探讨佛教与女性关系的长篇小说，更充分表现了陈若曦的“女性意识”——一种寻求宗教解脱的的女性意识。作品以杜美慧、杜美心姊妹，和他们的母亲杜阿春，以及杜美慧的女儿王慧莲四位女性主角，展开她们祖女孙、老中青三代的心路历程及她们和佛教相关的生命故事。这里显然有相当深刻的困惑需要解答：“她”为何要走入佛门？出家是否为女性的生命出口？小说揭示：四位女性互相扶持，在人生路上各自走過坎坷破碎的愛情、婚姻之路，而終在佛教的修行路上，共同開出慧心蓮（见丁敏，同上，网络）。
陈若曦最近说，她自1995年返台定居以来，一直关心环保和妇女问题，也关注和研究佛教，因此写了《慧心莲》和《重返桃花源》两部佛教小说。她不无欣喜地说，“《尹县长》和《慧心莲》前后获中山文艺奖，我是该奖唯一的两次获奖者，恰巧我自己也偏爱它们。”（见张曦娜 报道，〈台湾作家陈若曦：艾蓓事件是我今生最倒霉的事〉，《联合早报》（现在.人物），2011年4月16日。）
笔者认为，《尹县长》和《慧心莲》分别是陈若曦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代表作，共同参与构建她的文学世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