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鹏：历史学家，作家，1955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1981年，抗议当局查禁“民办”刊物，被劳动教养三年。

1991年，组建中国共和党，遭到逮捕，被指控“组建反革命集团罪”，被判五年监禁。

2024年9月27日，因患肺癌不幸去世，享年69岁。

 

——凡在地上受挣扎的，必在天上得自由！行此文纪念逝者。

 

 

“社会主义是好的，如果它有什么不好，要么，是有人在中伤它，要么，就是有人把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偏了。”这是张敏鹏倾其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的概括和总结。

北京，香山，在张敏鹏租住的一间局促而又略显寒酸的小平房里，张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五位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政治画像。今天，哪怕是最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如此公然地宣示自己的信仰告白，即使在党内，出现一个如此诚实、率真的人，估计也会被视作一个行为古怪、思想落伍的政治异类而受到猜忌和排挤。

虽然有着和共产党人相同的政治信仰，张敏鹏却缺乏共产党人身上那种骄横、狂妄、自负，以及因受到权力异化而养成的唯我独尊的斗争思维，相反，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心、责任感，性格温和，甚至有点懦弱，又视自由为最高价值的知识份子。

张敏鹏的祖母曾是广东梅州焦岭天主教堂的一位修女，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家庭的渊源，他常常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然而，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见他在礼拜日去天主教堂做过弥撒，即使在平时，他也极少查考《圣经》或者做认罪祷告。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位宗教思想的研究者，把天主教当作一门可以启迪人类智慧的知识体系，而非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他熟悉天主教的历史和文化，甚至还编写过《〈圣经〉文学二十讲》，在其中，他却不落俗套地把耶稣描绘为一位革命者。

总之，由于其特殊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在他身上，虽然有着近乎固执的政治执念，浑身上下却散发着浓浓的学究和书生意气，这是一个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思想又极其复杂的人。

 

我常常在想，一个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和虐待的人，到头来却死心踏地的忠诚于党和它的政治事业，即使将他的灵魂完全袒露在党的面前，党也从来没有善待和接受过他。这样的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才会让他产生如此令人费解的想法？然而，这种来自于党外的“第二种忠诚”，不是恰好代表了我们中间一些知识份子的共同心声吗？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张敏鹏的故事值得去回味。

张敏鹏，1955年出生于武汉，父亲曾在民国政府中担任公职，负责广东韶关的税务稽查工作。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投诚了共产党。共产党夺取权力之后，以潜伏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被安排进新政权下辖的武汉市卫生局工作。

熟悉党的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如何安置曾经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毛泽东曾经有一个秘密指示，即所谓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显然，这些生活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亲身体验过民国政府统治下的有限自由，而对于他们是否能够与过去的生存经验彻底切割和决裂，是否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毛泽东是持怀疑态度的。换句话说，这些人虽然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曾经有过贡献，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值得信任。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样的事情其实有先例可循，斯大林就曾经将踏进过西欧社会、见证了资本主义灯红酒绿的苏联红军战士们大批流放到西伯利亚。因此，当张敏鹏的父亲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进入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就注定了他们一家人的坎坷命运。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武汉市卫生局内定了几个“右派”份子，当担任卫生局工会主席的父亲被问及对这些右派份子的看法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一句：“这些人看上去也蛮好的，看不出有什么反党罪行。”因为这句无心之言，张敏鹏的父亲也因为同情“右派”而被定为“右派”，被劳动教养三年。等到劳教期满以后，张敏鹏的父亲被下放到武汉市卫生学校总务科，行政级别也调降到普通科员，从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张敏鹏已经有了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家六口人，由于家庭发生变故，因此，刚满两岁的张敏鹏就被过继给广东梅州的大伯父。然而，等到了“文革”，勤劳的继父为了家庭营生，私自开垦了一些荒地，养了几只鸡，他的行为显然与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背道而驰。厄运从此降临，继父受到无休止的批斗，因为受不了批斗会上的殴打和羞辱，在最后一次批斗会开始前，他从家中取了一瓶烈性农药，在焦岭体育场的批斗会现场服毒自杀。

这样的自杀行为，是那些只有极度渴望尊严的人才可能做出的艰难决定，这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当自杀的英雄行为遇上一个荒诞不经的时代，却显得如此漠然和滑稽可笑。继父之死被那些自以为手握真理的革命者们当场宣布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因此，他的遗体不允许抬回家安葬，担心这会玷污祖宗们的名誉。在当天日落前，继父的遗体由那些受到批斗的“黑五类”们抬着，草草掩埋在体育场后面的公路旁。对他的继父来说，自杀本身已经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但是，即便是死亡，也不能让他拥有一个体面的葬礼，这是更大的侮辱。年仅十二岁的张敏鹏亲眼目睹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全过程，继父的去世和这个被埋葬的瞬间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的心灵，或许，他在此刻便已经播下了反抗命运的不公，并在日后投身于政治活动的精神火种。

由于家庭接二连三的变故和动荡，张敏鹏的童年是不幸的。伴随着长辈们的厄运接踵而至的是张敏鹏自己同样受到这个世界的歧视。继父过世以后，幼小的张敏鹏甚至被剥夺了正常上学的资格，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在离家几十里地外的地方找到了一所能够收留的学校。在那里，所有的同学和他一样都是“黑五类”出身，这样的孩子被当时的时代赋予了一个特殊的称呼，叫做“狗崽子”。恐惧、冷漠、被排斥的生存体验，占据着他和他的整个童年世界。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恰恰是被所有人奉为救世主的共产党及其领袖。正是如日终天的社会主义，把这个年少不更事的孩子钉在了历史的审判席下，因为他的父辈们在历史车轮恰好路过的时候，错误地站在历史的反面，所以他和与他一样出身的孩子们将为此承担代价，因为这个缘故而永无出头之日，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却注定无法逃脱这种必然的悲惨结局。

由于继父的过世，家中的顶梁柱坍塌了，祖母和继母无力再为他遮风避雨，年幼的张敏鹏再次被送回到武汉，然而，武汉的家庭同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父亲因为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遭到整肃，在“文革”中这段历史问题又被人重新揭发出来。那段时间，父亲成天耷拉着脑袋，像一只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害怕重蹈大哥的覆辙。最后，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张敏鹏的父亲逃离了武汉这块是非之地，跑回广东梅州的老家藏起来，这才躲过了一场政治劫难。

 

1974年，逐渐长大的张敏鹏被下放到武汉郊区的小君山农场，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农村改造之旅。此时，年近二十岁的张敏鹏逐渐展露出他的文学才华。实际上，此时的张敏鹏并没有对政治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在党的专政统治下，政治和权力是划等号的，而要想获取权力，就意味着要入团、入党，这不仅仅需要注重平时的个人表现，家庭出身同样重要，这样才能获得党的信任，从而触摸到权力的边缘，这也注定了张敏鹏的人生将与权力无缘，因此，政治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张敏鹏对文学的爱好，是在经历漫长的羞辱、卑躬屈膝和被人轻视的岁月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的一种情绪的释放，张敏鹏想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借此向自己、也向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他从农场附近的学校借来油印机，和两位志同道合的女知青尝试创办一份文学刊物。

然而，涉世未深的张敏鹏还是对世界的运动缺乏基本的了解，哪怕是在最遥远、最偏僻的农村，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到严密监视的，只要是自由创作，哪怕是纯文学的刊物，都是不允许出版的，更不用说公开发行。因此，还没有等到印刷，借来的油印机就被知青小队的带队干部没收了，梦想刚开始启航便已宣告失败。不只如此，他的档案袋将被贴上一枚“具有思想犯罪倾向”的类似标签，他的父亲也因此受到党组织的训诫。此时的父亲像一只受伤初愈的惊弓之鸟，已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面前吓得六神无主，他深知这种行为将会引发的可怕后果，于是专门打电话给张敏鹏，用他自己的个人遭遇提醒这个闯了大祸的儿子，恳求年轻的张敏鹏不要“反潮流”。

然而，扑面而来的压力并没有让正处于叛逆期的张敏鹏退却，相反，他内心潜伏着的反抗情绪被彻底激发出来，固执地在这条原本就不受欢迎的文学与压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76年上半年，张敏鹏告别知青生涯，被抽调到武汉钢铁厂，成为一名工人。不久，毛泽东去世。革命的发条开始松动，已经碾压过无数生命、被鲜血染红的历史车轮终于放缓了它的步伐，然而，政治上的“解冻”仅仅是表象，真正的春天还远未到来。

日常工作的劳累并没有消磨张敏鹏在文学创作上的雄心壮志，他的内心始终是躁动不安的，他写诗歌，写散文，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工厂的文教广播室发表文章，到处访朋问友，寻觅文学知音。总之，在这支被党视为政治同盟的工人阶级队伍里，他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受管束，四处乱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

1979年，随着地下刊物在各地悄然流行，敏锐的张敏鹏预感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于是，他开始重新启航，和一些文学朋友商量着共同创办一份刊物，甚至还为它取了一个颇富深意的名字，叫做《野草》。“野草”，是张敏鹏对自己过去并不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一个总结，因为自己从小就像一株孤独、无处可依的野草，没有人在意过他的存在，任凭他自生自灭。同时，它也是一个隐喻，因为野草的生命力顽强，不论是风吹雨打，还是寒来暑往，它总是能够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存活下来，并且将生命的种子无限地繁衍下去，这是张敏鹏对即将启航的人生的一种自我勉励。

然而，同样的剧情发生了，《野草》的创刊号才刚组完稿，还没有来得及印刷，警察就不请自来，将他的油印机和稿件全部没收。此后，愈战愈勇的张敏鹏又陆续创办《飞碟》和《世纪末快报》，但无一例外地遭到警察的上门查封。

1981年，重新掌握权力的邓小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禁民办地下刊物。得知这个消息，武汉的文学青年们无不气愤填膺，准备联合起来去北京请愿。结果在临行前，早已埋伏在暗处的警察们阻止了他们的行动。这一次，警察手起刀落，给张敏鹏直接开了一张“劳教三年”的处罚单，二十六岁的张敏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牢狱生涯。

 

2024年9月28日

 

 

张敏鹏：历史学家，作家，1955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1981年，抗议当局查禁“民办”刊物，被劳动教养三年。

1991年，组建中国共和党，遭到逮捕，被指控“组建反革命集团罪”，被判五年监禁。

2024年9月27日，因患肺癌不幸去世，享年69岁。

 

——凡在地上受挣扎的，必在天上得自由！行此文纪念逝者。

 

 

“社会主义是好的，如果它有什么不好，要么，是有人在中伤它，要么，就是有人把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偏了。”这是张敏鹏倾其一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的概括和总结。

北京，香山，在张敏鹏租住的一间局促而又略显寒酸的小平房里，张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五位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政治画像。今天，哪怕是最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如此公然地宣示自己的信仰告白，即使在党内，出现一个如此诚实、率真的人，估计也会被视作一个行为古怪、思想落伍的政治异类而受到猜忌和排挤。

虽然有着和共产党人相同的政治信仰，张敏鹏却缺乏共产党人身上那种骄横、狂妄、自负，以及因受到权力异化而养成的唯我独尊的斗争思维，相反，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心、责任感，性格温和，甚至有点懦弱，又视自由为最高价值的知识份子。

张敏鹏的祖母曾是广东梅州焦岭天主教堂的一位修女，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家庭的渊源，他常常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然而，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见他在礼拜日去天主教堂做过弥撒，即使在平时，他也极少查考《圣经》或者做认罪祷告。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位宗教思想的研究者，把天主教当作一门可以启迪人类智慧的知识体系，而非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他熟悉天主教的历史和文化，甚至还编写过《〈圣经〉文学二十讲》，在其中，他却不落俗套地把耶稣描绘为一位革命者。

总之，由于其特殊的家庭和个人经历，在他身上，虽然有着近乎固执的政治执念，浑身上下却散发着浓浓的学究和书生意气，这是一个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思想又极其复杂的人。

 

我常常在想，一个受到共产党的迫害和虐待的人，到头来却死心踏地的忠诚于党和它的政治事业，即使将他的灵魂完全袒露在党的面前，党也从来没有善待和接受过他。这样的一个人，到底经历了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才会让他产生如此令人费解的想法？然而，这种来自于党外的“第二种忠诚”，不是恰好代表了我们中间一些知识份子的共同心声吗？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张敏鹏的故事值得去回味。

张敏鹏，1955年出生于武汉，父亲曾在民国政府中担任公职，负责广东韶关的税务稽查工作。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投诚了共产党。共产党夺取权力之后，以潜伏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被安排进新政权下辖的武汉市卫生局工作。

熟悉党的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如何安置曾经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毛泽东曾经有一个秘密指示，即所谓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显然，这些生活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亲身体验过民国政府统治下的有限自由，而对于他们是否能够与过去的生存经验彻底切割和决裂，是否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毛泽东是持怀疑态度的。换句话说，这些人虽然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曾经有过贡献，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值得信任。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样的事情其实有先例可循，斯大林就曾经将踏进过西欧社会、见证了资本主义灯红酒绿的苏联红军战士们大批流放到西伯利亚。因此，当张敏鹏的父亲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进入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就注定了他们一家人的坎坷命运。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武汉市卫生局内定了几个“右派”份子，当担任卫生局工会主席的父亲被问及对这些右派份子的看法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一句：“这些人看上去也蛮好的，看不出有什么反党罪行。”因为这句无心之言，张敏鹏的父亲也因为同情“右派”而被定为“右派”，被劳动教养三年。等到劳教期满以后，张敏鹏的父亲被下放到武汉市卫生学校总务科，行政级别也调降到普通科员，从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张敏鹏已经有了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家六口人，由于家庭发生变故，因此，刚满两岁的张敏鹏就被过继给广东梅州的大伯父。然而，等到了“文革”，勤劳的继父为了家庭营生，私自开垦了一些荒地，养了几只鸡，他的行为显然与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背道而驰。厄运从此降临，继父受到无休止的批斗，因为受不了批斗会上的殴打和羞辱，在最后一次批斗会开始前，他从家中取了一瓶烈性农药，在焦岭体育场的批斗会现场服毒自杀。

这样的自杀行为，是那些只有极度渴望尊严的人才可能做出的艰难决定，这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当自杀的英雄行为遇上一个荒诞不经的时代，却显得如此漠然和滑稽可笑。继父之死被那些自以为手握真理的革命者们当场宣布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因此，他的遗体不允许抬回家安葬，担心这会玷污祖宗们的名誉。在当天日落前，继父的遗体由那些受到批斗的“黑五类”们抬着，草草掩埋在体育场后面的公路旁。对他的继父来说，自杀本身已经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但是，即便是死亡，也不能让他拥有一个体面的葬礼，这是更大的侮辱。年仅十二岁的张敏鹏亲眼目睹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全过程，继父的去世和这个被埋葬的瞬间深深地刺痛了他幼小的心灵，或许，他在此刻便已经播下了反抗命运的不公，并在日后投身于政治活动的精神火种。

由于家庭接二连三的变故和动荡，张敏鹏的童年是不幸的。伴随着长辈们的厄运接踵而至的是张敏鹏自己同样受到这个世界的歧视。继父过世以后，幼小的张敏鹏甚至被剥夺了正常上学的资格，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在离家几十里地外的地方找到了一所能够收留的学校。在那里，所有的同学和他一样都是“黑五类”出身，这样的孩子被当时的时代赋予了一个特殊的称呼，叫做“狗崽子”。恐惧、冷漠、被排斥的生存体验，占据着他和他的整个童年世界。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恰恰是被所有人奉为救世主的共产党及其领袖。正是如日终天的社会主义，把这个年少不更事的孩子钉在了历史的审判席下，因为他的父辈们在历史车轮恰好路过的时候，错误地站在历史的反面，所以他和与他一样出身的孩子们将为此承担代价，因为这个缘故而永无出头之日，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却注定无法逃脱这种必然的悲惨结局。

由于继父的过世，家中的顶梁柱坍塌了，祖母和继母无力再为他遮风避雨，年幼的张敏鹏再次被送回到武汉，然而，武汉的家庭同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父亲因为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遭到整肃，在“文革”中这段历史问题又被人重新揭发出来。那段时间，父亲成天耷拉着脑袋，像一只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害怕重蹈大哥的覆辙。最后，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张敏鹏的父亲逃离了武汉这块是非之地，跑回广东梅州的老家藏起来，这才躲过了一场政治劫难。

 

1974年，逐渐长大的张敏鹏被下放到武汉郊区的小君山农场，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农村改造之旅。此时，年近二十岁的张敏鹏逐渐展露出他的文学才华。实际上，此时的张敏鹏并没有对政治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在党的专政统治下，政治和权力是划等号的，而要想获取权力，就意味着要入团、入党，这不仅仅需要注重平时的个人表现，家庭出身同样重要，这样才能获得党的信任，从而触摸到权力的边缘，这也注定了张敏鹏的人生将与权力无缘，因此，政治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张敏鹏对文学的爱好，是在经历漫长的羞辱、卑躬屈膝和被人轻视的岁月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的一种情绪的释放，张敏鹏想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借此向自己、也向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他从农场附近的学校借来油印机，和两位志同道合的女知青尝试创办一份文学刊物。

然而，涉世未深的张敏鹏还是对世界的运动缺乏基本的了解，哪怕是在最遥远、最偏僻的农村，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到严密监视的，只要是自由创作，哪怕是纯文学的刊物，都是不允许出版的，更不用说公开发行。因此，还没有等到印刷，借来的油印机就被知青小队的带队干部没收了，梦想刚开始启航便已宣告失败。不只如此，他的档案袋将被贴上一枚“具有思想犯罪倾向”的类似标签，他的父亲也因此受到党组织的训诫。此时的父亲像一只受伤初愈的惊弓之鸟，已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面前吓得六神无主，他深知这种行为将会引发的可怕后果，于是专门打电话给张敏鹏，用他自己的个人遭遇提醒这个闯了大祸的儿子，恳求年轻的张敏鹏不要“反潮流”。

然而，扑面而来的压力并没有让正处于叛逆期的张敏鹏退却，相反，他内心潜伏着的反抗情绪被彻底激发出来，固执地在这条原本就不受欢迎的文学与压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76年上半年，张敏鹏告别知青生涯，被抽调到武汉钢铁厂，成为一名工人。不久，毛泽东去世。革命的发条开始松动，已经碾压过无数生命、被鲜血染红的历史车轮终于放缓了它的步伐，然而，政治上的“解冻”仅仅是表象，真正的春天还远未到来。

日常工作的劳累并没有消磨张敏鹏在文学创作上的雄心壮志，他的内心始终是躁动不安的，他写诗歌，写散文，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工厂的文教广播室发表文章，到处访朋问友，寻觅文学知音。总之，在这支被党视为政治同盟的工人阶级队伍里，他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受管束，四处乱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

1979年，随着地下刊物在各地悄然流行，敏锐的张敏鹏预感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于是，他开始重新启航，和一些文学朋友商量着共同创办一份刊物，甚至还为它取了一个颇富深意的名字，叫做《野草》。“野草”，是张敏鹏对自己过去并不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一个总结，因为自己从小就像一株孤独、无处可依的野草，没有人在意过他的存在，任凭他自生自灭。同时，它也是一个隐喻，因为野草的生命力顽强，不论是风吹雨打，还是寒来暑往，它总是能够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存活下来，并且将生命的种子无限地繁衍下去，这是张敏鹏对即将启航的人生的一种自我勉励。

然而，同样的剧情发生了，《野草》的创刊号才刚组完稿，还没有来得及印刷，警察就不请自来，将他的油印机和稿件全部没收。此后，愈战愈勇的张敏鹏又陆续创办《飞碟》和《世纪末快报》，但无一例外地遭到警察的上门查封。

1981年，重新掌握权力的邓小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禁民办地下刊物。得知这个消息，武汉的文学青年们无不气愤填膺，准备联合起来去北京请愿。结果在临行前，早已埋伏在暗处的警察们阻止了他们的行动。这一次，警察手起刀落，给张敏鹏直接开了一张“劳教三年”的处罚单，二十六岁的张敏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牢狱生涯。

 

2024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