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鹏：历史学家，作家，1955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1981年，抗议当局查禁“民办”刊物，被劳动教养三年。

1991年，组建中国共和党，遭到逮捕，被指控“组建反革命集团罪”，被判五年监禁。

2024年9月27日，因患肺癌不幸去世，享年69岁。

    

——凡在地上受挣扎的，必在天上得自由！行此文纪念逝者。

 

 

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争议和矛盾的时代，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自由派人士们认为它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共产党政权终于收起手中的屠刀，和西方自由世界开始缓和关系，从阶级斗争、不断革命的毛泽东主义，转移到发展经济的方向上来，这是历史的进步；而在一些反对者眼里，正是邓小平推行的实用主义路线，导致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原则，共产党政权因此被资本主义拉拢、腐蚀、变质，从而走上了堕落的修正主义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说法都有它们的道理，然而，这并不代表全部真实。

同样真实的是，邓小平其实只是一个弱化版的赫鲁晓夫，他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勇气远远没有到达赫鲁晓夫的地步，在政治上，他和他的前任一样，同样是毛泽东主义的忠实继承人——事实上，他首倡的党的四项政治原则，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当他巩固了党内的地位，很快就开始查禁地下刊物，取缔“西单民主墙”，邓小平深知，舆论的权力必须牢牢地控制在党的手中。而魏京生——一个写下《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青年人，则被判了十五年监禁，因为他著文批评邓小平将会成为新的独裁者，而非民主的缔造者——他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的真相而已。

事实上，1980年代的共产党政权和此前一样，其本质和真实面目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从政治控制的角度，从1983年“严打”运动开始，到1985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以1989年镇压“学潮”收场。总之，政治自由，从来都不是摆在共产党案头上供其考虑的政治选项，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谓的经济自由化，也只不过是一种被关在鸟笼里的经济自由。在共产党眼里，党的统治高于一切，失去权力，就意味着世界末日。

当局者迷，置身于时代之中的张敏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1984年，劳教期届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可以获得自由，从劳教所释放的第一天开始，武汉市的警察部门就把他列为重点监视对象，甚至在他家附近，专门安装了监视摄像头，摄像头上的电子眼，无所顾忌地瞄准他们家的大门——这是在1980年代，而不是今天的数字科技时代，人们对党统治下的电子监控体系已经习以为常。

即使是1989年的政治风暴，张敏鹏也和这场运动无关，当武汉市民集体上街游行时，他被警察们寸步不离地软禁在家中，他只能在1990年、1991年6月4日这一天以纪念的形式见证这场运动的不幸结局。在这种极端压抑的肃杀氛围下，张敏鹏的内心充满迷茫，惆怅和焦虑，不知道这种受制于人的日子何时是头，在庞大而又精密的专政体系面前，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一步一步地蚕食和吞噬。1991年10月，张敏鹏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苦闷，挺起胸膛，和几位政治上的追随者秘密组建了“中国共和党”——要共和，不要独裁。在共产党统治区创立反对党，试图和共产党竞争权力，无疑，这是在公开挑战共产党的底线，1992年，张敏鹏和他的盟友们遭到逮捕，随即，作为主犯的张敏鹏以“组建反革命集团罪”的罪名遭到指控，被判处五年监禁。

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想要追求自由，想要投身于政治——真实的政治，而非对权力的操纵和顶礼膜拜，意味着与牢狱结伴而行，每个人都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慎重的选择——要么，接受监狱的洗礼，要么，屈服于被奴役的命运。

1991年，张敏鹏选择了前者，而到了1997年，刑满获释的张敏鹏再次面临选择，对于家庭来说，妻子和尚处年幼的儿子都不允许他有任何危险，这个原本脆弱的家庭再也经不起折腾，于是，张敏鹏不得不放弃政治活动，开始了他的谋生之路。在朋友们的引荐下，他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定居下来，从事编辑和著书的工作，靠着微薄的写作收入，养活自己，直到今天。

 

在北京的临时住处，前来拜访和探望张敏鹏的人们络绎不绝，无论什么样的人，张敏鹏都能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平等、真诚的态度和他们建立关系。他总是一如既往地谦逊，温和，纯粹，很少看到他出现暴跳如雷或气急败坏的失态场面，也很少吹嘘自己过往的英雄主义事迹。他熟悉共产党的诡诈和阴谋的统治术，但是，党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斗争思维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印迹，没有城府，没有心机。和他相处，总是让人感到轻松自在，不必担心遭到举报或告密，也不必担心会有流言蜚语从他的住处往外传播。总之，他是一个好人，没有故作高深的端庄架子和政客们常有的表演欲望，总是表现出人性之中最真实的自我的那一面。

这个人对生活的要求是如此简单，只要给他一张床、一张简陋的书桌，他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的一生都在追求政治的公平，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物质上的满足，甚至因此亏欠和连累家人。同时，他是一个富有人情味、同情心和悲天悯人的人，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一个不断思考的人，然而，当他的思考在头脑中行进到某个地点的时候，却在那个地方嘎然而止，再也跨不过去，只能绕道原路返回，退回到他当初思考的起点，在我看来，这是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比遭遇共产党的迫害这一事实更为残酷的一个悲剧。

自由是他毕生的追求，与此同时，他却又是如此执着地认同社会主义。事实上，如果个人财产权不受保护，倘若每个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某个集体，无论这个集体是一个政党、社团、教派，还是某个生产队或者专门委员会，亦或是某种自称正确无误的意识形态，那么，个人的自由如何实现？而社会主义恰恰就是以剥夺个人的财产权作为其权力的来源和基础，虚构了一种抽象的集体主义观念凌驾于具体的个人权利之上。换句话说，个人自由与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他的继父、父亲和他本人相继受到伤害，并非某些狂热的政治激进份子的一时兴起，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使然。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受难者的张敏鹏，却在晚年重新回归到社会主义的信仰上来，他是如何将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相互敌视的观念在头脑中完全不受阻碍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达成巧妙的和解，并继而为社会主义迫害他的继父、父亲以及他本人寻找到道德上的正当性，为其所犯下的罪行开脱，这是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解答的现代斯芬克斯之谜。

他主张共和政治，为此，他不惜付出坐牢的代价，为自己创建的政党取名为“共和党”，但却又真诚地相信，在这个共和国中，应该容许共产党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悖论在于，共和主义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完全的社团自治权利的基础之上，强调政治的开放和机会均等，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全体公民的同意和授权，以及政府本身的有限性，因此，共和主义与人们的政治自由是协调一致的，显然，这样一种开放、包容、透明的政治形态，怎么可能与一个以全面控制社会为目标，对政治权力实行垄断，具有极端排他性、封闭的共产主义政党兼容并包？反过来，这个独裁、专断、等级森严、旨在保证其权力意志能够无限扩张的极权主义政党一旦获得统治权，意味着共和主义的终结，对于个人自由来说，这将是一场灭顶之灾。显然，张敏鹏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两者的真实关系，仍然停留在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状态，即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可以和谐共存这一乌托邦原则之上，忽视它们的差异性甚至不可调和的内在冲突。更深层次的考虑，为了避免继续和当局发生直接冲突，避免给自己以及家人造成麻烦，张敏鹏是否在有意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回避这个政权的统治真相，甚至变相地蜕变成为替独裁主义进行辩护的可怜角色？事实上，在持续的高压统治下，知识份子被迫进行自我审查，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当追求真相的本能冲动和基于现实的人身安全两者只能择其一，这本身就是两难选择，对此，我无法对他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而这也恰恰证明党的统治与共和主义的政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反对资本主义，认为资本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正是资本的贪婪和剥削，造成了世界的诸多苦难；他同情弱者，对穷人的处境感同身受，痛恨资本家们的为富不仁和纸醉金迷。因此，张敏鹏对毛泽东有着近乎神性的膜拜，在他看来，毛泽东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了中国。

从这个角度上看，张敏鹏的继父、父亲以及他本人所遭受的苦难，便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个人的悲惨经历，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推行导致的结果，是无产者阶级革命酿出的必然果实，正所谓求仁得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误区，正是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财富以及财富拥有者，却完全无视人性本身。马克思在批判富人的同时，将穷人美化为改变世界的圣徒，然而，他却无法预见，一旦穷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不论是名义还是实质意义上的主人，这种改变所造成的破坏和恐怖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段最凶恶、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在我看来，共产主义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重新回归和审视我们内在的人性。是人性，而非资本或财富，才是世界不完美的根源，由于人性之中所固有的浅薄和罪恶，使得社会永远不可能抵达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真正的人类理性，恰恰是勇敢地去正视我们每个人内心潜藏的缺陷和局限性，而不是去掩盖、粉饰或抹掉它们的真实存在，更不是尝试去创造一个超越人性的完美社会。

总之，受困于思想的贫乏，张敏鹏没有能力将自己从他所生活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没有从其遭受的个人苦难中真正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有着道德使命感的人，然而，这种道德使命却是建立在一堆没有真实根基的泡沫之上。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他把个人的自由交给了党的监狱和审查制度，与此同时，却又把自己的灵魂毫无保留地献祭给党和它的事业，他无法意识到，自己正以一个局外人的忠诚，实践着一种颠倒的宗教信仰。他是一个现代版的唐-吉诃德，在理想主义的虚空中遨翔，最终却把自己迷失在虚空之中，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无论如何，作为一位知识份子，张敏鹏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供我们时代反省的一面镜子——出于道德上的善意，经由共产主义的桥梁，最终达到极权主义的彼岸。这个人的真实存在，也在提醒人们，并非每一个共产党人，在最初依附权力的那一刻，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然而，这同样也不能成为他们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的理由。

 

 

2024年9月28日

 

 

 

张敏鹏：历史学家，作家，1955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1981年，抗议当局查禁“民办”刊物，被劳动教养三年。

1991年，组建中国共和党，遭到逮捕，被指控“组建反革命集团罪”，被判五年监禁。

2024年9月27日，因患肺癌不幸去世，享年69岁。

    

——凡在地上受挣扎的，必在天上得自由！行此文纪念逝者。

 

 

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争议和矛盾的时代，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自由派人士们认为它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共产党政权终于收起手中的屠刀，和西方自由世界开始缓和关系，从阶级斗争、不断革命的毛泽东主义，转移到发展经济的方向上来，这是历史的进步；而在一些反对者眼里，正是邓小平推行的实用主义路线，导致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原则，共产党政权因此被资本主义拉拢、腐蚀、变质，从而走上了堕落的修正主义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说法都有它们的道理，然而，这并不代表全部真实。

同样真实的是，邓小平其实只是一个弱化版的赫鲁晓夫，他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勇气远远没有到达赫鲁晓夫的地步，在政治上，他和他的前任一样，同样是毛泽东主义的忠实继承人——事实上，他首倡的党的四项政治原则，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当他巩固了党内的地位，很快就开始查禁地下刊物，取缔“西单民主墙”，邓小平深知，舆论的权力必须牢牢地控制在党的手中。而魏京生——一个写下《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青年人，则被判了十五年监禁，因为他著文批评邓小平将会成为新的独裁者，而非民主的缔造者——他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的真相而已。

事实上，1980年代的共产党政权和此前一样，其本质和真实面目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从政治控制的角度，从1983年“严打”运动开始，到1985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以1989年镇压“学潮”收场。总之，政治自由，从来都不是摆在共产党案头上供其考虑的政治选项，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谓的经济自由化，也只不过是一种被关在鸟笼里的经济自由。在共产党眼里，党的统治高于一切，失去权力，就意味着世界末日。

当局者迷，置身于时代之中的张敏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1984年，劳教期届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可以获得自由，从劳教所释放的第一天开始，武汉市的警察部门就把他列为重点监视对象，甚至在他家附近，专门安装了监视摄像头，摄像头上的电子眼，无所顾忌地瞄准他们家的大门——这是在1980年代，而不是今天的数字科技时代，人们对党统治下的电子监控体系已经习以为常。

即使是1989年的政治风暴，张敏鹏也和这场运动无关，当武汉市民集体上街游行时，他被警察们寸步不离地软禁在家中，他只能在1990年、1991年6月4日这一天以纪念的形式见证这场运动的不幸结局。在这种极端压抑的肃杀氛围下，张敏鹏的内心充满迷茫，惆怅和焦虑，不知道这种受制于人的日子何时是头，在庞大而又精密的专政体系面前，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一步一步地蚕食和吞噬。1991年10月，张敏鹏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苦闷，挺起胸膛，和几位政治上的追随者秘密组建了“中国共和党”——要共和，不要独裁。在共产党统治区创立反对党，试图和共产党竞争权力，无疑，这是在公开挑战共产党的底线，1992年，张敏鹏和他的盟友们遭到逮捕，随即，作为主犯的张敏鹏以“组建反革命集团罪”的罪名遭到指控，被判处五年监禁。

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想要追求自由，想要投身于政治——真实的政治，而非对权力的操纵和顶礼膜拜，意味着与牢狱结伴而行，每个人都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慎重的选择——要么，接受监狱的洗礼，要么，屈服于被奴役的命运。

1991年，张敏鹏选择了前者，而到了1997年，刑满获释的张敏鹏再次面临选择，对于家庭来说，妻子和尚处年幼的儿子都不允许他有任何危险，这个原本脆弱的家庭再也经不起折腾，于是，张敏鹏不得不放弃政治活动，开始了他的谋生之路。在朋友们的引荐下，他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从此，在北京定居下来，从事编辑和著书的工作，靠着微薄的写作收入，养活自己，直到今天。

 

在北京的临时住处，前来拜访和探望张敏鹏的人们络绎不绝，无论什么样的人，张敏鹏都能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平等、真诚的态度和他们建立关系。他总是一如既往地谦逊，温和，纯粹，很少看到他出现暴跳如雷或气急败坏的失态场面，也很少吹嘘自己过往的英雄主义事迹。他熟悉共产党的诡诈和阴谋的统治术，但是，党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斗争思维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印迹，没有城府，没有心机。和他相处，总是让人感到轻松自在，不必担心遭到举报或告密，也不必担心会有流言蜚语从他的住处往外传播。总之，他是一个好人，没有故作高深的端庄架子和政客们常有的表演欲望，总是表现出人性之中最真实的自我的那一面。

这个人对生活的要求是如此简单，只要给他一张床、一张简陋的书桌，他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的一生都在追求政治的公平，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物质上的满足，甚至因此亏欠和连累家人。同时，他是一个富有人情味、同情心和悲天悯人的人，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一个不断思考的人，然而，当他的思考在头脑中行进到某个地点的时候，却在那个地方嘎然而止，再也跨不过去，只能绕道原路返回，退回到他当初思考的起点，在我看来，这是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比遭遇共产党的迫害这一事实更为残酷的一个悲剧。

自由是他毕生的追求，与此同时，他却又是如此执着地认同社会主义。事实上，如果个人财产权不受保护，倘若每个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某个集体，无论这个集体是一个政党、社团、教派，还是某个生产队或者专门委员会，亦或是某种自称正确无误的意识形态，那么，个人的自由如何实现？而社会主义恰恰就是以剥夺个人的财产权作为其权力的来源和基础，虚构了一种抽象的集体主义观念凌驾于具体的个人权利之上。换句话说，个人自由与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他的继父、父亲和他本人相继受到伤害，并非某些狂热的政治激进份子的一时兴起，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使然。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受难者的张敏鹏，却在晚年重新回归到社会主义的信仰上来，他是如何将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相互敌视的观念在头脑中完全不受阻碍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达成巧妙的和解，并继而为社会主义迫害他的继父、父亲以及他本人寻找到道德上的正当性，为其所犯下的罪行开脱，这是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解答的现代斯芬克斯之谜。

他主张共和政治，为此，他不惜付出坐牢的代价，为自己创建的政党取名为“共和党”，但却又真诚地相信，在这个共和国中，应该容许共产党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悖论在于，共和主义建立在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完全的社团自治权利的基础之上，强调政治的开放和机会均等，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全体公民的同意和授权，以及政府本身的有限性，因此，共和主义与人们的政治自由是协调一致的，显然，这样一种开放、包容、透明的政治形态，怎么可能与一个以全面控制社会为目标，对政治权力实行垄断，具有极端排他性、封闭的共产主义政党兼容并包？反过来，这个独裁、专断、等级森严、旨在保证其权力意志能够无限扩张的极权主义政党一旦获得统治权，意味着共和主义的终结，对于个人自由来说，这将是一场灭顶之灾。显然，张敏鹏并没有认真思考过两者的真实关系，仍然停留在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状态，即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可以和谐共存这一乌托邦原则之上，忽视它们的差异性甚至不可调和的内在冲突。更深层次的考虑，为了避免继续和当局发生直接冲突，避免给自己以及家人造成麻烦，张敏鹏是否在有意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回避这个政权的统治真相，甚至变相地蜕变成为替独裁主义进行辩护的可怜角色？事实上，在持续的高压统治下，知识份子被迫进行自我审查，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当追求真相的本能冲动和基于现实的人身安全两者只能择其一，这本身就是两难选择，对此，我无法对他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而这也恰恰证明党的统治与共和主义的政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反对资本主义，认为资本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正是资本的贪婪和剥削，造成了世界的诸多苦难；他同情弱者，对穷人的处境感同身受，痛恨资本家们的为富不仁和纸醉金迷。因此，张敏鹏对毛泽东有着近乎神性的膜拜，在他看来，毛泽东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了中国。

从这个角度上看，张敏鹏的继父、父亲以及他本人所遭受的苦难，便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个人的悲惨经历，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推行导致的结果，是无产者阶级革命酿出的必然果实，正所谓求仁得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误区，正是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财富以及财富拥有者，却完全无视人性本身。马克思在批判富人的同时，将穷人美化为改变世界的圣徒，然而，他却无法预见，一旦穷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不论是名义还是实质意义上的主人，这种改变所造成的破坏和恐怖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段最凶恶、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在我看来，共产主义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重新回归和审视我们内在的人性。是人性，而非资本或财富，才是世界不完美的根源，由于人性之中所固有的浅薄和罪恶，使得社会永远不可能抵达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真正的人类理性，恰恰是勇敢地去正视我们每个人内心潜藏的缺陷和局限性，而不是去掩盖、粉饰或抹掉它们的真实存在，更不是尝试去创造一个超越人性的完美社会。

总之，受困于思想的贫乏，张敏鹏没有能力将自己从他所生活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没有从其遭受的个人苦难中真正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有着道德使命感的人，然而，这种道德使命却是建立在一堆没有真实根基的泡沫之上。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他把个人的自由交给了党的监狱和审查制度，与此同时，却又把自己的灵魂毫无保留地献祭给党和它的事业，他无法意识到，自己正以一个局外人的忠诚，实践着一种颠倒的宗教信仰。他是一个现代版的唐-吉诃德，在理想主义的虚空中遨翔，最终却把自己迷失在虚空之中，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无论如何，作为一位知识份子，张敏鹏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供我们时代反省的一面镜子——出于道德上的善意，经由共产主义的桥梁，最终达到极权主义的彼岸。这个人的真实存在，也在提醒人们，并非每一个共产党人，在最初依附权力的那一刻，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然而，这同样也不能成为他们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的理由。

 

 

2024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