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房价和教育是压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医疗因其突发性、高额性和对生命底线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最沉重、最具有毁灭性的一座。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刻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公平问题。
一、“公益性”的伪命题
对中国数以亿计的普通家庭而言，医疗并非社会福利的体现，而是悬在头顶的经济铡刀。一场重大疾病足以瞬间击穿家庭的财务防线，导致“因病返贫”的残酷现实。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在医疗资源分配上，中国的公益性早已被高度选择性的“特权福利”所取代。普通民众所面对的，是低覆盖、高自付的基本医保，是必须通过巨额自费才能获取救命药的困境。在这种压力下，将医疗体系称为“公益性”，无异于一种对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讽刺。真正的公益性，被体制内的少数特权阶层垄断，使得普通民众的医疗需求和保障，成为一个巨大的、无法弥合的制度裂痕。
（一）特权医疗的“免费午餐”与畸形利益链
在顶级的公立医院中，“高干病房”是特权阶层垄断医疗资源的象征。在这里，医疗资源配置遵循的不是病情紧急度，而是级别和身份。离退休高级官员享受着接近百分之百报销的免费医疗，住着单人豪华套间，由最顶尖的专家团队提供24小时的特护服务。
许多离退休高官，尤其是享受离休（在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其离休金待遇极高，甚至每年领取13个月工资的离休金。对于这些高龄、多病的特权病人，家属往往有强烈的经济动机“不让他们死去”。因为病人一旦离世，这些优厚的离退休金和待遇将终止。
医院也争相争取这类高干病人，因为他们的几乎无限额的公费医疗支出，可以为医院带来巨大的收入和“形象工程”效益。这种关系甚至催生了腐败现象：部分医院与病人家属合谋，在病人已经进入脑死亡或长期植物状态时，通过使用昂贵的进口药物和生命维持系统，谎报病人“活着”或“病情稳定”，以继续骗取国家和原单位拨付的高额医疗费用和离休金。同时，家属在病房长期陪护，不仅单位工资照发，还能领取高额的特殊护理补贴，形成一条由国家财政供养的畸形利益链。
（二）大众医疗的“经济绞肉机”与生存困境
与特权阶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亿普通民众在面对大病时，医疗保障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基本医保的低覆盖、高起付线和有限的报销目录，使得许多救命的特效药和治疗手段必须由家庭全额自费。
媒体曾报道过大量因病致贫的案例，如一名普通的工人患上癌症，前期手术和放化疗费用虽然大部分可报销，但若疾病复发，需要使用尚未进入医保目录的进口靶向药或免疫治疗，每月数万元的费用瞬间将家庭拖入债务深渊。许多家庭为了给亲人续命，只能通过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向社会乞助，从“中产”沦为“赤贫”，体现了“一人得病，全家返贫”的残酷现实。
更令人心碎的是，部分底层民众在疾病面前选择了放弃。一些老年农民或低收入群体，在被诊断出慢性重疾或癌症初期时，为了“不拖累子女”和“给家庭留点钱”，宁可选择拒绝入院，自行服用止痛药忍受折磨，甚至做出“自行了断”的悲剧选择。这些例子揭示，在医疗费用高昂且资源分配不公的背景下，生命权和生存权被无情地与经济能力挂钩，彻底撕下了医疗“公益性”的虚伪外衣。
这种鲜明的正反两方面案例，有力地说明在当下的中国，医疗的公益性不是一个普遍的承诺，而是一种被制度化、被垄断的特权福利。
二、公立医院在特权庇护下的角色扭曲
在特权医疗体制的阴影下，作为医疗主体的大型公立医院，其角色被彻底异化。一方面，它要确保为特权阶层提供最高标准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它必须通过大众医疗的“市场化”来弥补运营成本和创收。正是这种双重压力，催生了“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的痼疾。医院将普通患者视为牟利的来源，通过过度检查、开具高价辅助用药来创收。医生在不合理的薪酬结构和创收指标的驱使下，被迫成为逐利工具。这种系统性的逐利行为，不仅造成了普通家庭的经济灾难，更使得医疗服务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基础，让本应救死扶伤的场所充满了铜臭味。
（一）“以药养医”的旧疾：高价辅助用药的隐秘流转
在过去医改尚未完全到位时，“以药养医”是公立医院主要的创收模式。由于国家规定的诊疗费和服务费价格被长期压低，医院不得不依赖药品和耗材的加成（以及背后的灰色回扣）来维持运转和发放奖金。
在许多公立医院的药房和病房里，曾经存在大量的“辅助用药”，它们并非针对主要疾病的特效药，而多是营养针、活血化瘀药或所谓提高免疫力的制剂。例如，一些患者仅是感冒或轻微炎症，医生却会开出多种中成药注射液或营养输液。这些辅助用药的利润空间远高于常规药品，且过去常以高价形式被大量使用。对于医生而言，开出此类药品不仅能完成科室的创收指标，甚至能从药企代表处获得隐秘的“回扣”。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将患者的病床变成了医院的“利润输液通道”，彻底扭曲了用药原则，将救死扶伤变成了赤裸裸的经济行为。
（二）“过度医疗”的痼疾：检查泛滥与无谓干预
除了药品，过度医疗是另一种对患者资源和医保基金的巨大消耗。在“创收”的指挥棒下，医生被鼓励进行“多检查、多干预”，以增加医疗收入。
许多普通患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仅仅是腹部不适或轻微的头晕，进入医院后往往被要求进行从血常规、B超到CT、核磁共振等一连串的检查。患者在诊室里往往只得到医生匆忙的三分钟问诊，却要在各个窗口前排队数小时进行高价检查。
在某公立医院，医生为一位轻微头痛的患者开出头部增强CT或核磁共振的检查，尽管临床指征并不明确，但由于大型影像设备检查费用高昂，可以迅速提升科室的收入，同时医生也避免了任何“漏诊”的风险。这种“防御性医疗”与“创收性医疗”的高度结合，使得患者不仅承担了高昂的费用，也暴露在不必要的辐射风险中。这种系统性的逐利行为，将本应基于医学伦理的诊疗，变成了基于经济效益的指标竞赛。
这些具体的例子生动地展示，公立医院作为公益主体，是如何在体制和特权的夹缝中，最终选择了向“市场化”的逐利方向倾斜，最终伤害的却是缺乏特权保障的普通大众。
三、制度性垄断与对大众的残酷剥夺
高价进口药和高值耗材的长期存在，绝非简单的市场供需关系所能解释，而是制度性垄断与特权支付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构成了对普通病患生存权的残酷剥夺，其畸形的价格是医疗体系中最黑暗的一面。
（一）进口药的“天价”壁垒与生存权的剥夺
对于许多危及生命的重特大疾病，如癌症和白血病，特效药往往依赖进口。由于国内审批、流通以及对个人进口的严格限制，这些药物的价格被推上了令普通家庭望而却步的“天价”。
在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的药物中，有一种高效的靶向药，其在印度的仿制药版本（质量与原研药相似）由于当地专利法宽松，价格极为低廉，每瓶售价可能不到人民币200元。然而，同样的药品，通过正规渠道进入中国医院时，其价格却飙升至印度价格的几十倍。
这种巨大的价差，使得无数普通患者被迫选择“境外代购”（如著名的“陆勇案”所反映的困境）或干脆放弃治疗。这种“禁止私人进口、医药公司高价垄断”、对从境外携带药品入境要判刑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将普通病患推向了绝境，是对其生存权和基本人性的漠视与掠夺，比毛时代还要邪恶百倍，这也是普通民众怀念毛的原因。
（二）高值耗材的垄断暴利与系统性剥削
药品价格畸形之外，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垄断同样触目惊心。在集中采购改革前，耗材的暴利链条，是公立医院“以耗养医”的重要来源。
以常见的心脏冠脉支架为例，在国家集中采购改革之前，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在中国的医院售价，往往是其国际市场或出厂价格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一个成本可能只有几千元人民币的支架，最终以数万元的价格被植入患者体内。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医院和医生有动机选择回扣更高的产品；另一方面，特权阶层或高收入群体不受限制的支付能力（公费医疗全报销）允许这种高价持续存在。是市场的顶层需求决定了最高价格，最终让普通民众承受了价格溢出效应。
（三）制度设计的“剥夺”效应
在上述案例中，“高价”并非仅仅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它是一种制度设计对普通病患的剥夺。在特权阶层无需顾虑价格、享有免费医疗的背景下，药企、耗材商和医院自然没有动力降低价格。
只有当国家医保局以“集中带量采购”（集采）的方式介入，打破原有的价格垄断，将心脏支架的价格从数万元砍到千元，才真正挤压了中间的巨大水分。这有力地证明：药品和耗材的高价，是长期以来制度为特权阶层提供“无限高配”服务而支付的社会成本，最终却由最贫穷、最脆弱的普通民众以生命为代价来承担。
四、医患矛盾的燃点与社会怨气的爆发
医患关系的不断恶化，乃至暴力伤医事件的频发，正是医疗体系双轨制下社会怨气的总爆发。普通患者在医院的遭遇是：资源稀缺、等待漫长、费用高昂、沟通不足，且对医生的诊疗行为充满了被“宰割”的怀疑。当患者意识到自己无法获得与那些特权阶层相同的医疗待遇，且在费用上被过度索取时，对医疗体系的信任便彻底崩塌。在缺乏公正、透明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少数走投无路的患者将怨气和绝望投射到具体的医务人员身上，导致了医患冲突不断升级，最终酿成命案。这种恶性循环，是制度性不公所催生的社会悲剧。
（一）制度性绝望下的暴力反噬
许多恶性伤医事件的背后，是患者或家属在巨额经济压力和对治疗效果的不切实际期望双重挤压下，产生的极度焦虑和偏执。他们将个人痛苦的根源，错误地归咎于具体的医务人员。
2019年，发生在北京民航总医院的杨文医生被患者家属孙文斌杀害事件，引起全国公愤。事件中，患者是一名患有脑梗塞后遗症的卧床老人，家属在入院后拒绝医生建议的一切检查和治疗，病情恶化后却要求医生“起死回生”。尽管医生杨文的诊疗行为符合规范，实际花费也并不高，但家属对于患者不可逆转的病情、长时间的陪护消耗以及对治疗结局的不满，最终转化为极端的暴力行为。这起事件充分暴露了在医疗资源紧张、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环境下，普通家庭对重症救治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以及对医疗“万能性”的错误认知，最终将医务人员推向了社会怨气的火山口。
2013年，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了一起患者连恩青持刀杀害医生的恶性事件。连恩青曾多次在该医院就诊，并认为自己的鼻部手术失败，导致他患上了“精神病”。他长期沉浸在对医生和医院的仇恨中，最终行凶报复。这起案件的深层问题在于，患者在对手术效果不满后，缺乏一个权威、公正、快速的第三方医疗鉴定和纠纷解决机制。当患者的个人诉求和怨气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解决和疏导时，这种绝望和偏执便被无限放大，最终选择了以暴力手段对无辜的个体进行报复，揭示了医疗体制在风险消化和矛盾化解能力上的严重缺失。
这些恶性事件不仅仅是孤立的犯罪，它们是社会矛盾在医疗领域的集中体现。它们有力地印证了这样的观点：在体制性不公没有解决之前，医务人员仍在为整个制度的缺陷付出沉重的代价。
五、医改的悖论与倒退：以市场之名，行特权与剥夺之实
医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效率、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然而，以市场化为核心导向的改革，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制度性的悖论：它在效率提升的同时，极大地牺牲了公平性，导致医疗服务从全民福利体系中被剥离出来，沦为服务于权贵的特权和剥夺大众的工具。
（一）从“看得起病”到“看病难、看病贵”的制度性倒退
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曾拥有两大保障体系：
1、城市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几乎覆盖所有公职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实现了全额报销。
2、农村合作医疗：虽然标准较低，但在基层提供了低成本、广覆盖的基本医疗服务。
尽管这一时期的医疗体系存在浪费严重、技术水平低等问题，但它确保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底线：人人都能看得起病，避免了因病返贫。
然而，随后的改革以“减轻财政压力”为由，推行了“以药养医”、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等市场化措施，其结果是：
1、公立医院的角色异化达到顶峰：医院被推向市场，必须通过药品和耗材加成、过度检查来创收，彻底沦为逐利机器。
2、普通民众的成本陡增：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瓦解，新的医保体系（如职工医保、新农合）虽然覆盖面广，但普遍存在“广覆盖、低保障”的特点，起付线高、报销比例低、目录限制多，使得大病自付比例极高。
这种制度上的剧变和倒退，剥夺了普通民众在旧体制下享有的“基本免费医疗权”，将疾病的经济风险完全转嫁给了个人和家庭，是对普通劳苦大众制度性剥削。
（二）官僚权贵的特权再定制与固化
在医疗体系全面市场化的过程中，特权阶层的医疗福利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制度性地巩固和升级，这是医改最核心的“邪恶设计”。
1、公费医疗体系的巧妙保留与升级：尽管官方宣布取消了部分公费医疗，但通过设立更高的报销比例、“特需门诊”、“干部病房”以及公务员额外的医疗补助，特权阶层的实际医疗待遇反而被“量身定制”得更加隐秘和优越。他们依然享受着无限额度、无条件使用最好专家和进口药物的权利。
2、医疗资源的定向配置：财政投入的优质资源（如顶级医院和专家）被优先用于服务特权阶层，而普通民众只能去争夺“被市场化”后的、效率低下且过度逐利的普通公立医院资源。
医改的失败不在于效率，而在于其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它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全民健康体系，而是为少数权贵清扫了市场化道路上的障碍，让他们得以在享受顶级的特权医疗的同时，将市场化带来的所有成本和风险转嫁给普通民众。
六、走向平等的呼唤
医疗公益伪命题是对中国医疗改革最尖锐的批评和讽刺，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医疗改革，最终目标绝不只是控费和不公平，而必须是实现公平。要将医疗从“牟利的产业”拉回到“社会福利”的本质，必须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并从制度层面彻底消除医疗服务的双轨制。
（一）国际经验的启示：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要实现医疗公平性，彻底消除基于身份的特权，必须建立起一个以全民覆盖、公平可及为核心的保障体系。
英国的NHS是典型的“国家全包”模式，其核心原则是“免费医疗，按需分配，而非按支付能力分配”。虽然NHS因效率低下、等待时间长等问题备受批评，但其全民覆盖和免费的公益底色是毋庸置疑的。它通过财政全额拨款来运营公立医院，医生是国家雇员，其薪酬与创收彻底脱钩。这种模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终极目标：即切断医院和医生与药品、耗材、检查之间的全部经济利益联系，使医生仅对患者的健康负责，从而真正实现公益性。
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健保）在保证高覆盖率的同时，以效率高、费用低著称。它通过建立“单一支付方”机制，由政府统一向所有医疗机构付费，掌握了对医疗费用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机制类似于大陆的医保局，通过集中支付和严格的总额控制，有效约束了医院的过度医疗行为。其成功经验在于：将特权医疗的资金和社会资源，集中到一个高效、统一的支付体系中，以公民权利取代了身份特权。
（二）重塑公益性的具体路径与举措
要将医疗的公益性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化为全体国民的权利，中国必须采取以下关键举措：
1、彻底废除双轨制，打破身份壁垒：坚决取缔或公开透明化“高干病房”等一切基于身份的特权医疗保障。将公费医疗的资金并入全民医疗保障基金，确保所有医疗资源按照病情和需求分配，而非级别和身份。
2、根除“以药养医”，理顺服务价格：在药品耗材集采降价的基础上，彻底提升诊疗、护理、手术等技术劳务性服务价格，同时大幅降低大型检查和设备的收费，实现“医务人员薪酬主要由技术和知识价值体现”。只有医生的价值得到合理尊重，才能根除其逐利动机。
3、强化医保战略性购买，优化支付体系：持续推进DRG/DIP支付改革，但必须配套建立风险分担和重症倾斜机制，防止医院为了控费而推诿重症患者。同时，建立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通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防止普通家庭“因病返贫”。
4、建立独立权威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机制：设立独立于卫生和医保部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负责医疗事故鉴定和医患纠纷调解，以公正、专业的方式解决矛盾，避免患者因求助无门而将绝望转化为暴力。
双轨制下的裂痕，中国医疗公益性笑话与特权阶层的现实，充分说明中国的医疗改革是不仅是失败的，而且是及其邪恶的。中国的医疗制度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革，它涉及到社会公平、伦理正义和权利分配，旨在让医疗资源不再成为吞噬家庭财富的“邪恶产业”，而是成为全体国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基石。这也是中国社会实现更高层次公平正义的关键一步。
2025-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