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友的电子稿被从岁月的尘埃中打捞出来，辗转送到我的案头。 我放下自己的写作计划，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编辑、校对、打磨，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长篇小说《浑浊的婉儿河》——一部深刻揭露、控诉当代中国社会苦难的巨著。
这部36万字的恢弘巨著，以一位名叫上官婉儿的风尘女子视角，深刻而全面地揭露并描摹了当代中国社会从基层到高层的全面黑化与崩坏：基层干部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逼良为娼、拐卖妇女儿童、盗伐林木、盗采矿产、草菅人命、横征暴敛、鱼肉乡里、野蛮推行计划生育、私设黑监狱、暴力维稳、掩盖矿难事故; 上层则卖官鬻爵、纸醉金迷、声色犬马、腐化堕落......几乎囊括了这个时代所能想象的一切罪恶与黑暗，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群魔乱舞、触目惊心的末世浮世绘。
写过长篇小说的人都知道，长篇最难的不是文笔，也不是细节，而是结构，是谋篇布局。 必须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行内人叫它“金丝线”，靠它串起所有人物、事件、冲突与命运。 没有这条线，再好的素材也只是散珠碎玉，堆在一起，撑不起一部真正的小说。 《浑浊的婉儿河》正是靠这样根金丝线，把整部书串起。 那根线可以用上官婉儿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来概括：“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这句话不是口号，不是作者硬塞给读者的标签，它是上官婉儿用一生血泪淬炼出来的主题，是小说的灵魂。
书中大反派宁显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黑老大，而是清明县最光鲜的那张脸：村总支书记、县人大代表、宁氏集团董事长、全县首富。 他坐在人大会堂的红绒椅子上讲话时，底下无数双手在为他鼓掌; 可十六年前，就是这双手，把十六岁的上官婉儿灌醉按倒，撕碎了她的少女时代！ 从此，婉儿一生的悲剧都由这个恶棍亲手谱写。 她的父亲被他活活逼死; 她的哥哥因他而终身残疾; 她的丈夫死于矿难，却因为他和黑窑主里应外合，连合理赔偿都拿不到。 她的家乡——原本山清水秀的伏牛山下婉儿河畔的桃花源，被他毁林滥采搞得河水浑浊、鱼虾绝迹、人畜中毒，成了活生生的地狱。 她的嫂子被野蛮计生落下一身病根，三岁的遗腹子被人贩子抱走，报警无人理会，刑警队长反而乘人之危，玩弄她的肉体作为报酬。 她自己被学校无故辞退，外出打工即遭拐卖，沦为性奴，最终走上卖身之路——每一步背后，都有宁显贵那只黑手在背后操纵。 宁显贵之所以能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是因为他背后站着整个清明县的“上层社会”：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司法局长、派出所长，一路下来到承办法官、检察官、律师......几乎没有一个干净的。 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黑网，把上官婉儿和千百个像她一样的乡亲，死死摁在泥潭里。 正如那句老歌唱的——“洪洞县里无好人”。
当黑社会和公权力长成一张脸，当恶不只是藏在暗巷里，而是堂而皇之坐在主席台上鼓掌喝茶，普通人连哭喊的地方都找不到。 这就是《浑浊的婉儿河》为何能把人读得窒息，又读得咬牙切齿的原因——它不是在控诉某个坏人，而是在控诉整个坏掉的体系。 它没有给读者廉价的希望，却给了最昂贵的真实。
最刺目、最反讽的一幕，出现在全书的最高潮——法庭审判中。 当真正的黑道人物登场时，读者才猛然发现：那些满身纹身、刀口舔血的“黑社会”，反而成了这本书里唯一还剩一点人性温度的人。 蔡军、刘尧八二条亡命之徒，是上官婉儿靠坐台凑了三十万，通过夏哥从广东请来的杀手。 计划很简单：抓住宁显贵，控制住，由上官婉儿亲手一刀一刀捅死那个毁了她一生的畜生，为父亲、哥哥、丈夫、孩子、为她自己，被撕碎的二十年，讨回血债。
可真正面对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的宁显贵时，事情却失控了。 蔡军和刘尧八抄起刀，直接挑断了宁显贵的手筋脚筋。 那一刻，他们不是收钱办事的杀手，是被激怒的男人。 上官婉儿来到现场时，看见喷涌的血，双腿一软，晕死过去。 复仇的最后一刀，终究没有落下去。 事后，蔡军和刘尧八免掉尾款，还留下一份录影证词，承认是自己“自作主张”动了手，把所有刑责揽到自己身上。 夏哥凭着黑白两道的路子，硬是把当年被拐卖、失踪多年的上官婉儿的儿子找了回来，在法庭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孩子交到早已泣不成声的上官婉儿怀里。
作者用冷峻、克制的笔触，却写出了最残酷的对比：真正的黑社会，尚且懂得义愤、怜憫，同情; 而宁显贵之流，披着公权力的外衣，干的却是连黑道都不齿的勾当。 他们才是最黑的势力。 也正是在这里，主题被钉得最死、最痛、最无处可逃：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当公权力彻底沦为恶的遮羞布，当衣冠楚楚的当权者比刀尖上的亡命徒更无人性，读者才真正懂得，地狱从来不是在黑夜的街角，而是在灯火辉煌的主席台上。 这一幕，没有煽情，却让每个读者心里都了一把刀，拔不出来，流血不止。
作者周远志，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老会员，也是我二十多年的老友。 2003年，我代理湖北异议作家杜导斌案，返程在武昌与他初见，他带我漫步武汉大学与独立宫，从此相知。 他一生酷爱文学，用曾仁全等笔名在香港出版过数部长篇。 文人多狂狷，远志兄却谦和、开阔、包容。 他当过兵，复员后做到地税局副局长。 1992年，因向美国之音投稿一篇揭露当时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报道，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2008年5月，又被钟祥国家安全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后因证据不足取保候审一年，从此被秘密监控。 2017年再次被捕，罗织“组织非法聚集”、“网上寻衅滋事”、“诽谤“等罪名，罪证大都来自他的文章与小说。 2019年6月，他被以三罪并罚，判刑四年半。 这本《浑浊的婉儿河》完成于2017年，幸而他在被捕前将全稿传给一位朋友校对、编辑，才得以流传。 我多年前读过部分章节，不久前拿到未删节全稿，受朋友之托编辑润色，今付梓出版。
现实主义作家的一项核心使命，就是用文学手段反映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的百态。 正如欧洲小说家卡夫卡所言：生活在真实中。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对这句话作过进一步阐释——不说谎，不欺骗，不隐瞒。 在他的名作《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他借人物萨比娜之口指出：要活在真实中，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除非你愿意与世隔绝。
这段话道破了一个深藏被忽视的事实：真实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奢侈品。 在许多社会中，说真话意味着承担痛苦、孤立乃至危险; 于是，谎言便成为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沉默成为自我保护的盔甲。
也正因如此，它恰恰解释了当下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现象——为什么当代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四十余年，工业体系全球领先，国民总体告别饥馑匮乏，餐桌有肉、衣着鲜亮、节假日景区人山人海，却依然无法消除不断增长的民众的愤怒？
为什么一个被某些海外经济学家称为“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却成了无数普通人感叹“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时代”？
为什么财富已如洪水般冲刷过社会的大地，却没有带来应有的安全感与尊严感？
更令人玩味的是，那些口口声声赞美“盛世”的人，却纷纷为自己准备好退路——顶级富豪、腐败官员、影视明星，早已在欧美购房、送子女就读、拿绿卡; 小中产、小公知乃至狂热的小粉红，也如过江之鲫鱼，成群结队地奔向欧美、澳新、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
他们跨过海关的那一刻，仿佛卸下了最后一层伪装，转身就在推特、脸书、油管上跳脚痛骂，演出一幕又一幕“反贼狂欢曲”。
这一切的背后，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并不是来自饭碗是否满，而是来自灵魂是否被压缩; 来自生活是否有尊严，是否可以说真话，是否能够“生活在真实中”。
当一个社会的财富与繁荣无法带来自由、透明、秩序与公平时，再高的 GDP 也无法换来信任; 再亮丽的数据也无法稀释焦虑; 再宏大的口号也无法平息怨气。
因为人们不是只为食物而活，他们同样渴望 真相、希望、确定感、安全感，以及对未来的可预判性。 当这些核心需求被压抑或剥夺时，他们自然会寻找出口——不是向外发声，就是向外逃离。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幕讽刺且荒诞的景象：一个越来越富裕的国家，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精神外流”; 一个被宣传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国家，却让无数人迫不及待地奔向别人家的制度与文化。 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活在真实中”，便成了一把照妖镜。 它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真问题并非钱够不够，而是：你是否敢说真话，你是否能表达不满，你是否有真正的选择。 物质繁荣可以遮蔽一阵子，但无法遮蔽一辈子; 而人心的去向，往往比经济指标更能说明一个社会的真实状态。 真正的文明，从不是高速公路的密度，也不是摩天大楼的数量，而是：一个人是否可以不撒谎地活着，是否不必伪装地工作，是否可以光明正大地表达爱与愤怒，是否能让孩子学会诚实而不是察言观色。 当一个社会允许人“生活在真实中”，它才算真正走向成熟。 否则，繁荣越盛大，幻象越炫目，失望也越深。
周远志在他的这部小说中，撕下了盛世中国光明鲜亮的面具，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中国的真相——宪法是为僭主加冕的遮羞布，法治是独裁者虚伪的口头禅，政府官员比黑社会更凶残无耻，上层权贵蝇营狗苟、肉林酒池、荒淫无度; 下层百姓忍受盘剥、歧视，出卖汗水、尊严; 乃至女儿为娼妓、儿子下黑煤窑才能勉强延续家族的生存。
由是，周远志也成了监狱门口的写作者。 从1992年他向美国之音投书开始，就成了重点监控对象。 从秘密监控到公开抄家，从数度抓捕到入狱坐牢，迫害越来越升级，但写作却从未停止。 他除了写小说，也帮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和天主教徒写控告状、申诉书和辩护词，退休之后，他甚至自学法律，申请出庭为被起诉的法轮功学员辩护。 他的抗争换来的是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迫害——被喝茶、被旅游、被限制见朋友，拒绝颁发护照，拒绝出国探亲，乃至软禁和关押。 罪名是寻衅滋事、非法聚集、诽谤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周远志对朋友说，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谎言和暴力统治下生活，无法正常的呼吸，自由写作就是我的呼吸，如果不能写作，我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监狱门口的写作者——周远志，你的存在是“盛世中国”的真实写照，你是一代中国自由作家的良心！
2025年11月30日于长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