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后，职褫家弃，借助大学参加比赛获奖的《英华大辞典》（郑易里等编，时代出版社1965年版），译完此书。是年，个人与国家一起遭逢大变故，视野里筛除了不少捞什子，滤进了一些新景致，其中苏俄与东欧诸国突然接近了，那里上演的历史悲喜剧如在目前，感同身受。

1986年由英国Butter和Tanner有限公司出版、美国国会出版目录资料丛书收藏的《匈牙利在哭喊！》摄影文集也许是迄今为止那次悲剧最真实的历史纪录，也是研究二战结束以后东西方冷战、尤其东欧诸国半个世纪中历史演变的珍贵史料，应当说，还是20世纪下半叶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域外因素，中国1989年悲剧的一个惊人的预兆。

该摄影集由英国作家、记者理格•加德尼编辑，由BBC电视台驻东欧首席撰稿人乔治•麦克思作序，所收摄影作品由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留驻布达佩斯的记者所摄；此外，我又从其它渠道觅得有关照片若干，于是归类合并，共计250余幅。

影集以时间为序，从1956年10月23日到12月4日，逐日展现了那次事件的历史环境、过程和悲剧结局。“《匈牙利在哭喊！》一书将我们直接带回到1956年月10月那13天日子里，匈牙利人民起而反抗苏联人对其祖国的强暴占领的日子里。匈牙利人不分阶级和职业，抱成了一团：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各地，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自由而示威；大街上，斯大林的巨大塑像被拉倒，砸成碎块；一些可恨的秘密警察被吊起来杀掉了；匈牙利军队拒绝对其同胞和代表人民要求的政治家下手。最初，俄国人撤退了，但当他们看到西方只有漂亮言辞可畏外什么也没有时，他们又把坦克开回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开始拼死自卫，然而他们无力与武装到牙齿的苏联抗衡，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苏联帝国主义的统治永远不会宽松下来。”（摄影文集扉页）

匈牙利人也许不知道，敦促“武装到牙齿”的苏军坦克“开回”布达佩斯的一只手，来自遥远的中国。他们也许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们反抗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起义，充满那么深的震惊和敌意。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的流血，竟反过来导致中国人流了更多的血，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他们用鲜血、泪水和生命贡献于世的这出史诗悲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区。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关系甚密，嗣后中国急剧斯大林—毛泽东化，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都有匈牙利事变浓黑的影子——直到今天。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次党大会上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史上首次拉开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序幕；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3月17日，毛泽东与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邓小平指斥报告“内容混乱，逻辑性差”，毛泽东称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里面开始形成他的中国世界战略，其基本内容成为此后中共统制中国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百年，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共产主义运动将要经受巨大的考验，也要付出高昂的牺牲，中国必须经受考验，作出牺牲，但最终胜利属于共产党；

在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之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时会以人们难以逆料的形式出现，共产党人不应当惧怕这种斗争，相反，这种斗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需要权威和领袖，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一切反苏反华反共分子都企图通过否定革命领袖来否定共产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丢掉这把刀子”；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作法潜伏着巨大危险，必须引以为戒。

——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坚决反对”并“尽最大努力制止”苏联出兵干涉波兰；21日，刘少奇、邓小平乘苏联专机飞赴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

——1956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电告正在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的刘少奇、邓小平，“坚决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10月31日，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严厉指出，苏共决定撤退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11月1日，苏共中央通宵开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苏军返回布达佩斯；翌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中共中央代表团；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刘、邓报告，“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刘少奇称，波匈事件表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了”，邓小平称，“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

——1956年11月4日，匈牙利起义被苏军坦克镇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称，“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0月底，苏彝士运河危机爆发，法共作家萨特发表《我弹劾》，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表“普拉演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抵抗良心与道义的崩坏》演说，法共历史学家罗兰发表《是社会主义还是恐怖主义》，东西方人士对波匈事件和苏彝士运河危机纷纷发表看法。从11月25日到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频繁开会，研讨并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内政外交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基本判断：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这两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毛泽东思考和处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大法，“毛泽东思想”到此获得了来自苏俄的“道统”和法“统”，取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共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1957年1月7日，布达佩斯血迹凝结成坚冰，周恩来、贺龙乘苏联飞机飞抵这个一片肃刹的首都，代表中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定性：“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发动的武装暴乱，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几天后，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总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教训说，1956年，“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苏共20大反斯大林，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到1957年5月，毛泽东变“引蚂蚁出洞”为“引蛇出洞”。而在1957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都在鼓励中国知识界“知无不言”。

以上简述，只是中共与匈牙利事件关系的冰山一角。将来的历史学家将有幸挖出更多冰冻沉潜的直相。让人特别吃惊的是，无论此前此后，中共高层人物彼此间如何视同水火，但在匈牙利事件上，却都表现出罕见的高度的一致性：强硬。考虑到主要的直接当事方苏联上层对匈牙利起义的分歧、犹豫和反复，考虑到苏联红军解放东欧诸国的历史，毛泽东们何以比赫鲁晓夫们具有更鲜明、更彻底、更冥顽不化的斯大林主义本性，就更教人匪夷所思。无论如何，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这个中欧小国，甚至也超出了苏俄帝国，而成为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中关系最重大的事件。赫鲁晓夫的最终下台和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固守和发展，都与这个悲剧事件有太多太深的联系。

二十世纪中国，本在续行玄奘旧路，往更远的西方取经，只是心情更危迫，经历更艰险，后果迥然大异。正当中国欲与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西方接近时，欧洲却自相残杀起来，直接孕育出德意法西斯毒瘤和苏俄共产极权祸水，间接截断了中国效法西方主流文明的正途，最终演绎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宿命，——俄国反西方反现代的革命，阻遏并劫持了中国，真理、希望和救赎之于中国，被限于苏俄帝国的势力范围及其历史经验之内，最终凝固在斯大林主义历史僵尸上。

自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第一个轴心文明时代开始，自500年前地理大发现促成了第一次全球化以来，世界第一次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预言（俄、美两国将分别宰制人类的一半，托克维尔语）完全应验。“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这席“冷战”名言显然漏掉了亚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尤其漏掉了中国（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敦的《和平砥柱》演说发表时，150万苏联红军已经根据《雅尔塔协定》进入中国东北，斯大林已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虽然后来反目成仇，但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毛泽东身上“道成肉身”，中国此后次第或并发的劫难和悲剧，概源于此。中国现代迷误和罪恶，既在时间上遗传了秦始皇亚细亚专制暴君基因，更与苏俄和东欧诸国的十字架遥遥相望。

从1956年开始，苏俄、东欧诸国开始走上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之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开始借尸还魂，毛泽东成为全世界最顽固最疯狂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主义的全部特征都受到毛泽东的悉心继承和发展。

匈牙利人民1956年的自由起义，已经在历史和世界范围内得到确认，牺牲者得到重新安葬并被封为民族英雄，国家纪念碑矗立起来，事变日期被定为国庆节，匈牙利重新回到自由欧洲大家庭。1989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事件牺牲者纪念碑致献花篮；10月26日，布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签署给匈牙利最惠国待遇文件，匈牙利成为第一个享受美国贸易贷款的前共产主义国家。1993年、2006年，叶利钦、普京两任俄罗斯总统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表示“深切歉意“，声称，虽然俄罗斯已不再是前苏联，但是俄罗斯人对匈牙利当年的悲剧负有“道义责任”。

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的审判时，留下了政治遗言：“在这个偏激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深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会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纳吉显然过于悲观了。事实上，自他死去四十余年后，苏俄和东欧诸国已经终结了斯大林主义的噩梦，直到今天，斯大林分子如同德国纳粹一样，仍在接受历史和法律的审判。纳吉不知道，杀害他的刽子手，还有他未曾谋面的“中国同志们”。（1956年11月1日，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请后者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府坚持社会主义，政府权力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苏联军队如果开进布达佩斯，那将酿成大错，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向克里姆林宫施压，要求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直到他被祖国和人民“平反昭雪”后，对匈牙利悲剧负有特殊责任的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沉默。就在匈牙利政府为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特别声明”的前十日（1989.6.14），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虽然斯大林的画像被悄悄地拿走了，但毛泽东始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着1956年匈牙利事变以来32年间“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可耻的大屠杀。

稍具历史感的人都不难作出判断，从1956年匈牙利事变到1989年“六•四”事件，中国人的命运一直被操控在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异己力量手中，一种隐秘而真实的内部异族统治，一直构成当代中国铁一般的最深“潜规则”。

对中国的劫数已经失去耐心的人，不妨作一道算术题：俄国革命比中国革命早发生32年，斯大林比毛泽东早死23年，匈牙利事件比天安门事件早爆发33年；苏俄人民完全埋葬斯大林主义，煎熬了45年，匈牙利人民为纳吉“平反昭雪”，挣扎了32年，……。历史对中国异常苛刻，但并没有完全离谱。我们本来是迟来者，这种身份所固有的全部无奈，我们一分也少不了。

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在上演一出悲剧连续剧，一条轨迹清晰的地理分界线一直在由西向东延伸，直到最后的高潮出现，或者嘎然中断。这一切都取决于天意，但历史宿命却是可以被戡破、被超逾的。

马扎尔人曾有匈奴的血缘传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不仅埋葬了汉民族的精魂，而且给俄罗斯和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欧洲诸国带去蒙古军事专制主义的野蛮奴役，斯大林主义分明染有鞑靼主义的血统，匈牙利悲剧也闪烁着蒙古铁骑的寒光。这个历史联想启示我们，一切悲剧都是上帝对人间的惩罚。

匈牙利事件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但大街上工人、学生高呼“绞死纳吉！”、“消灭反革命！”口号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第二年，“裴多菲俱乐部”也成了我童年时代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成了“右派分子”最丑恶的代名。1975年，北京天安门运动中，邓小平被诬为“纳吉”时，我并不以为是历史开的尖刻玩笑了。14年后，“中国的纳吉”却在同一个广场上悍然镇压人民。应该承认，从1956年到1989年，历史给中国开的玩笑实在太过分，以致于并不缺乏幽默感的我们，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今年是匈牙利人民自由起义50周年，中国反右运动50周年，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我们开始以“十”为单位来量度自己的命运，已经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承受的苦难与对苦难根源的体认之间，还是如此不成比例。苦难和罪行本身深植于人性与历史之中，不足为奇。要紧的是，与俄罗斯、匈牙利人同属天地间唯一的高级灵性物种，蒙受了同样性质和更大规模的不幸和悲剧的我们，却始终缺少辩认苦难和罪行的能力，我们也就始终不能学会担戴苦难、战胜罪行的本事。

匈牙利是一个蕞尔小国，纳吉有明显的局限，但这个弹丸小国和这位走向十字架的政治家，却是我们民族中迟迟没有出现的历史先驱和精神榜样。他们的悲剧足令莎士比亚式的天才激动，我们的宿命呢？

15年前翻译此书时，未曾想到这些照片和文字有公开出版的一天，不过冥冥中也不想摆脱一个念头：既是历史上一段真实事件，中国人曾以诡谲的方式卷入然后又深罹其害，中国人自然有义务和权利真实地了解它。在四海为家的岁月里，偶尔翻检一番，每每涌出一种深深的感受：我们在时间上所受本国传统的影响，日益远去，而在空间上遭逢异域事件的刺激，越来越强烈。外来偶然事件，一旦以某种吊诡的形态进入中国，并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决定性力量，大难就要临头了。我至今无法理喻其中的宿命意味。

曾托人设法联系原出版机构，都不成功。两名西方记者当年进入布达佩斯，冒险拍摄除了专业习惯外，其动机显然出于对人类悲剧的同情，对极权主义的厌恶。事实上，这两种高尚品质贯穿了全部照片和文字，因此也促使我决定置版权一类正当权益于不顾，让它早一天成为我的中国同胞的正式读物。至于我自己，除了感谢命运的赐予外，无所私利可言。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英文水平，译文错讹不少，尚需专家指正。我相信，匈牙利事件的真相为中国人真实而正常地了解的一天，将会到来；中国人了解自身命运真相的一天，也会到来。

2007年3月24日

1989年后，职褫家弃，借助大学参加比赛获奖的《英华大辞典》（郑易里等编，时代出版社1965年版），译完此书。是年，个人与国家一起遭逢大变故，视野里筛除了不少捞什子，滤进了一些新景致，其中苏俄与东欧诸国突然接近了，那里上演的历史悲喜剧如在目前，感同身受。

1986年由英国Butter和Tanner有限公司出版、美国国会出版目录资料丛书收藏的《匈牙利在哭喊！》摄影文集也许是迄今为止那次悲剧最真实的历史纪录，也是研究二战结束以后东西方冷战、尤其东欧诸国半个世纪中历史演变的珍贵史料，应当说，还是20世纪下半叶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域外因素，中国1989年悲剧的一个惊人的预兆。

该摄影集由英国作家、记者理格•加德尼编辑，由BBC电视台驻东欧首席撰稿人乔治•麦克思作序，所收摄影作品由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留驻布达佩斯的记者所摄；此外，我又从其它渠道觅得有关照片若干，于是归类合并，共计250余幅。

影集以时间为序，从1956年10月23日到12月4日，逐日展现了那次事件的历史环境、过程和悲剧结局。“《匈牙利在哭喊！》一书将我们直接带回到1956年月10月那13天日子里，匈牙利人民起而反抗苏联人对其祖国的强暴占领的日子里。匈牙利人不分阶级和职业，抱成了一团：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各地，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自由而示威；大街上，斯大林的巨大塑像被拉倒，砸成碎块；一些可恨的秘密警察被吊起来杀掉了；匈牙利军队拒绝对其同胞和代表人民要求的政治家下手。最初，俄国人撤退了，但当他们看到西方只有漂亮言辞可畏外什么也没有时，他们又把坦克开回布达佩斯。匈牙利人民开始拼死自卫，然而他们无力与武装到牙齿的苏联抗衡，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苏联帝国主义的统治永远不会宽松下来。”（摄影文集扉页）

匈牙利人也许不知道，敦促“武装到牙齿”的苏军坦克“开回”布达佩斯的一只手，来自遥远的中国。他们也许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他们反抗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起义，充满那么深的震惊和敌意。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的流血，竟反过来导致中国人流了更多的血，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他们用鲜血、泪水和生命贡献于世的这出史诗悲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区。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关系甚密，嗣后中国急剧斯大林—毛泽东化，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都有匈牙利事变浓黑的影子——直到今天。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次党大会上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史上首次拉开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序幕；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3月17日，毛泽东与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邓小平指斥报告“内容混乱，逻辑性差”，毛泽东称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漏子”。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里面开始形成他的中国世界战略，其基本内容成为此后中共统制中国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百年，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共产主义运动将要经受巨大的考验，也要付出高昂的牺牲，中国必须经受考验，作出牺牲，但最终胜利属于共产党；

在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之前，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时会以人们难以逆料的形式出现，共产党人不应当惧怕这种斗争，相反，这种斗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需要权威和领袖，这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一切反苏反华反共分子都企图通过否定革命领袖来否定共产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丢掉这把刀子”；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作法潜伏着巨大危险，必须引以为戒。

——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坚决反对”并“尽最大努力制止”苏联出兵干涉波兰；21日，刘少奇、邓小平乘苏联专机飞赴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

——1956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电告正在莫斯科“调停”苏波关系的刘少奇、邓小平，“坚决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10月31日，刘少奇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严厉指出，苏共决定撤退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11月1日，苏共中央通宵开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议，苏军返回布达佩斯；翌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中共中央代表团；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刘、邓报告，“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刘少奇称，波匈事件表明，“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了”，邓小平称，“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

——1956年11月4日，匈牙利起义被苏军坦克镇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称，“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0月底，苏彝士运河危机爆发，法共作家萨特发表《我弹劾》，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表“普拉演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抵抗良心与道义的崩坏》演说，法共历史学家罗兰发表《是社会主义还是恐怖主义》，东西方人士对波匈事件和苏彝士运河危机纷纷发表看法。从11月25日到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频繁开会，研讨并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内政外交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基本判断：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这两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毛泽东思考和处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大法，“毛泽东思想”到此获得了来自苏俄的“道统”和法“统”，取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苏共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1957年1月7日，布达佩斯血迹凝结成坚冰，周恩来、贺龙乘苏联飞机飞抵这个一片肃刹的首都，代表中共中央为匈牙利事件定性：“帝国主义者和他们指使下的匈牙利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发动的武装暴乱，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几天后，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总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教训说，1956年，“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不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苏共20大反斯大林，俄国人已经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于是，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到1957年5月，毛泽东变“引蚂蚁出洞”为“引蛇出洞”。而在1957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都在鼓励中国知识界“知无不言”。

以上简述，只是中共与匈牙利事件关系的冰山一角。将来的历史学家将有幸挖出更多冰冻沉潜的直相。让人特别吃惊的是，无论此前此后，中共高层人物彼此间如何视同水火，但在匈牙利事件上，却都表现出罕见的高度的一致性：强硬。考虑到主要的直接当事方苏联上层对匈牙利起义的分歧、犹豫和反复，考虑到苏联红军解放东欧诸国的历史，毛泽东们何以比赫鲁晓夫们具有更鲜明、更彻底、更冥顽不化的斯大林主义本性，就更教人匪夷所思。无论如何，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这个中欧小国，甚至也超出了苏俄帝国，而成为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中关系最重大的事件。赫鲁晓夫的最终下台和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固守和发展，都与这个悲剧事件有太多太深的联系。

二十世纪中国，本在续行玄奘旧路，往更远的西方取经，只是心情更危迫，经历更艰险，后果迥然大异。正当中国欲与历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西方接近时，欧洲却自相残杀起来，直接孕育出德意法西斯毒瘤和苏俄共产极权祸水，间接截断了中国效法西方主流文明的正途，最终演绎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宿命，——俄国反西方反现代的革命，阻遏并劫持了中国，真理、希望和救赎之于中国，被限于苏俄帝国的势力范围及其历史经验之内，最终凝固在斯大林主义历史僵尸上。

自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第一个轴心文明时代开始，自500年前地理大发现促成了第一次全球化以来，世界第一次被划分为两大阵营。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预言（俄、美两国将分别宰制人类的一半，托克维尔语）完全应验。“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不处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这席“冷战”名言显然漏掉了亚洲和其它非西方国家，尤其漏掉了中国（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富尔敦的《和平砥柱》演说发表时，150万苏联红军已经根据《雅尔塔协定》进入中国东北，斯大林已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虽然后来反目成仇，但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毛泽东身上“道成肉身”，中国此后次第或并发的劫难和悲剧，概源于此。中国现代迷误和罪恶，既在时间上遗传了秦始皇亚细亚专制暴君基因，更与苏俄和东欧诸国的十字架遥遥相望。

从1956年开始，苏俄、东欧诸国开始走上脱离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之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开始借尸还魂，毛泽东成为全世界最顽固最疯狂的斯大林分子，斯大林主义的全部特征都受到毛泽东的悉心继承和发展。

匈牙利人民1956年的自由起义，已经在历史和世界范围内得到确认，牺牲者得到重新安葬并被封为民族英雄，国家纪念碑矗立起来，事变日期被定为国庆节，匈牙利重新回到自由欧洲大家庭。1989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事件牺牲者纪念碑致献花篮；10月26日，布什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签署给匈牙利最惠国待遇文件，匈牙利成为第一个享受美国贸易贷款的前共产主义国家。1993年、2006年，叶利钦、普京两任俄罗斯总统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表示“深切歉意“，声称，虽然俄罗斯已不再是前苏联，但是俄罗斯人对匈牙利当年的悲剧负有“道义责任”。

1958年6月14日，纳吉在最后的审判时，留下了政治遗言：“在这个偏激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深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会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纳吉显然过于悲观了。事实上，自他死去四十余年后，苏俄和东欧诸国已经终结了斯大林主义的噩梦，直到今天，斯大林分子如同德国纳粹一样，仍在接受历史和法律的审判。纳吉不知道，杀害他的刽子手，还有他未曾谋面的“中国同志们”。（1956年11月1日，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请后者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府坚持社会主义，政府权力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苏联军队如果开进布达佩斯，那将酿成大错，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向克里姆林宫施压，要求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直到他被祖国和人民“平反昭雪”后，对匈牙利悲剧负有特殊责任的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沉默。就在匈牙利政府为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特别声明”的前十日（1989.6.14），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血腥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虽然斯大林的画像被悄悄地拿走了，但毛泽东始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着1956年匈牙利事变以来32年间“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可耻的大屠杀。

稍具历史感的人都不难作出判断，从1956年匈牙利事变到1989年“六•四”事件，中国人的命运一直被操控在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异己力量手中，一种隐秘而真实的内部异族统治，一直构成当代中国铁一般的最深“潜规则”。

对中国的劫数已经失去耐心的人，不妨作一道算术题：俄国革命比中国革命早发生32年，斯大林比毛泽东早死23年，匈牙利事件比天安门事件早爆发33年；苏俄人民完全埋葬斯大林主义，煎熬了45年，匈牙利人民为纳吉“平反昭雪”，挣扎了32年，……。历史对中国异常苛刻，但并没有完全离谱。我们本来是迟来者，这种身份所固有的全部无奈，我们一分也少不了。

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在上演一出悲剧连续剧，一条轨迹清晰的地理分界线一直在由西向东延伸，直到最后的高潮出现，或者嘎然中断。这一切都取决于天意，但历史宿命却是可以被戡破、被超逾的。

马扎尔人曾有匈奴的血缘传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不仅埋葬了汉民族的精魂，而且给俄罗斯和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欧洲诸国带去蒙古军事专制主义的野蛮奴役，斯大林主义分明染有鞑靼主义的血统，匈牙利悲剧也闪烁着蒙古铁骑的寒光。这个历史联想启示我们，一切悲剧都是上帝对人间的惩罚。

匈牙利事件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但大街上工人、学生高呼“绞死纳吉！”、“消灭反革命！”口号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第二年，“裴多菲俱乐部”也成了我童年时代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成了“右派分子”最丑恶的代名。1975年，北京天安门运动中，邓小平被诬为“纳吉”时，我并不以为是历史开的尖刻玩笑了。14年后，“中国的纳吉”却在同一个广场上悍然镇压人民。应该承认，从1956年到1989年，历史给中国开的玩笑实在太过分，以致于并不缺乏幽默感的我们，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今年是匈牙利人民自由起义50周年，中国反右运动50周年，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我们开始以“十”为单位来量度自己的命运，已经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承受的苦难与对苦难根源的体认之间，还是如此不成比例。苦难和罪行本身深植于人性与历史之中，不足为奇。要紧的是，与俄罗斯、匈牙利人同属天地间唯一的高级灵性物种，蒙受了同样性质和更大规模的不幸和悲剧的我们，却始终缺少辩认苦难和罪行的能力，我们也就始终不能学会担戴苦难、战胜罪行的本事。

匈牙利是一个蕞尔小国，纳吉有明显的局限，但这个弹丸小国和这位走向十字架的政治家，却是我们民族中迟迟没有出现的历史先驱和精神榜样。他们的悲剧足令莎士比亚式的天才激动，我们的宿命呢？

15年前翻译此书时，未曾想到这些照片和文字有公开出版的一天，不过冥冥中也不想摆脱一个念头：既是历史上一段真实事件，中国人曾以诡谲的方式卷入然后又深罹其害，中国人自然有义务和权利真实地了解它。在四海为家的岁月里，偶尔翻检一番，每每涌出一种深深的感受：我们在时间上所受本国传统的影响，日益远去，而在空间上遭逢异域事件的刺激，越来越强烈。外来偶然事件，一旦以某种吊诡的形态进入中国，并成为我们生活里的决定性力量，大难就要临头了。我至今无法理喻其中的宿命意味。

曾托人设法联系原出版机构，都不成功。两名西方记者当年进入布达佩斯，冒险拍摄除了专业习惯外，其动机显然出于对人类悲剧的同情，对极权主义的厌恶。事实上，这两种高尚品质贯穿了全部照片和文字，因此也促使我决定置版权一类正当权益于不顾，让它早一天成为我的中国同胞的正式读物。至于我自己，除了感谢命运的赐予外，无所私利可言。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英文水平，译文错讹不少，尚需专家指正。我相信，匈牙利事件的真相为中国人真实而正常地了解的一天，将会到来；中国人了解自身命运真相的一天，也会到来。

2007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