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06-反右斗争50周年纪念会

为林昭等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2007年4月6日，任众、铁流、燕遯符等30多位当年的右派分子难友在北京聚会，纪念“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在1957年的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刚过，一场寒流突然袭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幺？》，全国开始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各地55万优秀知识分子被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打成右派分子，被判刑入狱，被送到劳改农场教养，被送到农村、工厂监督劳动，达20余年；不少人自杀或被折磨致死，有的被以反革命罪枪毙；株连家人、亲友，达上千万人。如今，右派分子幸存者已不足五分之一或更少，最年轻的已70岁。他们虽已垂暮之年，但当年为使祖国走向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重蹈覆辙，50年后的今天，他们第一次聚在一起呐喊：反思历史，开放言禁，彻底推翻反右冤案，赔偿受难者的损失。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本图文诗为这一历史的瞬间佐证。

王效道

王效道，79岁，北京大学教授，我国医学心理学科创建人。他说：我从辅仁大学毕业，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对某学生17岁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说了一些同情的话，结果自己却成了右派分子。最近，61位右派分子发起致中共中央的信很好，我希望大家继续分别上书。我建议成立反右纪念馆，成为右派分子的园地。

王效道－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书林则徐词献会(日改6日）

右派分子聚会，王效道敬献书法作品：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王教授一笔颜体，功力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中，良医皆善书法；有“进为良相，退为良医”之说。一生皆效王道之良医宁非此耶！

任众

任众，北京市公安局的23岁右派分子，他1945年参加八路军，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他说：3月3日，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之际，我们61名右派难友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开放言禁，平反冤案，赔偿损失的公开信发表以来，海内外不少右派难友来电话要求联署，有的说起往事就哽咽失语，我就陪着哭。想当初，我们都是热爱中共的好人，响应党的号召而提意见并没有错，是毛泽东的“阳谋”错了。现在我们上书所提出的诉求，是正义的、依法的，没有任何过激行为。由于我比大家年轻就跑腿操办此事，公开自己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右派分子签名者现已达千余人。古云：上善莫若水；今曰：无畏乃仁人。任众的作品有回忆录《活过。爱过。奋斗过》；作家刘心武根据任众的传奇人生写成《树与林同在》，此书1999年在国内出版，还被译成法文出版。

铁流

铁流，又名晓枫，《成都日报》的21岁记者右派分子，他曾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共青团机关团委副书记，因小说《给团省委一封信》而成为极右分子，拒不认罪又被判刑，劳改23年；1980年被改正后回报社，1993年退休。他首先发言：早在1987年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时，刘宾雁、许良英、方励之等右派分子发起“反右研讨会”，因右派分子费孝通和钱伟长的出卖而流产。在五十周年的今日，我们能够在这里顺利聚会，说明右派分子已经觉醒和成熟了，敢于向当局发出要求推进民主、开放言禁、彻底平反、赔偿损失的声音了！当年我们55万风华正茂的一代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历经50年的苦难，如今在世的已经不到五分之一，我们这些是最年轻的，都已70多岁，过两年就都不行了，我们如果再不发出声音，这段历史将被湮灭。我们在生命最后关头的呐喊，是对历史的奉献、对死难者的奉献、对后人的奉献。他献诗曰：“油干灯灭留希望，回归民主是建言；此生不幸中恶计，还我人格要尊严。”

燕遯符

燕遯符，北京大学物理系的19 岁学生右派分子，家学渊源，其父乃熊十力、董必武的学生。她在纺织厂劳动改造二十余年，是最早公开向中共索赔者。她说：在反右派运动中有“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要加以保护”的所谓政策规定，这是公然宣布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是打击对象。我们理科学生习惯于如实记录和报告所见所闻。1957年，中共要我们评说社会现象，我们自然就把所见“皇帝的新衣”如实直指出来，却招来灭顶之灾。我们物理系54级抓了60个右派分子，是本年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毛泽东不讲信义，发动反右斗争，以“杀鸡儆猴”，使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万马齐喑，又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不如死，其危害直至今日，我们要讨回尊严。

吴美潮73岁及其含辛茹苦的母亲94岁

吴美潮，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的学生右派分子，其岳父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班长，湖南省副省长，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周的两个儿子即吴的妻兄都是右派分子。他说：我和顾准一样，也是摘帽后又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在2005年10月6日《北京晚报》上撰文呼吁：反右是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幺？》开始的，应把6月8日定为“右友节”。73岁的他，携其相依为命的94岁母亲来聚会。

王书瑶

王书瑶，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右派分子，国家税务总局退休研究员。他说：在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中，我贴出“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呼吁要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因此成了极右派分子，开除学籍、团籍，送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口粮最少时每天只有三两，后被送到新疆劳改。1979年我被改正后，从事我国前沿的数理经济学研究，建立《无形价值论》，其理论的核心部分是我改写了马克思的价值公式，即把Q＝C＋v+m改写为Q=C+v+m+jw，其中的jw，是无形价值转化成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即为技术进步贡献的份额；还有“我国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兼容原理”等研究成果。近年完成北大反右运动始末的纪实书稿《燕园风雨铸人生，未名湖畔花开花又落》25万字。

陈奉孝

陈奉孝，北京大学数学系21岁的学生右派分子，山东潍坊中学退休教师。他说：当年北大学生成立百花学社并创刊《广场》杂志，我当选为秘书长，参与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当时专为反右斗争开展严打行动而来的新任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大会上兴师问罪，我贴出《如此伎俩》和《年轻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两张大字报来反击而成右派分子。后来我试图到国外求学被抓回，判刑反革命罪而铁窗20多年。北大抓了699名右派（另有记载为800多人），其中589名学生，110名教师，在校师生共10382名，超过百分之五的右派指标，我国的教育事业从此一落千丈。我在狱中从不认罪，被吊起来毒打，戴着48斤重的脚镣，身上留有三处伤疤，还曾陪绑刑场枪毙，被枪毙者的脑袋开花，脑浆迸裂，溅我一身。我先后被关押在黑龙江、内蒙等7个劳改农场。在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同队的75人，只有29人活下来。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所描写右派分子的苦难，只有我的万分之一。我的同学死难者有，刘奇弟为胡风鸣冤而在狱中绝食致死，黄宗羲、林昭、顾文选、张锡琨等被枪毙，还有不少在劳改中折磨致死。1979年，我的反革命罪被改判，右派分子却被拒绝改正。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指示：“右派分子改正不要留尾巴”，我才被改正。反右派运动是我一生苦难的源头，我的家庭破碎，父母双亡，弟弟和妹妹受株连，这是我永远的痛疚。如今，我的老年时代仍然在蹒跚上访。现在大家要求索赔很好，其实我对赔不赔无所谓，而是要讨回历史真相，促进我国早日实现民主化。（4月6日北京右派聚会后，他闻讯从山东赶来会难友，一吐衷肠。）

蒋绥敏

蒋绥敏，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23岁技术员右派分子，改正后入党，担任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退休后担任北京市地质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他说：我小学没有毕业，是打工仔，当时因为太拥护毛主席而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整风而向党交心，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后来政治风云突变，我被大会批斗，还要我下跪。我说除非把我的头割下来，结果成了极右分子，被送到北京北苑和团河（劳改）农场劳改多年。1966年，农场号召我们支边，说是到了新疆就可成为普通劳动者，政治上不再受歧视，我和不少难友积极响应号召，被敲锣打鼓地欢送，每人戴着大红花上了火车，经4天到达吐鲁番下车时，却被荷枪实弹一个连的军人包围，才知被愚弄了，被武装押送乘车5天，来到南疆西部麦盖提县边上的戈壁滩，编入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54团8队（劳改队）。在那里修渠建坝，每天要挖7立方米土方，吃不饱又挨冻，与其累饿致死，不如逃跑，却被人告密，我被捆绑吊打后，戴着手铐在地窖里关押一年多，乘解手之际跳入河里，差一点被开枪击毙，我游到对岸，钻进树林，用石头砸开手铐逃跑了。由于不会偷又不会抢，讨饭又拉不下面子，沿途忍饥挨饿，被收容；又从收容站逃跑，被抓进乌鲁木齐新疆建设兵团大狱。农三师来人把我押解回去，我在收容站戴着手铐挖地洞逃脱，躲过骑兵的马队追捕，横穿戈壁滩、塔克拉玛干，几经死里逃生，最后在库尔勒地区轮台县革湖公社隐姓埋名地生存下来，直至1979年回到北京原单位被改正。之后，我努力工作，爱打抱不平，被千余名职工选为职工代表大会主席；被中共动员入了党，担任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1987年我被群众高票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由于单位领导担心我从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掌握其经济问题，我被做大后对其构成威胁，就在背后以我曾是右派分子为由，非法把我撤下。我酷爱读书，收集了许多关于反右和文革的禁书，我崇拜李慎之（原右派分子）、李锐（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自费把他俩的书（禁书）和其它书复印了上千本，送给青年人。我总想为促进社会进步做点什幺，现在中共党员里有一半是不相信党的。如今我开始撰写回忆录《死里逃生》。

董家康

董家康，北京工业学院（现为理工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汽车制造厂退休工程师。他说：我16岁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汽车系，三年级时赶上反右，领导对我说，要完成右派指标，不然在反右运动中就没有成绩，于是把我当成右派分子。之后，我在农村和矿井下劳动改造，“文革”时眼睛被打成重伤，到同仁医院急诊，因我是右派分子而被拒绝治疗，右眼就瞎了。我的工资一直只有48元，1979年改正时，工资未调级，瞎眼未补偿，直到多年后的工资制度改革才调级。现在，中央领导和主流社会，对右派分子的屈辱和苦难根本就没有概念，我们必须发出声音。

左起徐光华和徐万华两兄弟右派

徐光华，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市西城区街道办事处退休。他和徐万华是两兄弟右派分子，当年都被送到新疆劳改。1979年被改正后，徐万华在乌鲁木齐师范大学就业、退休定居，专程来北京赴会。徐光华说：1957年我在北师大一年级暑假，为干部们跑腿通知开会而成了右派分子。我们常年在煤矿井下劳改，正如现在的矿难频发，经常死人，我能活着出来已是万幸。我当了一辈子右派分子，结果却因被错划而又被改正，竟成假的了，北师大的几百个右派分子结果没有一个是真的。至今，我也没有见过真的右派分子，不知右派分子在哪里，真是天下奇闻。我要把这稀奇古怪的事情留给后人，这在全国各地不知还有多少啊！（注：在座的都是被改正的假右派分子）

博绳武，17岁的最年轻北大右派

博绳武，68岁，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他说：我16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时因写了几句实话而成右派分子仅17岁，劳改劳教10多年，可能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右派分子。1979年被改正后，到一家电子小企业（现属北京瑞普电子集团）就业，当时中共要我入党，我反而舍不得右派分子这个头衔而没有入党。由于企业不景气，退休收入很低。

刘恪山

刘恪山，中国少先队队徽设计者，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的编辑右派分子。1997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退休编审。他说：由于我是日本侵华的“九一八”那天出生的，所以成了右派分子而一辈子倒霉。

李泰伦

李泰伦，北京第九中学教师右派分子。他说：家父李国焕是国民党少将，在成都长期担任独立旅旅长，曾不断从监狱里救出许多共产党人，1950年12月他率领胡宗南残部在温江地区起义，却在1952年肃反时被枪毙，房产被没收。1957年，我说共产党不讲信用，要求为家父平反却成了右派分子。我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时抗拒改造，后被关进监狱19年。我一直反改造，死不改悔，曾死过三次，上帝保佑我又活过来了。后来家父被平反，我被改正，都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我重返中学，43岁才恋爱结婚。在我后来任副校长时被反复动员而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退休后，2006年又是社区模范党员。当年我是21岁的热血青年，被毛泽东欺骗，青春被吞噬，回想起来痛心疾首。我姐李岫中1936年到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员，抗日牺牲在太行山。如今我已71岁，只要我活着，就要为维护我的权益而奋斗！

程玉章

程玉章，铁道部航空勘测考察事务所的俄文翻译右派分子。他说：当时，我与不懂业务瞎指挥的领导和苏联专家有矛盾而成了右派分子，在农村劳动改造许多年。现在我是全国遥感技术高级工程师，晋级比别人晚了20年，至今仍比同代专家低一级工资，相应诸待遇也低许多。我们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我的拳拳报国之心一直没有泯灭。我像右派诗人艾青那样，眼里经常含着泪，心中淌着血，因为我实在太爱这块土地和人民了。如果没有这些政治运动，我们的国家要比现在兴旺发达得多。

刘钿湘

刘钿湘，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的警察右派分子。他说：我没有读过什幺书，也不知右派为何物，多少只因感到当警察没有出路，工作不安心而与领导有矛盾就成了右派分子。

陈端昭

陈端昭，北京沙板庄中学的教师右派分子。他说：我的父亲原是国民党《中央日报》驻东北分社社长，他支持中共并与地下党葛佩琦关系密切。由于葛佩琦是大右派，我和长兄也就都成了右派分子。我曾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一起劳改。当年毛泽东不断向蒋介石提出“军队要国家化，政治要民主化。”现在，中共自己反而没有跟上。

陈端昭75岁，骑自行车赴会。（骑车的还有王效道79岁、张广盛75岁、刘钿湘73岁、等10来位）。

陶省

陶省，河北省某中学退休教师。他说：反右派运动仍然没有翻案，今后是否还会发生“反右”和“文革”？我不敢肯定。我在课堂上经常对学生说，20世纪我国发生的两次大屠杀，一次是日本侵华的南京大屠杀，一次就是反右派运动。我信仰人道主义，期盼消灭暴力！

沈志庸

沈志庸：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调干学生（干部上学）。他说：当时我劝几位同学不要去鸣放提意见，结果自己却成了右派分子。我参加61人联署上书中共中央，这是要发出我们的声音，维护我们的尊严。我们是受害者，不等于就有觉悟，只有努力提高，才能有觉悟，才能对得起右派分子的身份。右派比左派好，不是天生的高明，要展望明天，不要再说“亲爱的党了。”我常问党员：你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吗？

万耀球

万耀球，1949年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北京大学生物系的26岁职员右派分子，又被诬为反革命而入狱，现为生物系离休处级干部；其父李奇中（万随母姓）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4年加入中共，参加南昌起义后为红四军的团长，1949年后为国务院参事。他说：不少人今天不敢来聚会，怕被一网打尽。其实在反右派运动中，不是因为你说了什幺，当年就有负责人对我说，是按人数比例凑的数，不然就完不成抓右派的指标任务。这是故意整人。1995年《国家赔偿法》发布，我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写信要求赔偿，后来《司法解释》说是《国家赔偿法》对反右派运动没有追溯力。但是，在1950至1953年的肃反运动却有追溯力，杀了许多民国时期无辜的普通公务人员等（注：据1954年1月公安部报告，镇反运动被处决71.2万人），天下太平以后还要杀戮前朝的人，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是暴力复辟。后来听说国家正在考虑解决右派赔偿问题，再后来又听说是四川的一个右派分子给布什写信，布什把此信给了胡锦涛，胡回答说是正在考虑解决。我看是不可能解决的，不然，文革、六四、法轮功等等太多的欠债，都要索赔怎幺办。只有等到毛泽东被否定时才可能赔偿，但我们必须发出声音，要坚持不懈。我的回忆录《滚爬血腥路》30万字留给后人。好在历史是全国人民写的。

姚仁杰

姚仁杰，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助教右派分子，现为北大退休教授。他说：我写了回忆录《与北大同行》100万字，却无处出版。中共经常告诫日本人要以史为鉴，其实中共自己更要以史为鉴。我的书留下的历史，是给中共以史为鉴。当年毛泽东说：“苏联是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俄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明天。

纪增善

纪增善，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光华染织厂退休。他说：不论是什幺阳谋，还是阴谋，整人都是非法的；党怎幺有权判刑。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苦难太多了，对中共的积怨太深了，尽管我们不可能得到什幺赔偿，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不断地提出索赔，记录在案。不然，当局就会说，因为没有人提出索赔就没有这回事了。长此以往，反右就被湮没。为使后代人不再重演这一悲剧，我们依法维权提出诉求，要抗争到底，直至我们的子孙继续努力，我要立下遗嘱，由儿孙们继续索赔。

刘显生

刘显生，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市化学建材厂退休。他说，大家互称“难友”已经五十年了，这个称谓不好，有自卑的成分。今后，要改称为“战友”，我们要昂起头来，理直气壮的走向未来！

戴铭辛

戴铭辛，北京工业学院（现为理工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中国纺织总会退休，燕遁符的丈夫。他说：当时班干部点名要我提意见，我说了一句至今仍不知道错在哪里的话：“整风不是请人提意见吗，人家提了却翻过来要反人家，这是不对的。”因此而成了极右分子，被送去劳动改造。另有1054级同窗学友说：“戴铭辛怎幺是右派？他不会是右派。”结果他也成了右派。这样的荒唐事在当时比比皆是。由于我校培养军工人才，学生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学，在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却又被从严整治，全校四千多师生划了四百多名右派分子，超过百分之十，是原定右派指标百分之五的一倍。我从小不关心政治，只知一心读书，但是政治却找上我。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打天下时则无往而不胜，但以此来治天下却要亡党亡国。我至今仍然不明白，什幺叫国家、政党、专政。广大右派分子老人都是默默奉献社会的草根百姓，是这个民族的根，但决不是窝囊之人。今天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捶胸顿足地要讨个说法实为无奈，我们要把真话留在人间，不然一旦去了阴曹地府，人话是无法与鬼沟通的。当年，如果当局者稍有一丁点儿的和谐想法，这可免去多少百姓50年来的血和泪，以及今天当政者的烦恼啊！

张广盛

张广盛，北京工业学院（现为理工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齿轮总厂离休。他说：1949年之前，我积极参加革命，反对国民党专制。1949年以后，我又积极参加肃反运动，抓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后来发现不是反革命又纠正了。反右派运动时，北京的各个单位按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要求：“抓右派不能低于本单位人数的百分之五。”我只因说了一句：“有些人为了入党而拍马屁。”另一位同学说了一句：“反右如同唱戏。”结果都成了右派分子，长期劳动改造。1979年我被改正后，因工作出色，在中共的反复要求下入党，2006年被评为社区模范党员。我们提出索赔很重要，由于难以实现，期望不要高，但是一定要坚持发出声音，使后代人知道历史的真相！去年，新华社记者还说，反右是对的呢！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说，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

纪由

纪由，北京市丰台区工会的干部右派分子，现为离休干部，79岁。他说：我原来无限忠于共产党，为维护党的政策而得罪一些坏人，被陷害成右派分子，成了敌人。在狱中觉悟到毛主席和共产党说的与做的完全不一样，我开始反对毛泽东。我给毛泽东写信，指出他的著作本身的自相矛盾和他的言行不一之处，结果成了反革命分子，差一点死刑。我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那里不屈不挠。1980年，我单位当年陷害我的人，在给我落实政策时留尾巴，不恢复我的干部工作，不返还20余年的工资，对我很歧视。为此，我找到时任中共丰台区委常务副书记陈昊苏（陈毅之子，后为北京市副市长、中国对外友协会长）要求解决，他对我敷衍了事。如今我们提出索赔，不是中共赔不起或不愿赔就算了，我们要坚持到底。《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幺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遇罗勉

遇罗勉，其父母都是右派分子，其兄遇罗文流亡美国。他说：我的父母生性胆小，平日谨小慎微而远离政治，却因为两句话成了右派分子。当时，母亲王秋琳在章乃器（右派分子）被批判时说：“章乃器是否是好人？”。父亲遇崇基在右派分子受到人身攻击时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冰冰的”。这两句话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而成了右派分子。父亲在劳改农场许多年，没被饿死、病死已属万幸。他在1988年去世之前，一直在追讨经济补偿而没有结果。我的哥哥遇罗克在上学时提出“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被处以死刑；我姐遇罗锦在上学时因日记被人发现而劳教3年，她自己对自己说话都不行。现在也是如此，反右问题不许提，新华社的离休记者（新四军老战士）戴煌忆右派岁月的《九死一生》，章诒和的《往事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书和有关反右的言论、文章一概被禁。在座的各位前辈以垂暮之年，顶着各种压力的一声疾呼，使我很感动，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都有责任为讨回公道，继续努力。

俞梅荪

俞梅荪：家父俞彪文，原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工作，拒绝去台湾而受中共指派赴北京参与创建新中国的保险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而成右派，自杀后被开除公职，终年31岁。当时我4岁，弟弟俞颂荪1岁，母亲被下放农村劳动，株连祖母被迫退休，还株连家父的姐姐俞湘文被调离报社，自杀未遂患精神病。我和弟弟因从小受社会歧视，弟弟在“文革”中曾自杀，获救后患精神病，至今长期住在精神病医院。我的祖父俞颂华，1919年在上海《学灯》杂志任主编，曾转发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时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和瞿秋白一起考察苏联，见过列宁；1937年初，时任上海《申报》及其周刊主编，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携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之会面。在1949年之前，他们一直冒着风险积极支持中共，1957年却反遭劫难，家破人亡。在座的各位父辈的发言使我感同身受，我有责任为之而努力。

韩大钧

韩大钧，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退休。聚会原定在一家餐馆，韩大钧与另一位老人聊天，说起他的一位低年级校友（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某位原副主任，曾与我同事），我就与他聊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谈起其1948年考上北京大学，参与革命工作的往事。由于这里停电，要改去5公里以外的餐馆聚会，出发时我问其姓名，他支支吾吾地未说，说是怕招风险。我执意询问，他问我是否有从维熙（右派作家）的《走向混沌》一书，我说有，他说在第某页上有关于他的介绍。之后，他和一位老人骑车出发了，匆忙间我未能记住。当我张罗大家上出租车后，赶忙骑车去追，未果；到目的地，未见他俩来，必是走失了。5月16日，蒋绥敏来我家修改其在本文中的一段文字，在相片里认出他，我才知其名，他也是上书的联署者，在中国科学院退休，约79岁。蒋绥敏曾去过他家，得知其妻不欢迎他与右派难友往来。聚会那天，他找了别的借口离家前来的。

杜光

杜光，79岁，1948年参加革命，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时划为右派，他是中央党校离休的马克思主义教授，致力于反右研究且成果颇丰。他因故未能到会，委托任众向与会者致敬。他来信说，从图文中看到聚会盛况，在反右50年之际，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只有拨其乱，反其正，才能揭开所谓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本质，推动民主革命的高潮早日到来。

吴庸（笔名，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右派分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退休编辑）他虽未到会却在这天撰文指出：无论是从当年受难者要求得到公正，还是从还原这段历史真相来说，右派分子的幸存者们都不能松劲儿，不能以一纸上书为满足，要再接再厉，做长久打算。……不必无奈，不可灰心，不应畏缩，不该颓唐，因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是那段光辉历史的参与者，是社会进步的英勇推动者，光荣属于这些人！

赵世秀－北京小学教师右派

赵世秀，84岁，北京市西城区马相小学（现为玉桃园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教师右派分子，聚会后找寻难友来诉衷肠。她说：由于我是从农村来的，当时我在学习《中央农业纲要四十条》的座谈会上说，听说有些农村干部要农民交公粮卖余粮，自己却不作为。这就成了“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右派分子，到工厂劳动改造，“文革”时又被遣送回原籍农村，还株连丈夫受迫害自杀。1979年改正时，小学校根据区教育局的精神认为，我在反右期间说的话仍然有错，对此我拒不签字以示抗议，后被改为我的“言论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至今，我的退休工资仍比同代人低一级。2006年6月，我的女儿从网上看到20年前就已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中办发[1986]6号）和中央组织部、统战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联合发布《关于因冤假错案造成工资级别明显偏低应予适当照顾的规定》（组通字[1986]45号），其中规定，对错划右派的低工资者应予适当照顾。为此，我上访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人事处，要求按规定调整退休工资，却被以“北京市未转发中央文件”为由而拒绝；我给北京市有关部门和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温家宝总理写信，杳无音信。子女们对我的右派问题一直很不理解，总认为我肯定还说了什幺错话，才成为右派分子而惨遭劫难。对此，我有口难辩，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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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群众的反右受迫害者更多

――北京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聚会纪实的读者评论

俞梅荪

2007年3月3日，61名右派老人（现为1160名联署）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和4月6日右派老人聚会以来，收到不少来信和网上留言，使参加聚会的老人们很受启发和鼓舞，摘要如下：

茆家升（安徽省黄山疗养院 19 岁的医生右派分子）：我们这批受难者，均年事已高，我这个当年全国最小的右派之一，也将年满 70岁了。看到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材料所反映的基本都是知识界的，符合历史真实情况。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受苦难、受冤屈更深的普通老百姓，在55 万右派分子中，知识界所占比例并不很大，受迫害更多的依然是普通群众！为此，我曾于2004 年出版《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一书。……此书目前已被国内各重点高校和港台高校及研究单位、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收藏。国内外多家网站，或全文或部分刊布。值此丁酉之难五十周年之际，我个人愿尽棉薄之力，编纂下一部书，暂定名曰：《丁酉之难五十周年的民间记忆》，着重点依然是最底层的受反右派之难者，当然也不排斥知识界的。

严家伟（四川省高木顶石油勘探队19岁的职工右派分子，刑满至今，仍未改正的“真”右派分子）：1957年我因对流沙河的诗发表了一点不同意见而成了右派分子，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并写信告诉同学，又成“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1979年落实政策时，因我当年所在的石油勘探队早己撤消，其上级主管单位――四川石油管理局的人推说“你已判刑，我们这里没有你的档案，你找法院去解决”。法院却只“部份纠错”，承认我的右派言论不属犯罪，却将收听美国之音和给同学写信定为“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煽动罪”，将刑期由15年改为10年。至今我还是刑满就业人员的待遇，每月350元生活费，真是天下奇冤。30年来，我一直申诉、信访、上访，法院就是不理。2006年，泸州市法院的法官说：“反右的案子已经过去几十年，一律不再复查了”。现在，我要问问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反右的案子是不是中央有政策一律不复查了，如果有，就请公开予以答复；如果没有，那幺法院有什幺权力如此执法违法，蛮不讲理？我今年70岁了，蒙冤受屈几十年，还要拖到哪一天？敬请海内外朋友支持一个古稀老人这一点合理的要求！（注：这是笔者遇到的唯一未被改正的“真”右派分子）

王工（79 岁，中共蚌埠市委宣传部干部右派分子，改正后从业律师，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极为珍贵的口述历史，是多少人用热血和生命凝结的经验教训，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啊！如不及时抢救则湮没殆尽。希望继续发掘下去，留给后人。

胡崇真（成都量具刃具厂的23岁职工右派分子，现为该厂退休高级经济师）：61位右派分子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信，呼出了我们的心声和愿望，我代表本厂28位右派分子难友向你们致以谢意，送上其中24位联署上书的名单。1957 年之前，我在北京的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为支缓西部三线建设，志愿申请到成都量具刃具厂工作，1957 年底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每月生活费20 元，1979 年被改正。目前我们这些右派难友老弱病残者居多，特别是在企业退休的生活穷困潦倒。

陈影（开封机械厂职工右派分子，在该厂退休）：衷心地感谢您们办了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羊子（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遗孀）：中共对其各种暴行，历来采取强迫民众遗忘的做法，堪称世界一绝。我是右派分子的女儿，又是右派分子的妻子，属于双料了。请代我签名联署。我感觉无力，无情的时间老人，并不站在受迫害者的一边，反右必然会翻案，但是，直接受害人难能亲眼目睹的了，连我这个\"下一代\"的年龄，也已入黄昏，古来稀的岁月了。再过几年，我们这些人终将离去，尽管没人理睬，我还是要说：快快清算毛泽东的遗毒，肃清现今在中国社会里大量的小毛泽东们！

巫一毛（北大右派教授巫宁坤之女）：同为右派后代，感谢你们站出来，为右派说话。

武宜三：如个个右派及其后代都有这种胆识和劲头，右案何愁不翻！

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看到右派联署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很好！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我签名支持！

马重基（1949年参军的老同志）：今年是毛泽东策划并发动“阳谋”五十周年。一切忧思着我们国家、民族和老百姓命运的人，都在关注着将会怎样纪念这个无法被历史泯灭的日子。我接得许医农老战友发来的《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聚会》图文，许医农写道：“反右运动堪称国殇！岂容当局一手遮天，从中国历史和亿万中国人心中抹去？！”为此，我把此件转发给老战友们参阅。

王均（原人民日报记者）：历史是血泪！真实是感动！苦难是力量！

周洪（深圳小业主）：老右派－旧帐－新政权－民主－中国人的悲哀——中国人的梦——历史不能轻易忘怀——重要的是反思－为什幺？－西方为何不会发生？－封建文化传统－加上－由暴力革命产生的新政权所生－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大起大落的历史，其中的各种冤假错案实在太多，无法计算。－根源在哪里？－文化！

野火（广东作家）：毛泽东的所谓反右派等政治清洗运动终将被历史清算，也许我们都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高洪（国际导游）：我在以色列看到，他们认真地为每一位在二战死难的犹太人，做出文字记录，传给后人。

阿森（澳洲华人作家）：这件事做得好，在中国应该促使政府建立赔偿制度，不是简单地平反就能了事，重要的是肇事者要受到制裁。

齐家贞（澳洲华人作家）：1957年时我在成都读中学，年龄小了一点而没成右派分子。两年后，我成了反革命分子。“右派”和“反革命”是兄弟，都是受害人，要团结一致，捍卫我们正当的权益。

一平（美国华人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留下真实的记录，这就够了！

网上留言摘要：

赵鹏万和刘允章（夫妻右派分子）：坚决支持61位右派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所提各点，还我青春，还我自由！

陈岩：我们是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右派分子，被校方押送乌苏里江畔“劳动察看”22年整，九死一生，一言难尽！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上书，请求国家赔偿是我们的宿愿，现把我们的签名发给你。索赔必胜！

钱志清：我的母亲现己84岁，她曾被打成右派分子，饱受折磨，对共产党十分恐惧，仍生活在痛苦之中。如果共产党不向右派道歉并给予补偿，她是不会真正感到享有人的尊严，不会相信不再受到政治迫害。

右派妻子：我为是右派分子的妻子而自豪，我与先生共处二十多年，在他的身上看懂了许多，今天仿佛又看到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个充满青春活力，有民族正义感的年轻人，反右时拿起了笔杆子做他该做事，在毛泽东时代让他度过苦难的二十三年，反而把他磨练得更坚强。现在，我每天看到他都在和文字打交道，我问，你为啥老是埋头苦读、苦写？他答：要把我和所有与我在同一战线的战友们的一生留给后人，将来让他们解读那个邪恶、独裁的年代。

申今宙（72岁，中国退休科研人员，现居加拿大）：50年了，您们终于提出了最起码的要求，这是做为“人”的要求。这与意识形态和主义之争无关，是鉴别政党政府民意机关及整个社会文明与野蛮的试金石。也许您们及我看不到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您们及千千万万被权力侵害者的维权声音，必将是中国特色“人权宣言”！于2007-03-05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日

林牧晨：无论左右皆合法，反右迫害是违法，违法必究方成法，除非特权大于法。

周肇锡（西北工业大学退休数学教授）：正义在你们（也是在我们）这一边，一定会成功！

刘自文（秦皇岛电视台）支持老右们的正义行动！敬佩老右们的勇气！

李一畅（英国）：虽然我们没有经历反右运动，亲属也未被打成右派，但我们接触过一些右派分子，觉得他们是一群智能、正直、坦诚的人；我们对右派及其亲属多年来的悲惨遭遇深感同情。国家不仅应当公开承认罪错，并应对受害者经济补偿，应当允许公开讨论、研究反右问题，这有助于吸取历史教训，而遮遮掩掩则无助于维护“形象”。

吴雅楠：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五十？！一个民族能经得起多少痛苦历史的遗忘？！

冉云飞：和解需要真相，需要理性的追索与有原则的妥协，和解需要面对灾难，做出深刻的反思与道歉。

刘冰（四川德阳）：无论“平反”或是道歉，都必须承认那场运动全错了。当局历来为了“权威”与“稳定”是从不认错的！这正是无任何民主意识，缺乏自知之明的悲哀！

李文：这是一笔反人类的帐，必须算！当事人如得不到清算，子孙后代也要清算；欠债愈久，还债愈多！和解不应该由受害者倡导。

龚百修：右派无罪，允许左、中、右都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如此这般，真理才会越辩越明。

华夏网1：老年人为真相奋斗，你说这民族还有啥希望？所以纪念“反右”50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一点儿也不错的。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制度，而不是人。右派分子至少有两类：成右派之前真有右派思想，是真的右派；完全没有右派思想，是莫名其妙地被指定为右派分子的。我对第一类，是敬仰：咱中国也是有明白人的，只是国家不幸，明白人斗不过流氓；对第二类，至少我自己，如果生在那个年代，很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我的老爹也曾是学生右派，他本来没有右派思想却被指定为右派，现在他已经几乎成为真正的右派了。

华夏网2：这些右派分子和非右派人士向中共索取右派赔偿的倡议，尽管我很难相信中共能够做出任何赔偿，我感到有希望的是，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们，终于勇敢地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了。我想，我已故右派分子父亲若九泉之下有知，必定感到欣慰。

华夏网3：从1957年反右开始，社会上就不能开展政治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 共产党内也听不到反对声音了。连小孩子们在家也被父母悄声告诫“在外面不能乱讲话呀！”。有才华有影响的人们也只能做“皇帝的新衣”里的大臣，而不能像那男孩一样说真话。邓小平为了保证那场曾由自己直接领导的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给几个人平反，再用这几个人的案情，去给那整个涉及几十万人的大案定性。结果，这就使得许许多多的“右派分子”在蒙冤受屈二十余年后，至多只能获得“改正”，而不能获得“平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整人者所应给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机关所应给予的赔偿。邓小平如此行事很难不让人理解为：他宁可不给蒙冤受屈二十余年的数十万人彻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损失。

李君一（36岁，上海自由职业者）：我读过很多历史书籍，包括中共这几十年的历史回忆文章。我们这几十年的历史，每一页都是血泪。大屠杀、大迫害、大饥荒，这样的字眼，令人不得不怀疑，我们这个民族，离现代人类的文明，差距何止千年。

百年共和之梦，除了留下血迹斑斑的悲惨记忆，我们这一百年好象是白过了。历史真是在给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开了玩笑！

如今又是世纪之交，在一片盛世高歌之中，似乎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这只是百年前的一个翻版。强权抹去了这个民族的记忆，打碎了这个民族的良知，抽去了这个民族的勇气。我们这样的言论，百年前会令许多的人鼓舞，而今天会令很多的人胆怯，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无可奈何。但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我们没有理由听凭强权与邪恶永远的遮蔽蓝天，没有理由眼看着这个民族永远地远离人类的普适价值，更没有理由将重任留给子孙后代。

此次右派上书“公开信”的活动，在我看来，就是中华民族圆共和之梦的一个很好开始。在钦佩你们的勇气之时，也愿效犬马之劳。

附记：

香港《动向》杂志4月号刊出6日聚会的图文诗4000字，由于是急就章，文字表达不准确且有差误，又请其中17位老人修改审定其发言，经修改补充，现为1万余字。

在上书和聚会之后，任众和我收到不少来信，摘录为本文续篇《普通群众的反右受迫害者更多――读者评论》。

本文完稿于2007年5月17日，在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50周年纪念日，本文谨献给其中的殉难者。

 

20070406-反右斗争50周年纪念会

为林昭等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2007年4月6日，任众、铁流、燕遯符等30多位当年的右派分子难友在北京聚会，纪念“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在1957年的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刚过，一场寒流突然袭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幺？》，全国开始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各地55万优秀知识分子被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打成右派分子，被判刑入狱，被送到劳改农场教养，被送到农村、工厂监督劳动，达20余年；不少人自杀或被折磨致死，有的被以反革命罪枪毙；株连家人、亲友，达上千万人。如今，右派分子幸存者已不足五分之一或更少，最年轻的已70岁。他们虽已垂暮之年，但当年为使祖国走向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和追求始终没有改变。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重蹈覆辙，50年后的今天，他们第一次聚在一起呐喊：反思历史，开放言禁，彻底推翻反右冤案，赔偿受难者的损失。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本图文诗为这一历史的瞬间佐证。

王效道

王效道，79岁，北京大学教授，我国医学心理学科创建人。他说：我从辅仁大学毕业，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对某学生17岁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说了一些同情的话，结果自己却成了右派分子。最近，61位右派分子发起致中共中央的信很好，我希望大家继续分别上书。我建议成立反右纪念馆，成为右派分子的园地。

王效道－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书林则徐词献会(日改6日）

右派分子聚会，王效道敬献书法作品：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王教授一笔颜体，功力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中，良医皆善书法；有“进为良相，退为良医”之说。一生皆效王道之良医宁非此耶！

任众

任众，北京市公安局的23岁右派分子，他1945年参加八路军，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他说：3月3日，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之际，我们61名右派难友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开放言禁，平反冤案，赔偿损失的公开信发表以来，海内外不少右派难友来电话要求联署，有的说起往事就哽咽失语，我就陪着哭。想当初，我们都是热爱中共的好人，响应党的号召而提意见并没有错，是毛泽东的“阳谋”错了。现在我们上书所提出的诉求，是正义的、依法的，没有任何过激行为。由于我比大家年轻就跑腿操办此事，公开自己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右派分子签名者现已达千余人。古云：上善莫若水；今曰：无畏乃仁人。任众的作品有回忆录《活过。爱过。奋斗过》；作家刘心武根据任众的传奇人生写成《树与林同在》，此书1999年在国内出版，还被译成法文出版。

铁流

铁流，又名晓枫，《成都日报》的21岁记者右派分子，他曾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共青团机关团委副书记，因小说《给团省委一封信》而成为极右分子，拒不认罪又被判刑，劳改23年；1980年被改正后回报社，1993年退休。他首先发言：早在1987年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时，刘宾雁、许良英、方励之等右派分子发起“反右研讨会”，因右派分子费孝通和钱伟长的出卖而流产。在五十周年的今日，我们能够在这里顺利聚会，说明右派分子已经觉醒和成熟了，敢于向当局发出要求推进民主、开放言禁、彻底平反、赔偿损失的声音了！当年我们55万风华正茂的一代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历经50年的苦难，如今在世的已经不到五分之一，我们这些是最年轻的，都已70多岁，过两年就都不行了，我们如果再不发出声音，这段历史将被湮灭。我们在生命最后关头的呐喊，是对历史的奉献、对死难者的奉献、对后人的奉献。他献诗曰：“油干灯灭留希望，回归民主是建言；此生不幸中恶计，还我人格要尊严。”

燕遯符

燕遯符，北京大学物理系的19 岁学生右派分子，家学渊源，其父乃熊十力、董必武的学生。她在纺织厂劳动改造二十余年，是最早公开向中共索赔者。她说：在反右派运动中有“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要加以保护”的所谓政策规定，这是公然宣布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是打击对象。我们理科学生习惯于如实记录和报告所见所闻。1957年，中共要我们评说社会现象，我们自然就把所见“皇帝的新衣”如实直指出来，却招来灭顶之灾。我们物理系54级抓了60个右派分子，是本年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毛泽东不讲信义，发动反右斗争，以“杀鸡儆猴”，使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万马齐喑，又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不如死，其危害直至今日，我们要讨回尊严。

吴美潮73岁及其含辛茹苦的母亲94岁

吴美潮，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的学生右派分子，其岳父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班长，湖南省副省长，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周的两个儿子即吴的妻兄都是右派分子。他说：我和顾准一样，也是摘帽后又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在2005年10月6日《北京晚报》上撰文呼吁：反右是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幺？》开始的，应把6月8日定为“右友节”。73岁的他，携其相依为命的94岁母亲来聚会。

王书瑶

王书瑶，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右派分子，国家税务总局退休研究员。他说：在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中，我贴出“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呼吁要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因此成了极右派分子，开除学籍、团籍，送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口粮最少时每天只有三两，后被送到新疆劳改。1979年我被改正后，从事我国前沿的数理经济学研究，建立《无形价值论》，其理论的核心部分是我改写了马克思的价值公式，即把Q＝C＋v+m改写为Q=C+v+m+jw，其中的jw，是无形价值转化成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即为技术进步贡献的份额；还有“我国财政运用最大与国民产出最大不兼容原理”等研究成果。近年完成北大反右运动始末的纪实书稿《燕园风雨铸人生，未名湖畔花开花又落》25万字。

陈奉孝

陈奉孝，北京大学数学系21岁的学生右派分子，山东潍坊中学退休教师。他说：当年北大学生成立百花学社并创刊《广场》杂志，我当选为秘书长，参与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当时专为反右斗争开展严打行动而来的新任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大会上兴师问罪，我贴出《如此伎俩》和《年轻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两张大字报来反击而成右派分子。后来我试图到国外求学被抓回，判刑反革命罪而铁窗20多年。北大抓了699名右派（另有记载为800多人），其中589名学生，110名教师，在校师生共10382名，超过百分之五的右派指标，我国的教育事业从此一落千丈。我在狱中从不认罪，被吊起来毒打，戴着48斤重的脚镣，身上留有三处伤疤，还曾陪绑刑场枪毙，被枪毙者的脑袋开花，脑浆迸裂，溅我一身。我先后被关押在黑龙江、内蒙等7个劳改农场。在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同队的75人，只有29人活下来。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所描写右派分子的苦难，只有我的万分之一。我的同学死难者有，刘奇弟为胡风鸣冤而在狱中绝食致死，黄宗羲、林昭、顾文选、张锡琨等被枪毙，还有不少在劳改中折磨致死。1979年，我的反革命罪被改判，右派分子却被拒绝改正。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指示：“右派分子改正不要留尾巴”，我才被改正。反右派运动是我一生苦难的源头，我的家庭破碎，父母双亡，弟弟和妹妹受株连，这是我永远的痛疚。如今，我的老年时代仍然在蹒跚上访。现在大家要求索赔很好，其实我对赔不赔无所谓，而是要讨回历史真相，促进我国早日实现民主化。（4月6日北京右派聚会后，他闻讯从山东赶来会难友，一吐衷肠。）

蒋绥敏

蒋绥敏，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23岁技术员右派分子，改正后入党，担任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退休后担任北京市地质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他说：我小学没有毕业，是打工仔，当时因为太拥护毛主席而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整风而向党交心，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后来政治风云突变，我被大会批斗，还要我下跪。我说除非把我的头割下来，结果成了极右分子，被送到北京北苑和团河（劳改）农场劳改多年。1966年，农场号召我们支边，说是到了新疆就可成为普通劳动者，政治上不再受歧视，我和不少难友积极响应号召，被敲锣打鼓地欢送，每人戴着大红花上了火车，经4天到达吐鲁番下车时，却被荷枪实弹一个连的军人包围，才知被愚弄了，被武装押送乘车5天，来到南疆西部麦盖提县边上的戈壁滩，编入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54团8队（劳改队）。在那里修渠建坝，每天要挖7立方米土方，吃不饱又挨冻，与其累饿致死，不如逃跑，却被人告密，我被捆绑吊打后，戴着手铐在地窖里关押一年多，乘解手之际跳入河里，差一点被开枪击毙，我游到对岸，钻进树林，用石头砸开手铐逃跑了。由于不会偷又不会抢，讨饭又拉不下面子，沿途忍饥挨饿，被收容；又从收容站逃跑，被抓进乌鲁木齐新疆建设兵团大狱。农三师来人把我押解回去，我在收容站戴着手铐挖地洞逃脱，躲过骑兵的马队追捕，横穿戈壁滩、塔克拉玛干，几经死里逃生，最后在库尔勒地区轮台县革湖公社隐姓埋名地生存下来，直至1979年回到北京原单位被改正。之后，我努力工作，爱打抱不平，被千余名职工选为职工代表大会主席；被中共动员入了党，担任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1987年我被群众高票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由于单位领导担心我从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掌握其经济问题，我被做大后对其构成威胁，就在背后以我曾是右派分子为由，非法把我撤下。我酷爱读书，收集了许多关于反右和文革的禁书，我崇拜李慎之（原右派分子）、李锐（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自费把他俩的书（禁书）和其它书复印了上千本，送给青年人。我总想为促进社会进步做点什幺，现在中共党员里有一半是不相信党的。如今我开始撰写回忆录《死里逃生》。

董家康

董家康，北京工业学院（现为理工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汽车制造厂退休工程师。他说：我16岁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汽车系，三年级时赶上反右，领导对我说，要完成右派指标，不然在反右运动中就没有成绩，于是把我当成右派分子。之后，我在农村和矿井下劳动改造，“文革”时眼睛被打成重伤，到同仁医院急诊，因我是右派分子而被拒绝治疗，右眼就瞎了。我的工资一直只有48元，1979年改正时，工资未调级，瞎眼未补偿，直到多年后的工资制度改革才调级。现在，中央领导和主流社会，对右派分子的屈辱和苦难根本就没有概念，我们必须发出声音。

左起徐光华和徐万华两兄弟右派

徐光华，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市西城区街道办事处退休。他和徐万华是两兄弟右派分子，当年都被送到新疆劳改。1979年被改正后，徐万华在乌鲁木齐师范大学就业、退休定居，专程来北京赴会。徐光华说：1957年我在北师大一年级暑假，为干部们跑腿通知开会而成了右派分子。我们常年在煤矿井下劳改，正如现在的矿难频发，经常死人，我能活着出来已是万幸。我当了一辈子右派分子，结果却因被错划而又被改正，竟成假的了，北师大的几百个右派分子结果没有一个是真的。至今，我也没有见过真的右派分子，不知右派分子在哪里，真是天下奇闻。我要把这稀奇古怪的事情留给后人，这在全国各地不知还有多少啊！（注：在座的都是被改正的假右派分子）

博绳武，17岁的最年轻北大右派

博绳武，68岁，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他说：我16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时因写了几句实话而成右派分子仅17岁，劳改劳教10多年，可能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右派分子。1979年被改正后，到一家电子小企业（现属北京瑞普电子集团）就业，当时中共要我入党，我反而舍不得右派分子这个头衔而没有入党。由于企业不景气，退休收入很低。

刘恪山

刘恪山，中国少先队队徽设计者，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的编辑右派分子。1997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退休编审。他说：由于我是日本侵华的“九一八”那天出生的，所以成了右派分子而一辈子倒霉。

李泰伦

李泰伦，北京第九中学教师右派分子。他说：家父李国焕是国民党少将，在成都长期担任独立旅旅长，曾不断从监狱里救出许多共产党人，1950年12月他率领胡宗南残部在温江地区起义，却在1952年肃反时被枪毙，房产被没收。1957年，我说共产党不讲信用，要求为家父平反却成了右派分子。我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时抗拒改造，后被关进监狱19年。我一直反改造，死不改悔，曾死过三次，上帝保佑我又活过来了。后来家父被平反，我被改正，都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我重返中学，43岁才恋爱结婚。在我后来任副校长时被反复动员而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退休后，2006年又是社区模范党员。当年我是21岁的热血青年，被毛泽东欺骗，青春被吞噬，回想起来痛心疾首。我姐李岫中1936年到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员，抗日牺牲在太行山。如今我已71岁，只要我活着，就要为维护我的权益而奋斗！

程玉章

程玉章，铁道部航空勘测考察事务所的俄文翻译右派分子。他说：当时，我与不懂业务瞎指挥的领导和苏联专家有矛盾而成了右派分子，在农村劳动改造许多年。现在我是全国遥感技术高级工程师，晋级比别人晚了20年，至今仍比同代专家低一级工资，相应诸待遇也低许多。我们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我的拳拳报国之心一直没有泯灭。我像右派诗人艾青那样，眼里经常含着泪，心中淌着血，因为我实在太爱这块土地和人民了。如果没有这些政治运动，我们的国家要比现在兴旺发达得多。

刘钿湘

刘钿湘，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的警察右派分子。他说：我没有读过什幺书，也不知右派为何物，多少只因感到当警察没有出路，工作不安心而与领导有矛盾就成了右派分子。

陈端昭

陈端昭，北京沙板庄中学的教师右派分子。他说：我的父亲原是国民党《中央日报》驻东北分社社长，他支持中共并与地下党葛佩琦关系密切。由于葛佩琦是大右派，我和长兄也就都成了右派分子。我曾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一起劳改。当年毛泽东不断向蒋介石提出“军队要国家化，政治要民主化。”现在，中共自己反而没有跟上。

陈端昭75岁，骑自行车赴会。（骑车的还有王效道79岁、张广盛75岁、刘钿湘73岁、等10来位）。

陶省

陶省，河北省某中学退休教师。他说：反右派运动仍然没有翻案，今后是否还会发生“反右”和“文革”？我不敢肯定。我在课堂上经常对学生说，20世纪我国发生的两次大屠杀，一次是日本侵华的南京大屠杀，一次就是反右派运动。我信仰人道主义，期盼消灭暴力！

沈志庸

沈志庸：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调干学生（干部上学）。他说：当时我劝几位同学不要去鸣放提意见，结果自己却成了右派分子。我参加61人联署上书中共中央，这是要发出我们的声音，维护我们的尊严。我们是受害者，不等于就有觉悟，只有努力提高，才能有觉悟，才能对得起右派分子的身份。右派比左派好，不是天生的高明，要展望明天，不要再说“亲爱的党了。”我常问党员：你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吗？

万耀球

万耀球，1949年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北京大学生物系的26岁职员右派分子，又被诬为反革命而入狱，现为生物系离休处级干部；其父李奇中（万随母姓）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4年加入中共，参加南昌起义后为红四军的团长，1949年后为国务院参事。他说：不少人今天不敢来聚会，怕被一网打尽。其实在反右派运动中，不是因为你说了什幺，当年就有负责人对我说，是按人数比例凑的数，不然就完不成抓右派的指标任务。这是故意整人。1995年《国家赔偿法》发布，我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写信要求赔偿，后来《司法解释》说是《国家赔偿法》对反右派运动没有追溯力。但是，在1950至1953年的肃反运动却有追溯力，杀了许多民国时期无辜的普通公务人员等（注：据1954年1月公安部报告，镇反运动被处决71.2万人），天下太平以后还要杀戮前朝的人，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是暴力复辟。后来听说国家正在考虑解决右派赔偿问题，再后来又听说是四川的一个右派分子给布什写信，布什把此信给了胡锦涛，胡回答说是正在考虑解决。我看是不可能解决的，不然，文革、六四、法轮功等等太多的欠债，都要索赔怎幺办。只有等到毛泽东被否定时才可能赔偿，但我们必须发出声音，要坚持不懈。我的回忆录《滚爬血腥路》30万字留给后人。好在历史是全国人民写的。

姚仁杰

姚仁杰，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助教右派分子，现为北大退休教授。他说：我写了回忆录《与北大同行》100万字，却无处出版。中共经常告诫日本人要以史为鉴，其实中共自己更要以史为鉴。我的书留下的历史，是给中共以史为鉴。当年毛泽东说：“苏联是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俄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明天。

纪增善

纪增善，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光华染织厂退休。他说：不论是什幺阳谋，还是阴谋，整人都是非法的；党怎幺有权判刑。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苦难太多了，对中共的积怨太深了，尽管我们不可能得到什幺赔偿，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不断地提出索赔，记录在案。不然，当局就会说，因为没有人提出索赔就没有这回事了。长此以往，反右就被湮没。为使后代人不再重演这一悲剧，我们依法维权提出诉求，要抗争到底，直至我们的子孙继续努力，我要立下遗嘱，由儿孙们继续索赔。

刘显生

刘显生，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市化学建材厂退休。他说，大家互称“难友”已经五十年了，这个称谓不好，有自卑的成分。今后，要改称为“战友”，我们要昂起头来，理直气壮的走向未来！

戴铭辛

戴铭辛，北京工业学院（现为理工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中国纺织总会退休，燕遁符的丈夫。他说：当时班干部点名要我提意见，我说了一句至今仍不知道错在哪里的话：“整风不是请人提意见吗，人家提了却翻过来要反人家，这是不对的。”因此而成了极右分子，被送去劳动改造。另有1054级同窗学友说：“戴铭辛怎幺是右派？他不会是右派。”结果他也成了右派。这样的荒唐事在当时比比皆是。由于我校培养军工人才，学生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入学，在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却又被从严整治，全校四千多师生划了四百多名右派分子，超过百分之十，是原定右派指标百分之五的一倍。我从小不关心政治，只知一心读书，但是政治却找上我。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打天下时则无往而不胜，但以此来治天下却要亡党亡国。我至今仍然不明白，什幺叫国家、政党、专政。广大右派分子老人都是默默奉献社会的草根百姓，是这个民族的根，但决不是窝囊之人。今天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太捶胸顿足地要讨个说法实为无奈，我们要把真话留在人间，不然一旦去了阴曹地府，人话是无法与鬼沟通的。当年，如果当局者稍有一丁点儿的和谐想法，这可免去多少百姓50年来的血和泪，以及今天当政者的烦恼啊！

张广盛

张广盛，北京工业学院（现为理工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北京齿轮总厂离休。他说：1949年之前，我积极参加革命，反对国民党专制。1949年以后，我又积极参加肃反运动，抓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后来发现不是反革命又纠正了。反右派运动时，北京的各个单位按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要求：“抓右派不能低于本单位人数的百分之五。”我只因说了一句：“有些人为了入党而拍马屁。”另一位同学说了一句：“反右如同唱戏。”结果都成了右派分子，长期劳动改造。1979年我被改正后，因工作出色，在中共的反复要求下入党，2006年被评为社区模范党员。我们提出索赔很重要，由于难以实现，期望不要高，但是一定要坚持发出声音，使后代人知道历史的真相！去年，新华社记者还说，反右是对的呢！一些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说，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

纪由

纪由，北京市丰台区工会的干部右派分子，现为离休干部，79岁。他说：我原来无限忠于共产党，为维护党的政策而得罪一些坏人，被陷害成右派分子，成了敌人。在狱中觉悟到毛主席和共产党说的与做的完全不一样，我开始反对毛泽东。我给毛泽东写信，指出他的著作本身的自相矛盾和他的言行不一之处，结果成了反革命分子，差一点死刑。我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那里不屈不挠。1980年，我单位当年陷害我的人，在给我落实政策时留尾巴，不恢复我的干部工作，不返还20余年的工资，对我很歧视。为此，我找到时任中共丰台区委常务副书记陈昊苏（陈毅之子，后为北京市副市长、中国对外友协会长）要求解决，他对我敷衍了事。如今我们提出索赔，不是中共赔不起或不愿赔就算了，我们要坚持到底。《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幺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遇罗勉

遇罗勉，其父母都是右派分子，其兄遇罗文流亡美国。他说：我的父母生性胆小，平日谨小慎微而远离政治，却因为两句话成了右派分子。当时，母亲王秋琳在章乃器（右派分子）被批判时说：“章乃器是否是好人？”。父亲遇崇基在右派分子受到人身攻击时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冰冰的”。这两句话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而成了右派分子。父亲在劳改农场许多年，没被饿死、病死已属万幸。他在1988年去世之前，一直在追讨经济补偿而没有结果。我的哥哥遇罗克在上学时提出“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被处以死刑；我姐遇罗锦在上学时因日记被人发现而劳教3年，她自己对自己说话都不行。现在也是如此，反右问题不许提，新华社的离休记者（新四军老战士）戴煌忆右派岁月的《九死一生》，章诒和的《往事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书和有关反右的言论、文章一概被禁。在座的各位前辈以垂暮之年，顶着各种压力的一声疾呼，使我很感动，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都有责任为讨回公道，继续努力。

俞梅荪

俞梅荪：家父俞彪文，原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工作，拒绝去台湾而受中共指派赴北京参与创建新中国的保险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而成右派，自杀后被开除公职，终年31岁。当时我4岁，弟弟俞颂荪1岁，母亲被下放农村劳动，株连祖母被迫退休，还株连家父的姐姐俞湘文被调离报社，自杀未遂患精神病。我和弟弟因从小受社会歧视，弟弟在“文革”中曾自杀，获救后患精神病，至今长期住在精神病医院。我的祖父俞颂华，1919年在上海《学灯》杂志任主编，曾转发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时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和瞿秋白一起考察苏联，见过列宁；1937年初，时任上海《申报》及其周刊主编，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携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之会面。在1949年之前，他们一直冒着风险积极支持中共，1957年却反遭劫难，家破人亡。在座的各位父辈的发言使我感同身受，我有责任为之而努力。

韩大钧

韩大钧，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退休。聚会原定在一家餐馆，韩大钧与另一位老人聊天，说起他的一位低年级校友（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某位原副主任，曾与我同事），我就与他聊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谈起其1948年考上北京大学，参与革命工作的往事。由于这里停电，要改去5公里以外的餐馆聚会，出发时我问其姓名，他支支吾吾地未说，说是怕招风险。我执意询问，他问我是否有从维熙（右派作家）的《走向混沌》一书，我说有，他说在第某页上有关于他的介绍。之后，他和一位老人骑车出发了，匆忙间我未能记住。当我张罗大家上出租车后，赶忙骑车去追，未果；到目的地，未见他俩来，必是走失了。5月16日，蒋绥敏来我家修改其在本文中的一段文字，在相片里认出他，我才知其名，他也是上书的联署者，在中国科学院退休，约79岁。蒋绥敏曾去过他家，得知其妻不欢迎他与右派难友往来。聚会那天，他找了别的借口离家前来的。

杜光

杜光，79岁，1948年参加革命，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时划为右派，他是中央党校离休的马克思主义教授，致力于反右研究且成果颇丰。他因故未能到会，委托任众向与会者致敬。他来信说，从图文中看到聚会盛况，在反右50年之际，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只有拨其乱，反其正，才能揭开所谓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本质，推动民主革命的高潮早日到来。

吴庸（笔名，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右派分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退休编辑）他虽未到会却在这天撰文指出：无论是从当年受难者要求得到公正，还是从还原这段历史真相来说，右派分子的幸存者们都不能松劲儿，不能以一纸上书为满足，要再接再厉，做长久打算。……不必无奈，不可灰心，不应畏缩，不该颓唐，因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是那段光辉历史的参与者，是社会进步的英勇推动者，光荣属于这些人！

赵世秀－北京小学教师右派

赵世秀，84岁，北京市西城区马相小学（现为玉桃园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教师右派分子，聚会后找寻难友来诉衷肠。她说：由于我是从农村来的，当时我在学习《中央农业纲要四十条》的座谈会上说，听说有些农村干部要农民交公粮卖余粮，自己却不作为。这就成了“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右派分子，到工厂劳动改造，“文革”时又被遣送回原籍农村，还株连丈夫受迫害自杀。1979年改正时，小学校根据区教育局的精神认为，我在反右期间说的话仍然有错，对此我拒不签字以示抗议，后被改为我的“言论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至今，我的退休工资仍比同代人低一级。2006年6月，我的女儿从网上看到20年前就已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中办发[1986]6号）和中央组织部、统战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联合发布《关于因冤假错案造成工资级别明显偏低应予适当照顾的规定》（组通字[1986]45号），其中规定，对错划右派的低工资者应予适当照顾。为此，我上访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人事处，要求按规定调整退休工资，却被以“北京市未转发中央文件”为由而拒绝；我给北京市有关部门和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温家宝总理写信，杳无音信。子女们对我的右派问题一直很不理解，总认为我肯定还说了什幺错话，才成为右派分子而惨遭劫难。对此，我有口难辩，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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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群众的反右受迫害者更多

――北京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聚会纪实的读者评论

俞梅荪

2007年3月3日，61名右派老人（现为1160名联署）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和4月6日右派老人聚会以来，收到不少来信和网上留言，使参加聚会的老人们很受启发和鼓舞，摘要如下：

茆家升（安徽省黄山疗养院 19 岁的医生右派分子）：我们这批受难者，均年事已高，我这个当年全国最小的右派之一，也将年满 70岁了。看到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材料所反映的基本都是知识界的，符合历史真实情况。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受苦难、受冤屈更深的普通老百姓，在55 万右派分子中，知识界所占比例并不很大，受迫害更多的依然是普通群众！为此，我曾于2004 年出版《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一书。……此书目前已被国内各重点高校和港台高校及研究单位、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收藏。国内外多家网站，或全文或部分刊布。值此丁酉之难五十周年之际，我个人愿尽棉薄之力，编纂下一部书，暂定名曰：《丁酉之难五十周年的民间记忆》，着重点依然是最底层的受反右派之难者，当然也不排斥知识界的。

严家伟（四川省高木顶石油勘探队19岁的职工右派分子，刑满至今，仍未改正的“真”右派分子）：1957年我因对流沙河的诗发表了一点不同意见而成了右派分子，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并写信告诉同学，又成“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1979年落实政策时，因我当年所在的石油勘探队早己撤消，其上级主管单位――四川石油管理局的人推说“你已判刑，我们这里没有你的档案，你找法院去解决”。法院却只“部份纠错”，承认我的右派言论不属犯罪，却将收听美国之音和给同学写信定为“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煽动罪”，将刑期由15年改为10年。至今我还是刑满就业人员的待遇，每月350元生活费，真是天下奇冤。30年来，我一直申诉、信访、上访，法院就是不理。2006年，泸州市法院的法官说：“反右的案子已经过去几十年，一律不再复查了”。现在，我要问问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反右的案子是不是中央有政策一律不复查了，如果有，就请公开予以答复；如果没有，那幺法院有什幺权力如此执法违法，蛮不讲理？我今年70岁了，蒙冤受屈几十年，还要拖到哪一天？敬请海内外朋友支持一个古稀老人这一点合理的要求！（注：这是笔者遇到的唯一未被改正的“真”右派分子）

王工（79 岁，中共蚌埠市委宣传部干部右派分子，改正后从业律师，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极为珍贵的口述历史，是多少人用热血和生命凝结的经验教训，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啊！如不及时抢救则湮没殆尽。希望继续发掘下去，留给后人。

胡崇真（成都量具刃具厂的23岁职工右派分子，现为该厂退休高级经济师）：61位右派分子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信，呼出了我们的心声和愿望，我代表本厂28位右派分子难友向你们致以谢意，送上其中24位联署上书的名单。1957 年之前，我在北京的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为支缓西部三线建设，志愿申请到成都量具刃具厂工作，1957 年底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每月生活费20 元，1979 年被改正。目前我们这些右派难友老弱病残者居多，特别是在企业退休的生活穷困潦倒。

陈影（开封机械厂职工右派分子，在该厂退休）：衷心地感谢您们办了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羊子（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遗孀）：中共对其各种暴行，历来采取强迫民众遗忘的做法，堪称世界一绝。我是右派分子的女儿，又是右派分子的妻子，属于双料了。请代我签名联署。我感觉无力，无情的时间老人，并不站在受迫害者的一边，反右必然会翻案，但是，直接受害人难能亲眼目睹的了，连我这个\"下一代\"的年龄，也已入黄昏，古来稀的岁月了。再过几年，我们这些人终将离去，尽管没人理睬，我还是要说：快快清算毛泽东的遗毒，肃清现今在中国社会里大量的小毛泽东们！

巫一毛（北大右派教授巫宁坤之女）：同为右派后代，感谢你们站出来，为右派说话。

武宜三：如个个右派及其后代都有这种胆识和劲头，右案何愁不翻！

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看到右派联署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很好！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我签名支持！

马重基（1949年参军的老同志）：今年是毛泽东策划并发动“阳谋”五十周年。一切忧思着我们国家、民族和老百姓命运的人，都在关注着将会怎样纪念这个无法被历史泯灭的日子。我接得许医农老战友发来的《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聚会》图文，许医农写道：“反右运动堪称国殇！岂容当局一手遮天，从中国历史和亿万中国人心中抹去？！”为此，我把此件转发给老战友们参阅。

王均（原人民日报记者）：历史是血泪！真实是感动！苦难是力量！

周洪（深圳小业主）：老右派－旧帐－新政权－民主－中国人的悲哀——中国人的梦——历史不能轻易忘怀——重要的是反思－为什幺？－西方为何不会发生？－封建文化传统－加上－由暴力革命产生的新政权所生－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大起大落的历史，其中的各种冤假错案实在太多，无法计算。－根源在哪里？－文化！

野火（广东作家）：毛泽东的所谓反右派等政治清洗运动终将被历史清算，也许我们都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高洪（国际导游）：我在以色列看到，他们认真地为每一位在二战死难的犹太人，做出文字记录，传给后人。

阿森（澳洲华人作家）：这件事做得好，在中国应该促使政府建立赔偿制度，不是简单地平反就能了事，重要的是肇事者要受到制裁。

齐家贞（澳洲华人作家）：1957年时我在成都读中学，年龄小了一点而没成右派分子。两年后，我成了反革命分子。“右派”和“反革命”是兄弟，都是受害人，要团结一致，捍卫我们正当的权益。

一平（美国华人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留下真实的记录，这就够了！

网上留言摘要：

赵鹏万和刘允章（夫妻右派分子）：坚决支持61位右派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所提各点，还我青春，还我自由！

陈岩：我们是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右派分子，被校方押送乌苏里江畔“劳动察看”22年整，九死一生，一言难尽！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上书，请求国家赔偿是我们的宿愿，现把我们的签名发给你。索赔必胜！

钱志清：我的母亲现己84岁，她曾被打成右派分子，饱受折磨，对共产党十分恐惧，仍生活在痛苦之中。如果共产党不向右派道歉并给予补偿，她是不会真正感到享有人的尊严，不会相信不再受到政治迫害。

右派妻子：我为是右派分子的妻子而自豪，我与先生共处二十多年，在他的身上看懂了许多，今天仿佛又看到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个充满青春活力，有民族正义感的年轻人，反右时拿起了笔杆子做他该做事，在毛泽东时代让他度过苦难的二十三年，反而把他磨练得更坚强。现在，我每天看到他都在和文字打交道，我问，你为啥老是埋头苦读、苦写？他答：要把我和所有与我在同一战线的战友们的一生留给后人，将来让他们解读那个邪恶、独裁的年代。

申今宙（72岁，中国退休科研人员，现居加拿大）：50年了，您们终于提出了最起码的要求，这是做为“人”的要求。这与意识形态和主义之争无关，是鉴别政党政府民意机关及整个社会文明与野蛮的试金石。也许您们及我看不到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您们及千千万万被权力侵害者的维权声音，必将是中国特色“人权宣言”！于2007-03-05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日

林牧晨：无论左右皆合法，反右迫害是违法，违法必究方成法，除非特权大于法。

周肇锡（西北工业大学退休数学教授）：正义在你们（也是在我们）这一边，一定会成功！

刘自文（秦皇岛电视台）支持老右们的正义行动！敬佩老右们的勇气！

李一畅（英国）：虽然我们没有经历反右运动，亲属也未被打成右派，但我们接触过一些右派分子，觉得他们是一群智能、正直、坦诚的人；我们对右派及其亲属多年来的悲惨遭遇深感同情。国家不仅应当公开承认罪错，并应对受害者经济补偿，应当允许公开讨论、研究反右问题，这有助于吸取历史教训，而遮遮掩掩则无助于维护“形象”。

吴雅楠：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五十？！一个民族能经得起多少痛苦历史的遗忘？！

冉云飞：和解需要真相，需要理性的追索与有原则的妥协，和解需要面对灾难，做出深刻的反思与道歉。

刘冰（四川德阳）：无论“平反”或是道歉，都必须承认那场运动全错了。当局历来为了“权威”与“稳定”是从不认错的！这正是无任何民主意识，缺乏自知之明的悲哀！

李文：这是一笔反人类的帐，必须算！当事人如得不到清算，子孙后代也要清算；欠债愈久，还债愈多！和解不应该由受害者倡导。

龚百修：右派无罪，允许左、中、右都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如此这般，真理才会越辩越明。

华夏网1：老年人为真相奋斗，你说这民族还有啥希望？所以纪念“反右”50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一点儿也不错的。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制度，而不是人。右派分子至少有两类：成右派之前真有右派思想，是真的右派；完全没有右派思想，是莫名其妙地被指定为右派分子的。我对第一类，是敬仰：咱中国也是有明白人的，只是国家不幸，明白人斗不过流氓；对第二类，至少我自己，如果生在那个年代，很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我的老爹也曾是学生右派，他本来没有右派思想却被指定为右派，现在他已经几乎成为真正的右派了。

华夏网2：这些右派分子和非右派人士向中共索取右派赔偿的倡议，尽管我很难相信中共能够做出任何赔偿，我感到有希望的是，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们，终于勇敢地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了。我想，我已故右派分子父亲若九泉之下有知，必定感到欣慰。

华夏网3：从1957年反右开始，社会上就不能开展政治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 共产党内也听不到反对声音了。连小孩子们在家也被父母悄声告诫“在外面不能乱讲话呀！”。有才华有影响的人们也只能做“皇帝的新衣”里的大臣，而不能像那男孩一样说真话。邓小平为了保证那场曾由自己直接领导的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给几个人平反，再用这几个人的案情，去给那整个涉及几十万人的大案定性。结果，这就使得许许多多的“右派分子”在蒙冤受屈二十余年后，至多只能获得“改正”，而不能获得“平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整人者所应给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机关所应给予的赔偿。邓小平如此行事很难不让人理解为：他宁可不给蒙冤受屈二十余年的数十万人彻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损失。

李君一（36岁，上海自由职业者）：我读过很多历史书籍，包括中共这几十年的历史回忆文章。我们这几十年的历史，每一页都是血泪。大屠杀、大迫害、大饥荒，这样的字眼，令人不得不怀疑，我们这个民族，离现代人类的文明，差距何止千年。

百年共和之梦，除了留下血迹斑斑的悲惨记忆，我们这一百年好象是白过了。历史真是在给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开了玩笑！

如今又是世纪之交，在一片盛世高歌之中，似乎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这只是百年前的一个翻版。强权抹去了这个民族的记忆，打碎了这个民族的良知，抽去了这个民族的勇气。我们这样的言论，百年前会令许多的人鼓舞，而今天会令很多的人胆怯，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无可奈何。但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我们没有理由听凭强权与邪恶永远的遮蔽蓝天，没有理由眼看着这个民族永远地远离人类的普适价值，更没有理由将重任留给子孙后代。

此次右派上书“公开信”的活动，在我看来，就是中华民族圆共和之梦的一个很好开始。在钦佩你们的勇气之时，也愿效犬马之劳。

附记：

香港《动向》杂志4月号刊出6日聚会的图文诗4000字，由于是急就章，文字表达不准确且有差误，又请其中17位老人修改审定其发言，经修改补充，现为1万余字。

在上书和聚会之后，任众和我收到不少来信，摘录为本文续篇《普通群众的反右受迫害者更多――读者评论》。

本文完稿于2007年5月17日，在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50周年纪念日，本文谨献给其中的殉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