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斗争史，它既是当权者与党内反对者进行斗争的历史，也是与党外反对者不断斗争的历史。在毛泽东生前，十次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概括和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把中共党史说成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十次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对自身历史一种概括、叙述方式。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尤其是从《联共（布）党史》那里照搬过来的。在中共历史上，六届七中全会作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延安时期为了全面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最终统一党内认识，总结经验，明确历史功过，加强党内团结，在新的基础上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做法；因而形成了用路线斗争构筑党史体系，为现实的党内斗争服务的先例。这种做法，在文革中被急于修改中共党史、确立新的道统的文革意识形态继续沿用。这种概括、叙述方式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向《联共（布）党史》借用话语系统，常常使用讲述党史的方法进行譬喻、暗示，清算历史旧账，成为他所擅长的党内斗争行之有效的特殊手段（意识形态化）；另一方面是制造当代偶像的造神运动的政治需要。所谓的路线斗争虽然在一个视角上反映了中共内部真实的矛盾史，但是这种概括和叙述方法也是服务于君王的传统史官文化、从过去推知未来的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用毛泽东曾经的成功论证以后的正确，用1949年以前论证1949年以后，以类推代替事实；在新的路线斗争尚未发生以前，就预先论定了毛泽东对立面的错误和性质。依赖戏剧化方法制造偶像，神话个人魅力，目的为权力运转提供合法性根据。

毛泽东在某次南巡时海阔天空，大谈党史，摆了摆自己所经历的“十次路线斗争”。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党的十次内部斗争做了排序：第一次是反对陈独秀，第二次是反对李立三，第三次是反对瞿秋白，第四次是反对王明，第五次是反对罗章龙，第六次是反对张国焘，第七次是反对高岗、饶漱石，第八次是反对彭德怀，第九次是反对刘少奇，第十次是反对林彪。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还明确提到：“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果然，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将其定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二）

中共的第一次路线斗争，反对陈独秀。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并连任五届。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并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应该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与此相适应，在斗争方式上，他主张采取以“游行示威”为主要的斗争方式。 1927年4月，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宣言》，主张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6月，陈独秀解散纠察队，正式承认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要求工农武装要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随后，共产党遭遇严重的挫折和失败，陈独秀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指责陈独秀为 “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王明在《红旗》上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为“无产阶级叛徒”和“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实际地控制着共产国际。国共合作，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退让，共产党遭遇严重的挫折和失败都是执行了莫斯科的命令。陈独秀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替罪羊，陈独秀案属于中共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中共的第二次路线斗争，反对李立三。

1927年7月，陈独秀被停职后，由张国焘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时间内（1927.8—1928.5），策划了三次暴动，1927年11月11日武汉暴动，12月10日长沙暴动、12月11日，广州暴动。均失败。1928年5月，瞿秋白赴苏联任党代表。这段时间中共在国内直接领导人是李立三和向忠发。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1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要求全国各地马上起义。随后，他又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把党、青年团、工会等各级机关合并成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结果是最终中共被迫撤出长沙，进攻武汉的计划也流产。李立三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立三受到迫害，1967年去世。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他举办了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

中共的第三次路线斗争，反对瞿秋白。

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政权和国民党反对派。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实行全国总暴动。1928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赴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7月，瞿秋白回国，主持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但1931年1月举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瞿秋白也被王明排挤出了中共中央领导圈。此后，瞿秋白来到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并被杀害。

中共的第四次路线斗争：反对罗章龙。

罗章龙在1928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分裂”。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目的是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明送进中共领导核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参会人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不同意王明上台的不予通知，由于代表达不到法定人数，他又允许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这样就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王明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参会的主要人物有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陈郁等，罗章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米夫和王明的做法，引起了罗章龙、何孟雄、陈郁等人的不满。散会后，陈郁率先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声明。王明为了维持自己的个人威信，竟然以米夫为靠山，对何孟雄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更是跳出来助纣为虐。接着，罗章龙等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出席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京奉铁路总工会等部门的骨干。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致共产国际信等。当何孟雄准备召开上海各级党组织会议，揭露王明破坏党组织行径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愤怒的罗章龙等人，认为此次恶性事件是王明一手造成的，出于对中央的不信任，图谋策划另立中央，这就是“第二中央”事件。193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罗章龙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着，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罗章龙被指责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开除出中共。

中共的第五次路线斗争，反对张国焘。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的会议主持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再到组建共产党，都是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中共一把手。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共同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自恃手握8万重兵的张国焘先是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军委拒绝了他，但迫于他的气势，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他还公开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自己在右路军中的旧部停止前进，准备南下。更严重的是，10月5日，他公然成立“中央”，命令中共中央改组为“北方局”，并报告他批准，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无奈，共产国际方面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张国焘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了站稳脚跟派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后来的西路军率军西进，与骁勇善战的“马家军”作战。而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战略战役目的模糊，结果西路军2万余人全军覆没。随后，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通知错误的决定》。会后，开展了3个月反对“国焘路线”的斗争，对张国焘和他的跟随者进行政治清算。1938年春，张国焘借国共共同祭扫黄帝陵的机会，钻进国民党的汽车，逃到西安，后转往武汉，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

中共的第六次路线斗争：反对王明。

王明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中共党政军干部。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1932年8月到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12次全会，会上，王明发言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苏维埃红军即将胜利，国民党迅速崩溃。根据大会精神，要求中国加紧革命战争，对中共提出了“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的六项任务。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指责，决定调毛泽东专门做政府工作，使他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接着还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1933年 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经共产国际批准，迁往中央苏区瑞金。这样一来，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苏区的党政军事务。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其失势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批判了王明的政治主张。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1950年6月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继续反省，检讨自己的错误。

中共的第七次路线斗争：反对高岗。

高岗是中共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称“东北王”。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但是，高岗却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名不副实，他觉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而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也管事太多，他们都限制了自己的权力。高岗满肚子的怨愤。1952年底，毛泽东批评国务院和周恩来的一些政策，并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门都交给高岗主管。高岗以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同时他认为，自己欲攫取更大权力的阻力和障碍首先来自刘少奇。为了搬掉刘少奇，他借政策分歧开始向刘少奇的追随者薄一波发难。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饶漱石唯高岗马首是瞻，纠集一些人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休，后经毛泽东调解才肯罢休。同年9月、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工作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攻击一直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为此，他游说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紧接着又拉拢陈云和邓小平等人与他站在一起，引起毛泽东警惕，于是毛泽东开始筹划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借故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借力陈云等人的讲话敲山震虎，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迫使高岗做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2月17日，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自杀未遂。中央遂采取措施对高岗实行管教。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1954年8月17日凌晨两点半，高岗再一次自杀，身亡。根据公开的资料，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成了孤家寡人的毛泽东曾当人面感叹：\"要是高岗活着该多好！\"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2010年8月29日，高岗铜像在高岗故居揭幕。

中共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反对彭德怀。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1960年－1961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国内有媒体披露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4060万！甚至有人推测死亡人数达到8000万。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又简称“庐山会议”。在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参加的一次常委会上，仍然肯定了工作是7分成绩、3分缺点，这为庐山会议定了调子。彭德怀却颇不识相，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认为前一阶段中共中央的工作有很大问题，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张闻天也道出了事情的真相：饥荒开始蔓延，农村在成千上万地饿死人。这样一来，彭德怀和张闻天以及认同他们观点的黄克诚和周小舟就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在基本事实面前，很多参会人都倾向于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上台演讲，做了自我批评的演讲，甚至说 “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与会者都感到，暴风雨要来了。果然，7月27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29日，林彪上山“勤王”。出席了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贺龙由于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彭德怀，也被吸收进入常委会。大家都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站好队，就能升官。于是，批判会中出现一边倒的局面。8月1日彭德怀认罪。8月2日起，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变成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中心变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13日，周恩来主持会议，斗争张闻天。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来信定的调子，承认加入了军事俱乐部，他表示，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彭德怀为了过关也检讨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他承认给毛泽东的信是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还承认这次活动是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有所谓“军事俱乐部”，并交代了他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毛泽东做总结说：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1965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最后一次接见彭德怀，对其承认“真理也许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让其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不计得失，来到四川成都赴任，兢兢业业参与三线建设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再次惨遭批判、关押，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四年之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彭德怀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与陶铸同志的追悼大会。

中共的九次路线斗争：反对刘少奇。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9年4月，刘少奇被选为国家主席，主持中央一线工作。7月，召开了庐山会议，对彭德怀进行了批斗，刘少奇本意是不愿斗垮彭德怀，但由于毛泽东坚持，他只好屈从于毛。这是因为，刘少奇也看到了经毛泽东拍板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面对经济困难，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主要责任在中央。他还说：“彭德怀的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以好一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树立的“三面红旗”，这显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有一个非明文的政治后果，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段事件，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全面工作，刘少奇所控制的党政官僚系统日益坐大，其间，虽然毛泽东的威望有所下降，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没有降温，同时刘少奇的威望也直线上升，甚至有发展成个人崇拜的趋势，而毛泽东的指示常常得不到贯彻执行。1966年5月，中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六”通知。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但刘少奇也并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5月，康生写了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泽东阅后，要求转发全国。全国运动热情高涨。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却只派工作组到各学校指导运动、维持秩序。毛泽东对此加以严厉指责。1966年8月1日，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仅批评了派工作组的事情，还突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称工作组工作的时期是“50多天的白色恐怖”，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七千人大会之事）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林彪、陈伯达发表长篇讲话，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刘少奇做了检查。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标志着迫害的升级。文章给刘少奇的八大罪状，称他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凭借伪证做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罪证》，并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4月1日，中共召开“九大”。林彪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对刘少奇进行了系统的清算、批判，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1968年10月，当刘少奇得知八届十一中全会给他强加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后，身体完全垮了。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逝世。

中共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反对林彪。

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林彪也积极向毛泽东献上忠心。彭德怀被打倒之后，饥馑在全国性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1960年，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着”，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1964年5月，他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打造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不过，私下里，林彪也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私下里，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他说，毛“搞权术”、“言行相反”、“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甚至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还说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但他只在家里和老婆表达，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林彪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征求他的意见。其实，毛对林彪也不是完全放心。1966年9月，毛曾在人民大会堂让林彪读《三国志•郭嘉传》和《宋书•范晔传》。毛以此告诫林彪，一方面，要学郭嘉，一心事主；另一方面，以范晔为例，要林彪摆正关系，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

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公开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 1968年9月，林彪又在刘少奇项目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项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据说。林彪曾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九大后，毛泽东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批评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手法之二，就是刻意扶植张春桥等新生政治力量以牵制林彪。1969年，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在苏州住地搞了几条指示，后被军委办事组的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林彪向来谨慎，他以往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最敏感的调兵之事上自行其事，比为毛泽东做忌。1971年3月，周恩来等奉毛泽东之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彪能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毛泽东对林彪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在1971 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脾气，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泽东的矛盾。

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的恶化促使毛泽东要拿掉林彪，毛泽东以出巡的方式给党政军大员悄悄打招呼，要他们做好批判林彪的准备，林彪得知消息后，害怕得到刘少奇一样的凄惨下场，决定破釜沉舟，最终导致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1971年9月13日，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出逃的座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

（未完待续）

（一）

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斗争史，它既是当权者与党内反对者进行斗争的历史，也是与党外反对者不断斗争的历史。在毛泽东生前，十次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概括和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把中共党史说成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十次路线斗争是对中共对自身历史一种概括、叙述方式。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尤其是从《联共（布）党史》那里照搬过来的。在中共历史上，六届七中全会作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延安时期为了全面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最终统一党内认识，总结经验，明确历史功过，加强党内团结，在新的基础上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做法；因而形成了用路线斗争构筑党史体系，为现实的党内斗争服务的先例。这种做法，在文革中被急于修改中共党史、确立新的道统的文革意识形态继续沿用。这种概括、叙述方式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向《联共（布）党史》借用话语系统，常常使用讲述党史的方法进行譬喻、暗示，清算历史旧账，成为他所擅长的党内斗争行之有效的特殊手段（意识形态化）；另一方面是制造当代偶像的造神运动的政治需要。所谓的路线斗争虽然在一个视角上反映了中共内部真实的矛盾史，但是这种概括和叙述方法也是服务于君王的传统史官文化、从过去推知未来的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用毛泽东曾经的成功论证以后的正确，用1949年以前论证1949年以后，以类推代替事实；在新的路线斗争尚未发生以前，就预先论定了毛泽东对立面的错误和性质。依赖戏剧化方法制造偶像，神话个人魅力，目的为权力运转提供合法性根据。

毛泽东在某次南巡时海阔天空，大谈党史，摆了摆自己所经历的“十次路线斗争”。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党的十次内部斗争做了排序：第一次是反对陈独秀，第二次是反对李立三，第三次是反对瞿秋白，第四次是反对王明，第五次是反对罗章龙，第六次是反对张国焘，第七次是反对高岗、饶漱石，第八次是反对彭德怀，第九次是反对刘少奇，第十次是反对林彪。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还明确提到：“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果然，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将其定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二）

中共的第一次路线斗争，反对陈独秀。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并连任五届。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并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应该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与此相适应，在斗争方式上，他主张采取以“游行示威”为主要的斗争方式。 1927年4月，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宣言》，主张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6月，陈独秀解散纠察队，正式承认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要求工农武装要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随后，共产党遭遇严重的挫折和失败，陈独秀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指责陈独秀为 “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王明在《红旗》上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为“无产阶级叛徒”和“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实际地控制着共产国际。国共合作，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退让，共产党遭遇严重的挫折和失败都是执行了莫斯科的命令。陈独秀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替罪羊，陈独秀案属于中共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中共的第二次路线斗争，反对李立三。

1927年7月，陈独秀被停职后，由张国焘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时间内（1927.8—1928.5），策划了三次暴动，1927年11月11日武汉暴动，12月10日长沙暴动、12月11日，广州暴动。均失败。1928年5月，瞿秋白赴苏联任党代表。这段时间中共在国内直接领导人是李立三和向忠发。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1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要求全国各地马上起义。随后，他又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把党、青年团、工会等各级机关合并成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结果是最终中共被迫撤出长沙，进攻武汉的计划也流产。李立三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立三受到迫害，1967年去世。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他举办了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

中共的第三次路线斗争，反对瞿秋白。

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政权和国民党反对派。但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实行全国总暴动。1928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赴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7月，瞿秋白回国，主持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但1931年1月举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瞿秋白也被王明排挤出了中共中央领导圈。此后，瞿秋白来到上海，同鲁迅合作，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并被杀害。

中共的第四次路线斗争：反对罗章龙。

罗章龙在1928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分裂”。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目的是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明送进中共领导核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参会人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不同意王明上台的不予通知，由于代表达不到法定人数，他又允许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这样就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王明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参会的主要人物有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陈郁等，罗章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米夫和王明的做法，引起了罗章龙、何孟雄、陈郁等人的不满。散会后，陈郁率先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声明。王明为了维持自己的个人威信，竟然以米夫为靠山，对何孟雄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更是跳出来助纣为虐。接着，罗章龙等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出席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京奉铁路总工会等部门的骨干。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致共产国际信等。当何孟雄准备召开上海各级党组织会议，揭露王明破坏党组织行径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愤怒的罗章龙等人，认为此次恶性事件是王明一手造成的，出于对中央的不信任，图谋策划另立中央，这就是“第二中央”事件。193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罗章龙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着，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罗章龙被指责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开除出中共。

中共的第五次路线斗争，反对张国焘。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的会议主持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再到组建共产党，都是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中共一把手。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共同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自恃手握8万重兵的张国焘先是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军委拒绝了他，但迫于他的气势，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他还公开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自己在右路军中的旧部停止前进，准备南下。更严重的是，10月5日，他公然成立“中央”，命令中共中央改组为“北方局”，并报告他批准，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无奈，共产国际方面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张国焘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了站稳脚跟派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后来的西路军率军西进，与骁勇善战的“马家军”作战。而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战略战役目的模糊，结果西路军2万余人全军覆没。随后，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通知错误的决定》。会后，开展了3个月反对“国焘路线”的斗争，对张国焘和他的跟随者进行政治清算。1938年春，张国焘借国共共同祭扫黄帝陵的机会，钻进国民党的汽车，逃到西安，后转往武汉，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

中共的第六次路线斗争：反对王明。

王明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中共党政军干部。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1932年8月到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12次全会，会上，王明发言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苏维埃红军即将胜利，国民党迅速崩溃。根据大会精神，要求中国加紧革命战争，对中共提出了“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的六项任务。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指责，决定调毛泽东专门做政府工作，使他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接着还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1933年 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经共产国际批准，迁往中央苏区瑞金。这样一来，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苏区的党政军事务。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其失势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批判了王明的政治主张。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1950年6月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继续反省，检讨自己的错误。

中共的第七次路线斗争：反对高岗。

高岗是中共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称“东北王”。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但是，高岗却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名不副实，他觉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而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也管事太多，他们都限制了自己的权力。高岗满肚子的怨愤。1952年底，毛泽东批评国务院和周恩来的一些政策，并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门都交给高岗主管。高岗以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同时他认为，自己欲攫取更大权力的阻力和障碍首先来自刘少奇。为了搬掉刘少奇，他借政策分歧开始向刘少奇的追随者薄一波发难。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饶漱石唯高岗马首是瞻，纠集一些人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休，后经毛泽东调解才肯罢休。同年9月、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工作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攻击一直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为此，他游说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紧接着又拉拢陈云和邓小平等人与他站在一起，引起毛泽东警惕，于是毛泽东开始筹划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借故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借力陈云等人的讲话敲山震虎，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迫使高岗做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2月17日，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自杀未遂。中央遂采取措施对高岗实行管教。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1954年8月17日凌晨两点半，高岗再一次自杀，身亡。根据公开的资料，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成了孤家寡人的毛泽东曾当人面感叹：\"要是高岗活着该多好！\"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的党籍。2010年8月29日，高岗铜像在高岗故居揭幕。

中共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反对彭德怀。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1960年－1961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国内有媒体披露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4060万！甚至有人推测死亡人数达到8000万。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又简称“庐山会议”。在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参加的一次常委会上，仍然肯定了工作是7分成绩、3分缺点，这为庐山会议定了调子。彭德怀却颇不识相，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认为前一阶段中共中央的工作有很大问题，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张闻天也道出了事情的真相：饥荒开始蔓延，农村在成千上万地饿死人。这样一来，彭德怀和张闻天以及认同他们观点的黄克诚和周小舟就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在基本事实面前，很多参会人都倾向于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上台演讲，做了自我批评的演讲，甚至说 “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与会者都感到，暴风雨要来了。果然，7月27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29日，林彪上山“勤王”。出席了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贺龙由于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彭德怀，也被吸收进入常委会。大家都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站好队，就能升官。于是，批判会中出现一边倒的局面。8月1日彭德怀认罪。8月2日起，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变成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中心变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13日，周恩来主持会议，斗争张闻天。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来信定的调子，承认加入了军事俱乐部，他表示，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彭德怀为了过关也检讨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他承认给毛泽东的信是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还承认这次活动是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有所谓“军事俱乐部”，并交代了他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毛泽东做总结说：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1965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最后一次接见彭德怀，对其承认“真理也许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让其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不计得失，来到四川成都赴任，兢兢业业参与三线建设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再次惨遭批判、关押，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四年之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彭德怀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与陶铸同志的追悼大会。

中共的九次路线斗争：反对刘少奇。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9年4月，刘少奇被选为国家主席，主持中央一线工作。7月，召开了庐山会议，对彭德怀进行了批斗，刘少奇本意是不愿斗垮彭德怀，但由于毛泽东坚持，他只好屈从于毛。这是因为，刘少奇也看到了经毛泽东拍板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面对经济困难，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主要责任在中央。他还说：“彭德怀的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以好一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树立的“三面红旗”，这显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有一个非明文的政治后果，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段事件，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全面工作，刘少奇所控制的党政官僚系统日益坐大，其间，虽然毛泽东的威望有所下降，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没有降温，同时刘少奇的威望也直线上升，甚至有发展成个人崇拜的趋势，而毛泽东的指示常常得不到贯彻执行。1966年5月，中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六”通知。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但刘少奇也并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5月，康生写了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泽东阅后，要求转发全国。全国运动热情高涨。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却只派工作组到各学校指导运动、维持秩序。毛泽东对此加以严厉指责。1966年8月1日，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不仅批评了派工作组的事情，还突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称工作组工作的时期是“50多天的白色恐怖”，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七千人大会之事）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林彪、陈伯达发表长篇讲话，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刘少奇做了检查。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标志着迫害的升级。文章给刘少奇的八大罪状，称他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凭借伪证做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罪证》，并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4月1日，中共召开“九大”。林彪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对刘少奇进行了系统的清算、批判，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1968年10月，当刘少奇得知八届十一中全会给他强加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后，身体完全垮了。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逝世。

中共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反对林彪。

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林彪也积极向毛泽东献上忠心。彭德怀被打倒之后，饥馑在全国性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1960年，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着”，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1964年5月，他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打造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不过，私下里，林彪也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私下里，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他说，毛“搞权术”、“言行相反”、“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甚至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还说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但他只在家里和老婆表达，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林彪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征求他的意见。其实，毛对林彪也不是完全放心。1966年9月，毛曾在人民大会堂让林彪读《三国志•郭嘉传》和《宋书•范晔传》。毛以此告诫林彪，一方面，要学郭嘉，一心事主；另一方面，以范晔为例，要林彪摆正关系，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

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公开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 1968年9月，林彪又在刘少奇项目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项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据说。林彪曾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九大后，毛泽东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批评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手法之二，就是刻意扶植张春桥等新生政治力量以牵制林彪。1969年，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在苏州住地搞了几条指示，后被军委办事组的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林彪向来谨慎，他以往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最敏感的调兵之事上自行其事，比为毛泽东做忌。1971年3月，周恩来等奉毛泽东之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彪能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毛泽东对林彪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在1971 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脾气，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泽东的矛盾。

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的恶化促使毛泽东要拿掉林彪，毛泽东以出巡的方式给党政军大员悄悄打招呼，要他们做好批判林彪的准备，林彪得知消息后，害怕得到刘少奇一样的凄惨下场，决定破釜沉舟，最终导致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1971年9月13日，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出逃的座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