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向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但老人亦须自尊自爱。如果言语行动过于离谱出格，也会招来物议。所以春秋时孔子就对他那个不孝母亲、不懂礼貌的老朋友原壤，很不客气地骂他是“老而不死是为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原壤白活了—大把年纪，只是在浪费社会的资源。
曾在半个世纪前跟在李政道身后于1957年得到了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本应堂堂正正做人，爱惜晚节。但他自从跑回大陆以82岁的高龄，讨了个28岁的翁帆做老婆，同时还肉麻的自我炫耀地宣称这是上帝送给他约“礼物”，把一个明显畸形的婚姻加以美化、神化后，就已经令人觉得此人是一副老不懂事的样儿。接着网上又传出，翁帆的父亲要讨杨振宁的孙女为妻。—时更是让人跌破眼镜，笑骂之声不绝于耳。后来这事既无人承认，也无人出面否认而烟消云散了。当然，这本来是人家的家庭“内政”，外人也可以不去“干涉”，聊作奇闻笑料而已。
杨振宁经过一段时间沉寂后，似乎不甘寂寞又想来制造点“新闻亮点”以吸引人们的眼球。2011年6月7日杨振宁在香港出席2011年度“邵逸夫奖”的新闻会，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然称：“结束一党专政不利科研，将拖慢中国科学发展”。如此胡说八道堪与前年香港那个演武打片的无耻戏子成龙说的：“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如果不管就会为所欲为”相媲“美”。一老一少的无耻屁话都活脱脱—副奴才像，一副只知向其主子讨好卖乖的叭儿狗媚态。
杨振宁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对科研“不利”的所谓“理由”之一，是以苏联的一党独裁专制为例，他说：“民主的话，可能被发现的人才会比较多，但苏联很不民主，很多科学很进步”。这完全是罔顾客观事实的瞎说。已经灭亡了的前苏联，不顾人民的死活，穷兵赎武，为了输出“革命”称霸全球，集中一切力量搞军事工业，最后搞得民穷财尽，民生凋蔽，连卫生纸都供不应求。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塑料袋已经作为—种“一次性使用”的低质品放在商场供顾客购物时免费取用。而在苏联却还是稀奇宝贝。一群前苏联国家级运动员出国比赛路过伦敦机场，看见商场内放着的免费塑料袋，这些堂堂的苏联国家级选手，像“乡巴佬”进城一样，觉得好稀奇，竟把人家商场内的塑料袋一抢而光，弄得英国商场工作人员哭笑不得。即便是在军事工业上，苏联的许多成果也都是通过它的克格勃特务们用尽各种卑鄙的手段去从美国等民主国家偷窃来的。众所周知苏联的原子弹就是通过收买美国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而窃取了美国的科技资料才得以制成的。这恐怕只能叫间谍“技术”很进步吧！
杨振宁所谓的苏联的很多科学“很进步”，实际上是搞了个混淆和偷换概念的把戏。把当年俄罗斯许多的科学进步的成果，偷偷“移花接木”在苏联的身上。当年的俄罗斯在科学上确实有不少进步的科学成果。如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周期律，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份元素周期表；又如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关于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以及条件反射的理论，都具有独步一时的科学意义并荣获诺贝尔奖。其他如波波夫在无线电通信上卓越的贡献等等。但这与万恶的苏联一点关系也没有。苏联在科研上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莫过于它的“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但历史已证明这是—个借政治权力而横行一时的伪科学。
上世纪30—60年代，拉马克和米丘林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在苏联成为正统。其代表人物李森科出于政治与权力的考虑，拒绝接受受到实验支持的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利用政治权力对不同意其观点的科学家进行迫害，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并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苏联卫星国的科学界人士。李森科事件是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典型案例。如此以霸权强奸科学，难道就是杨振宁所谓的苏联科学“很进步”吗？
更有甚者，有些本来有科学含金量的学说，—到了苏联专制官僚手中就变了味，甚至成为笑话。如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本是有科学根据的，但苏联的官僚学阀为了好大喜功，创造“奇迹”竟对精神作用无限夸大，搞了个所谓的“无痛分娩法”，声称用所谓“非药物”的“精神预防”法，就可消除孕妇分娩前的阵痛。临床实践证明完全是伪科学。就像中共文革中的什么“针刺麻醉”一样地欺人自欺。由此可见杨振宁所谓“苏联科学很进步”，是不值一驳的谎言。
杨振宁死挺一党专制独裁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所谓如果结束一党独裁专制，“对科学研究要慢一些，不是快一些。因为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安稳发展的方向，才可以有科学制度的发展，要从一党专政变成另一个制度，我想至少要十年才能整顿起来”。杨振宁这番高论说白了，就是旧有的制度不管如何不合理，如何丑陋，如何邪恶，都是宝贝疙瘩，万万动不得。用慈禧老妇的话，就叫“祖宗之法不可废”。杨振宁这个“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老贼比慈禧老妇多喝了点墨水，话说出来当然要“文雅”—些。于是他就“发明”了一个“社会需要一个安稳发展的方向，才可以有科学制度的发展”的“理论”。不过杨振宁的歪理是经不起追问深究的。原来在杨振宁看来一个社会必须被置于独裁专制的统治之下，才能“安稳发展”，而实行民主宪政的社会反而会动荡不宁。前苏联的大清洗，大屠杀，毛泽东的大搞“运动群众”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前后不到三十年间就害死了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这样的社会叫“安稳”吗？就是到了今天，人家为了一个“维稳”，每年必须花费比国防军费还要高的费用，才能勉强维持住一点“安稳”。这难道能证明社会要安稳，非实行—党独裁不可吗？“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是当年中共高喊的口号。现在杨振宁却认为似乎只有一党独裁，才能“安稳幸福”了。对一个已经“坚定不移”要卖身投靠一党专制独裁，并已躺在党国妈妈怀里吸吮着“甘甜乳汁”、受到百般抚爱与优待的杨振宁来说，他是根本不愿正视中国的客观现实，只能来个“选择性失明”以装眼瞎了。
所以接下来杨振宁又说，如要“从一党专政变成另一个制度，我想至少要十年才能整顿起来”，言下之意这“代价”大太了，不能搞。从杨振宁这个行将就木的人来看，花十年功夫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存款折上只剩下1元馀额的人，你去劝他买100元的物品，他肯定是难以接受的一样。但从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的幸福来看，正如俚谚所云“长痛不如短痛”，而且“磨刀不误砍柴工”，为了社会的进步与长治久安，别说十年，再加个十年也完全可以。而且苏联和东欧前共产专制国家获得解放后的现实已充分证明，所谓的“整顿”根本要不了几年时间，就可大见成效，社会便可实现不靠天文数字“维稳费”来维持的真正的安稳。杨振宁拿出这一条来吓唬人，真好像说“死了张屠户，从此市上就买不到猪肉了”，没有了一党独裁专制，地球就要不转了似的。足见此人已心劳日拙，只有靠胡说八道来骗人了。
再以杨振宁本人为例，如果他在1949年前不是去了自由世界的美国，而是留在一党独裁的中国大陆，他要么就只有去当“右派”、被劳改、下放，接受“专政”与“改造”；要么他就只有去投机取巧，当“运动”中的积极份子与打手，去“与人斗，其乐无穷”。以杨振宁的人品与“德性”来看，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无论前者与后者，都与什么物理学、宇称守恒律、诺贝尔奖沾不上边。靠着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他才能从一个穷学生而有了今天的一切荣誉与财富。可反过来却诋毁民主制度，为一党专制“站台”、“背书”。所以如果有人说，像杨振宁这种人的“良心”是被狗吃了，我坚决反对。我认为像杨振宁这种人的“良心”狗都不会吃的！
2011年6月 19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