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政改须从否定毛开始——我挺茅于轼先生的理由

茅于轼先生无疑是近期大陆中国最敢言、最出名的民间学者了。他近年来所著文字的力度和角度一篇更比一篇犀利。尤其这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居然引来乌有之乡等一大批毛左们按耐不住的集体抗议。居然不惜用 “公诉”这样对政治领袖人物才适用的字眼。茅于轼先生的荣耀真是一时间堪比总统待遇了。


由于闹成这么大的动静,官方便不得不忍痛下手悄然把主要来自乌有之乡夸张的狂叫声给压制一下。以免到头来无法收拾残局。实际上,体制内很多人我想包括高层不少人私下也是认同茅于轼文章观点的,只是碍于毛泽东这面象征党旗的符号不能像“雷峰塔”那样轰然倒掉,所以才宁可暂且容忍一下茅于轼借题发挥向现体制的公开叫板。


作为一名民间、体制外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之所以令人敬重,一方面是他倡导尊重事实的学术风格。另一方面是他超越于左与右派的敢言作风。当然他超过八十岁的高龄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对他的保护作用。试想,专政机关难道还愿冒着被世人耻笑的嘘声,把一个垂垂老者关入大牢以献丑于世?作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之一,我想他可能是极少数享受没被国保喝茶待遇的人士吧。连70多岁的沙叶新先生还被电话打过招呼,但茅于轼连被电话骚扰的时候都几乎没有。



我记得2007年在香港的笔会会议上,老右派铁流先生站出来发言说,“中国人如果不把毛泽东这尊神像彻底推倒在地,如果不把毛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就无从谈起。中国就没有实现民主化的希望。”我赞成他的观点,中国政改的一切,都必须从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开始。


然而,自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定下“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之后,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就等于被预先设定的紧箍咒给约束住了。邓十分清楚,如果听任人民对毛的清算,现在这个由共产党主导的国体必将不复存在,甚至连邓自身艰难的复出也将随之风流云散。曾记否,80年代初,“文革”的话题曾被默许在大陆公开的纸面平台上一面倒地评说过一阵子,但一到直追“十年浩劫”的根源,便被迫嘎然止步。因为有邓规定的这条底线在先,故对文革祸端的讨伐就无法展开。自中共发布《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对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任何严肃的讨论就立马上中止了。


我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最初得益于李志绥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那本书里对毛泽东近距离的细节描述,让我每翻一页,内心都颤抖不已。应该从读完那本书开始,我心里就已经把毛泽东彻底还原成人了。而且不是一个心里健康、与人为善的人,而是一个内心冷酷、心里阴暗的人。那些口口声声要用“公诉”来威胁茅于轼的“毛粉”们,真应该好好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认真读一读。读完之后,一定会有醍醐灌顶的效果。


李志绥作为本君如伴虎的、有高度专业操守的归国华人医学家,如果不是有机会脱离中国赴美探亲,他不可能有胆量把他22年多在毛身边作随侍医师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一个人的私生活,往往可以放映出这个人的人格特点和基本品格。如果没有这位从澳洲学成归来的医学专家的回忆录,许多人也许就无从了解到原来光彩耀目的“伟大领袖”,居然还有如此不堪的淫秽和污浊记录。



毛泽东统治中国的43年,在国际上,使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极大地落后于与时代发展同步的进程,而在国内,则使中国人历来的传统道德和人文关怀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他带给中国的人文破坏依然久久难以复原。


晚年的毛泽东,更是容不下任何反对意见的孤独暴君。他的意见,他的声音,才是中南海权力机构唯一正确的“最高指示”。政治局常委里的所有男女,都不过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小人国里的一众侏儒。如果这侏儒国里有敢于唱出不同音调的大胆老臣,即使原来还是自己营垒里的忠臣,也随时可能为此遭遇灭顶之灾。他不但视国民的生命如草芥,也视中南海内外如自己任意而为的宫廷角斗场。毛的晚年,已经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不可一世的现代皇帝,就像他自己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所说的“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他把自己想要扳倒的政治对手当作对自己个人权力演练的挑战,并在与之厮杀的过程中寻求快感和满足。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有学者已指出,在所谓历次路线斗争中如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最了解毛泽东性格中残忍一面的,其实莫过于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了。当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那个最难熬的黑夜里,预感到毛将铁下心来收拾他的时候,他就仿佛已经看到了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悲惨结局了。于是,作为军人出身的他,知道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最快的速度逃出中国,才能逃出生天。事实上,毛泽东整人,向来是尽量不留活路的。邓小平第三次倒台时如果不是灵机一动向毛泽东检讨得积极而诚恳,当然还有包括周恩来等老臣的暗中相助,恐怕一样也会落得如历次路线斗争中的前辈一样命丧黄泉。



中国这六十多年的所有人为的大灾大难,许多都直接与毛泽东本人的瞎指挥息息相关。世界近代史上恐怕还找不出一个像毛泽东这样人为制造出政治灾难和自然灾害的类似暴君。秦始皇残暴。但不如毛虚伪;斯大林冷酷,但不如毛泽东下流。毛泽东不仅在私生活的荒淫上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在个人豪奢生活上的铺张也丝毫不逊色于历代帝王。茅于轼所指的毛泽东在中国各省市的行宫,有的建好后,毛连一晚都没住过。这是事实,李志绥也在其书中有所揭露。等到未来中共党史或有关历史解密时,人民将看到更为惊叹的材料。而这肯定只是时间早晚的事而已。


好在现在的中国,除了一党执政的理念以外,毛泽东所坚守的许多政治信条,已经名存实亡了。当下的中国,一如美国之音引述某评论家的话所指出的,“中国现在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很尴尬的、四不像的体制,或者可说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按照赵紫阳被软禁时的思考,中国目前所施行的模式,是资本主义之中的“最坏的资本主义”。赵所指的最坏之处就在于这种模式带来的恶果,就是权贵阶层对老百姓的直接掠夺以及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严重的公正和公平。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存在此类问题,但资本主义市场有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法律约束机制和基本的社会公义为准绳,而不像中国社会里的“权大于法”、“权力干预市场”早已形成“权贵通吃”的潜规则。故有人戏谑地建议,中国共产党其实可以与时俱进地更名为“中国权贵党”了。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毛泽东是用计划经济来统领经济结构和市场供应,而现在则是用权贵利益来挤占市场的一切空间。需要格外警惕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最需要防范的是权势集团的过度膨胀,因为它越来越成为全社会中不能承受之重。



毛泽东死去这么多年仍有很多人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只要看看目前中国社会上的种种世相就可知毛的阴魂仍然无处不在:出租车司机将毛像尊为神像挂在车头以辟邪,许多城市的毛像雕塑仍然高高盘踞在各大城市的广场或校园……毛像已俨然变成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仪式。尽管有的参与者,内心并非出于膜拜或敬服,但似乎已经身不由己,且已成为一种思维和行为上的惰性习惯。而这也归因于党文化的长期洗脑之效,使许多国人在不自觉中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尤其是这些年来,对毛的个人崇拜似有卷土重来之势。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于毛泽东治下的那段历史,很有必要重新补课。作为大陆中国宣传教育工具下的产品,我自己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也都是在89年以后的阅读中才开始重新逐一颠覆原来学生时代一直被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历史政治知识。如对抗日八年的认识,原来我辈所学到的,全是共产党、毛泽东在抗日,而国民党统统都是不抗日的,蒋介石那八年更是躲在四川峨眉山里逃避着抗日。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上都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打下的,而毛泽东的队伍不过是小打小闹的游击队,遇到可以出征抗击日军时,毛泽东反而深谋远虑地强调要“保存实力”,以备打内战之用。历史就这样在自己后来的课外阅读中慢慢恢复它本来的真正面目。谎言和封锁可以得逞于一时,却无法寄生于永久。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推到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开始,否则一切都免谈。所有的专制独裁者,都势必依赖谎言和恐怖政治来维持,一旦连这个法宝也开始失效的话,那么,统治者的末日也就随之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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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政改须从否定毛开始——我挺茅于轼先生的理由

茅于轼先生无疑是近期大陆中国最敢言、最出名的民间学者了。他近年来所著文字的力度和角度一篇更比一篇犀利。尤其这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居然引来乌有之乡等一大批毛左们按耐不住的集体抗议。居然不惜用 “公诉”这样对政治领袖人物才适用的字眼。茅于轼先生的荣耀真是一时间堪比总统待遇了。


由于闹成这么大的动静,官方便不得不忍痛下手悄然把主要来自乌有之乡夸张的狂叫声给压制一下。以免到头来无法收拾残局。实际上,体制内很多人我想包括高层不少人私下也是认同茅于轼文章观点的,只是碍于毛泽东这面象征党旗的符号不能像“雷峰塔”那样轰然倒掉,所以才宁可暂且容忍一下茅于轼借题发挥向现体制的公开叫板。


作为一名民间、体制外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之所以令人敬重,一方面是他倡导尊重事实的学术风格。另一方面是他超越于左与右派的敢言作风。当然他超过八十岁的高龄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对他的保护作用。试想,专政机关难道还愿冒着被世人耻笑的嘘声,把一个垂垂老者关入大牢以献丑于世?作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之一,我想他可能是极少数享受没被国保喝茶待遇的人士吧。连70多岁的沙叶新先生还被电话打过招呼,但茅于轼连被电话骚扰的时候都几乎没有。



我记得2007年在香港的笔会会议上,老右派铁流先生站出来发言说,“中国人如果不把毛泽东这尊神像彻底推倒在地,如果不把毛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就无从谈起。中国就没有实现民主化的希望。”我赞成他的观点,中国政改的一切,都必须从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开始。


然而,自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定下“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之后,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就等于被预先设定的紧箍咒给约束住了。邓十分清楚,如果听任人民对毛的清算,现在这个由共产党主导的国体必将不复存在,甚至连邓自身艰难的复出也将随之风流云散。曾记否,80年代初,“文革”的话题曾被默许在大陆公开的纸面平台上一面倒地评说过一阵子,但一到直追“十年浩劫”的根源,便被迫嘎然止步。因为有邓规定的这条底线在先,故对文革祸端的讨伐就无法展开。自中共发布《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对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任何严肃的讨论就立马上中止了。


我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最初得益于李志绥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那本书里对毛泽东近距离的细节描述,让我每翻一页,内心都颤抖不已。应该从读完那本书开始,我心里就已经把毛泽东彻底还原成人了。而且不是一个心里健康、与人为善的人,而是一个内心冷酷、心里阴暗的人。那些口口声声要用“公诉”来威胁茅于轼的“毛粉”们,真应该好好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认真读一读。读完之后,一定会有醍醐灌顶的效果。


李志绥作为本君如伴虎的、有高度专业操守的归国华人医学家,如果不是有机会脱离中国赴美探亲,他不可能有胆量把他22年多在毛身边作随侍医师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一个人的私生活,往往可以放映出这个人的人格特点和基本品格。如果没有这位从澳洲学成归来的医学专家的回忆录,许多人也许就无从了解到原来光彩耀目的“伟大领袖”,居然还有如此不堪的淫秽和污浊记录。



毛泽东统治中国的43年,在国际上,使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极大地落后于与时代发展同步的进程,而在国内,则使中国人历来的传统道德和人文关怀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他带给中国的人文破坏依然久久难以复原。


晚年的毛泽东,更是容不下任何反对意见的孤独暴君。他的意见,他的声音,才是中南海权力机构唯一正确的“最高指示”。政治局常委里的所有男女,都不过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小人国里的一众侏儒。如果这侏儒国里有敢于唱出不同音调的大胆老臣,即使原来还是自己营垒里的忠臣,也随时可能为此遭遇灭顶之灾。他不但视国民的生命如草芥,也视中南海内外如自己任意而为的宫廷角斗场。毛的晚年,已经想当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不可一世的现代皇帝,就像他自己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所说的“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他把自己想要扳倒的政治对手当作对自己个人权力演练的挑战,并在与之厮杀的过程中寻求快感和满足。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有学者已指出,在所谓历次路线斗争中如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最了解毛泽东性格中残忍一面的,其实莫过于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了。当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那个最难熬的黑夜里,预感到毛将铁下心来收拾他的时候,他就仿佛已经看到了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悲惨结局了。于是,作为军人出身的他,知道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最快的速度逃出中国,才能逃出生天。事实上,毛泽东整人,向来是尽量不留活路的。邓小平第三次倒台时如果不是灵机一动向毛泽东检讨得积极而诚恳,当然还有包括周恩来等老臣的暗中相助,恐怕一样也会落得如历次路线斗争中的前辈一样命丧黄泉。



中国这六十多年的所有人为的大灾大难,许多都直接与毛泽东本人的瞎指挥息息相关。世界近代史上恐怕还找不出一个像毛泽东这样人为制造出政治灾难和自然灾害的类似暴君。秦始皇残暴。但不如毛虚伪;斯大林冷酷,但不如毛泽东下流。毛泽东不仅在私生活的荒淫上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在个人豪奢生活上的铺张也丝毫不逊色于历代帝王。茅于轼所指的毛泽东在中国各省市的行宫,有的建好后,毛连一晚都没住过。这是事实,李志绥也在其书中有所揭露。等到未来中共党史或有关历史解密时,人民将看到更为惊叹的材料。而这肯定只是时间早晚的事而已。


好在现在的中国,除了一党执政的理念以外,毛泽东所坚守的许多政治信条,已经名存实亡了。当下的中国,一如美国之音引述某评论家的话所指出的,“中国现在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很尴尬的、四不像的体制,或者可说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按照赵紫阳被软禁时的思考,中国目前所施行的模式,是资本主义之中的“最坏的资本主义”。赵所指的最坏之处就在于这种模式带来的恶果,就是权贵阶层对老百姓的直接掠夺以及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严重的公正和公平。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存在此类问题,但资本主义市场有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法律约束机制和基本的社会公义为准绳,而不像中国社会里的“权大于法”、“权力干预市场”早已形成“权贵通吃”的潜规则。故有人戏谑地建议,中国共产党其实可以与时俱进地更名为“中国权贵党”了。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毛泽东是用计划经济来统领经济结构和市场供应,而现在则是用权贵利益来挤占市场的一切空间。需要格外警惕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最需要防范的是权势集团的过度膨胀,因为它越来越成为全社会中不能承受之重。



毛泽东死去这么多年仍有很多人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只要看看目前中国社会上的种种世相就可知毛的阴魂仍然无处不在:出租车司机将毛像尊为神像挂在车头以辟邪,许多城市的毛像雕塑仍然高高盘踞在各大城市的广场或校园……毛像已俨然变成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仪式。尽管有的参与者,内心并非出于膜拜或敬服,但似乎已经身不由己,且已成为一种思维和行为上的惰性习惯。而这也归因于党文化的长期洗脑之效,使许多国人在不自觉中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尤其是这些年来,对毛的个人崇拜似有卷土重来之势。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于毛泽东治下的那段历史,很有必要重新补课。作为大陆中国宣传教育工具下的产品,我自己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也都是在89年以后的阅读中才开始重新逐一颠覆原来学生时代一直被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历史政治知识。如对抗日八年的认识,原来我辈所学到的,全是共产党、毛泽东在抗日,而国民党统统都是不抗日的,蒋介石那八年更是躲在四川峨眉山里逃避着抗日。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上都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打下的,而毛泽东的队伍不过是小打小闹的游击队,遇到可以出征抗击日军时,毛泽东反而深谋远虑地强调要“保存实力”,以备打内战之用。历史就这样在自己后来的课外阅读中慢慢恢复它本来的真正面目。谎言和封锁可以得逞于一时,却无法寄生于永久。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推到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开始,否则一切都免谈。所有的专制独裁者,都势必依赖谎言和恐怖政治来维持,一旦连这个法宝也开始失效的话,那么,统治者的末日也就随之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