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时期，公民因涉嫌“诽谤”或“造谣”而遭执法机关行政拘留的案子时见于报端。继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诽谤案和山东济南红钻MM“造谣”等案件之后，近日，海南儋州两位中学教师又因在网上发帖，用山歌讽刺当地政府迁校的决定，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对市领导进行人身攻击为由，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以上这些案例都具有某些共同特点，一是公民言论所涉都是公共事务，二是依照执法机关解释，其言论都有失实之处。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一宪法原则体现了人类先进文化，标志着一个社会的进步。今天，已经没有人对此提出公开异议，但对此的理解却言人人殊，所以值得加以澄清。所谓言论自由，其实是包括了正确与谬误在内，尤其是偏重于政府甚或公众认为是谬误的言论。道理很简单，如果只允许发表正确的言论，“自由”二字便是一句空话，因为正确言论的发表无所谓自由不自由。
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言论自由，乃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不能保证任何人都不会说错话，更不能保证正确意见永远掌握在某些人手里，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因此，凡属公共事务，现代社会采取的办法应当是开放言路，让正确意见在公开的讨论中得以彰显。正如约翰·密尔所言：“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斗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正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正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是有绝大区别的。”
就思想的活跃而言，如果一个人独立思考可是产生错误，另一个人坚持正确意见只是为了让自己免于思考，前者的程度显然远高于后者。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以济南红钻MM事件为例，由于她坚持独立思考，因而涉嫌在网络上“造谣”而被警方拘留。可是，这样的处理，受损的只是公权力。为什么呢？如果红钻MM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公权力机关便失去了公信力；如果她的意见是谬误的，公权力机关放弃了让公开的讨论驳倒她(当然也驳倒与她持相同观点的公众)，同样失去了一次提高公信力的机会。
显然，动辄拘留这些在网络、手机上发言的公民，只能是基于一个惯常的思维，即把这些人看成是别有用心，有意捣乱。但是，假如我们彻底摒弃过去的阶级斗争思维，那么这些人的动机只能说是对公权力机关的做法公开表示了不满。往好处想，他们是一些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往坏处想，他们个人的思维和看法存在着缺陷，如信息的获得不准确，思维比较偏执等等。但这样的言论是否构成违法，却是一个问题。假若他们冒犯的是个人，而非公权力机关，当事人又没有自诉，执法部门未必就会处理他们。
在我看来，恰恰因这些人所批评的是公共事务，对他们可能错误的言论才更应慎重对待。在一个资讯发达、多元的社会，如果只允许正确的意见发表(这其实是做不到的)，而这正确又只是以公权力机关为裁判，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从前舆论一律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思想活跃，谬误发生的概率也将远远大于允许发表谬误言论的时候。
有的人在批评中使用了过激甚至骂人的言辞，我觉得当事官员首先应有点雅量才是，这是执掌权力的人应付出的代价。执掌权力而又不会被人批评，自然是很理想的状况，但这样的好事在公民社会是难以遇到的。压制恼人的言论不会提高自己的威望，反而只会降低威望，给公众仗势欺人的印象。至于有些针对官员个人的污辱性言论，最好的办法是官员个人自诉，而不是动用公权力，这样做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公民对另一个公民的关系，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原本有理的自己也将输理，其所失将大于所得，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权力的滥用比权利的滥用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让公众说话，甚至说错话，天不会塌下来。
